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日本陆军大学采用德国教学方式并吸收其战争理论,以战术教育为中心,强调实地训练,倡导先制攻击、速战速决和歼灭战。经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陆军大学的教育中形成了精神主义和白刃战思想。二战结束后,日本军史专家在对战败原因和军事教育的关联进行总结时认为,陆军大学强调实用战术,轻视兵站与情报,缺乏对战略思维的教育,其培养的毕业生在指挥作战时无法达到歼灭战的目的;由于忽视对游击战的教学研究,其毕业生无法应对中国全民族抗战;对美军研究的缺失,导致陆海军协同作战与岛礁战不利。但是,这些反思和总结基本停留于战术层面,对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日军战争犯罪与陆军大学教育体制的关系等问题则有意回避。
关键词
日本侵华 日本陆军大学 日本战败原因 军事教育 战术
陆军大学(以下或简称“陆大”)是日本陆军最高学府,该校主要进行战术的教学和研究,毕业生多为陆军中的高级指挥官和作战参谋,按照在陆大所学训练军队、制订计划、指挥作战。可以说,陆大的教育与日军的战争策划、战术展开乃至战败有直接关系。陆大的教育体制由德国教官指导制定,采用德国教学方式并吸收其战争理论。日本陆军不但在战术上模仿德军,而且十分崇拜德国,一贯坚信德军不可战胜,这影响到日本的国家战略。战后日本军史专家对陆大的战术教育与理论研究进行过多方总结,试图从中找到其二战失败的原因。本文拟对相关总结状况做一初步梳理。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在其总结中有意回避战争的非正义性以及战争犯罪与陆大教育体制的关系等问题,没有真正认识到其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 梅克尔的战术教育与陆军大学
近代日本陆军初创时期全面学习西方,陆军创始者大村益次郎提出在大阪兵学寮实行法式教育,由此形成陆军学习法国的基本模式。陆大建校初期,聘用法国教官,模仿法国学制。其后,德国在普法战争中打败法国,德军在欧洲大陆力压俄国,一举成为最强军队。当时到欧洲视察的山县有朋(回国后就任兵部少辅)十分感叹德军训练一丝不苟,装备整齐,认识到德军的优越性。由此,日本陆军改为彻底模仿德军,不但全面学习德军战略战术,还坚信德军最为强大,直到太平洋战争时期依然顽固认为德国必胜。日本军部也据此制定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
作为日本陆大教育鼻祖的德国教官梅克尔(Klemens Wilhelm Jacob Meckel)于1885年来日,被认为对近代日本陆军建设影响巨大。日本研究者认为,甲午、日俄两场战争就是“梅克尔战术的直接体现”,“中国事变”和“大东亚战争”过程中也有梅克尔战术的影响。梅克尔对明治初年日本陆军的影响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在其指导下陆军由法国制式转变为德国制式。第二,改革陆大教育,以战术教育为中心,开展实战教育。第三,在制度方面,由梅克尔指导,以桂太郎为中心组成陆军制度审查委员会并实现如下改革:1.将陆军领导机构改为三元化,即陆军省、参谋本部、教育总监部;2.将军队体制由以防卫型为目标的镇台制改为攻击型的师团制;3.改善各兵种操典,完善野外演习制度。
梅克尔对日本军队影响最大的是在陆大全面实行战术教育,《陆军大学条例》规定该校是培养适合参谋职务且将来能堪当高级指挥官要职者。不过,究竟是培养参谋还是指挥官,始终没有明确下来。梅克尔提出的培养目标是参谋、高级司令部副官以及教官,而高级指挥官是指旅团长以上级别。可见,梅克尔主张陆大主要培养参谋或幕僚,但日本陆军对此一直没有完全接受,陆大教育实际也带有培养指挥官的目的。由于教育目标不明确,导致其后陆大培养的毕业生多为拥有参谋素质、精通战术运用,但缺乏战略思考能力的高级指挥官。
梅克尔在陆大的军事教育特征被日本研究者概括为以下方面:
第一,鼓吹精神主义。梅克尔的基本理念是,战争的最终胜败取决于精神力量,而非先进的火炮武器,过于依靠武器的威力会招致失败。因此,他重视培养军人精神,对日本军人的武士气质评价甚高。在教学中,他提出面对敌人的坚固炮台,要找到其薄弱点,由此突破前进,要树立突破看似不可攻克的障碍的信心,要培养能克服痛苦、忍受物质匮乏、不怕牺牲的军人。梅克尔常说,在敌人要塞坚固、进攻十分艰难时,看到战友毙命会对士兵精神产生很大冲击,造成恐惧、畏缩,战斗力会显著下降,达到作战目的就会非常困难。为此,在动员之前就要注意部队的编成,后备兵只用于重要地区的守备而不能放到第一线。现役兵是年轻人,在平时训练时就要锻炼其面对任何艰难困苦也不退缩的精神,养成强壮的身体和顽强的意志。作战时要带着牺牲惨重的觉悟,率领强兵如疾风一样出击,争取主动,迅速杀出血路,引导友军前进,只有这样战争才不会被拖延成长期战。梅克尔的这种观点与陆大校长儿玉源太郎一致,精神主义成为陆大教育的原点并一直延续下来。
第二,强调先制攻击。梅克尔认为防御没有绝对性,任何堡垒、炮台都不是不可攻破的。以普法战争为例,法国的坚固堡垒是由人建成的,必然会有弱点。德军不计牺牲,顽强攻击其弱点,强行突破,分进到敌后袭击,最终一举占领法国平原。因此,在日本的3年间,梅克尔一直在陆大灌输先制攻击的思想。他提倡,应主动攻击,力戒被动防御;先发制人,初战必胜;抓住战机,不可错失瞬间机会;以联队规模的精锐部队追击敌人,迅速占领其要害,震慑疲于奔命的敌人。为此,必须培养身体强壮、具有忍耐力的士兵。
第三,主张实战性战术并以实地战术教育为主。梅克尔在陆大任教时,相对于深厚的理论学习更重视实地战术训练。在实地战术科目中,梅克尔首先讲授步兵、骑兵等各兵科操典、典范,说明其原则;然后在图上做出假设以运用这些原则,即图上战术;最后再带学生到实地进行观察,提出预设问题,要求学生现场解答。解答过程中,要求一边指出实际地形、地物,一边讨论、研究。在陆大教授科目中最受重视的是参谋演习旅行,行走各地,晚上在宿舍提出课题讨论,一直到半夜进行解答,第二天早上进行实地演习。梅克尔在陆大组织过25次参谋演习旅行,其演习记录整理印刷后成为一般军官的参考书。每届学生毕业前还要参加毕业参谋演习旅行,这是陆大最重要的惯例。但是,梅克尔教育的弊端之一被认为是过分重视讨论,擅长讨论的学生会取得好成绩。他虽然重视实地战术,但也有过于僵化的倾向。
第四,重视以战术运用实例为主要内容的战史教育。梅克尔的战史教育强调实战性,不偏重理论,而是通过引证各种战史来讲解战术。陆大受梅克尔影响,战史教育偏重于欧洲战史。陆大著名的战史教官东条英教、石原莞尔、石田保政讲授的科目都是欧洲战史。日本研究者认为,由于陆大对日本战史和东洋战史不够重视,因此没有研究出日本独有的战术。虽然在“大东亚战争”末期开始对以往的偏颇教育进行反省,重用熟悉东洋情况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山下奉文等人,但为时已晚。
第五,主张胜利后要犒赏军人,即默许军人取胜后进行抢劫。梅克尔及其后任冯·布兰凯恩布尔赫(Heinrich von Blankenburg)曾对参加演习的学生说,“这是战争,光荣的胜利者才能做到。对士兵要有酬劳,必须给予奖赏”,暗示大战胜利后允许士兵抢劫和侮辱妇女。在拿破仑时代就有“去征讨,有美酒、有佳人,还有好衣服”的说法,这是欧洲战争思想中阴暗的一面。受此影响,日军占领一地后大肆劫掠,往往都是指挥官默许的。
此外,日本陆军传统上轻视兵站(即后勤补给)和情报,这是否与梅克尔的教育有关,对此存在不同认识。有人认为,梅克尔在陆大教育中强调大兵团战略战术,主张日本在亚洲大陆作战必须要认识兵站的重要性。当时日军只有西南战争经验,完全没有建设兵站的意识,因此,梅克尔特别强调确保大量物资和运输机关的重要性。受此影响,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夕制定出台了《兵站勤务令》。也有人认为,梅克尔对兵站业务虽有教授,但并不充分。他虽强调兵站的重要性,但他以图上战术、制定作战计划和现地作战指导为主,对兵站内容涉及很少,造成学生轻视兵站的思想。因此,在日俄战争即将爆发时,日本才匆忙建设兵站。另外,由于梅克尔没有充分教授作战情报的意义,导致陆大学生对情报也不够重视。
陆大学生毕业后,由梅克尔安排到德国留学。在德国,他们依然以学习战术为主,钻研兵站、情报业务的很少。有人指出,陆大留学生在德国接受高等统帅战术教育,对研究战略战术本质的战史鲜有人关注,学习动员、编制等科目者只有数名,学习交通运输者仅有1名,选修情报者则为零。日本陆军对情报是取胜重大因素的认识十分缺乏,也缺少对战争理论的研究。留学德国的陆大毕业生首先是研究战术,即与战斗行动直接相关的技术问题,这是受到梅克尔在陆大时的口头禅“实际比理论重要”的影响。其后,特别是侵华战争时期,日本陆军优先战斗行动,轻视情报和后勤补给的状况愈益突显,这从陆大赴德留学生的研究课题中就可看出端倪。
日本陆军关于战争理论的认识深受梅克尔影响。在梅克尔来日的第二年即1886年,其著作《德国基本战术》被引进日本,作为陆大的教材。陆大学生从中接受到梅克尔的如下战争理论观点:1.战争是国家之间为解决纷争而诉诸武力的行动。2.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所不可避免的。3.战争在军事上的唯一目的就是战胜敌人,使其遵从胜者的意志。4.战胜敌人包括打败敌人(挫败敌人的一时抵抗)和占领敌人领土、夺取其资源(使敌人不能长期抵抗)。简而言之,梅克尔的战争理论就是战争不可避免论和战争必要论,是一种战争肯定论。其作战思想是在初战阶段即给予敌人致命打击,以此结束战争,也就是把速决战、歼灭战作为理想战法。梅克尔的这种战争理论对日军影响深远。
日本学界对于所谓“梅克尔遗产”,在战后批评的声音居多。比如,大江志乃夫认为,近代日本确实需要梅克尔的理论,但并没有能够完全吸收。梅克尔以务实为本位,这符合追求立刻见效的日本陆军的实用主义需求。但由于陆军没有追求以广泛教养为基础的学问研究,其结果是梅克尔所重视的战史研究在日本没有扎下根。松下芳男指出,梅克尔的理论是大陆国家的陆军作战原则,不完全适合岛国日本,日本应注重陆海军一体作战,而梅克尔的大陆作战理论导致了日本陆海军的对立。
河边正三认为,“昭和陆军”“下克上”盛行,军部一意孤行,这与梅克尔特别提倡的“独断”有关。梅克尔在陆大推行的《步兵操典》规定,为达成战斗目标,不论指挥官还是士兵,除服从命令外,还应根据战况变化,临机应变、实行独断。三根生久大指出,“独断专行”是推荐梅克尔来日的德军参谋总长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Graf von Moltke)的遗训。在19世纪的欧洲,司令部的命令都是骑马传达,由于欧洲战场广阔,命令传达不畅会贻误战机,所以给予下级指挥官根据情况独断专行的自由。但是,随着通信的进步,当电话传达命令已成为可能时,所有战斗计划的改变,都由司令官决断,“独断专行”已成为下级指挥官不能僭越的事情。不过,在日本陆军中,却依然顽固地残留了旧观念,将“独断”与“专断”混同,而且还扩大到对行政进行干涉。正如所谓的“幕僚统帅”那样,出现一部分参谋抛开最高长官、自行决断并推动政略的现象。日本战败的原因之一就是陆大培养的精英参谋的独断专行。
保阪正康认为,陆大的德式教育给日本军队带来的决定性影响是对于“统帅权”的理解。受此影响,陆军主张其是帝国的军队,是皇军,统帅权直接或间接由天皇圣裁或委任。陆军军人“为天皇奉公”,因此行动、作战、战斗报告等都与议会无关,没有必要接受议会的质疑、批判。在“统帅权独立”的名义下,昭和时代的日本陆军具有了控制政府的强大权限。
二、 陆军大学的教育内容与特征
陆大于1882年建校,隶属日本参谋本部。根据《陆军大学条例》,其教育目的在于选拔有才干的少壮军官,通过学习高等用兵课程,增进其研究军事所需要的各学科知识。所谓学习各学科知识,实际上主要是通过战术、战史教育使学生获得将帅和参谋必需的“战术知识”。陆大的培养目标是参谋(幕僚)还是将帅(指挥官),在很长时期内并没有明确下来。陆大建校之初主要着眼于参谋教育,1887年开始逐渐增加将帅教育内容。其第一层次的教育目的是参谋教育,从中选出符合将帅条件者再进行第二层次的将帅教育。明治初期的陆大是纯粹的参谋培养机关即技术学校。其后,陆军中逐渐出现非陆大出身者不能成为将帅的倾向,由此陆大学历便成为升任高级将校的必要条件。因此,《陆军大学条例改正案》中提出陆大除参谋教育外,还应培养学生作为高级指挥官指挥部队的技能。但因陆大的培养目标一直没有明确下来,因此毕业生多为有指挥官意识的参谋,也就是所谓的“幕僚统帅”。
日本陆军高级指挥官基本来自参谋,参谋在日军中具有特殊地位。陆大毕业生由参谋晋升指挥官是日军传统。陆大实行精英教育,应试能力强者容易被录取,但这种人实际上更适合做参谋。陆大是陆军各学校中唯一由参谋总长管辖的最高学府,学生选拔严格,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能考入陆大者不过一成。为考试合格,必须进行大量的应试学习,把主要精力用在部队训练者自然很难考上陆大,这大概就是陆大教育中将帅(指挥官)教育与幕僚(参谋)教育难以平衡的原因。
陆大的教学内容主要是高级军官应必备的用兵战术,作为辅助还要学习军事研究所必要的基础知识,以及包括法政学科的军制理论。实际教学中,陆大更为重视数学、物理、化学、地质等自然科学知识。1885年梅克尔制定的学习要领包括如下方面:第一学期,校内学业、野外测量、考试准备等;第二学期,校内学业、部队见习、野外测量、考试准备等;第三学期,校内学业、部队见习、参谋旅行、考试准备、大考试等。在1913年的新学期课程表中,上午有每周3次战术、1—2次战史和参谋要务,此外还有交通、兵要地学、经理、卫生、兵器和筑城等课程。下午基本为一般教养科目,如外语(各种外语共150节课左右,语种包括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汉语,外语课程相对较多)、历史(一、二年级共43节)、数学(一、二年级共55节)、统计学(12节)、国际公法(三年级19节)、国法学(三年级20节)。二年级还有海上战术(23节)。战术课程中,二年级有军棋演习(利用军棋在图上学习战术),春秋两次实地战术课。三年级的实地战术课主要为参谋旅行,此外,还有夏季一个半月的其他兵科见习和“满鲜”旅行(亦称“战史旅行”)。
陆大教育的重点在战术、战史以及参谋要务。昭和初期其教育时间分配如下:战术69%,战史24%,参谋要务7%。陆大的学制原则上为3年,在“大东亚战争”开始前后由于急需补充参谋人员,从1938年起逐渐改为两年半、两年、一年半、一年,到1945年仅为半年。1945年,陆大主要教育科目时间为:一般战术214小时、航空战术16小时、装甲战术10小时、兵站10小时、情报10小时、辎重兵6小时、通讯6小时;战史方面,战斗战史20小时、战略战史23小时、战训战史35小时,另外还有实地战术27小时、参谋旅行24小时、司令部实习演习18小时。可以看出,几乎都是战术方面的课程。
陆大教育特征包括以下方面。
(一)以战术教育为核心
陆大将战术、战史和参谋要务作为军事学教育的“三大支柱”,其中以战术为核心。在此之外还辅以一般教养、外语、辅助军事学以及剑术、马术等课程。战术与战史的课程比是3∶1,战术与参谋要务是10∶1,战术教育主要是应用战术课程。一般教养课程的不足,导致在最高统帅部任职的陆大毕业生思考问题时存在缺陷。兵器、筑城、交通等有关军事技术的教育的不充分则影响到指挥用兵。陆大教育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轻视兵站补给课程,辎重科毕业的将校甚至没有资格报考陆大,如果报考则必须按骑兵科考试,可见当时辎重科的地位比较低下。实际上,兵站补给对统帅军队至关重要。日本陆军缺乏对兵站的正确认识,他们一般认为补给就是从敌人处掠夺或在现地征用资源。
日本陆军第二十师团师团长片仓衷曾对陆大教育进行过严厉批评。他认为,作为以军队统帅、高等用兵教育为主要目的陆大,培养出来的将校对于近代化战争指导能力严重不足,特别是对总体战这样关系到政治的近代化战争指导能力尤为不足。陆大不重视兵站补给教育,导致日军中相关人才不足,而军队补给关系到第一线部队的生死。日本读卖新闻社组织撰写的“战争责任”大型调查报告也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的性质已转变为依靠综合国力的总体战,但是陆大的教育却没有相应的指导,没能超越作战中心论。
陆大教育虽然以师团以上的大部队作战用兵为主,但对于围绕战争指导的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涉及很少,不仅轻视政治、经济、历史等一般教养课程,对于本属参谋要务的军制以及其他高等军事行政方面的教育课程也压缩到最小限度。因此,陆大的战略教育并不是国家战略和国防战略,而仅仅是作战层次的战略,仍属于战术教育。这种关于大部队作战用兵教育的狭窄视野,导致学生跟不上时代的发展。陆大并没有专门的战争指导课程,一般作为战史教育的一环,讲授实际作战案例。这是出于担心战争指导与政治相关,为避免军人介入政治,因而有意回避战争指导问题。昭和天皇战后总结说,日本战败原因之一是军中缺乏有常识的首脑人物。军队领导者政略与战略不足,缺乏对部下的统帅能力,招致“下克上”现象的出现。
陆大教育在战术方面所强调的要点是:1.鼓励包围歼灭;2.在关键时刻关键地点集中兵力;3.捕捉战机与乘机攻击;4.获得并利用先制主动权;5.重视机动、提倡独断;6.鼓励夜间攻击。当时西方先进国家重视航空作战和装甲机械化部队与伞兵,但日本航空和装甲部队很少,有关这方面的教育比较落后。从总体上看,由于国力、技术和部队装备落后,日军的战术与重视速度和破坏力的近代战术存在差距。为此日军便对精神力、训练成果、将帅指挥能力、部队士气以及团结力等方面抱有过高期待。也就是说,日军战术与日本国情有关,是根据自身国力和技术水平制定的。英美在近代化装备上占有优势,因而采用强者战法,日本装备落后且数量不足,只能采用弱者战法。因此,日军战法极端强调攻击思想,主张白刃战突击和肉体特攻等。“满洲事变”以后,日军面对的是装备更加低劣的中国军队,所以并未发现自身的短处。但这在给日军士气带来正面影响的同时,也导致其对采用最新技术装备及其研究上不够积极。
陆大教育止于战术运用层面,缺乏大局观。陆大教育时间的一半用在培养学生灵活运用、实践最高统帅部指示的用兵教义,即培养学生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确切判断和处置的能力,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幕僚业务能力。但是,这种教育存在以下问题:由于是对预先设定的任务进行思考和训练,学生对整个大局的思考明显不足。有人评价说,陆大的战术教育就是基于日俄战争时形成的日本独特的对俄作战的战法,不过是教授一些兵棋对抗演习。日军过早地骄傲起来,这是“大东亚战争”开战且失败的原因。
陆大的战术教育故步自封,对战争形态在时代上的变化重视不够。学生在陆大学习的大多是相同规模、相同性质的战争,没有认识到随着时代的变化,战争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陆大毕业生进入陆军省负责军备建设时,只是从过去的战争的延长线上考虑,导致军备建设落后于时代。在参谋本部任职的毕业生则根据日俄战争时的经验制定国防计划和作战计划,而不顾一战后战争规模和形态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事实。
陆大的战史教育也只是讲授战术运用实例,基本属于对战术战例的总结,没有达到在深层次上对战争经验的理论总结,且战史教育的内容也不均衡,以近代战史为主,对古代战史则涉及不多。此外,由于培养战史教官需要时间,当时能够讲授战史的教官只有少数几位。不过,也有人肯定陆大战史教育取得一定成效。如有人认为,战史教育是战略战术的基础,陆大的战史教育偏重于近代战术,注重讲授在战略战术上比日本先进的欧洲战史,特别是一战战史,这是了解近代战争实际状况和进行战略战术指导的最好教材。为使学生熟悉日本陆军的特性,鼓吹精神主义,陆大战史教育也着重讲授日俄战争、甲午战争以及日本古代战史。
参谋业务是陆大战术教育的辅助科目,教官由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任职的课长或高级课员兼职担任,讲述与作战用兵相关的各种军事制度、组织编制等。有研究认为,参谋业务不受重视,一方面是由于战术教育比重过大;另一方面是参谋业务内容广泛,陆大学制内只能讲授最基础部分,因此学生的参谋业务知识薄弱。学生在陆大学习期间虽然有在陆军部队各兵种间的见习,但与海军之间的交流、协作很少,即没有超越军种的见习。
(二)精英教育与战术教育配合
陆大实行精英教育,着力选拔培养精通战术的人才。精英教育实际上就是参谋教育,日本陆军对参谋要求极高,陆军省认为参谋的能力关系战争胜败,规定要从全军精选出才能出众者进行正规教育培养;由于参谋还将担任高级指挥官,所以其学历和实际能力都应优秀出众。明治以后,日本军队偏重学历,采取学历本位的人才选拔方式,干部的选拔标准首先是学历。
日本陆军各类学校都是根据考试成绩决定录用顺序和以后的晋升。在军内,对应试者学历的要求是与将校品级的提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把根据学历选拔称为能力主义,日本陆军将校的选拔尤其强调能力主义。
陆大培养出的精英,构成日本陆军中的主流派阀。陆大的精英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还为精英之间相互交流提供平台,便于毕业之后在业务上取得一致意见,容易相互合作。不过,陆大毕业生的人事待遇占优也招致非陆大出身者的反感,这是造成日本陆军内部出现派阀的原因之一。由于陆大毕业生晋升速度快、占有要职,必然引起非陆大出身者的嫉妒,形成对立。关于日本陆军派阀的组织形式,有人认为,在昭和时期的陆军派阀中,统制派虽然基本由陆大精英构成,但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结合,而是围绕具体政策分分合合,派阀组织并不稳定。
陆大毕业生组成的精英集团掌握陆军中央,成为推动日本侵略战争的核心。有学者指出,陆大对日本陆军既有贡献也有损害。该校的原则是从各兵科中通过考试选拔优秀者入学,经过3年学习后,在规定最少年限内下部队实习,然后在中央机关的关键部门担任参谋,其晋升速度远比非陆大毕业生快,且由于按规定能够直接晋级将官,自大正时代起,陆军将官的大部分来自陆大,甚至大将几乎全是陆大毕业生。其他学校的毕业生即使升为将官也多任技术官或副官一类的职位,距离军政机关的中枢要职很远。这使得陆大派阀越来越强大,其核心势力继承了萨摩长州军阀,直至形成昭和军阀。
陆大毕业生的晋升通道如下:陆大毕业后一般是大尉;在部队实习1年后晋升少佐;然后进入陆军省、参谋本部担任参谋,或者成为师团或军一级的参谋,有时会担任驻外武官。其中在陆大成绩优秀者也就是精英中的精英,一般进入参谋本部第一部、第二部,或陆军省军务局。其他人则被派到重要部队如关东军任参谋,或者被派驻欧美等重要国家任武官。
陆军精英虽然学历耀眼,但缺乏实际作战指挥经验和能力。陆大由参谋总长统辖,学生作为军内超级精英,大部分毕业后即被任命为参谋。他们通过参谋职务强力介入指挥权,进入部队后不是辅佐指挥官,反而对一线指挥官多有干涉。由于他们长期在陆军中央机关工作,只是为了晋升才下到部队暂时任职,因此缺乏作为部队指挥官的能力。这也被日本学界认为是日本战败的原因之一。
陆大的战术教育与所谓“武德”教育相配合,由此培养出法西斯军人的另一些特征,即纸上谈兵、轻视生命、缺乏社会科学教养。陆大教育中强调在磨炼性格、德行的同时增长见识和技能,教育的基本目标是铸就所谓“武德”。不偏重于知识,强调实践能力,要求学生理解作战和用兵原则,重视思考力和判断力。但是,这种“武德”教育有重大缺陷。很多教官在实际教学中将临机应变作为教育重点,对掌管着许多人生命的将帅所应具有的德育教育并不完善,这与军人的武功主义也有关系。这种教育的结果是,精英参谋很少了解第一线的情况,他们按照地图指挥作战,不考虑士兵的生命。指挥官以歼敌多少作为功绩,不计士兵的伤亡,把士兵当作消耗品,认为战死是当然的事情。有人指出,陆大教育相较于知识、技术,欠缺德育,这与急速吸收欧美文明的日本教育整体弊端一样。日本学者批评说,“昭和陆军”的领导者普遍欠缺对社会的洞察力,不能从哲学、伦理角度观察社会,把人视作战争的消耗品,强调步兵的人体攻击,把士兵作为一种无生命的兵器使用,缺乏补给和兵站思想,毫无意义地命令士兵去“玉碎”。而陆大毕业的高级军人去战场一线的并不多,虽然《战阵训》要求军官“率先躬行”,实际上却是自己逃避,而强迫士兵送死。
陆大学生普遍缺乏社会科学教养。他们大多不阅读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书籍,因此不了解人的心理,缺乏社会科学思考方法,一切只从战术角度考虑。例如1941年4—11月的日美外交谈判,本来应该由外交专家进行,但实际上日方是由军部主导。陆军将校把对外交涉等同于作战,认为妥协就是失败,因而寸步不让。他们在对外交涉时,还将军事行动的结果作为交涉条件,使外交从属于军事。军人在军事上排斥妥协有一定道理,但是在政治上则需要妥协,与各种人协商找到和平解决的方法,如果强烈排斥妥协就会出现困局。
陆大不重视文化教养,这使其培养的将官缺乏广阔的视野,容易盲目冒进。东京审判时,东条英机、畑俊六等人不了解罪状中被列出的违反《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的具体内容,作为陆大优等生,居然完全没有国际法知识。
但也有日本学者从总体上肯定陆大的教育。如户部良一认为,陆大教育从法式转换到德式,并非造成划一性和欠缺常识的原因。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军队近代化和专业化派生出来的,不可避免。他认为,从陆军幼年学校到士官学校,再到陆军大学,日本形成了完善的陆军教育体系。
(三)强调实用战术,缺乏理论研究
陆大虽然是陆军最高教育与研究机关,但其基础理论研究非常薄弱,研究内容上也存在重大缺陷。梅克尔不重视理论,他认为军校教育必须培养出能适应实地作战的军人及军官,只依靠理论上的学术研究并不充分,阅读很多书籍后会模仿别人,并因此变得自负,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陆大教育一贯以训练为主,像一般大学那样的学术研究课程几乎没有。另外,陆军的用兵教义规定,军人不允许对军令进行批判和怀疑,担心过于偏重“知”的教育,会影响军人的实践能力。因为缺乏学术创造性,陆大在战后饱受批评。
陆大理论研究不足也与机械模仿德国有关。“明治陆军”学习欧洲,专注于对军事技术的模仿,不认真研究战略战术的本质问题。“昭和陆军”则先入为主地认为德国军事理论优秀,没有积极研究日军独有的军事理论。日本作为后进国急于发展军队,充满焦躁而难以沉下心来进行学术研究,形成了轻视学问的风气。比如,陆军大佐大岛贞恭在对德国陆军大学考察时发现,其专任教官不多,多数为兼任教官。他由此认为,专任教官是闲官,教授内容陈腐,会产生流于学理的弊端,所以战术学、编制学、测量学、战史等科目的教授应由参谋本部、陆军省的相关课长兼任。
陆大对陆军基本战术之外的持久战和陆海军联合作战的研究尤其不足。明治以来,日本陆军主要把苏俄定为假想敌,因而作战用兵的研究和训练都偏重于大陆作战。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主要敌人是美军,在宽阔的海面上进行持久作战十分困难,这就需要海军和空军协同作战,必须以确保制海权和制空权为前提。但日军对这方面的研究非常薄弱。
陆大还缺乏对于战局整体决策的研究,只是将领导战争作为战史教育的一部分或由课外讲演加以补充,缺乏有计划的、系统的教育,所以到陆军中枢机关任职的陆大毕业生对于领导战争的认识十分浅薄。日本虽然于1941年1月设立总体战研究所,但为时已晚,并且其研究内容也较初步,仅限于如何领导总体战以及总体战中的人力、物力问题,距离关系到外交、政略的全面领导战争政策研究相差甚远。这就造成当时的政治家们回避军事问题,军部则责备政治家优柔寡断。
日本陆军从体制上即不提倡研究战争理论。在山县有朋时代,陆军内部禁止研究高等兵学,陆军大臣曾命令解散月曜会,由此属于军人的兵学研究自由被剥夺,其后关于战争领导、战争理论问题也只有个别军人进行研究,日本陆军没有独创的战略理论与此相关。战后昭和天皇也认为,战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兵法研究不充分,没有体会到孙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根本原理。
陆大关于针对中国和美国作战的研究同样欠缺。在侵华战争期间,日军为应付中国的游击战费尽心力,但陆大认为游击战只是不正规的小规模战斗,因而几乎没有开展关于游击战的教育。如拿破仑的西班牙游击战和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时俄国红军的游击战这样知名的游击战例,陆大的战史课上都不会讲授,何况中共的游击战了。
日本陆军从德国学来的歼灭战战术并不适用于中国战场,且他们也不理解中国民族抗战的本质。中国军队坚持抗战,了解战场地理,巧妙地利用广阔地形,撤退迅速,使得日军疲于奔命。中国军队善于保存战力、进退自如。日军的歼灭战战术根本无法发挥效果,以致企图依靠武力迅速攻下中国的计划遭到失败。日军对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也评价过低,没有认识到中国的抗战是基于民族主义的国民性抵抗,以为只靠武力一击就可解决。“满洲事变”以降,日本陆军一直将游击战对手称为“便衣匪、土匪、共产匪”等,轻视了中国全民抗战的力量。
陆大关于中国兵要地志教育的重点在地理与资源方面,关注于如何从中国掠夺资源。在陆大担任兵要地志学的教官几乎都担任过中国驻屯军军官或驻华使领馆武官,其讲授的内容包括中国和远东地区。如板垣征四郎曾任参谋本部中国课兵要地学班班长,他曾驻在昆明并担任过华中派遣队参谋。他在陆大根据个人经验,讲授中国地理。其讲义结集为《兵要地志(陆)讲义录(资源篇)》,主要内容涉及“满洲”、蒙古和“中国本部”的资源供给关系,特别强调这些资源是日本将来国防上的重要支持。
日本关于对英美作战的意识从1940年开始形成,但是对于英美战术的研究却大多停留在对抗英美的口号中,陆大关于英美战术的研究还未取得实质性开展,日本就已与英美开战。日俄战争以后,日军最担心的一直是俄国的复仇,因而长期忽视英美,研究对象几乎都是苏俄,即使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本也没有重视对英美作战的教育和研究。
结语
战后日本军史专家指出,战前陆军大学的教育深受德国影响,强调实用战术,提倡先制攻击、速战速决、歼灭战。自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军在模仿德军的基础上也开始形成某些独特的战术。这表现为更加重视所谓精神的无形力量,以作战为中心,轻视兵站与情报。陆大实行以战术为核心的精英教育,培养出来的将校视野狭窄,只关注战术层面,没有战略眼光,缺乏政治经济和国际法等社会科学知识,不能上升到从政略和战略全局思考战争。此外,缺乏对游击战的研究,轻视中共游击战,不能理解中国全民族抗战的本质,这些也被视为日本战败的原因。
陆大培养出来的高级将校崇拜德国,深信德军不可战胜,导致日军完全模仿德国而忽视了两国战略环境与国情的不同。德国属于大陆国家,当然以陆战为主,以步兵为中心;日本是海洋国家,海战同样重要,日本对陆海军联合作战重视不够。德国工业化水平高于日本,武器装备先进;日本武器装备发展滞后,由此日军企图依靠精神力量加以弥补并力主白刃战。德国相邻法国、苏联等军事强国,必须不断改进战略战术和武器装备;而日本在东亚的入侵对象是中国、朝鲜等武器装备更加落后的国家,日军与其作战时,尚显先进,由此助长狂妄自大风气,忽视对武器装备的改进。
值得注意的是,战后日本军史专家对陆大战术教育与日本战败原因的总结非常狭隘,基本着眼于战术方面,对侵略战争的性质以及对被侵略国家所造成的伤害则缺乏认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是其对外侵略国策决定的,由于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决定了人心向背,其失败是必然的。陆大的教育强调攻击,轻视生命,把士兵作为消耗品,不注意兵站补给,主张现地征发,提倡犒赏军人,这是造成日军大量战场犯罪的重要原因。陆大培养出的法西斯将校与其率领的军队在战争中严重违反国际法,践踏人性,野蛮残暴,给被侵略国家造成巨大伤害,当然激起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坚决抵抗。对于这些方面,日本战后总结中虽然稍有涉及,但是对陆大培养出的军人给被侵略国家带来的损害却有意回避,只是从自身战术上进行分析,因而其总结并不充分和彻底。
作者:祁建民,日本长崎县立大学国际社会学院国际社会学系教授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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