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辉 ：“撤退是战斗的继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湖南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2024-07-17 14:56:30

　　内容提要

　　1938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作为主管宣传工作的机构在武汉正式成立，后因武汉遭临沦陷危险，第三厅人员陆续撤往衡山、长沙等地。撤退途中的第三厅在湖南开展诸多常规宣传工作，也充分利用地方资源进行文化抗战，包括布置双十节扩大宣传工作、开展戏剧宣传周、筹办联合公演、组织木刻作品展览等。第三厅还积极参与征募寒衣、慰劳伤病兵、社会宣教、长沙大火善后等活动。这些活动是湖南文化抗战持续繁荣的体现，离不开国共合作下第三厅诸多爱国人士的接续奋斗。

　　关键词

　　抗日战争第三厅军事委员会文艺活动文化抗战

　　军事战斗之外的文化抗战发挥着重要宣传与动员作用。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遭遇空前危难。12月，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往重庆途中，武汉成为重要据点。1938年4月1日，为适应全面抗战与国共合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以下简称“第三厅”)在武汉成立。众多文化界爱国人士汇集该机构，共赴国难，开展丰富且声势浩大的文化抗战活动。5月，徐州失守，武汉形势岌岌可危，第三厅等在武汉的众多机构只得撤离。

　　第三厅先后活跃于武汉、长沙、衡山、桂林、重庆等地，所属抗敌宣传队与演剧队等组织亦被派往前线。以往关于第三厅的研究多聚焦于其创办初期在武汉的活动，且就一般认知而言，撤退途中的第三厅没有或甚难开展抗战活动，故这段历史往往被研究者一笔带过。因为第三厅在湖南的活动被忽视，学界普遍认为湖南文化抗战的主导者限于中国共产党，并在1939年2月薛岳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实施反共政策后步入低潮。但也有亲历者强调第三厅的“撤退是战斗的继续”。鉴于此，笔者通过搜集报刊、档案、回忆录等材料，全面钩沉第三厅在湖南的活动史事，并将其置于文化抗战的整体脉络进行观察。这不仅对第三厅的历史有查漏补缺之效，亦能纠正各界对湖南文化抗战的相关认识，丰富抗战史研究的内容。

　　一、撤退途经湖南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提出团结抗战主张与战胜日本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些提议受到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全面抗战路线和方针逐渐成为各方共识，纷纷要求组成包括各党、各派、各人民团体和爱国进步人士的抗日政府。国民党只得以“改革的姿态”，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政治部，由周恩来代表中共担任副部长。在此特殊时代背景下，政治部成立主管宣传工作的第三厅。

　　国共两党出于不同考量，最终确定郭沫若出任第三厅厅长。第三厅是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宣传工作的机构，人员以文化界爱国志士为主。该厅下设三处九科，第五处负责一般宣传，第六处负责艺术宣传，第七处负责对日及国际宣传。另外，第三厅所属宣传团队至少包括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以及孩子剧团、特约新安旅行团、电影制片厂和3个电影放映队。当然，宣传团队的具体设置时有变动，如10个抗敌演剧队拟“分发到十个战区”，但随战局变化，某些战区已不存在，便顺势调整演剧队数量。第三厅还随时收编其他人员，如将长沙儿童剧团并入第三厅孩子剧团。第三厅作为国共合作产物的文化抗战机构，因时因势，始终坚持工作。

　　徐州失守后，日军侵略加剧，逼近武汉并几乎每天轰炸，战事沿长江向中国中部地区扩进。1938年6—7月，国民党本主张在武汉与日军决战，但随国际形势变化，蒋介石对武汉战略地位的认识由“决战”转为“固守”，使武汉各方人员心生撤退之意。7—8月，武汉人员渐形疏散。其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在衡山设大本营，政治部随迁衡山。第三厅跟随政治部南撤，大体分三批离开武汉，进入湖南。

　　第一批撤退人员由第三厅第七处第一科科长杜国庠率领，包括第三厅部分职员、勤务员，以及孩子剧团、抗敌演剧队第八队等。该批撤退人员于1938年8月10日晚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本部一道，由武昌出发，14日抵达衡山。他们在迁移途中尽其所能开展文化抗战工作。第三厅主任秘书阳翰笙对此回忆：“八月十三日，三厅第一批撤退人员由杜国庠同志率领先到衡山小驻，准备等三厅大部队人员会合后，再经桂林迁往重庆。”阳翰笙的认识应属后见之明，因彼时第三厅其他人员的南撤时间尚未确定。其中，抗敌演剧队第八队原计划便是前往衡阳工作，故1941年4月前基本在湖南演出。

　　第二批撤退人员由第三厅副厅长范扬和第七处处长范寿康率领，1938年10月初抵达长沙，随后便组织设立第三厅驻长沙办事处，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原址为办公场所。这批人员包括抗敌演剧队第二队，该队原本拟派往江西，配属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总部，因一时不知总部在何处，故在长沙等待，入住长郡中学，后移住灵官渡江苏同乡会。

　　随着武汉局势日趋紧张，第三厅剩余人员亦不得不撤退。1938年10月19日，蒋介石开始思考如何应对广州失陷后的局面。20日深夜，周恩来紧急通知仍在武汉的第三厅人员，21日午夜前南迁。此时第三厅尚未撤离武汉者，包括抗敌宣传队第一队、抗敌演剧队第一队与第九队等共计300人左右，以及田汉、冯乃超、孙师毅等负责人。该批人员搭乘过江轮船撤退，10月21日晚12时左右，船只离岸，途中屡遭日机轰炸，于25日下午才抵达长沙，入住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周恩来、郭沫若等留在武汉坚持到最后一刻。周恩来等从陆路经沙市、醴县、常德、益阳，于10月27日深夜到达长沙。郭沫若等人于25日凌晨4点左右乘船离开武汉，28日下午才到沙市，冯乃超从长沙开卡车到沙市接郭沫若等，后经醴县、常德、益阳，于30日深夜抵达长沙。武汉撤守后，即10月至11月之交，长沙一时成军政要人聚集地。

　　11月上旬，岳阳告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从平江前线致电周恩来和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要求“政治部第三厅全体人员撤出长沙，在衡山暂停下来”。11月11日，岳阳沦陷，第三厅当晚奉命撤离长沙，周恩来召集郭沫若、冯乃超、田汉、洪深等制定撤退计划，洪深负责搬运行李及善后工作。第三厅是最晚撤离长沙的机构之一，故全体人员乘火车、汽车，难以实现。在周恩来督率下，年轻健壮者由田汉领队步行到湘潭，年老体弱者由范寿康领队等候火车。12日清早，第三厅在离开长沙前举行集会，纪念孙中山诞辰。

　　第三厅行李由3辆卡车分批搬运至湘潭下摄司。田汉领队的步行人员为“避免敌机轰炸”，动身时已是12日午后，14日才到达下摄司。11月13日凌晨，长沙城突发大火，瞬间陷入火海。周恩来、郭沫若、洪深、张肩重、张曙等人仍在长沙照料善后第三厅事务，从火场逃出。乘火车撤退者尚在车站等候，火车从火场中冲出，13日晚才抵下摄司。周恩来、郭沫若、洪深等人因长沙大火也避至下摄司。而后，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又不顾劳顿，乘卡车折回长沙观察火情，所见“长沙全城笼在一丛火烟里，那火烟的威势好像要把整个的天宇都吞灭”。下摄司一时成为第三厅人员集合地。洪深因认真负责地执行撤退计划，受到周恩来嘉奖。这场撤退因长沙突发大火更显狼狈。

　　11月15日，第三厅照计划继续南撤，这次由洪深担任领队，因交通工具不足，部分人员仍需步行。该日，周恩来在南岳向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长沙大火相关事宜。这批撤退人员抵达衡山后，与原驻衡山的第三厅人员合流，一起往衡阳后居于城外5华里的三塘。16日，周恩来在衡阳召开第三厅和八路军长沙办事处干部会议，介绍同国民党的交涉情况，决定派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赶回长沙参加大火善后救灾，他本人也于当日返回长沙领导救灾。次日晚，洪深带领抗敌演剧队第一、二、八、九队部分得力人员，日夜兼程赶赴长沙。田汉自告奋勇临时参加。他们成为大火后进入长沙的第一批人员。19日，郭沫若、冯乃超又带员前往长沙支援。第三厅出色地完成了救灾工作。

　　第三厅在衡阳稍作休整，于1938年12月至1939年1月陆续撤离湖南，仅田汉等因私继续留在长沙。第三厅人员部分照计划行事，部分撤至重庆，部分北上延安，部分前往桂林。撤退虽遭重重困难，但第三厅仍利用一切机会开展文化宣传，助推湖南文化抗战高潮。第三厅在湖南致力文化事业，开展文艺活动，参与社会活动，这些是抗战文化宣传机构责任意识和社会担当的体现，亦是民族危难之际拳拳爱国心的展现。

　　二、致力文化事业

　　第三厅撤至湖南后继续开展文化宣传工作。1938年10月的工作包括：计划及编拟通俗小册，供“士兵及民众阅读”;“审查战地文化服务处送审之书报共二百种”;编发《每周通讯》，从10月26日起每逢星期三油印编发;《前敌》《士兵》两份周刊照常编印。此外，第三厅在长沙各印刷所分印“双十节标语二种”“小四捉汉奸小册子印五千”“献金救国小册子印五千”，“代印文化服务处十三期《士兵》《前敌》两周刊，《士兵》印十一万，《前敌》印一万五千”。在发行工作方面，第三厅对内宣传品多由武汉运往长沙，分发至本地军队、伤兵医院、各党政警机关、各报馆、图书室及其他团体。这些文化宣传工作给湖南文化抗战注入新鲜血液。

　　第三厅编印的《日寇暴行实录》尤为重要，内容有“日寇在我国各地屠杀、奸淫、轰炸、劫掠种种暴行之写真，及表现我国抗战阵容之图片”，共约200幅，并附文字说明，编辑印刷均极精美。该实录被分发各处，引起强烈反响。如当时在湖南的苏童抗敌剧团便将之“加通俗之解释，为宣传之中心材料”。因《日寇暴行实录》的影响“收效极宏”，故要求第三厅“惠寄数十册”加大宣传，痛斥日军暴行，鼓舞民气。

　　第三厅第七处专管对日宣传与国际宣传。1938年10月，第三厅第六处印行的大张宣传画，由第七处“检选其适合于国际宣传者十种，加以世界语说明，寄往五十余国，共一千五百张”。第七处还编译“委座抗战以来发表之宣言谈话十二篇”，先后“译成世界语”。对敌宣传上，第三厅编制对敌宣传小标语31种，还有日文小说《扬州实录》，石印大幅日文标语等。此外，第七处在双十节进行日语广播，并派遣廖体仁与鹿地亘、刘佐人前往俘虏收容所进行俘虏感化工作。他们在该所工作十数日，每天讲演、谈话、阅览俘虏作文，同时考察俘虏的生活、感情、思想。国际宣传与对日宣传不仅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理解，亦能提升中国国际地位。

　　除常规文化宣传外，第三厅还利用自身优势，结合湖南地方文化资源持续推进湖南的文化抗战。该厅在湖南举办训练班，招募宣传人员，扩大宣传队伍。10月19日，第三厅以座谈会形式举办长沙歌咏训练班，参加者30余人。11月上旬，田汉等举办“包含京、湘、楚(湖南花鼓戏)杂剧团”的训练班，告诉艺人“当前抗战形势和光辉前景，同样要他们不要为敌人歌舞”。该训练班约两三百人，训练6天。长沙撤退前“为让他们分途到内地作抗敌宣传”，田汉将之编为长沙湘剧抗敌宣传队一、二、三队，拟派往醴陵、湘潭、衡阳等地。长沙大火后，为“恢复焦土上的繁荣，安定大火后的人心，并从抗战工作中提高旧歌剧的文化水平”，田汉在田洪、任光、龚啸岚等协助下再次集合长沙的湘剧队，在三公祠医院内举办为期三个月的旧剧演员讲习班。田汉亲自进行“国际国内形势、戏剧与抗战的关系、文艺工作者的职责等方面的教育”。该讲习班结束后，编成7个湘剧宣传队，拟安排至衡阳、湘潭、邵阳、益阳、醴陵等地宣传演出。

　　湘剧改革是第三厅在湖南推动的重要文化事业。1938年10月22日下午，洪深与马彦祥、郑君里、张曙等以第三厅戏剧科名义，邀请长沙市湘剧界从业人员举行座谈会。洪深在座谈会上阐述如何改良湘剧加强抗敌宣传，认为湘剧稍加改造即能成为“很好的抗战戏”，希望“湘戏在很短的时期内，就能有新的改革，来为抗战服务”。座谈会出席人员皆赞同洪深意见，认为湘剧必须适应形势进行改革。田汉也主张改革作为旧剧的湘剧，认为改革旧剧的目的是“要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动员广大军民。而广大军民最熟悉的艺术形式便是旧剧。因而改革旧剧使适合当前需要成为迫切之课题”，所以必须以“时间与援助”，“实现旧剧之较有力的改革”，使其“在抗战中发挥较大效果”。

　　第三厅还积极进行湘剧改革实践。田汉在传统湘剧折子戏《抢伞》中增添“反映抗战救亡生活的内容”，改编为时装戏《旅伴》。如此改革具有“易改、易唱、快速及时的特点”，成为“丰富抗战题材剧目的捷径”。1939年1月13日，《旅伴》由湘剧抗敌宣传二队首演于长沙民众俱乐部。国民党当局一度禁止所谓“诲淫诲盗的湖南花鼓戏”，石凌鹤在衡山将之改造，使其“为抗战宣传服务，收到了非常好的动员抗战的效果”，当时“方圆几十里的群众闻讯赶来观看，挤得水泄不通”。

　　湖南地方资源被第三厅开发利用进行创作。田汉撰写《武汉退出后》，发表于长沙《大公报》，高歌“在洞庭湖畔，筑起一座倭虏坟”。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尚在长沙的田汉参与话剧《胜利进行曲》的创作，其中使用到从湘北战地搜集的诸多军民英勇抗敌故事，如“列兵曹锡等奋战不屈”“何大嫂不受侮辱与敌同归于尽”“台田小学生宁死不向敌伪低头”“大慧和尚为护卫同胞而流血”“五女抗敌投江”。发生在湖南的这些英勇抗战故事，因话剧创作而留存。后来，田汉还写过“一本描绘长沙大火的剧本”，名为《火城记》，可惜最终未完成。

　　第三厅在湖南地方报纸上筹办专刊特刊。譬如，孩子剧团在衡山《通俗日报》开设《衡山儿童周刊》，《青白报》开设《孩子剧团周刊》。第三厅还利用机会创办新报刊。第一批南撤人员在衡山发行梅电夔主编的《抗战三日刊》，每期皆有插画和连环画，深得民众喜爱。长沙大火后，田汉与廖沫沙、龚啸岚、刘建庵等发行《新长沙报》。此外，第三厅人员积极撰写文化宣传文章，发表于湖南地方报纸。抗敌演剧队第十队集体创作《逃不掉》刊于长沙《大公报》。郭沫若在中共湖南省工委和八路军驻湘办通讯处领导的《观察日报》连载《文化人当前的任务》，指明文化与文化人工作方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鹿地亘在长沙《国民日报》发表《双十节告中华友人》，呼吁自主的不妥协精神。

　　三、开展文艺活动

　　文艺是文化宣传的有效途径，也是文化抗战的具体呈现。第三厅在湖南与相关人士和机构团体积极合作，搭建文艺活动平台。1938年10月26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湖南省政府“为激发民众意识、坚定抗战信念、达成精神动员”，联合第三厅等机构成立广播抗战讲话委员会，主持广播讲话事宜，田汉、洪深等任讲演人。该委员会拟将长沙广播电台每日晚间8时45分至9时，设为“抗战讲演时间”。

　　座谈会的形式被广泛运用。孩子剧团在武汉时即召集星期座谈会。1938年10月25日，孩子剧团从衡山迁至长沙，与在长沙的新安旅行团、长沙儿童剧团、孩子歌咏队、儿童保育队等各儿童团体重启星期座谈会，决定成立长沙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每星期日晚7时至9时，进行工作布置，检讨内部工作。孩子剧团在长沙工作半月余，因国民政府拟撤离长沙，长沙各儿童团体先后迁移，长沙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只得结束工作。11月9日深夜，孩子剧团转移至衡阳，后撤到桂林。

　　第三厅认为因“宣传工作的不深入，有些人〈们〉对于整个战局的发展不很明了，甚至还不免有些悲观失望的心理”，所以有必要“在街头巷尾普遍地张贴通俗化的壁报”，以“阐明我国持久抗战的意义，尤其要把这种意义告诉每个人民”。因此，11月3日下午，第三厅抗敌宣传队第一队邀请长沙各团体“商谈开展壁报运动”，20余团体到会，拟筹备长沙壁报工作座谈会。4日，长沙壁报工作座谈会筹备会举行首次会议，拟订《长沙壁报工作座谈会简章草案》。6日下午，长沙壁报工作座谈会在抗敌宣传队第一队办公室召开成立大会。抗敌宣传队第一队的吴狄舟主持成立大会。长沙壁报工作座谈会使壁报运动有计划地开展。同一时期，抗敌演剧队第一、二、八、九队在岳麓山召开战地工作与戏剧艺术发展问题讨论会，确定演剧队同时又是工作队，要求在“喜见乐闻的基础上创作演出更完美的戏剧与音乐，更好地为抗战服务”。

　　广播在当时属于先进的宣传手段。第三厅与长沙广播电台联合举办歌咏话剧广播宣传周活动，自10月10—15日，每晚7时30分至9时，节目有歌咏、演讲、话剧三项。第三厅在宣传周活动中担任重要角色。每日的演讲均为第三厅人员，包括10日范扬演讲《庆祝双十节》、11日范寿康广播演讲、12日洪深演讲《精神上的抗战和物质上的抗战》、13日王鲁彦演讲等。该宣传周被视为“广播事业从此将配合抗战的需要，展开突破空间的伟大的宣传工作”。

　　第三厅不仅积极搭建文艺活动平台，还直接开展文艺实践进行抗战宣传。范扬等到长沙后，便阐明抗战中宣传的重要性，利用即将到来的双十节扩大宣传工作，与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双十节宣传协同举行：“一、绘画方面，拟制作墙画十巨幅、布画二十巨幅，并举行街头画展;二、话剧方面，定(十)(十一)(十二)三日，在教育会坪公演广场剧，城厢内外表演街头剧;三、电影方面，于(十)(十一)(十二)三日晚亦在教育会坪映放，同时利用电影车，行驶各通衢映放有声抗战短片;四、歌咏方面，各歌咏队亦同时参加。”这是第三厅到长沙后开展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宣传工作。

　　具体而言，在歌咏方面，在教育会坪举行广场歌咏电影大会，电影放映队全体人员参加，民众超过7000人。绘画方面，在长沙市城北区湘春街北门口、城中区又一村与司门口、城南区天心阁等四处举办街头画展，配合抗敌演剧队巡回展览。其中的摄影作品主要是各摄影团体自淞沪会战以来在各战区所摄，包括“抗战救护、难民壮丁训练，及敌人暴行等”，以及从俘虏身上获得的日军“奸杀烧抢各种暴行写真”。印刷品是“从国内外各报章杂志上所剪而来，亦有吾战区之宣传作品”。漫画是第三厅同志新作的布画，以及第三战区漫画宣传队带回的“前线数月活动之成绩”。另外，第三厅还准备美术印刷品20余种，在长沙相应地点张贴。巡回画展带给民众巨大视觉冲击，具有强大的宣传效果。

　　戏剧是深受社会民众喜爱的艺术形式。1938年10月18日，广播艺术研究会在长沙广播电台会议厅召开成立大会，第三厅相关机构和团队代表踊跃参加。广播艺术研究会致力于研究和宣传各项广播艺术，以“增进广播宣传效能”。该研究会于11月7—13日，每晚7时40分至8时40分，在长沙广播电台举办“戏曲宣传周”。戏曲宣传周有演讲、歌曲、平剧、杂剧等节目，第三厅人员充分利用自身特长积极参与，包括洪深演讲《戏剧抗战》、陆诒演讲《目前的抗战形势》、田汉演讲《抗战戏剧与抗战绅商》、万籁天演讲《全民动员与全体动员》等，抗敌演剧队第九队全体队员播送抗敌歌曲《游击队歌》《九日的夜》《太行山上》《新中国》《歌八百壮士》《军民合作》《抗敌歌》等，抗敌演剧队第一队全体队员演播该队集体创作的专门播音剧。

　　田汉、洪深等参与的长沙话剧界联谊会筹办联合公演。1938年10月29日晚间7时，为“加强各单位活动，并统一工作”，长沙话剧界联谊会在四方塘青年会小礼堂召开成立大会，田汉、洪深等积极参与该联谊会。第三厅积极组织和协助成立艺术机构协会。长沙话剧界联谊会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来临之际“召集各会员集体筹备联合公演，扩大宣传”。自11月12日起连续5天举行联合公演，分别招待一般民众、公务员、保甲长、壮丁等，洪深、万籁天等负责编导，参加团体包括第三厅各演剧队。长沙话剧界联谊会在湖南省抗战统一委员会领导下，协助长沙市的抗敌宣传。

　　衡山是第三厅在湖南开展文艺活动的重要所在。第一批到衡山的第三厅人员，在文庙与南岳镇展出木刻作品，参观者包括镇上居民、赶场农民、逃难群众，以及当地抗战集训班的学生。第三厅美术家们通过讲解这些木刻作品，向参观者“宣传了团结一致全面抗战的道理”。孩子剧团与抗敌演剧队第八队在衡山期间，曾于8月25—27日联合公演3天，分别面向城内各界民众、城外边郊民众、驻在县城的各武装队伍，观众达四五千人。11月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衡山举行庆祝十月革命21周年大会，抗敌演剧队第八队与孩子剧团表演节目，慰问苏联空军官兵。一言以蔽之，第三厅通过各种文艺活动进行抗战动员和宣传，推动湖南文化抗战繁荣。

　　四、参与社会活动

　　第三厅在湖南利用各种文艺活动，配合征募寒衣、义卖献金、慰劳伤病兵、社会宣教等运动，将湖南文化抗战推向高潮。征募寒衣是第三厅主持开展的重要工作，在武汉期间即“参加组织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总会(兼任武汉分会)，并主持会内经常工作”。因“时届秋杪，寒气渐紧，我前方抗战忠勇士兵，犹自着单衣”，只能“以单薄之身，与天气寒风而奋斗”，第三厅部分人员撤至长沙后便“推动征募寒衣运动，捐赠前方将士”，并将之作为宣传的中心工作。

　　抗敌演剧队第二队自1938年10月19日起，参与在中山堂举行的3天征募寒衣话剧公演，为“普遍宣传”，票价定为2角、4角、1元三种。售票所得除开支外，悉数捐缴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制作寒衣，赠送给“前方浴血抗战之将士”。此外，第三厅电影放映队为响应全国各界募集寒衣运动，决定于10月21—23日在长沙四方塘青年会公映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抗战有声剧情长片《热血忠魂》，票价3角。此次公映“所得票资，悉数捐购寒衣，慰劳抗战将士及被难同胞”。长沙《大公报》自10月20日起，连续4日刊登电影放映队为征募寒衣公映电影《热血忠魂》之事。广告不仅宣传抗战影片，也增强征募寒衣一事的社会影响，有效募集资金。

　　除征募寒衣外，第三厅亦在衡阳参与征募棉被公演，为此，衡阳各界专门成立征募伤兵棉被公演委员会。第三厅在12月22—23日公演中担任重要角色。22日，电影放映队第一队演出话剧《夜之歌》，放映电影《热血忠魂》。《热血忠魂》是“全部鲜血斑斑悲壮刺激的镜头”，描写“中国军人英勇抗战的精神，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残暴，出卖祖宗和绝灭子孙的汉奸的殷勤献媚”。23日，电影放映队第一队演出话剧《民族公敌》，并放映影片《八百壮士》，抗敌演剧队第八队演出话剧《火》。

　　第三厅在衡阳还参与义卖献金运动。衡阳《大刚报》拟于1939年1月15日举行义卖献金运动，1938年12月30日下午，邀请衡阳各机关团体学校负责人员举行茶话会，商讨义卖运动事宜。抗敌演剧队第八队组织义卖队，并致函响应，不仅“随函送来十元，预购是日本报一份”，还“举行公演，将售票所入，悉数献给国家”，以协助义卖运动。衡阳话剧界为响应《大刚报》义卖，也组织联合义卖公演。1939年1月18日晚，抗敌演剧队第八队演出国防四幕剧《凤凰城》。为增加义卖献金收入，该队将剧本《凤凰城》精装出售，全体队员签名，在剧场义卖。19日，该队继续义卖公演《凤凰城》。队长刘斐章认为，话剧义卖“自然不是凑热闹，在这抗战转入新阶段时，全国上自政府下至每个民众，其总目的在于加速和加强一切必要的准备，准备早日反攻，所以一切救国义举，自应当仁不让”，呼吁“本市各业闻风兴起，以国货参加义卖一日，造成衡阳献金救国之洪潮”。

　　第三厅还将救护和慰劳伤病兵作为重要工作，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等部门接洽“发动长沙救伤运动”，联合各相关机构组织“长沙市各界救护伤病兵工作委员会，拟订《长沙市各界救助伤病兵运动计划》及《征求志愿工作者办法》”。第三厅负责主持设计宣传组，因“救助伤兵，与抗战关系甚巨”，要求中央通讯社提前发布《长沙市各界伤兵工作运动宣传纲要》。1938年10月中旬，第三厅所属各宣传团体积极参与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湖南分会举行的慰劳伤兵表演。10月25日晚间7时，长沙各界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举行救济伤兵会议，第三厅及相关人员参与。第三厅在湖南救济伤兵上也尽力发挥其作用。

　　孩子剧团是组织和进行将士慰劳的重要团体。孩子剧团和抗敌演剧队第八队在衡山时，演剧慰劳“再上前线”的军人。10月28日，孩子剧团邀请长沙市儿童团体，发动各收容所难民合作服务伤兵，到“街头引导帮助不识道路流落街头之伤兵同志赴各医院”。此外，孩子剧团还深入伤兵收容所进行服务，包括在第九、第十伤兵招待所“为伤兵写信、缝补衣服、整洁，并有歌咏、演讲、时事报告、舞蹈、杂技”;在第五伤兵收容所唱《慰劳伤兵歌》《大刀进行曲》《老乡上战场》《打回老家去》等歌曲，报告战事消息、写信、缝补衣服;在第七伤兵收容所唱《义勇军进行曲》《老乡上战场》等歌曲，报告到伤兵医院的意义，代写100余封家信，缝补40余件衣服，打扫5个病房;在第三伤兵收容所唱歌表演，代写家信140余封，缝补衣服80余件。

　　电影放映队也开展慰劳伤病兵活动。电影放映队自10月16日起，连日分赴长沙各伤病医院放映抗战影片《慰劳负伤战士》，给予“官兵精神上以莫大之感奋，均表示愿在伤愈后继续为国效忠，重上前线，歼灭倭寇”。后来该队延长放映日期至10月底，使各伤病医院皆能轮到。另外，电影放映队于10月23日在青年会播映完《热血忠魂》后，继续分赴各伤病医院轮流放映该片。电影放映队带给伤病兵精神慰藉。

　　第三厅亦参与社会宣教活动。10月11日晚，长沙各界在教育会坪为庆祝德安战役胜利举行火炬游行大会，第三厅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抗敌总会等同为主席团，所辖各宣传团体积极整队到会，进行火炬游行。另外，因武汉退守后，诸多民众“尚有不全部明瞭我消耗目的已达之理，故不免有消极悲观感觉”，第三厅派出所属抗宣第一队，演剧第一、二、四、九各队，孩子剧团，电影放映队，漫画宣传队等分成若干小队，走上街头宣传。长沙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应儿童保育院请求，在第一难民收容所向受难同胞讲演，要求“儿童则应交给国家保养”。难胞听完讲演后自动“交出儿童二十余名”。

　　第三厅率先参与长沙大火善后。大火后，周恩来领导第三厅人员赶回长沙，组成“长沙大火善后突击工作队”，参与“紧急处置”与“临时救济”。其中，田汉返回长沙从事大火救济，面对焦土一片，留下一首七律，描述大火后的长沙“市烬无灯添夜黑，野烧飞焰破天蓝。衔枚荷重人千百，整瓦完垣户二三”，期望“犹有不磨雄杰气，再从焦土建湖南”。第三厅救灾人员第一时间安置民众、抢救物资。他们“开放未焚宅屋为被灾民众之家居”，抢救皇仓坪谷子。另外，第三厅救灾人员参与清理街道、掩埋尸体。湖南省政府、长沙市政府以及突击工作队动员近郊民众清除街道，将“砖瓦可用者堆一起，残毁者另堆，重新树立电话电线木杆”。陈诚在向蒋介石的报告中，也不得不肯定“政工大队掩埋死亡军民，收容被灾民众与伤病员兵”。

　　之后，第三厅作为第一批参与长沙大火救灾的人员，负责发赈救济。救济款发放前，总指挥洪深“召集各队队长及骨干队员开会，对各队作了组织安排，对每个队员都提出了严格要求，规定了具体岗位与职责”，“经过六天的紧张工作，各项善后工作进行得井井有条，特别是救济款全部发到灾民手中”。第三厅人员还到各收容所负责灾民登记。11月20日，湖南省政府召开临时会议，设立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第三厅人员也积极参与，田汉任副主任委员，洪深任宣传组组长。长沙大火善后被认为是第三厅“光辉的一页，也是三厅人员在恩来同志感人至深的关怀和谆谆教导下锻炼成为一支坚强得力的战斗部队的历史”。

　　第三厅利用自身所长，积极投入当时湖南的各项社会工作，献力于战时地方问题解决的同时，推动湖南文化抗战事业的发展。

　　结语

　　第三厅“撤退是战斗的继续”，其战斗方式并非军事武装，而是文化抗战。文化抗战不同于赤裸裸的白刃相接、枪林弹雨，它是另一种战场，同为千军万马浩浩荡荡。毛泽东有言：“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第三厅即“文化的军队”的一支生力军。第三厅中不少活跃分子皆为共产党员，如郭沫若、阳翰笙、杜国庠、冯乃超、田汉、张曙、石凌鹤，在撤退途中于湖南成功开展各项文化抗战活动，体现出中共全面抗战路线与方针。第三厅在湖南的活动具有典型的战斗特点，围绕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抗战展开;第三厅在湖南的活动较为灵活，多数与文化抗战有关，但亦非全然限于文化层面，如长沙大火善后期间，第三厅做到哪里有需要便到哪里去;第三厅在湖南的活动兼具地方特征，形式上运用戏剧、广播、绘画、演讲、话剧、电影、歌咏、壁报等，材料选取上充分吸纳湖南地方素材，丰富抗战题材，更有效地动员地方民众。

　　因武汉局势日趋紧张，第三厅不得不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南撤到湖南，撤退途中也利用一切机会战斗。正因包括第三厅人员在内的各方文化人士汇集长沙，使这段时期湖南尤其是长沙涌现出大量文化团体。这正是国共合作下第三厅对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文化抗战的接续，推动湖南文化抗战持续高潮。时人有言：“自从政治部第三厅来长沙后，一向沉寂的长沙，顿时活跃了不少。公演、标语、漫画、广播、座谈……做得很热烈，对于民众的‘唤起’工作，的确有了相当的成绩。”第三厅人员发挥艰苦抗敌精神，通过开展各种文艺活动，繁荣湖南文化抗战事业，还利用自身所长与所能服务社会，成为奋战在湖南的一道亮丽风景。因外来力量的注入，湖南文化抗战发生根本转变，长沙渐成全国抗战中心之一，被誉为“抗战文化城”。湖南文化抗战的繁荣不仅有中共党组织与党员的努力，也有国共合作下诸多爱国人士的持续奋战。1938年11月11日岳阳沦陷，湘北一带即成抗战最前线，此后包括第三厅在内的诸多文化机构逐渐撤离湖南，湖南文化抗战步入低潮。

　　作者：郭辉，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