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与红色经典的生成
来源：《兰州学刊》2016年第12期 P27-35 作者：胡友峰，郑晓锋 2024-06-24 09:01:27

　　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强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党和国家在政策上、组织上和制度上对全国出版业进行统一的规范和管理，将出版资源牢牢地掌控在政府手里。作为建国后新成立的国家级专业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在配合党和国家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出版了大量迎合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极富时代特色的红色经典，比如我们熟知的《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文章选取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红极一时的《青春之歌》为个案，来探讨人民文学出版社与红色经典生成机制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国家政策;人民文学出版社;红色经典;生成

　　人民文学出版社几乎和新中国的诞生同时起步，是党和国家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所设立的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史，就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史，它的成立，翻开了新中国文学发展的新篇章;它的发展，引领着中国文学的前进方向。在这里，一篇篇文稿变成了铅字，一个个文学大师不断涌现，一部部经典著作得以传唱，六十载风雨文学出版史，成就了至伟的文学丰碑。20世纪9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一手策划的“红色经典丛书”，成为了“红色经典”这一说法的滥觞，对于这些建社后陆续出版的曾引起巨大轰动的反映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生成的再认识，有助于我们很好地对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作以深入的了解。

　　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建立与出版特色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人类社会由不同场域构成，如美学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法律场域等，场域是社会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集中的符号竞争和个人策略的场所，而符号竞争的胜利意味着一种符号商品被判定为比其竞争对象拥有更多的价值，并可将之强加于社会，布迪厄称之为“符号暴力”。借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中存在的主要有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场域，而这三种场域因为时代局限性其地位是不平等的，在三大场域的博弈中，政治场域占据绝对的主导作用。在文化建设方面，以执政党为代表的延安文化阵营与原国统区文化阵营的角逐中，前者强势胜出，并将自己的意志施加于全社会，为了更好地贯彻自己的文化政策，中国共产党着手对国内现有文化资源进行了统一的规划和整顿，包括文艺政策的引导、作家的体制化、新的出版社的设立、出版审查、纸张分配、统一发行、文学批评等等。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应运而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1年3月在北京成立，属国家文化部领导，冯雪峰担任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蒋天佐任副社长，聂绀弩、周立波、张天翼、曹靖华、冯至任副总编辑。出版社分三个编辑室，第一个是中国现代文学编辑室，第二个是中国古典文学编辑室，第三个是外国文学编辑室。6月23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给人民文学出版社颁发的营业执照中规定：经营出版文学方面的图书杂志。人民文学出版社组建后，冯雪峰提出了“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出版方针，首批出版了《苏联文艺丛书》《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文艺建设丛书》。如表1所示。

表1 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后首批出版物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首批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具体表现为：第一，在内容上对工、农、兵题材的热衷。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进入了当代文学发展时期，至于文学写什么，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周扬进一步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文学成果进行了总结和肯定。自此，文学在政治指挥下向工农兵方向积极迈进。文学创作来源于生活，处于刚刚解放的中国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特定的社会环境，工农兵题材小说顺理成章地成了作家笔下应有内容。无论是国内的文学创作，还是译自苏联的文学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都有侧重地与国家的文化方向保持高度一致，比如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绥拉菲靡维奇的《铁流》，田间的《赶车传》，贺敬之、丁毅合著的《白毛女》，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欧阳山的《高干大》，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魏风、刘莲池等的《刘胡兰》，刘白羽、刘石等的合集《无敌三勇士》，徐光耀的《平原烈火》，等等，都是在左翼“二为”文化方针实践下的创作实绩。第二，在思想上歌颂人民革命和党的领导。无论是工人题材的小说，抑或农村题材、战争题材的小说，在创作思想基本上都是歌颂党领导下的伟大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文艺建设丛书》《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苏联文艺丛书》等的出版，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政治形势下进行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重构的重要步骤，对于一个刚刚取得国家政权的政党来说，它必须依靠文化的思想改造和教育的效用唤起广大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可和接受，尤其是新生政权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挑战，既有国内资产阶级、封建官僚的蓄意破坏，也有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与封锁。这样一来，文学艺术作为构成意识形态的重要力量自然受到高度重视，文学创作方向的限定、出版发行体制的调整、管理监督机制的建立等，都是站在政治的高度实施的对文化(文学)资源的调配与重置，是配合政治任务对文学的工具化利用，所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必须也只有在国家政策的范围内才能得以顺利进行。反观中国“十七年”文学乃至其后的十年“文革”文学，其发展几乎都是作为“政治的传声筒”地位而存在，完全没有自己的声音，“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政治激情的狂热化，所以，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题思想是站在政治的角度，歌颂人民革命和党的领导。第三，在形式上“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论。新中国成立初期，阶级斗争一直是社会的主旋律，这与我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作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方大国，我国顶住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裁、经济封锁，依然站在了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另外，在我国的台湾，还残留有国民党政权，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大陆之后对阶级斗争始终没有掉以轻心，除了在政治上防止资本主义国家的渗透，还在国内继续清除国民党残余势力，在文化上则具体表现为对西方文化的排斥和对国内资本主义文化的持续批判。至于文学创作，作家们自觉运用战时两军对阵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敌我阵营泾渭分明。比如在魏风、刘莲池等编写的歌剧《刘胡兰》中，一方是以蓄谋发动内战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一方是以刘胡兰为代表的解放正义力量，双方是截然不同的政治势力，并通过国民党阎匪军的凶狠和残忍与刘胡兰的坚忍和不屈对比，塑造了宁死不屈、大义凛然的革命志士形象;在农村题材的小说中，同样存在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比如在贺敬之、丁毅合著的《白毛女》中，作者一方面刻画了一个逼死贫农杨白劳、企图抢占女儿喜儿为妾的汉奸恶霸黄世仁的地主形象，一方面塑造了亲民、爱民、救民的抗日志士八路军的光辉形象，在华北获得解放之后，逃进深山的喜儿沉冤得雪，白发变黑，作恶多端的黄世仁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这一时期还有中国青年出版社、通俗读物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等中央级文艺出版社和长江文艺、江苏文艺、春风文艺、百花文艺等地方出版社，在计划经济的统筹规划下，中央和地方的文艺出版社分工合作、层级制约，社会文学生产资料形成了高度的垄断局面。因为文学出版社之间专业分工，所以各个出版社的出版职能也不相同，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出版古今中外文学书籍的国家级专业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主要围绕青少年教育和共青团的工作出版图书，通俗读物出版社主要以广大读者为对象，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是总政治部领导的全军综合性出版社。而地方文学出版社的职能是坚持地方化、群众化和通俗化的出版方针，面向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满足地方群众的阅读需要，多为政策的宣传和普及之用。当时国内专业的文学出版社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有一家上海新文艺，“作家抱怨纯文艺的出版机构太少，一共只有人文、新文艺两家，青年、少年儿童、文化、通俗等等不是单出文艺书的，不计在内”[1]，又因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权威性，好多作家都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为荣，所以这一时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源不断。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有权出版地方文学出版社发掘到的优秀文学作品，《中央宣传部改进文学与美术出版工作会议纪要》中规定：“为了使优秀作品能向全国推广，并给作者以鼓励，凡在地方出版社出版的特别优秀的文学或美术作品，均可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或人民美术出版社选拔，争得原出版社同意后出版。”[2](P2003)由此可见，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其优越的政治背景下，在职能分工、出版权威和选稿优势等方面享有着其他文学出版社所没有的特权。

　　作为新中国第一家专业的国家级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承担了传承优秀民族文化、传播时代文明和以国家文化建设为己任的重要使命。建社初期，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出版中国当代各种文学创作，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古典文学作品的整理本、影印本，外国古典文学名著和现、当代有代表性的作品，并出版中外文学理论及有关文学方面的学术研究著作。在1952年初总结上年工作的基础上，明确该社今后出书重点：当前国内创作及“五四”以后的代表作;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及民间文艺;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文学名著以及世界其他各国现代进步的和革命的作品;近代和古代的世界古典名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鲁迅全集》《水浒》《三国演义》《李有才板话》《列宁论文学与艺术》《吉诃德先生传》等文学作品的出版，就是这种出版政策的具体体现。1955年，按照文化部关于繁荣创作、深入工农的精神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强调以下指导思想：多出版反映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劳动人民的斗争和生活的作品及反映部队战士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多出版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苏联作品;多出有关国际和平运动和配合我国的国际斗争的政治任务的作品;发扬民族文学的优秀传统，批判地吸收各国的优秀的文学遗产，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造条件;尽力发掘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扩大文艺的新的战斗队伍。在此思想指导下，该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反映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劳动人民的斗争和生活的作品及反映部队战士生活和斗争的作品有《不能走那条路》《马凡陀的山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诗选》《刘胡兰(歌剧)》《把奸细消灭干净》等，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苏联作品有《高尔基》《母亲》《在俄罗斯谁能快乐和自由》《保卫和平》《东线》等，有关国际和平运动和配合我国的国际斗争的政治任务的作品有《日本劳动者》《广岛姑娘》《朝鲜的歌》《和平的前哨》等，发扬民族文学的优秀传统和批判地吸收各国的优秀的文学遗产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造条件的作品有《辛弃疾传》《镜花缘(上下)》《白蛇传(京剧)》《邦斯舅舅》《华威先生》《茶花女》等，发掘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扩大文艺的新的战斗队伍的作品有《胡风集团反革命“作品”批判》《党生活者》《考验(话剧)》等，这些作品是在文化部的指示下所做的文化生产行为，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文艺作品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任务、社会效用和民众教育的初衷，更加表明了文学创作和出版背后的政治操控。

　　建国后，我国进入“人民文学”时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第49条规定：“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3](P97)鉴于此前旧中国数千年的贵族精英教育，翻身做主的无产阶级迫切希望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同时这也是党和国家大力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要目的，但考虑到国内现有文学出版资源不足(专业的文艺出版社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而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阅读需求，所以，出版总署要求“放宽选稿尺度，扩大出书范围”，人民文学出版社除了用本名出版之外，先后还用作家出版社、艺术出版社、文学古籍刊行社、中国戏剧出版社等副牌出版。

　　在新中国初期极度艰苦的条件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优秀文学类书籍和满足人们阅读需要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杨朔的《三千里江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铜墙铁壁》、孙犁的《风云初记》等等，都曾享誉一时，引起了极大的社会轰动。这一时期，基于刚刚结束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全国人民还沉浸在新中国伟大的胜利和喜悦之中，对于战火的鲜活记忆深深地牵引着一些不甘缄默的知识分子的文学情结，尤其是那些亲历战火、对战争有着深刻体验的战地记者、文工团员，故在社会初定以后，一大批歌颂党和工农兵的文学作品也应运而生，比较突出的有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杜鹏程的《保卫延安》、1958年出版曲波的《林海雪原》、1959年出版欧阳山的《三家巷》，1958年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出版的杨沫的《青春之歌》等等，这些极具时代特色的经典之作，不仅以其红火的革命和建设热情感染着一代代人，还以其所展示的宏大历史建构代表着同一时期小说创作的较高水准。而此时国内的文艺方向是“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红色经典的创作和出版，不仅是作家本人对生活的观察和体悟，也与国家的文艺政策相契合，况且“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4](P55)的红色经典，对人民有潜移默化的革命历史传统教育，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全国的合法性地位和激发广大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红色经典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必须符合特定的社会政治语境，必须“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必须承担起教育人民的目的，即“三个必须”，只有这样，红色经典才有了可能。

　　二、人民文学出版社与红色经典的生成机制——以《青春之歌》的出版为例

　　致力于创作和打造文学经典，不仅仅是文人学者、出版编辑等众热衷的文化事业，也是国家进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题中之意，如果说国家是打造经典的策划者，那么作家和出版编辑人员则是具体的实施人员。作为当代文学史上鲜红耀眼的历史文化现象，红色经典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与其他经典不同的是，红色经典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始终起着主导作用，无论是创作阶段的题材范围、写作手法、服务对象，还是出版阶段的编辑审查，抑或是发行阶段的舆论引导，都有政府这只无形的手在操控着。

　　讨论红色经典文学现象的发生和存在，必须要回归到当时具体的社会环境，作为新近执掌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属的无产阶级，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新的社会建设任务面前，它必须依靠革命历史话语的重构，唤起广大人民(无产阶级)对其自身的身份认同，从而增强其在新时代奋斗的信心和自豪感。再者，工农兵题材的红色经典故事中所传达的革命精神、奉献精神，又可以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所以，“三红一创，山青保林”等红色经典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巨大的社会轰动效应，这也是在情理之中。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国家级的专业文艺出版社，在红色经典的编辑出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民文学出版社自成立起就已经决定了自身的历史定位。作为国家级文化事业机构，它需要配合现实任务，服从国家建设;作为文学出版部门，它承担着思想文化建设和政治宣传的作用，是宣传意识形态的重要环节;作为国营经济的一部分，它还需服从计划经济的宏观指导。多重身份决定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根本任务就是配合党和国家的社会建设，依附于国家政治体制而存在，没有独立的社会话语权，比如选题的申报、出版计划的审批、机构的裁并、人员的调整，都需要经过文化部、出版总局或上级党委等领导机构的指示。关于编辑书籍的一般程序，出版总署也作了明确的要求，每一本书从采用到印制成书，必须经过以下基本程序：一切采用的书稿应实行编辑初审、编辑主任复审、总编辑终审和社长批准的编审制度“三审制”，特别重要的书稿须经专家审查和编委会讨论，并经上级领导机关批准;书稿经批准采用后，由编辑根据审读意见进行加工修改;每一书稿，至少须经四次校对，其中一次由著作人自校清样，复印前须经社长和总编辑检查批准;书稿印刷过程中，出版部门应随时进行检查。[5](P201)也正是在这些诸多的规约下，人民文学出版社才以官方最具权威的文学出版机构而存在。这种通过层层把关的编辑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出版物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稿件质量。

　　纵观人民文学出版社前三十年的出版历程，它坚持以国家文化建设为己任，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积累和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国家级的文学出版重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法宝总的来说可以归纳为一个字，那就是“改”。对于具有一定艺术水平和现实意义的稿件，严格按照党和国家的文艺出版政策进行修改，直至达到符合出版条件为止。《青春之歌》作为建国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之一，它的成功可谓蜚声海内外，然而就是这样一部经典之作，也摆脱不了被“改”的命运。

　　建国后新中国的文学方向是以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根本指导原则，文艺首先为工人服务，其次是为农民服务，然后是为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最后才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服务。基于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文艺所服务的前三类对象我们不难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依靠工、农、兵取得政权后还需继续以之为力量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而对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期盼则是尽可能地团结和吸收这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文化骨干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所以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应该成为“人民”中的一员，文艺为之服务也言之在理。但是，这种服务必须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如果作家还是继续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式的知识分子叙述，“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里找朋友”，这样的作品势必会带来莫大的风险。

　　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年代，杨沫的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为主人公的《青春之歌》的成功算得上是文学丛中的一朵奇葩，这种无意识地忽视文学创作时代背景的大胆书写，即使是尊重生活真实的真情流露，但其经历的出版波折也是在所难免。说到《青春之歌》的出版，不得不提及中国青年出版社，因为小说的前期出版和修改工作，都是杨沫和中国青年出版社洽谈的，而最后却由作家出版社付梓印行，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青春之歌》所描写的故事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之间，主人公林道静是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知识分子形象，作品中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成长并最终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转变这一主题也符合当下创作主流，但“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林道静作为书中最重要的主人公、中心人物和中心线索，而对于林道静却缺乏足够的批判和分析”*，该小说的责任编辑张羽也给出了审稿意见，“小说的故事性较强，文字也还生动，这些都会为一般青年读者所喜爱，这是小说的长处……有很多地方充满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健康的思想和感情”和“作者在描写当时的民族矛盾时，没有适当地反映阶级矛盾(斗争)，特别是交织在民族矛盾中的阶级矛盾”[6]，这些不足使得中国青年出版社对该书的出版犹豫不决，而要达到出版的基本条件是:“一、符合历史的真实，符合党当时提出的政策路线;二、作品的人物及其思想感情是健康的……。”[7]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犹豫也是有根由的，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发展方向，都是以毛泽东提倡的为工农兵而创作和利用为导向，以知识分子为中心人物始终是个敏感的问题，知识分子“臭老九”的社会称谓曾一度是小资产阶级的代名词。而在《青春之歌》中，主要人物林道静正是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形象。后来稿件又请专家外审，欧阳凡海读完后给出了七八千字的审读意见，共三十三条，除了前三条予以简单表扬，“结构活泼而紧张”，卢嘉川等人物塑造相当成功之外，后面三十条全是缺点和不足，这让杨沫倍受打击。

　　至于中国青年出版社最终错失《青春之歌》的出版，并不是当时出版社决策者的失误，而是考虑当时的政治环境使然，假若杨沫起初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磋商，在那个政治氛围凝重和阶级斗争尖锐的年代，想必也会是这种结果。责任编辑张羽也指出了原因所在，“当时，我和我们出版社内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尽量出版描写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的作品，《青春之歌》写的是青年知识分子，当时对写知识分子是避讳的，谁也不敢碰它……”[8]。而对于工农兵题材的作品，出版社倒显得十分热心，我们可以从责任编辑张羽的一段话可以看出，“当时我的编辑工作很忙，手上有几部稿子要处理，编辑室里也还有《红旗谱》《创业史》等稿子正在处理之中……。”[9]对于日后同样引起巨大轰动的红色经典《红旗谱》《创业史》，出版社尽可能地大放绿灯，而知识分子题材的《青春之歌》的出版却遭受冷遇，可见出版社在编审稿件的时候对杨沫的书稿是有顾虑的。

　　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杨沫从中看出了一丝希望，就把稿件拿给了《人民文学》杂志的副主编秦兆阳同志，秦兆阳觉得稿件没什么大的问题就转给了作家出版社，5月底，作家出版社对杨沫表示说只要稍作修改即可出版。6月20日，杨沫按之前中青社的修改建议进行了修改，但因为出版社纸张短缺，《青春之歌》直到1958年1月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问世。

　　在《青春之歌》出版之前，《北京日报》“新书专栏”首先作了相关介绍，并在显要位置章节连载;小说正式出版后，立即引起巨大轰动，电台广播，书店售罄，立马加印，截至6月份，已发行39万册，杨沫在9月5日的日记中说“《青》书已出九十四万册了”，后经电影导演崔巍改变成同名电影，影响更是家喻户晓。此后小说多次再版，发行量超过500万册，又被译到日本、苏联、朝鲜、越南、英国、捷克等国家，杨沫本人也成了单位先进工作者，全国人大代表，还应邀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

　　通过《青春之歌》的漫长的出版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出，红色经典从创作完成到印刷发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必须要经过层层关卡的审查及修改，其中包括接受“三审制”、找专家外审等，这些审查无非就是要求作品要严格受制于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任何有越轨的行为都会导致“流产”。在出版社编辑审查的过程中，编辑的作用变得异乎重要，他不仅要有作为编辑应有的知识和素养，还要对当下的文艺方针、出版政策有很好的了解，并在这二者发生冲突时能够权衡利弊。

　　三、人民文学出版社与红色经典的接受效应

　　文艺传播学认为，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是传播的始端和终端，它们通过媒介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而在具体的文学传播活动中，作者是信息传播的主体，读者是信息受体，出版社(编者)则是连接主体和受体的中介。一部作品的出版和作家的成名与否，都需要编辑的“慧眼”，同时读者能够接触到什么样的信息，也有取决于编辑如何取舍，在此意义上，编辑不仅是作者的“伯乐”，还是广大读者的代言人。

　　红色经典问世之后，文学活动还没有最终完成，它还必须接受市场的检验，其是否具有经典性还得由广大读者来认可和决定。近年来文学领域对于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编辑“把关人”角色的研究颇多，而对于文学活动末端的读者研究相对薄弱，虽然社会意识形态在红色经典生成中起到重大作用，但读者作用并不是不存在的。

　　在政治与文学高度一体化的五六十年代，党和国家通过制定文艺政策、设置文艺机构、开展文艺批评等形式实现对当代文学发展强有力的掌控，文艺作品的创作、出版、批评都有相应的制约与监督，又因其传播过程中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乃至把其当做一项“与国家建设事业、人民文化生活至关重要的政治工作”来管理，“未经审查之书刊与地图等，一律禁止出版”，而对单一文本创作走向批量生产的出版环节，更是给予了高度关注，出版总署规定的出版流程，即为各个出版单位必须遵守的准则。编辑在编审稿件时，除了应有的编辑素养之外，还必须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性，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政治错误”。我们都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冯雪峰对于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的出版十分关心，曾数次与作者本人面谈并给出修改建议，并写出了2万余字的《〈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保卫延安》出版后取得了巨大成功，发行量近百万册，而随着国内政治形式的变化，彭德怀在1959庐山会议上被错划为“右派”而遭到批判，因《保卫延安》写到彭德怀，杜鹏程和冯雪峰在政治上也受到了牵连，在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未能幸免。

　　《青春之歌》在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议论纷争。《青春之歌》于1958年出版后一直好评如潮，巨额的发行量就足以证明了读者的喜爱和认可，电影导演崔嵬又把它搬上银幕为建国十周年献礼，前后用时仅5个多月，由彭真亲自审查样片，电影公映后获得了巨大成功，北京各家影院全部爆满，很多影院甚至24小时上映，杨沫和林道静也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而1959年电子管厂的工人读者郭开在《中国青年》第2期上发表了《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率先拉开了有关《青春之歌》大讨论的序幕，郭文主要围绕书里充满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书中所描写的知识分子，特别林道静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三个方面展开批判，随后还有张虹的《林道静是值得学习的榜样吗?》和群力的《〈青春之歌〉的不足之处》等，而持支持意见的居多，文艺界重要人物如茅盾、何其芳等著文予以保护，整体上持肯定态度，但也指出了艺术创作中的不足，比如茅盾在《怎样评价<青春之歌>?》写到，“我认为《青春之歌》的主要缺点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一、人物描写，二、结构，三、文学语言。但是这些缺点并不严重到掩盖这书的优点”，最后认为它是“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如果从反对者和支持者的双方的文学素养来看，我们当然更倾向于后者的观点，然而1960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对《青春之歌》再版时杨沫却按照郭开的意见在原版本的基础上改动了260处之多，其中增写了林道静在农村生活的第七章和北大学生运动的第三章，[10](P33)企图以此来实现与工农兵结合和知识分子改造的现实政治需要。如果说杨沫最初是在艺术真实性原则下的创作，那么出版前和再版时的修改则是有意地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靠拢。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从这场论争可以看出当时文学批评中存在的几种力量，分别有来自于当时社会环境的政治力，文学作为艺术的艺术力，还有一种来自于基层读者的评价力(分为两种：支持者和反对者)，这些外在力共同构成了对《青春之歌》的批评阵营。而基层读者中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又可以两类，一类倾向于政治角度评价，比如郭开依据毛泽东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青春之歌》的批判;一类倾向于艺术角度评价，如荡继宗的《林道静的成长是合情合理的》，所以可以分别归入政治力和艺术力，也就是说，三方力量可以归为两大批评力量：政治力和艺术力。然而，在那个“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化环境里，双方较量的结果只能是杨沫以牺牲作品的艺术价值而向政治标准附和。同时这次论争也再一次证实了党和国家倡导的文艺批评在文学作品再生产中强有力的掌控力和约束力。

　　四、对人民文学出版社打造红色经典的历史评价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这种话语关系反映在文学出版领域，则表现为出版机构是否拥有出版自主权。而在社会初步稳定、国家权力急需强化、社会意识形态亟待凝合的新中国这个大的时代环境下，党和国家掌握着最高姿态的发言权，它有能力和权利对社会现有的出版机构作出相应的调整，而出版机构也必须在这样的一个话语权力覆盖的时代听从党和国家的号召，积极地作为党和国家政策传声筒的功能而存在。作为国家最具权威的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仅仅遵从党和国家的出版方针政策积极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而且还作为全国核心出版社起着重要模范和向导作用，在新时代权力话语规整中具有举足轻重的规约效应。

　　“红色经典”因其诞生的特殊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不可避免地经常会被究以政治意识形态的操控作用，但一部经典作品的出现仅有政治意识形态而无自身文学创作、精神内涵、审美价值等艺术自身的支撑，仍不能称之为经典。其实，反观曾轰动一时的“三红一创，山青保林”等红色经典，它们除了鲜明的革命历史主题以外，还交织着各种矛盾着的主题和矛盾着的艺术倾向，只不过革命历史主题遮蔽了其他主题和矛盾。对于“红色经典”的“红色”革命历史叙述特征，虽然其充斥的政治因素常为现代文化研究所异议，但红色经典作为特定时代的文学生产，这又是可以理解的，它们充满时代责任感的创造激情、生活理想、审美特色和经验记忆，深深地影响了同时代人的精神生活方式、理想生存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但除此之外，文化研究还要积极地挖掘其长期被遮蔽的文艺价值，而这一点也正在被后来者所践行，并逐渐被当代人所理解所接受。比如2014年徐克执导的电影《智取威虎山》，就是由《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打进威虎山，活捉匪首座山雕”章节改编的，给观众上演了一个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解放军大胆卧底英勇剿匪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波澜起伏，使当代人在“实战”中再次回味了那个革命的年代以及红色经典的文学魅力，而高达8.79亿的票房，就是最好的证明，与此同时，该影片还获得国家电影1000万的专项资金奖励，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政府对“红色经典”研究的认可和支持。

　　“红色经典”作为我国当代文学上的一丛奇葩，因其诞生时浓厚的“政治土壤”，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国家级最重要、最专业的文学出版社，在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它在五六十年代全心打造的“红色经典”，给当时全国人民带来了宝贵的精神食粮，引起了巨大的社会轰动反响。这些作品虽然有图解政治的意图，但我们更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正如2009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评论：“红色经典”是中国社会生活中一种独特的文艺现象，它包含了太多历史的记忆，也包含着一个民族视为至宝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傅雷.为繁荣创作，提高出版物的质量提供更好的条件[N].文汇报,195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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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主编宋原放.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五项决议[A].中国出版史料[C].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4]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5]《出版总署关于公营出版社编辑机构及工作制度的规定》[A].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4卷)[C].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6][7][8][9]张羽.《青春之歌》出版之前[J].新文学史料，2007 .

　　[10]高玉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下)[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胡友峰，文学博士后，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组部“万人计划”入选者;郑晓锋，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百年中国文学与媒介的互动共生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3AZW002)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