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华 | 日伪军研究如何深入
来源：《区域抗战史》公众号   2024-02-08 15:29:03

日伪军研究如何深入

苏州城市学院特聘教授 高士华

  中国的抗日战争研究包括日伪军研究，出现飞跃式发展的大好局面，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其中，有几个代表性时间节点值得注意。

  1991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及《抗日战争研究》的创刊，大大加强了抗日战争研究的组织性和计划性，学会召开了一系列高水平学术会议，研究成果也有了自己专门的发表阵地，“一会一刊，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大踏步前进”。

  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是受我国外交部委托协助日本日中友好会馆开展中日历史研究的中方窗口单位，中心每年通过媒体发布年度《课题指南》，面向全国征集有关自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课题，已经资助课题近百项，“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出版学术著作近50册。

  2015年，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要求加强抗日战争史研究，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启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投入大量资金，大力推动了抗日战争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2016年，国家档案局启动《抗日战争档案汇编》编纂工程，计划编纂出版总规模不少于1000册。该工程由国家档案局组织全国各级综合档案馆梳理、编辑，有100多家综合档案馆参与，“汇编”收录范围涵盖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宣传、教育等领域。这两项工程都是为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而设立的，影响重大，大量档案、资料因为这两个工程的支持得以整理出版，在此基础之上的研究成果，也在陆续问世。

  日本方面，在2001年建立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该中心作为国立公文书馆的一个部门成立，负责对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中心所收藏的从明治初期到太平洋战争结束为止的有关亚洲的资料进行电子化，并在互联网上提供利用平台，该中心所公开的资料，大大便利了日本国内外包括中国学者的研究。

  在此大好形势下的日伪军研究，有亮点，有特色，但也有不尽人意之处，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以下就此谈一下个人的几点看法。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讨论范围只限于中国大陆和日本。

  一、全面把握日本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1872 年日本明治政府撤销兵部省，分设陆、海军省，然后近代军队体制陆续充实完成，并迅速向外扩张，军队成为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和进行殖民统治的主要依靠力量，1874年侵台、1894年甲午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军一直冲杀在前，到1945年8月下旬至l0月中旬在亚洲各地向中、美、英、苏、澳等盟国军队缴械投降，这支军队罪恶的历史终于结束。

  日军除了武器精良之外，军事素质也远远高于中国军队，日本1873年陆军开始实行征兵制，到了1889年日本政府制订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对男子实行真正的“全民皆兵”，军队成员表面上都是平等的，与地位、家世、职业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从军成了社会下层特别是农民摆脱贫困、出人头地的阶梯，在政府的全力维护之下，陆军也得到了大部分国民的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日本进步学者就开始了对日军的批判和研究，有很多高水平的论著问世，不论是日军的性质还是具体的军队构成、作用、天皇与军队的关系，都已经有相当的积累，藤原彰、吉田裕、山田朗诸位是军事史研究中的佼佼者，江口圭一、笠原十九司、波多野澄雄等人虽然不是专门的军事研究者，但发表的成果中，很多涉及军事史，特别是政治和军事关系、政治和外交关系，颇具学术价值。。近些年日本比较流行从社会史、民众史、地域史角度来研究日军，值得关注。他们不仅是面目狰狞、惨无人道的“鬼子”，也是能征善战的 “日军”。影视剧里脸谱化的、弱智的日本 “鬼子”，背离历史事实，更无助于深化我们对日本侵略的认识。只有理性地进行全面的、多方位的研究，才能揭露其侵略本质，把抗日战争研究引向深入。

  中国的伪军在日本建立伪满洲国后开始陆续建立，到抗日战争结束，在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占领区陆续建立了在日本控制下的军队，一般称这些部队为“伪军”，随着日本在中国各个占领区统治的结束，这些伪军也寿终正寝。

  长期以来，我们对日伪军的研究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学术积累，特别是在其性质方面，已经有很好的把握。

  对日本学术成果的借鉴，我们已经做了相当的努力。20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组最早开始组织翻译日本的相关资料，《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自1979年起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包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香港作战》《长沙作战》《河南会战》《湖南会战》等，天津市政协编译组选译了《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

  这些内容实际上大都来自日文版《战史丛书》。《战史丛书》从 1966 年到 1980 年共出版 102 册。为了编写这套丛书，当时的日本防卫厅从1955年开始准备，1965年开始着手编写，动员了调查员、编撰官100多人，访谈了15000名前日本军人，接受了1万种由厚生省移交的相关资料，3万种由美国返还的资料，独自收集了7万种资料。这套丛书基本上遵守了客观的叙述方式，内容经过当事人及相关人士审议，可信度较高。丛书主要记录了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为止的日军作战命令及在各地进行的军事行动，虽然没有涉及细菌战、化学战、从军“慰安妇”等战争罪行，但仍然是到目前为止有关抗日战争日本方面最权威和最全面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据了解，在以后的很长时期内，日本有关方面不会出版类似著作，所以很有翻译价值。台湾方面从1987年到1998年翻译了其中的46册，由“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出版， 其中的主要问题是：（1）没能根据日方的“勘误表”，纠正日文原版中的许多错误，而这些错误，很有可能造成误解或者由此得出错误的结论。（2）只翻译了和中国有直接关系的部分，而日军各战场，都是在大本营的统一指挥之下作战，各战场之间的军队调动、后勤供应，互相关联，如果不全部翻译出版，就难以通过参考该丛书了解日本各个战场的全貌，也就难以对中国战场的特殊性进行总体把握。

  中国大陆已经翻译出版的《战史丛书》部分，不系统，且零散，有些只是摘译，2016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 中列入了“日本《战史丛书》翻译工程”（16KZD008），希望早日看到该丛书中文简体字版公开出版。

  除此以外，还出版了一些日军的回忆录，如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了《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出版了《今井武夫回忆录》等。

  改革开放以来，日文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速度加快。201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解学诗、苏崇民主编的《满铁档案资料汇编》15卷。

  线装书局出版了几套资料丛书，具有相当的利用价值。2012年，影印出版了李力、郭洪茂等主编的《近现代日本涉华密档》；2013年，出版了金成民主编的《战时日本外务省涉华密档（1931—1945）》，其中都有大量内容涉及日军；从2015年至2020年，线装书局还出版了汤重南主编的《日本侵华密电·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军事密档·侵占台湾》《日本侵华战争军事密档·最高决策》。这些档案虽然资料价值高，但动辄几十册，购买、存放多有不便，难以充分利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徐勇、臧运祜主编《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46册，利用丰富的日文资料，再现了日本侵华的决策过程，附有专题解说，便于利用。

  这些资料集的内容，或多或少都和日军有关系，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自2001年以来陆续披露的日文档案史料，对日军和战史研究，有着很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但遗憾的是，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不匹配，杨奎松先生2016年就批评说“中国学界始终没有拿出建立在可靠的交战各方档案文献史料基础上，可以让中日及国际学界信服的战史研究著述”，虽然此后发表了不少日军和战史的文章，但到现在这个状况并没有彻底改变。除了这些资料集多少都有利用不便的问题之外，也还有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首先，基本没有女性研究者单纯地做抗日战争军事史研究，这导致该领域的研究者相对较少；其次，多数抗日战争研究者不懂日文，所以，“在明明大有可为的战史研究方面，无论大陆还是台湾，真正的抗日战争史的专业研究者利用多方史料下死功夫的还不多”；再次，缺乏对日本相关研究史的彻底把握，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日本研究信息的了解不系统，处于零散状态，应该补上这一课，按部就班，打好基础，系统地整理日本的相关研究史，并关注其最新研究动向和学习借鉴有价值的成果，批判和反击为日军侵略翻案、唱赞歌者。

  二、继续推进对日军战争罪行的研究

  对于中国战场的日本军，中国学者在日军战争犯罪研究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像南京大屠杀、无差别轰炸、慰安妇、生化武器战、战犯审判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改革开放以来，揭露日军在华战争罪行的出版成果最为丰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辑的《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出版，由张宪文领衔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共72册，4000多万字，中、英、日、德、意、俄等多种文字的资料为南京大屠杀研究提供了最全面的史料。1938—1941年日军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无差别轰炸，造成极大的人道灾难及财产损失。由章开沅任总主编、周勇任副总主编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中的《重庆大轰炸文献》，2011—2015年由重庆出版社陆续出版，收集了日军大轰炸的详细资料；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了苏智良等编辑的《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中国和平出版社2015年出版了杨彦君主编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行实录》6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出版了近藤昭二、王选编辑的《日本生物武器作战调查资料》。这些资料的搜集出版，大大便利了该方面的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多。

  战犯审判方面，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编辑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英文版80册，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在2012年出版；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的《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100册，2020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内容涉及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审判战犯法规的制订。

  中央档案馆整理的《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120册，2015—201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共收录842名日本战犯的亲笔供词，为揭露日军侵华罪行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证据。

  这些都属于广义的战争犯罪研究范围，和日本学者比较，中国学者更关注这些课题，研究也更为广泛和深入，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成果没有及时广泛地向日本和其他国家介绍，只有步平的《日本的化学战》和潘洵的《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等为数不多的几本被翻译成日文出版。所以，第一，要进一步推动这些研究成果的外译和介绍，向世界介绍日军的战争罪行；第二，把中文资料和外文资料结合起来做好溯源工作，中国战场的日军战争犯罪，根子在日军中央，中国战场的日军得到过什么样的指示，又是如何执行的，需要进一步深挖；第三，要注意非典型战争犯罪的研究。日军侵华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是多方面的，到目前的研究多关注典型性战争犯罪的研究，日常的、非典型性的战争犯罪也需要研究，这样才能揭露整体的日军在华战争犯罪史。

  三、加强日本海军在侵华战争中作用的研究

  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集中于日本陆军，对于海军罪行的研究不够。在这方面，日本进步学者笠原十九司的研究值得介绍和借鉴。他认为，日本海军在侵华战争中，也充当了重要角色，他在《日中战争全史》的“后记”里指出，该书的特点就是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叙述了日本海军在日中战争中海军的作为，有哪些战争犯罪行为。1936年，海军劝说陆军发动扩大侵华战争，日本海军以中山事件、汕头事件、长沙事件、成都事件、北海事件中日本人被害为由，处处威逼国民政府。七七事变后，海军决定增派海军军舰和陆战队，封锁中国沿海。把战场扩大到上海是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极力推动的结果，对南京的轰炸也是海军所为，从日中战争到亚洲太平洋战争，海军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海军航空部队从1937年8月14日轰炸杭州、广德开始，到1941年9月的4年间，对中国的城市、港湾、铁路、车站的轰炸，不断升级。日军攻占南京后，海军协同陆军进攻安庆、九江、武汉等长江沿岸重镇，同时又分兵配合徐州会战，南下参与厦门作战、广州会战、汕头作战和海南岛作战。

  对重庆长期大规模的无差别轰炸，不只是破坏城市，也导致很多平民伤亡。笠原认为海军和陆军的侵华责任“五五分”，日本海军的侵华责任没有受到重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日之间的海军舰队和空军部队之战，很多场合并不直接面对平民，难以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

  从日本国内来说，从战前开始海军就制造所谓“开明”“好人”印象，东京审判中日本海军也有组织地制造太平洋战争海军是被陆军拖进去的印象。盟军和麦克阿瑟也乐得把责任推给陆军，判处死刑的除了文官的广田弘毅之外，其他6人全是陆军。

  由于对日本海军侵华行为的轻视，导致搜集相关资料时出现偏差。一直以来，中国研究者多关注日本陆军，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海军资料的搜集，比如在山东沿海地区，日本海军也参加了对八路军的扫荡，对海军战争罪行资料的搜集也受到影响，这是需要注意的一大问题。

  四、强化对日伪军整体史的研究

  日本在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建立了名目繁多的伪军，这些部队成分复杂，建立时间不一，起到的作用也各不相同，但都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下，为侵略服务。中、日两国对这些伪军的研究都有一些积累，相对来说，中国的研究更深入一些，日本一般是把伪军列入“协力者”的范围，对伪军的研究远远不能和日军相比，今后的日伪军研究，建议在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展开。

  （一）整体把握。我们对有关日军的资料和研究，缺少系统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相关研究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和基础，但如何把握其不同区域和时段的特点和作用，还需要继续努力。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深化日伪军研究，需要在整体研究上下功夫，进一步关注日军中央机构和中国战场之间整体和局部的关系，这样才能把日伪军研究推向深入。

  （二）更多地关注珍珠港事变之后中国战场和其他战场的互动。日本在1941年年底进入所谓“大东亚战争”时期，“大东亚战争”是个整体，其中的各个战场具有连带关系，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付出了极大牺牲，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人民不仅在本国战场浴血奋战，使日本不能和德国会师中东，还派出军队进入缅甸战场，这些都影响了东南亚战场，为其他盟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只有深入研究互动中的中国战场，才能看到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价值和作用。

  （三）加强学术交流。疫情大大影响了中国和海外的学术交流，应该尽快恢复到之前的水平。现在线上交流已经很便利，资料的利用，通过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也能检索到很多资料，但面对面的交流也有其价值，中日的日伪军研究，各有特点，各有所长，需要更多的交流，共享史料，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对于中国研究者来说，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抵抗的英雄形象已经树立起来，但作为战争的对手——日军，经常形象模糊，我们面对的似乎是一群草包，除了烧杀抢劫，别无所能，这无形中贬低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做出极大牺牲的形象，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再现真实的日军、真实的中国军队，是我们抗日战争研究者的一个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