《大贱年——1943年卫河流域战争灾难口述史》介绍
来源：生化武器问题研究 作者：末永惠子    2024-02-01 15:00:16

　　原文刊载于(日)《战争与医学》第24期，2023.12

　　题目中的“大贱年”是指的1943年，当时跨越中国河北、山东、河南省一带的广大地区遭受了巨大的天灾人祸；正值抗日战争，那个地区由日本派遣的北支那方面军所侵占。

▲图为北支那治安概况

　　除战火侵袭之外，1942年起，这个区域还遭遇了持续的严重的旱灾。到了1943年夏天，突然又下起了暴雨。不久，洪水爆发，霍乱流行，颗粒无收还加虫害，治安恶化等问题也接踵而来，数百万计的农民受灾。当地发生大饥荒，死者不可胜计。人们或卖掉土地，鬻妻鬻女；流落他乡，成为难民，废弃的霍乱流行的村落中一片地狱般的场景。

　　不过，这场灾祸并不仅仅缘于气候，日本北支那方面军第12军“十八秋鲁西作战”造成的卫河决口和细菌战也是其主要原因。

　　到目前为止，根据《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馆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所收的日军战犯证言，“十八秋鲁西作战”中日军实施了细菌战，但那是加害方的陈述，该地区究竟遭受了怎样的灾害?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特别是大多数农民——经历了怎样的辛酸?《大贱年》记录的以上灾害的具体情况在日本几乎不为人所知。不仅如此，据说在中国国内，底层受害者的声音也几乎很少得到关注。留于文字的既存历史，大都属于掌权者，而非下层农民。

　　而《大贱年》的研究正是从普通草根农民的视角，迫近抗日战争的真相，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对亲历的幸存者进行口述调查，是发掘受灾农民记忆的关键。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战争为何物?这场战争的记忆如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得不到国家和地方的足够关注的话，就有可能得不到传承，在不久的将来或将被遗忘，面临消亡的危险。

　　本书的主编王选将聊城大学、山东大学的学者和大学生社团——鲁西细菌战历史真相调查会串联起来，组织了口述调查团队。对居住在10县区106个乡镇的约3000名高龄农民(调查当时平均年龄80.1岁，1943年时平均年龄15.4岁)进行了口述历史调查。想象这样的时机如果错失，如此大规模的调查也不可能再有。

　　可以看出，该口述调查以以下三点为基本：

　　1.对历史和社会的责任；

　　2.调查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3.口述历史(oral history)的客观性和可靠性

　　以上3点说明，该调查重视学术伦理与科学性，力求仔细严谨，以保证调查内容的学术质量。该调查在上述学术性田野调查(field work)的基础上，以12卷的篇幅，记述了卫河沿岸的战争灾害以及霍乱流行，堪称伟业。

▲2007年1月29日，山东大学鲁西细菌战历史真相调查会同学讨论各组调查区域划分(东昌府区某旅馆)

　　许多证言以人们的亲身体验或者所见所闻，揭示了当时战争灾害的具体情况，如村子里饿毙者和难民的层出不叠、日军在村中的暴虐无度、皇协军(协助日军的中国人部队)的欺凌等。通过这样的受害者的声音，使我们了解到了日军是如何实行占领统治，对中国人民施行了怎样的加害行为。

▲2008年9月1日，山大调查会同学在馆陶县进行访谈

　　这本书中刊登了每一位证言者的照片。战争爆发前，他们是扎根生活于这片大地上的人们，日军的侵略夺去了他们的亲人，打破了他们和平宁静的生活，他们虽然历经饥荒、霍乱、流浪的凄苦，仍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该研究使得迄今为止被忽略的受害者为人所见，传达了他们的声音，在日本，理应得到广泛的关注。

▲2010年7月18日，山东大学调查会同学与采访老人合影(冠县油坊村)

　　对于日本的加害战争责任，我们不应回避，需要直视史实，重新审视中日两国的战后处理。无视史实何谈面向未来。

　　(末永惠子 福岛县立医科大学 E-mail：suenaga@fmu.ac.jp)

　　(翻译：曹轩铭 浙江工商大学历史系4年级)

　　▲2002年12月，首次到鲁西调查，前排右一为临沂抗战史研究者唐秀梅、右三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专业硕士生张启祥、后排右三为临沂抗战史研究者崔维志，其他为聊城大学学者和媒体记者

　　▲2006年2月20日，首次与香港启志教育基金会负责人李勤辉(后排右一)李诚辉(后排右三)为筹备调查项目赴山东考察合影。前排(从左至右)：抗战史专家荣维木女儿、王选、霍乱亲历者井富贵、沙福堂、山东大学历史学者徐畅、临清历史学者井阳；后排右二当地干部、(摄于临清市临清镇大桥村)

▲《大贱年》，全12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