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超 ：论国民党将领张灵甫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2024-07-26 15:12:53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张灵甫先后参加正面战场的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上高会战、长沙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大会战，在战场上多次负伤，对抗战有很大贡献。不过，对于张灵甫及其所在的第七十四军在抗战中的表现，现有论述多有拔高或不实之处，需要从一手资料入手予以纠正，避免以讹传讹。解放战争时期，张灵甫指挥的美械装备整编七十四师，是最先向解放军发动进攻的国民党军王牌部队之一。1947年5月，张灵甫在孟良崮战役中被解放军击毙，七十四师全军覆没。此时的国民党政权，贪污腐败，丧失人心，不久之后败退台湾。评论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需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历史事实出发，以国家民族与全体人民的利益为准绳，以历史潮流发展的方向为旨归，力求全面、准确、客观。

　　关键词

　　张灵甫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人物评论

　　国民党将领张灵甫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南郊的东大村。2010年，当地政府为张灵甫修建陵园，占地2亩。当地政府的出发点是利用名人效应拉动旅游，不曾想陵园修成后，引起较为强烈的舆论反响。赞成者认为，张灵甫在抗战时期为抵抗日军侵略立下战功，值得纪念;反对者认为，解放战争时期张灵甫是反共急先锋，其指挥的整编七十四师给人民军队带来巨大损失，最后在孟良崮战役中被解放军击毙。张灵甫陵园的碑上刻有“孟良崮上枕悲声”“四十四春酬家国”等诗句，对张灵甫之死流露出明显的同情和赞誉倾向，严重偏离了人们对解放战争的认识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此同时，网上舆论被一批“国粉”推波助澜，为张灵甫的杀妻罪行寻找借口，夸大其抗战事迹，将其列为“抗日十大名将”。不过，这些“国粉”对孟良崮战役避而不谈，更无视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内形势、人心向背和国民党的执政困境。

　　如何客观认识张灵甫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我们需要利用丰富史料，从历史事实出发，结合时代背景和历史发展趋势，做出尽量全面、准确、客观的评论，而非为标新立异而罔顾史实、无限夸大，或张冠李戴、以偏概全。

　　一、 抗战事迹

　　2005年，张灵甫遗孀王玉龄受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受到胡锦涛等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领取一枚纪念章。这枚纪念章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利益出发，对国民党将领张灵甫抗战事迹的肯定。抗战时期，张灵甫参加过正面战场的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上高会战、长沙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大会战，在战场上多次负伤，对抗战有功。他也从抗战初期的七十四军五十一师一三五旅三〇五团团长逐渐晋升为该军副军长。不过，对于张灵甫在会战中的表现，现有论述，特别是网上舆论多有拔高与不实之处。要肯定张灵甫的抗战事迹，但不能言过其实，将其他将领所立功劳归在张灵甫身上，把其他部队从事的作战归在张灵甫所在部队上，以下试展开具体论述。

　　（一）淞沪会战与南京保卫战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国民党第七十四军临危组建，俞济时任军长，下属王耀武任师长的五十一师和俞济时兼任师长的五十八师。毕业于黄埔三期的王耀武指挥五十一师与日军在罗店大战，表现顽强，七十四军在抗日战场上崭露头角。此时张灵甫任五十一师上校师附，没有直接带兵作战。由于日军于11月5日在杭州湾登陆，中国军队面临腹背受敌的险境。11月8日，蒋介石下令撤退。12日，上海地区为日军占领，淞沪会战结束。此时，张灵甫已被任命为五十一师新组建的三〇五团团长，开始实际带兵打仗。11月16日，他受命率领该团防守苏州西北的望亭阵地，阻滞日军向南京进攻，掩护兄弟部队撤入锡澄阵地。三〇五团官兵英勇作战，直到11月24日晚俞济时、王耀武下达撤退命令，才在破坏河上铁桥后转移，较为成功地完成了掩护其他部队后撤的任务。

　　应当说，三〇五团能在撤退途中服从指挥投入作战，固守阵地3天，实属不易，但无法改变此时中国军队全面溃退的窘境。因蒋介石选择撤退的时机较晚，且公路和铁路两旁没有平行道路，导致各部后撤时出现沿途拥塞、秩序混乱的情况，加之日机轰炸扫射，部队大都失去掌握。全面抗战爆发前由张治中负责构筑的位于京沪间的两道国防工事吴福线和锡澄线，没有发挥应有作用。担任第十五集团军（下辖七十四军）指挥的罗卓英电蒋介石称“吴福线既设工事无图可按，无钥开门，无人指示”，延误了部队组织防御、且战且退的时机。

　　淞沪会战结束后不久，南京保卫战正式打响。七十四军负责南京外围牛首山至淳化镇之间的守备。1937年12月7日，日军进攻南京外围第一线防御阵地，牛首山和淳化镇均位于这一阵地线上。根据七十四军五十一师战斗详报，该师在防御中表现英勇，损失惨重。12月8日，防守淳化镇的五十一师三〇一团代理团长纪鸿儒身负重伤。这一天全团伤亡1400余人，丧失战斗力，淳化镇被攻陷。张灵甫任团长的三〇五团先在高桥门至河定桥之线构筑预备阵地，后为掩护淳化第一线作战部队的转移，在淳化附近的管头、上方镇与敌激战。张灵甫手臂负伤，排长以下伤亡600余人。第一线阵地仅抵抗2日，即被突破，南京城的第二线防御阵地——复廓阵地暴露。七十四军退至水西门外，担任城垣守备。五十一师官兵先后在水西门、华严寺、赛虹桥一带与敌战斗，战况激烈。12日，三〇二团团长程智在赛虹桥阵亡，该团伤亡1700余人。三〇六团团长邱维达负伤，营长万琼、胡豪阵亡，连长以下伤亡1300余人。可以说，南京保卫战中，五十一师下属4个团的伤亡都很严重。根据该师战斗详报，全师伤亡7855人。有些研究在描述七十四军五十一师防守南京城时，只强调张灵甫的三〇五团及其负伤之事，而不论及三〇一团、三〇二团和三〇六团的顽强表现和惨重伤亡，有失全面客观。从军事角度言，大规模战役的胜负取决于参战部队的数量与相互配合、武器装备与通讯联络、统帅指挥能力、官兵素质等综合因素，一团或一师发挥的作用须置于全局之中考量。

　　还需指出的是，12月12日，唐生智下达撤退命令和突围计划。七十四军由城西南的铁心桥、谷里村、陆郎桥以右地区从敌军正面突围，向安徽祁门集结。不过，唐生智实际又下达口头指示，规定包括七十四军在内的中央嫡系部队，可在有轮渡时渡江，向江北的滁州集结，为的是保存国民党军有生力量。这就为各部队不执行正面突围制造了借口。实际上，大部分部队没有突围，而是纷纷退向后方，下关码头秩序极为混乱。因过江船只有限，而南京城即将沦陷，正常的撤退变为溃逃。七十四军属于组织较好的部队，又掌握了一艘小火轮，约有5000人得以过长江。

　　南京沦陷之快，令人始料未及，一与此时双方的力量对比有关，二与中国军队战斗组织和指挥不力有关。以五十一师的报告为例，“在淳化附近之国防工事，均系距离甚远而目标显明之机关枪掩体，欲构成坚固而纵深之阵地，需工甚大，而担任外线作战之部队输送力量薄弱，爆破材料及障碍物材料极感缺乏，虽经星夜赶筑，终以正面过宽，材料缺乏，阵地未能完成预期之坚固程度”。而且，因五十一师于淞沪会战的罗店战斗中官兵伤亡过半，后又担任青浦、昆山、望亭数次掩护任务，精锐尽失，中间虽经数度补充，但都是“来自田间之新兵”，战斗力弱。从指挥层面言，国民政府面对日军进攻南京，在战略和战术上缺乏总体指导思想，对于南京城到底能守多久、如何守，准备不充分。自诩“与南京共存亡”的南京保卫战最高指挥官唐生智更是在城破之前仓促撤离战场，使得守城部队群龙无首，撤退更是混乱无序，损失惨重。由于上述原因，包括五十一师在内的守城部队的英勇作战，无法改变南京保卫战几天之内即迅速溃败的事实。

　　（二）武汉会战之万家岭大捷

　　万家岭大捷与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一起，并称全面抗战前期的三次大捷。1938年9月下旬，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孤军深入，进至赣北德安以西万家岭地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组织六十六军、四军和七十四军3个军外加7个师共10万兵力将日军合围。不过，在后来的相关论述中，万家岭大捷与七十四军密切联系在一起，其他两军及各师的参战情况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如“在1938年的万家岭战役中，74军几乎全歼冈村宁次指挥的11军第106师团”。另外，关于“106师团在万家岭战役中全军覆灭”的判断，也纯属夸大之言。日军第一〇六师团确实在万家岭战役中受到极大损失，但并未“全军覆灭”。

　　1938年10月15日，万家岭战役刚结束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致蒋介石密电，转呈战役指挥官薛岳有关战役后期情况的报告：10月7日起，国民党军六十六军、四军、一四二师向万家岭、石堡山前进，以全力围攻敌人，激战三昼夜，将万家岭、石堡山一带之敌击溃，毙敌3000人以上。残敌一部突围西窜，一部窜据长岭、张古山北麓七十四军阵地，七十四军至10日下午3时才报告，薛岳急忙调兵回攻，导致9日敌人遗弃的枪械子弹未能检获。10—12日，国民党军继续进攻窜扰张古山、长岭北端阵地之敌，未能歼灭，敌援又至。中国军队错过有利时机，而各部苦战伤亡过重，只好后撤。薛岳称，“我集力围攻未将该敌悉数歼灭，至为痛惜”。可见，第一，第一〇六师团在万家岭战役中并未受到全军覆灭的严重打击。第二，10月10日七十四军阵地内出现“残敌一部”，说明该阵地是日军退却的一个方向，且七十四军未及时报告，延误战机。第三，参加万家岭战役的主力部队除七十四军外，还有六十六军、四军等。

　　另据六十六军战斗详报，10月7—9日，五十一师的主要任务是守住长岭与张古山阵地，该师完成任务。其中表现突出的是三〇五团团长唐生海和营长胡雄，他们在张古山制高点与敌人肉搏中身负重伤，随后三〇五团代理团长于清祥阵亡。在七十四军中，则以五十八师（师长冯圣法）表现更为突出。该师自9月30日起，与敌激战9昼夜，伤亡营长多名，营副、连、排长127名，士兵4000余人。战役结束时，“全师战斗兵仅编并一营，干部伤亡殆尽”，故不能再战，撤至后方。这些战斗详报和电报，涉及大量作战英勇的军官，但并未提及时任五十一师一五三旅旅长张灵甫的表现。

　　另外，武汉会战结束后的1938年12月，陈诚在致蒋介石密电中检讨整个战役中各部的表现，并提出应赏者、应罚者和已罚者。在已罚者中，七十四军赫然在列，理由是“在岷山、小阳铺作战不力”。岷山战役发生于万家岭大捷之前。1938年9月10日岷山战役结束时，军长俞济时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承认自己“指挥无方”，下属五十一师和五十八师均表现不佳。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因在病中，督饬不周;五十八师师长冯圣法对部队无法指挥掌握;五十一师三〇二团团长杨雪山甚至畏罪潜逃。不过，蒋介石对嫡系七十四军确实爱护备至，因该军在岷山伤亡较大，他曾数次电令将其调至长沙休整。薛岳以战事紧张予以回绝，并说明南浔线前线各部作战时间都比七十四军长，伤亡均较七十四军大，更需整补。留在前线的七十四军才又参加万家岭战役。相关研究对七十四军参加万家岭战役之功大书特书，对岷山战役之失却全然忽视、避而不谈，有失客观公允。

　　万家岭战役结束后不久的11月20日，俞济时向蒋介石举荐第三十六军团的优秀人才。他推荐王耀武担任七十四军副军长，五十一师副师长李天霞等三人升任师长，五十一师周志道旅长、五十八师廖龄奇旅长等四人升任副师长，五十一师张汉铎团长、五十八师陈东夫和李嵩团长等升任旅长。俞济时重点推荐的这些人中，并无张灵甫。

　　总之，武汉会战中，七十四军因在岷山战役中表现不佳而受到批评。该军在万家岭大捷中确实表现甚佳。不过，万家岭大捷是包括六十六军、四军、七十四军及其他部队一起参战取得的胜利。从战斗详报和来往电文看，张灵甫并不在重点表扬的有突出战绩人员之列，战役结束后俞济时的推荐晋升名单中也无张灵甫。

　　1939年4月1日，张灵甫在南昌战役高安战斗中右腿膝盖中弹。他先被送往桂林的后方医院治疗，效果不理想。是年底，薛岳向蒋介石转呈王耀武电报，报告张灵甫的详细情况，请求给予3000元养伤费。电报还提到张灵甫在抗战以来两度负伤。第一次负伤应是上文提到的南京保卫战时手臂受伤。随后，在国民党高层的特别照拂下，张灵甫得以前往香港治疗。不过，他的右腿在治疗后仍留有残疾，但绝非失去右腿。

　　（三）上高会战

　　1939年春日军占领南昌后，未在江西发动大的攻势作战。直至1941年2月，日军独立混成二十旅团从上海调至南昌，原驻守南昌的日军三十三师团即将调往华北。日军乘三十三师团尚未调走的兵力强盛之机，于1941年3月发动上高会战，参战部队为三十三师团、三十四师团和独立混成二十旅团，企图沉重打击当地的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

　　国民党七十四、七十、七十二、四十九军是参加上高会战的主力部队。日军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兵分北、中、南三路，企图合围歼灭国民党军。不料，北路日军三十三师团受到李觉率领的七十军的顽强抵抗，三十三师团终被击退。后来韩全朴亦率七十二军在北线加入战斗。日军南路独立混成二十旅团一部受到刘多荃率领的四十九军的牵制。由于缺少南北两路日军的呼应，中路主力日军三十四师团呈孤军深入态势，并遭到位于其正面的国民党七十四军顽强抵抗，被包围于上高东北地区。国民党军于3月24—27日连续进攻3天，给日军以极大打击，不过未能将三十四师团全歼，说明中国军队的攻击精神和攻击力未能贯彻到底。《上高会战之经过与检讨》的结论中说:“惟视为空前大捷，不根据战斗之真正目的，而从事渲染，殊为不当……中路之敌既不顾两翼之有无依托，而孤军挺进之时，已为我合围歼敌之好机。此时我七四军全军迎击于前，七十军尾击于后，四九军（欠一师）侧击于右，七二军围攻于左，战斗态势既形成于四面包围，而复以最大优势之兵力，对此包围圈内后援已绝之三千残敌，期一举而尽歼之，非力所未逮。不图于包围圈南北直径缩小至五公里之时，敌竟突围逃窜，卒未能达到歼灭之目的，不无遗憾耳。”尽管未将日军全歼，对中国军队而言，这也是一次难得的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的大胜仗。蒋介石在日记中也非常兴奋，认为“上高附近之捷报，为一年来之最大者”。

　　由上文可见，上高会战的胜利是国民党七十四、七十、七十二、四十九军等部队合力取得的。当然，七十四军在正面与日军决战，厥功至伟。罗卓英在致蒋介石电报中称：七十四军战斗力坚强，使我军赢得较为充裕的时间。蒋介石在致熊斌等电中也称：“能完成包围态势之主要功绩，由于七四军能依既设阵地，韧强抵抗，求得时间余裕，以待友军之合围。”1941年5月上高会战结束后，军事委员会为有功部队与副师长以上人员颁发荣誉旗和勋章，七十四军所得奖励最多。如七十四军获得荣誉旗;军长王耀武获得青天白日勋章;五十一师师长李天霞获得四等宝鼎勋章;七十四军参谋长陈瑜、五十一师参谋长刘启勋、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获得华胄荣誉奖章;五十八师参谋长唐肇谟获得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不过，时任五十八师副师长的张灵甫虽代师长廖龄奇负实际指挥之责，但未在授予勋章行列。王耀武获得的青天白日勋章是国民党军将士最向往的荣誉，虽然在其之上还有国光勋章，但国光勋章授勋者极少。

　　从现有史料看，在七十四军下属3师中，五十一师和五十七师较之五十八师确实表现更好。第十九集团军总部参谋处编《上高会战概述》，总结战役胜利的原因共12条。其中第6条为“机动部队迅速，能发挥极大机动力”，列举了锦河两岸李天霞五十一师、余程万五十七师的部队，在华阳及下坡桥争夺战中，以一小时十四五里行军速度在敌机轰炸下向目的地迈进，最后争得时间上的先发制人和空间上的有利态势。第8条为“各级决心坚确，上下信赖诚笃，能以战斗保障战术的胜利”，又列举“李天霞师之炊事兵以扁担与敌肉搏，士兵两三人共一刺刀与敌格斗”。可见，两次列名表扬的为李天霞五十一师和余程万五十七师，无五十八师。另外，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向蒋介石汇报上高会战作战成绩时认为：以师为单位，五十一和五十七师为优。以团为单位，一五一、一五三、一七〇、一七一、一七三团为优。其中，一五一和一五三团属于五十一师，一七〇和一七一团属于五十七师，只有一七三团属于五十八师。从3个师的伤亡人数看，五十一师伤亡最重，五十七师次之，五十八师再次之。

　　可见，上高会战的胜利，由包括七十四军在内的四个军团结一致、浴血奋战取得。七十四军是主力，但不是唯一主力。在七十四军内部，无论从战场表现，还是战后论功行赏看，五十一师和五十七师都优于张灵甫率领的五十八师。

　　在1941年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五十八师师长廖龄奇因临阵脱逃（一说是新婚后回家探亲）被处死，张灵甫升为师长。此后，七十四军又参加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湖南会战和湘西会战等战役。1943年上半年的鄂西会战阻滞了日军向重庆大后方的进攻，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为首的50多人获得勋奖。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获三等宝鼎勋章，五十一师师长周志道和五十八师师长张灵甫获四等宝鼎勋章。三人获得勋章的理由一致，均为“在公安西方与敌激战，予敌重大之打击，俘虏较各军为多，并克复公安，战绩卓著”。在1943年下半年的常德会战中，七十四军表现尤为突出，获得荣誉旗，军长王耀武获得二等宝鼎勋章。其中，孤军坚守常德的五十七师（余程万任师长）也获得荣誉旗。五十一师师长周志道和五十八师师长张灵甫获三等宝鼎勋章。1945年3月9日，蒋介石允准张灵甫进入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所以他没有参加1945年的湘西会战。关于他参加湘西会战多么英勇的所有描述，均为无中生有。总之，抗战时期张灵甫获四等和三等宝鼎勋章各一次。有些传记和文章误认为张灵甫抗战时期获得云麾勋章，实际上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获得云麾勋章及忠勤勋章;还有一些传记和文章认为他在常德会战后获得四等宝鼎勋章，在湖南会战的衡阳保卫战后获得三等宝鼎勋章，不符合史实。这些说法流传广泛，可知相互抄袭严重，导致以讹传讹。

　　七十四军在抗日战争中被誉为抗日铁军，一般认为表现最好的三场战役是万家岭战役、上高会战和常德会战。综上，该军在三次会战中均为主力部队之一，但非唯一主力。从历次会战的战斗详报、军队长官汇报和战后论功行赏看，张灵甫及所在部队在七十四军内并非表现最佳者。在抗战时期的大多数时间，他担任的是团级和师级长官。无论其军内地位，还是所获嘉奖的数量与等级，即使在七十四军内部，也有不少人在他之上或与其相似。现有许多论述将张灵甫在七十四军的地位越来越“神化”，并称其为“抗日十大名将”，不符合历史事实。这也可从目前的蒋介石档案中获得印证。全面抗战8年时间里，用“张灵甫”作为关键词在蒋介石档案中检索，仅出现5次，与作战直接相关的仅1次。而在解放战争爆发的1946年6月至孟良崮战役结束的1947年5月，仅一年时间，张灵甫在蒋介石档案中出现10次。原因在于，抗战时期的张灵甫，大多数时间属于基层军官，指挥部队数量和发挥作用相对有限，而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的地位大大提升，且是反共急先锋。

　　二、 反共先锋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战胜利后，广大人民渴望和平，期盼重建家园。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国民政府在战后接收中腐败严重，被斥为“劫收”，在收复国土的同时失去了人心。虽然国共两党进行谈判并签订“双十协定”，1946年夏，国民党还是背信弃义，主动挑起内战。1946年4月，解放战争爆发前夕，张灵甫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七十四军军长，军界地位大大提升。在随后的国民党整军会议后，七十四军被改编为整编七十四师。正是这支美式装备、由美国军官帮助训练的整编七十四师，成为最先向解放军发动进攻的国民党军部队之一。

　　（一）进攻苏北解放区

　　解放战争爆发后，华东地区成为国共双方的主战场。因抗战时期新四军在敌后创建的华中抗日根据地离国民党的核心统治区——京沪地区不远，国民党对主要位于江苏和安徽省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志在必得。1946年5月底，国民党军在徐州成立绥靖公署，薛岳任主任。整编七十四师在淮北、苏北接连攻占根据地数城后，于9月13日由泗阳向华中解放区首府淮阴发起攻击。华中解放军九纵、五旅和皮定均率领的十三旅（原一纵一旅）等在运河东岸的阵地为抗击七十四师来犯，与其展开激烈战斗。皮定均在日记中写道，敌人“不断地向我们发出了猛烈的炮火。我们为了自卫，为了保卫两淮，不准他来强占我们的土地，全旅对突过运河东岸滩头之敌，进行反复地冲杀，干了九次!几次打得很英勇!敌我伤亡都是很大的，特别是我们有很多优秀的抗日战士被国民党惨无人道的屠杀了”。皮定均在日记中用“染红了的运河”为题，可见战斗之激烈，伤亡之重大。因解放军防守淮阴的力量较为薄弱，七十四师最终在优势炮火和空军掩护下于19日攻下淮阴，22日又占领淮安。9月20日，蒋介石致电薛岳并转张灵甫，“为淮阴大捷，特电嘉慰”。两淮是华中根据地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它们的骤然失守对解放区的损失和解放区军民的心理影响不可谓不大。解放区大块区域变成游击区，同时也失去了运河方面的经济来源。

　　1946年10月19日，张灵甫又率七十四师和整编二十八师一九二旅在飞机掩护下由淮阴向涟水进发。涟水是苏北重镇，也是华中地区向山东转移的通道。粟裕亲自指挥，率五旅、一师、六师、九纵、十纵和十一纵等部队成功守住涟水，为华中解放区机关、群众和物资向山东的转移赢得了时间，不过伤亡也很大。据皮定均记载，“目前敌人的确是很骄傲，我们吃了他们不少的亏。如我们的十一纵队战斗力是最强的，目前不能再战了;六师是华中有名的野战军，现在是不能再连续战斗了……我们旅第一夜就伤亡了三百多，第二夜又伤亡了三百多，两夜的激战就失去了六百多名英勇的战士”。战役至11月1日结束，这是第一次涟水保卫战。

　　1946年12月3日，张灵甫再次率七十四师和二十八师一九二旅来犯，第二次涟水保卫战正式打响。王必成率领六师及淮南六旅与敌人展开浴血奋战。其中，六师有4000多名战士血洒战场。在该师的作战史上，如此多的伤亡是前所未有的。由于此时华中野战军防守涟水的力量较弱，涟水失陷，这也成为六师的惨痛记忆。从战略上看，华中野战军虽然失去涟水，但牵制了东线敌人，保证了宿北战役的胜利。

　　张灵甫连续攻克两淮、涟水，将苏北中共军队主力驱离，声名大振，十分骄傲。他获得三等云麾勋章，并得到蒋介石的嘉勉。但是，蒋介石和张灵甫没有料到的是，宿北战役成为华东战场的转折点，此后国民党军在华东的处境越来越艰难。

　　（二）进犯鲁中解放区

　　进入1947年，随着苏北中共军队在国民党军的优势兵力逼迫下退至山东，山东成为华东主战场。1947年1月，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成华东野战军，实现了统一指挥。1947年5月，鲁中战役拉开帷幕，蒋介石亲至徐州、济南督战。5月10日开始，汤恩伯军团大举进攻鲁中山地的华东野战军。其中，整编七十四师处于中心位置。由于张灵甫自信十足，行动最为迅速，逐渐位居弧形战线的弧顶位置，与两翼友军整编二十五师和八十三师等拉开一定距离，犯下孤军深入的致命错误。

　　事实上，此时的张灵甫虽骄傲自满，但对国民党军存在的严重问题也有相当认识。5月6日，他在给长官俞济时的信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国民党军存在的不团结、不统一问题：开战以来，“职每感作战成效太难满足人意，目睹岁月蹉跎”，坐视解放军日加长大，“不能积极予以彻底性打击……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而有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决心，各自为谋，同床异梦”。解放军“能飘忽无定，来去自如。我则一进一退，俱多牵制”。解放军“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这封信俞济时也在第一时间转呈蒋介石。蒋介石对张灵甫的意见十分赞同，马上命令抄送参谋总长陈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及各司令官、军长、师长阅读并反省，要求他们陈述感想和改善办法。张灵甫在信中意在说明自己的部队勇敢作战、不畏牺牲，但其他部队多裹足不前、投机观望、同床异梦。他恐怕没有想到，在发出信函10天之后，孟良崮战役便证明了他的这一担心。虽然有蒋介石的一再催促和前线督战，国民党军王牌七十四师竟然还是在数十万友军近在咫尺的情况下全军覆没。

　　5月12日，在国民党军重兵环伺之下的华东野战军，马上抓住张灵甫孤军深入的弱点，准备对其反包围。中共中央军委对华东野战军的作战方略指示：“你们须聚精会神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发起歼击。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13日，当陈毅和粟裕决定集中主力歼灭孟良崮的七十四师后，毛泽东于14日电复陈毅和粟裕，“歼灭七十四师极为正确”。战斗打响后，国民党军确实各求自保，距离七十四师最近的黄百韬整编二十五师和李天霞整编八十三师的救援等于杯水车薪。而作为师长的张灵甫也犯下致命错误：一是未能固守山麓村庄，被迫全部退至孟良崮之石质山顶，无水无柴，队伍密集;二是只知固守，全赖友军来援，不作积极突围。16日，华东野战军全歼七十四师，击毙张灵甫。

　　关于张灵甫是被华东野战军击毙还是自杀一事，存在一定争议。笔者倾向于张灵甫是被击毙。1947年5月30日，陈毅、粟裕等联名致电中央军委：“据最后调查证实，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五十八旅旅长卢醒，确于16日下午2时解决战斗时，被我六纵特（务）团副团长何凤山当场击毙。当特（务）团何副团长走近张灵甫等藏身之石洞，据师部副官出面介绍为张灵甫等人。现尚在俘官处可证。”这是华东野战军负责人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共军队纪律严明，此说具有权威性。而国民党方面多认定张灵甫自杀，或有为树立其忠勇的军人楷模形象之意。

　　张灵甫死后，蒋介石给予大力褒扬。5月29日，蒋介石发布亲自修改审定的“追念张灵甫师长及七十四师全体官兵通令”。他认为，孟良崮战役是国民党军与解放军作战以来“最悲壮之史诗”“我革命军人莫大之光荣”。6月，蒋介石又令追晋张灵甫一级，“褒扬忠烈事迹，宣付国史馆”。同时，他将救援七十四师不力的整编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革职拿办，交军法审判。正在山东指挥作战的旅以上国民党将领，全部被调回南京训话。不过，蒋介石对于七十四师为何会全军覆没、山东战局为何越来越糟，并没有予以客观认识。他一直自信自己的指挥完全正确，是下属没有按照他的意图贯彻执行，且精神委顿，不能互相合作，所以必须把所有将领召集到南京训话。这种训话自然是表面功夫，毫无作用。事实上，解放战争开始后，不少高级将领悲观动摇。身处华东战场的整编六十九师师长戴之奇在日记中写到，“现在一般官兵对‘剿匪’的自信力异常感到渺茫”，“得混且混”是军官中普遍存在的“危机”。1946年12月，戴之奇在宿北战役中兵败自杀。

　　事实上，山东战场乃至全国战场国共双方的胜败关键，与此时的人心向背密切相关。山东战场上被俘的国民党军官说：“我们的补给线太长，交通不时受到袭击，为了每天运送200吨军用品，不得不用一个军来维护交通线。”国民党军在总结沂蒙山区作战时，也认为自身的缺点是“仅赖军事作战，控制有限点线，未能发挥党、政、军联战力量，以掌握全面”;“地方政权，不仅不能支援军事作战，反而形成军事上之负累”。与之相对，中国共产党得到基层政权和人民的衷心拥护。广大老百姓怀着对人民解放事业和子弟兵的极大热情，用肩挑、畜驮和推独轮小车，日夜不停地帮助解放军运送物资。当华东解放军围歼七十四师时，由7万随军民工、15万二线民工及众多的临时民工组成的庞大民工队伍，在敌机、敌炮威胁下，日夜不停地抢运伤员，源源不断地运送弹药、粮食，为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连台北“国防部参谋本部”2017年解密的文件也指出，鲁中解放军“利用军区部队、各地民兵及严密情报系统，布置广大掩蔽幕（搜索幕），使我无从获得”有关解放军的情报，而解放军却能“察知我军状况”。

　　由此可知，张灵甫及其七十四师完全站到了与人民背道而驰的一面，不能实时掌握战局变化情况，不能即时得到粮食弹药的补给，难逃失败的命运。他在抗战时期的顶头上司，曾任七十四军军长的王耀武此时也在山东战场上，后在1948年济南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1959年被特赦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三）1947年的国民党

　　孟良崮战役发生于1947年5月。1947年对国民党而言，可谓阴云密布。除军事失败外，蒋介石还面临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金冲及认为，国民党在这一年从优势变为劣势，强者变为弱者，而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人心向背。

　　政治上，国民党未能乘抗战胜利建立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威望，反而在接收敌伪财产过程中因贪污腐败案件层出不穷而越来越丧失人心。1946年12月24日夜北平发生的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案件，引发全国性学潮。从是年12月底到1947年1月初，各地参加示威的学生达50万人，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广大学生和人民群众对于国民政府的种种亲美行为表示强烈抗议。1947年5月1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近日各地大学学潮风起，包括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英士大学和中正大学也不例外。15日，中央大学为要求增加膳食公费而请愿，蒋介石却将其视为“各种无理取闹”，未能正确看待和解决这一问题。5—6月爆发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成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经济上，国民政府无法控制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不仅战后的经济重建步履蹒跚，而且金融财政日益走向崩溃。1947年5月31日，蒋介石的心情可谓跌至谷底，痛心疾首。他在日记中写道：“一、本周为本月最后之一周，亦为参政会最紧迫之一周，人心初荡，是非不明，邪正倒置，党员散漫，干部无能，言念前途，悲痛无己。二、物价奔腾，石米涨至五十万元，经济险恶，已至无法收拾之势，此实政府之制命伤也。三、学潮澎湃，教授冲动，校长多数无能、无德，不能统御学生。各大学几成无政府状态，不能不毅然决心作断然之处置。”可见，蒋介石也认为，物价飞涨是政府的致命伤，学潮也严重到需要断然处置的程度。只是，1947年之后的国民党，更是不得人心。1948年的金圆券改革导致物价失控，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国民经济走到崩溃边缘。在1948年下半年开始的三大战役中，国民党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

　　可见，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将领感叹的战场上的民心所向，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龃龉矛盾，实际是全国政治和经济形势在军事领域的反映。国民党政权的统治根基发生动摇，江河日下，大势已去，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人民力量获得胜利。新中国的诞生，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开辟了社会主义的新路。

　　三、 应全面评价历史人物

　　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在评论历史人物时，要具体、深入地分析实际情况，将个人命运、事功与时代变迁紧密联系起来。那么，数十年过去，今天我们应如何正确、客观、全面地评论张灵甫?

　　第一，对其抗战功绩要予以肯定。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战争，国共两党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各自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国民党军还是中共军队，无论在抗战时担任的职务大小，无论军功大小，只要曾在抗日战场上抵御日寇、奋勇杀敌，都是中华民族的抗日英雄。更何况，张灵甫在战场上至少两度负伤，先后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四等宝鼎勋章和三等宝鼎勋章。同时，对于张灵甫的抗战功绩，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论述，从历史事实出发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不能将七十四军的战绩神化，也不能将张灵甫在七十四军中的作用神化。对张灵甫和七十四军抗战的战绩，还需要联系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的总体表现与得失进行综合评价。

　　第二，对解放战争时期的张灵甫，当然应予以否定。此时的他站在历史潮流的对立面，与广大中国人民为敌，成为国民党政权的殉葬者。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政治宣言里，提出要“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1948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正式公布包括蒋介石在内的第一批43名战犯名单，敦促国民党尽快投降。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薛岳、胡宗南、汤恩伯等一批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均包括在内。中共方面之所以公布战犯名单，一是因国民党撕毁和平协定，挑起内战，破坏抗战胜利后的和平环境，要为战争负责;二是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依法审判发动和参与战争的罪犯，破坏和平罪、战争犯罪等得到明确界定。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若张灵甫像他的老长官王耀武一样在山东战场上战败被俘，也会作为战犯被看管审讯。因此，如何评价解放战争时期的张灵甫，不言自明。当然，战犯并不是不能翻身的盖棺定论。从更长的历史时段看，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大批国民党战犯进行耐心改造与教育。从1959年到1975年，这些战犯又分7批得到特赦，不少人在特赦后从事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等有益工作。这也说明，对一个人的评价需要随着时势的变化及其自身的改变而与时俱进，需要把握个人与时代的互动关系。

　　总之，张灵甫既有抗战之功，又甘愿成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急先锋。我们需要把他的活动和业绩与时代任务、历史发展趋势相联系。其实，处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变化尤为剧烈的时代，很多人物身上具有两面性，也有很多人经历了从落后到进步，抑或从进步退为落后的转变。因此，上述分阶段对人物进行评价，符合历史发展不断向前和人物命运起伏波动的情势。

　　当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除结合历史情境和时代潮流，看时代之中人的处境和贡献外，还需要兼顾个人品格、性格，以展现人物丰富、复杂、变动的面相。张灵甫的性格偏于孤傲、自视甚高。他早年因怀疑妻子的行为而将其杀害，不仅易怒冲动，且藐视法律和道德。解放战争时期，他因苏北战场的胜利而志得意满，在鲁中战场急躁冒进，最后陷入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七十四师的全军覆没，与他的指挥失误密不可分。同时，孟良崮战役中七十四师周围友军的不积极相救，除了与国民党军普遍存在的不团结、力求自保相关外，也有张灵甫平时过于骄傲自满、易遭人嫉妒的原因。这些都是对他进行评价时不能忽视的要素。

　　归根结底，评论历史人物，需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全面考察历史人物的全部实践活动，需要从中华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需要看历史发展的大势和潮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火与考验中，与人民结成血肉联系，得民心，顺民意，成为一支蓬勃发展、举足轻重的力量。国民党因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能顺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要求，不能代表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从而失去人民的支持，在与中国共产党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最终失去大陆执政权，失去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主导权。因此，我们认为张灵甫抗战有功，反共有过，刻意强调某一方面、抹杀另一方面，都是以偏概全、有失客观。

　　作者：吴敏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