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大礼、王琦 ：第八届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论坛综述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2024-04-21 16:35:41

　　中国人民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因此，抗战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推动和加强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是深化中国抗战史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研究的重要路径。

　　2023年11月17—20日，第八届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论坛在三峡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主办，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沙市抗战文化研究会、抗日战争纪念网联合承办。来自国内20多所大学及科研机构的近50名专家学者、青年学生与会，参会论文33篇。论坛开幕式由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院长胡孝红主持。三峡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主编杜继东，长沙市抗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唐智轩先后致辞。论坛采取分组讨论形式，分别就中共与抗战、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与交通、政治与司法、社会文化、边疆问题等展开热烈讨论。

　　一、 中共与抗战

　　1.抗日根据地研究。清华大学岳颖《陕甘宁边区妇女工作调整文件“四三决定”的出台探究与内容解读》指出，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共中央重新部署妇女工作，妇女干部一边学习整风文献，一边扎根基层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摸清妇女运动现状，在调查案例的基础上形成“四三决定”。该决定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中共在根据地工作思路与全局部署的转变。西南政法大学耿密《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战英烈纪念的主要功能》认为，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抗战英烈纪念，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宣传和社会动员的重要方式。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纪念活动、传播纪念话语、传唱纪念歌谣、修建纪念设施等多种形式，将英烈纪念与政治传播有机结合，对激发民众坚决抗战意识和树立抗战必胜信心发挥了积极作用。

　　2.大后方中共地方党组织研究。西南大学高佳《1940年前后大后方中共地方党组织发展的困境与调适》认为，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大后方各地方党组织及时将工作重心由发展转向巩固，审查党员干部、加强党内教育、转变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全力巩固党的组织，初步实现“隐蔽精干”的目的，地方党组织质量显著提升。

　　3.战时中共的思想文化研究。重庆工商大学洪富忠《战时中共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若干问题的批驳》认为，全面抗战时期，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共针对国民党集中宣扬的“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论”“工人阶级无祖国论”“共产国际控制论”“中国赤化英美放弃援助论”等错误论调进行了全面批驳。这不仅是对国民党抹黑共产党的回应，也是中共在理论上、政治上成熟的重要表现，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三峡大学潘大礼、王琦《“小米加步枪”概念史研究》从长时段视角探讨“小米加步枪”概念的内涵及其演变。作者认为，该概念借助两种常见事物，不仅具有文字修辞的美感，同时建构了社会各界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认知，成为民心向背决定历史走向的绝佳政治隐喻，宣告“武器决定论”的破产。“小米加步枪”概念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善用隐喻以提升话语吸引力、掌控政治话语权的突出案例，在某种意义上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缩影。

　　二、 经济与交通

　　1.关于重庆的地方经济。西南大学雷博雯《激活本土资源与创建战时陪都——以战时滑竿业兴盛为例》指出，全面抗战时期重庆的滑竿从业者急剧增长，执政当局通过建立和实施系列规定实现对滑竿行业的统制，使滑竿在支撑战时重庆公共交通运行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南大学邹哲正《“国计”如何影响“民生”——基于统制经济下全面抗战时期重庆生活用煤煤荒的考察》以重庆市生活用煤的几次煤荒为例，探讨国民政府统制经济政策的利与弊。作者认为，国民政府把生活用煤实行统制作为“国计”，对零售煤商和普通民众的“民生”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

　　2.内迁企业与新建企业。南京大学黄河《全面抗战时期内迁企业在地化研究——以大川实业公司为中心》梳理了全面抗战时期内迁重庆的大中工业社公司改组成大川实业公司的历程。该文认为，为适应战时大后方陌生而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大川实业公司在企业资金来源、主营业务和销售方式三方面实施转变，不仅体现出内迁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适应大后方社会经济环境的在地化经营策略与具体措施，同时展现了民营企业以市场为导向，生产经营灵活化的特点。

　　3.交通运输与交通战。郑州大学杨向昆《全面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水陆联运体系的构建》探讨了国民政府交通部在抗战相持阶段，积极建立以重庆为中心，以川陕、川湘水陆联运线为骨干，覆盖整个抗战大后方的联运网络。文章认为，此时的水陆联运网主要在航运与公路运输之间进行，实行运务统制，以服务军工物资运输为主，商品物资为辅，具有临时性和不稳定性等特点。山东师范大学刘志鹏、张杰翔《无效的斗争：桂南会战中切断日军交通线问题研究》认为，在抗战时期的桂南会战中，无论是国民政府军委会高层，还是负责中层指挥的中国军队的前线将领，都无一例外地重视对日军后方交通线的破坏，但在实施行动的过程中，由于多重因素的制约，日军未受到根本性影响，仍能正常转运兵力与补给，最终逆转了本来有利于中国军队的战局优势。

　　三、 政治与司法

　　1.国民政府机构变革。南京理工大学郭洋《难有作为：张治中开展之国民党军队政工制度改革(1941—1945)》认为，张治中主持国民党军队政工改革之失利，是战时国民党军政制度演变的缩影。此种“流产的改革”并非孤例，折射出国民党抗战建国进程中的低效。中共宜昌市委党校谭玉龙《行都、陪都与迁都：国民政府抗战“国防中心区”的铨定》指出，九一八事变后，为应对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国民政府开始思考设置抗战“国防中心区”，因受中日关系、国内政局及国内人文自然诸多因素的影响，国民政府几经选弃，最终确定“西南国防中心区”，并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迁都重庆。

　　2.国民政府央地关系。四川大学黄仕文《翊赞中枢的“四川王”：国葬刘湘与四川的中央化》以“四川王”刘湘国葬典礼为中心，论述国葬刘湘背后国民党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分歧。文章认为，国民政府欲通过这场国葬，实现巩固抗战、稳定军心、安定民意、控制川局、维护统一等目标。刘湘从一个地方军阀被塑造为代表国家正统的形象。邵阳学院王琦《全面抗战时期四川县长征兵实践研究——以第三行政督察区为中心》考察四川第三行政督察区县长对征兵舞弊行为的处理及民众的反应，进而探讨战时国民政府政治运行的逻辑、新县制的成效及战时民族主义的复杂性。三峡大学柳作林、罗小玉《亘古未有：中国抗战史的1938年宜昌大撤退》梳理了宜昌大撤退前后西南地区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化，积极评价了“宜昌大撤退”的历史作用。

　　3.防谍肃奸工作。华东师范大学高志明《日常抗战：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的防谍肃奸工作检视》认为，四川省防谍肃奸运动本是国民政府为保证军事胜利的应有之策，亦间接展开了一场下至基层的官僚自省自查运动。国民政府希望通过此举使四川成为可靠的统治区域，但由于经费不足、人事不力以及国民党对民间团体缺乏信任，防谍肃奸存在漏洞，且常将社会乱象错判为中共所为，未能正视治理弊端，最终失去人心。

　　4.具体司法案件。南开大学常家玮《谣言何以事涉极峰：抗战时期“飞机洋狗案”重探》认为，“飞机洋狗案”是一起因战时民航困境所致，经多方传播、发酵的舆情事件，具有典型的“后真相”特征，指出“洋狗属孔夫人”并非事实，但符合“相信的真实”，孔家在此次事件后成为战时民众反腐、爱国情感的宣泄目标，“洋狗”作为隐喻，又唤起了民众国难、国耻的集体记忆。抗战时期对敌货的缉私和查禁是中国对日经济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师范大学周游、唐婉盈《抗战时期湖南省查禁敌货研究——以长沙荣记案为例》和华中师范大学熊敏《战争、商业与司法：1939年长沙荣记敌货纠纷案研究》都关注了湖南省查禁敌货的知名案件——长沙荣记案。前者认为，权责不清、政出多途、纠纷聚讼不断，是战时国民政府查禁敌货工作的痼疾，反映了战时湖南省敌货查禁面临的众多困境，暴露了对日经济战中存在的问题；后者认为，战时查禁敌货错综复杂，涉及近代抵制日货、战时查缉走私、中央法令推行实践，以及政府与社会团体关系调整诸多问题，这一事件是理解战时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切入点。

　　四、 社会文化

　　1.战时纪念活动。西北师范大学尚季芳《“国难思良将”：抗战时期对霍去病形象的再塑》探讨抗战时期各方着力塑造汉代名将霍去病抗敌形象的经纬。该文指出，国民政府祭扫霍去病墓，重新生成政治性的“马踏匈奴”概念，讲述霍去病的丰功伟绩，试图以此激发中华民族抗日报国、抗战必胜的强大内生力量，发挥动员民众抗战的作用。西南大学张金玉《抗战时期“八一三”周年纪念述论》认为，抗战时期社会各界举办八一三周年纪念活动，借此缅怀抗日烈士，控诉日军侵略行径，唤醒民族国耻记忆，动员全民族集体抗战。战时八一三周年纪念活动，纪念的不仅是一次具体的事件，更是对中华民族抗战记忆的唤醒。

　　2.文化教育。全面抗战时期，留学生在战时民间外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留学生组织的形式开展民间外交活动。西南大学梁森《留学生组织与战时中法民间外交(1938—1945)——以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为中心》指出，该会以推动战时中法民间外交为己任，为战时中国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推动战时中法关系做出了贡献。中山大学洪雨《逆行东迁：1940年国立中山大学回迁粤省新探》细致考察了战时国立中山大学回迁粤省事件。作者认为，战时地方承担“建国”的具体工作，国立大学与地方政府协作建设，既是国立中山大学回迁的原因，也是其此后的重要活动。回迁过程中师生与校方、省方的诉求，包含对革命正统、教育意义、国家观念与地方诉求的不同看法。重庆大学齐辉、陈康《“血火中的奋斗”：重庆大轰炸时期报业的苦难、抗争与嬗变》考察了重庆大轰炸时期当地报业的生产运作与发展走向。面对日军暴行，重庆报界人士采取出版联合版、迁建报馆、守望相助等应对措施，重塑了报业的新闻业务和新闻理念。

　　3.科学与生活。兰州大学李鸿《抗战大后方建设与专业技术的科学化：以甘肃林政为例》认为，抗战时期一大批具有林学背景和工作经验的林学专家、学者深入地处大后方的甘肃林区考察后，掌握了甘肃境内森林的面积、分布、权属、林龄、树种、林相等更丰富全面的数据，甘肃林政也随之从理念、人才、技术等方面步入科学化之路。南京审计大学张荣杰《隐忍的抗争：沦陷时期的上海邮工》关注战争对民众的影响，以上海沦陷后的邮工群体为考察对象，详细梳理了他们以怠工威胁日伪当局，从激烈到缓和再到隐忍的抗争过程。

　　五、 边疆问题

　　1.西南边疆的交通运输。百色学院韩继伟《成功汲取和失败总结：战时西南边疆经略与交通变迁经验教训述评》总结了国民政府为保障海外援华物资的输入及中国战略物资的输出，在西南边疆地区陆续开辟通往海外的公路、铁路、航空等综合交通线的经验与教训。云南大学彭春瑞《道路修筑与中华民族认同建构——基于抗战时期滇缅公路的个案研究》以政治学视角重新探讨滇缅公路修筑的意义。文章认为，国民政府通过一系列政治宣示和舆论引导，试图将国家意志传播至云南边疆民族地区，通过建构“国族”话语，凝聚云南各族人民的力量。

　　2.西北边疆的交通运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钊《抗战后期中英印新陆路交通交涉》指出，全面抗战后期，为打通新的国际物资运输通道，中国于1942年向英国提出开辟新疆至印度的陆路交通线，该交通线是当时新疆唯一的对外物资通道，但中英双方在驿运贸易的运作中矛盾迭出，导致运输效率不及预期。

　　3.新疆抗战史。新疆大学李垚尧《抗战时期新疆省政治干部训练班冬季旅行团南疆考察纪实》详细梳理了战时新疆省政治干部训练班第二期学员赴南疆考察的情况。文章指出，该旅行团历时7个多月，深入南疆各县区进行实地考察、抗战宣传并推进“清枪”工作，对于国民政府了解边疆工作发挥了一定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许浩《抗战后期国民党新疆省党部的设立与运作(1942—1944)》认为，在盛世才向蒋介石表露“内向”之意后，国民党因势利导，进一步促使盛世才向中央效忠。盛世才将国民党新疆省党部的设立视为向蒋介石输诚的重要筹码，蒋介石亦将党部恢复看作国民党在新疆恢复统治的象征。围绕新疆省党部委员人选问题，朱家骅与CC系不断明争暗斗。抗战后期国民党新疆省党部的设立与运作，不仅折射出蒋、盛关系的演变，更能反映出国民党“弱势独裁”统治下，边疆事务治理所呈现的多重面相。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张醒世《剑指西北：国民政府远征新疆计划述论》考察了1934年春由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黄绍竑主持、酝酿并筹备的一项规模宏大的远征新疆军事计划，认为该计划从出台伊始，即包含着国民政府试图增强在西北的军事力量，加强对西北控制的意图。不过，该计划最终因苏联、英国的介入而被迫停止，反映了国民政府在边疆问题上的弱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杨秋雨《改革开放以来全面抗战时期新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界对于全面抗战时期的新疆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政治、外交是新疆抗战史研究积累最为丰富的领域，经济交通、社会文化等研究领域近年来也取得长足进步。作者认为，新疆抗战史的史料整理、发掘与研究视野的转换、扩展相互支撑，如今依然存在有待发掘的学术空间。

　　论坛闭幕式由杜继东主持。在自由发言环节，尚季芳直陈我们要对抗战史心怀感恩和敬意，同时期望抗战史研究不断推陈出新；潘晓霞建议立足祖国西南和西北区域，把研究视野放大放宽，助力抗战大后方研究取得新突破；洪富忠认为，抗战大后方系列论坛为推动和完善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学术版图做出了贡献，对形成相关研究学术共同体有很大帮助，更为青年学者的成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平台；刘志鹏表示，在继续做好山东抗战史研究的同时，要多关注抗战大后方研究，并寄语青年学者在抗战大后方研究方面努力取得优异成绩；唐智轩表态会继续做好民间抗战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为学者们提供资料服务。

　　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潘大礼在闭幕致辞中指出，抗战史是学界研究领域常青树，研究内容丰富、研究视角多样、资料来源多样、学术成果突出。抗战史研究在学界同仁的努力下虽已取得长足进步，但与其在中华民族历史、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地位相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仍远远不够。他强调，加强抗战史研究的重要性毋庸讳言，正如杜继东在开幕式致辞中所言，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速度最快、吸引人才最多、取得成绩最大的便是抗战史研究，抗战大后方既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后方，值得挖掘的资料和研究的主题非常多，仍需进一步拓展与深化。

　　作者：潘大礼，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琦，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