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论持久战》与抗战研究的进路
来源：桑兵   2024-08-17 14:39:54

　　近十年来，根据学术界的状况以及个人研究的进展，我开始重写大历史系列。《持久战与〈论持久战〉》，为其中抗战系列的开篇，与已经全部出版的辛亥革命研究系列一样，也由三至四本专书组成。同时进行的还有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以及解放等系列，各包含三至四本专书。原计划还包括一个庚子系列，因为时间和精力不敷分配，加之当年朝野上下遭遇剧变，前途莫测，其间相关人物的日记大都付诸阙如，考虑再三，只能忍痛割爱。

　　所谓大历史，包括立意、选题、取材、趋向等方面，至于如何才能为大，兹以持久战与《论持久战》的研究为例，略加说明，以便有心之人参考批评。

　　不同时期发行的《论持久战》单行本

　　一、重写大历史的旨趣

　　重写大历史，并非一般教科书式的通史或面面俱到的专门史，而是以枢纽性的历史环节为中心，深入探究前人语焉不详、争论不休甚至误读错解的重大问题，以求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历史较短，还不到余生也晚只能退而求其次的地步，若是一味以钻空子找漏洞为填补空白，希望由此超越前人，百衲衣终究遮不住欠安的龙体。必须视野开阔，超越分科、专门、时段的局限，抓住具有枢纽作用的关键问题，成竹在胸，才能游刃有余地在整体之下研究具体。

　　多年前曾有意撰写20世纪中国革命史，详细梳理革命从引入中国，到逐渐成为政治与社会的中心议题，正面有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再到文化革命的发展，反面也有反革命从社会和政治层面到法律层面的递进，以及逐次由法律层面到政治层面再到社会层面的淡出退隐。开始阶段革命与否可以平等对话，如《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后来则演变为不革命就等同于反革命。大处着眼，可以说，20世纪中国的中心问题就是革命。

　　然而，稍加梳理相关研究和文献资料就不难发现，尽管中国经历了百年的革命历程，尽管相当长的时间里对近代中国的研究被视为“革命中心史观”，关于这一时期与革命相关的许多重大问题，认识与事实却有不小的模糊、偏差，甚至扭曲。例如清季民初的中央与地方、共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北洋军阀、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国民革命时期的世界革命、帝国主义，抗日战争时期的反日与抗日、持久战、统一战线，以及并不限于抗战时期的汉奸等等，概念与所指实事，与历史本相都或多或少有所差异，有的还相去甚远。可是研究者似乎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看不出通行的认识与历史事实不相吻合，或是虽然察觉有异，却不知如何解决，只能一仍旧惯，熟视无睹。

　　之所以出现类似情形，原因在于亲历者往往依据后出的集合概念指称之前的物事，研究者则未能仔细梳理史料与认识的关系，把握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的联系及分别。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形成较晚，起点不高，而研究者又受片面理解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为预流的误导，轻视常见的多数史料之汇集，一心去找前人未见之书，因而总好另起炉灶，不愿接续前人的研究往下做。结果基本史料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更读不出文本蕴含的意思。一味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寻找人所未见的材料，固然可以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而治史重在细节，不嫌琐碎，毕竟不能碎而不通。一则大问题不明，具体问题很难说清楚;二则研究具体问题，应该明了其与大问题乃至历史整体有何关联，如何关联。否则一地碎钱，不能成串，无法由碎立通，总不是治学的正道良法。

　　实际上，历史的重要问题大都存在于基本史料之中，脱离根本主干而专注于枝枝节节的片断，所谓尘封已久的人所未知，一般而言并非历史的关键大节。忽视常见的基本材料，自然不能正视历史的大问题，难以发现认识与本事之间的异同，也无从梳理本事变为认识的渊源流变及其所以然。换言之，弄不清历史真相或扭曲变形的原因，不在重门深锁的档库中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笈，而是读不懂公开文献中一个个并不陌生的跳动字节组合在一起究竟有何意涵。

　　这些年撰写的文章，陆续谈了不少如何恰当处理史料与史学关系的想法，大都是在吸收前贤高论的基础上，从研究和撰述中深入体会而来，并且相继贯彻于所写论著之中。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研究历史应该尽可能完整地掌握旧材料，才能妥当安置新材料，进而将各种新旧材料相互比较，力求做到用人所常见的材料说人所不常说的话。如今用于重写大历史，希望进一步验证办法的有效性，同时做成可以展示的范例，以便同好有所参酌。抗日战争研究，固然有待于广泛深入地发掘各种新材料，不过主干大节已经存在于公开的系统资料之中。近年来，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编辑出版的大部头资料汇编不在少数，可惜研究者仍然抱着找材料的态度，往往从中挑拣主观预设的靶向性文字，没有用心通读文本的全篇本意，更不会与其他相关资料比较研究，梳理渊源流变，揭示背后的联系，使得这些大型资料大都未能物尽其用。

　　重新研究重大问题，运用资料之外，首先应该检讨既有的成果，包括所谓学术界的共识和约定俗成的定见。本来历史旨在求真，事实胜于雄辩，是理所当然。可是无论学史还是治史之人，总有以自己的知识为先验前提裁断其他的莫名自信，养成认识优先甚至自觉不自觉地以认识抹杀事实的习惯。而且专家时代治学，大抵都有自己的小圈子，同在里面耕耘的人，便是同行，彼此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视为行规。外面的人进来，就会显得突兀，未免有些格格不入。照时下的常态，整体而言，或主动或被动，学人基本上都会有所归属，各安其位自然就相安无事，若是不安分地到处行走，则有违专门化的时趋，好像自然界里外来物种侵入，难免遭遇侧目排斥。只是这样井然有序的学术共生体，似乎并不符合治史应该整体之下研究具体的道理，未必是良好的学术生态。

　　专家时代，或认为体现之一就是过度细分化导致学术侏儒化。一旦察觉落伍，又好以专才冒充通人。由局部放大的努力，与胸有成竹形同实异，或夸大局部的重要性，或以局部看整体，难免由自洽到自闭。其实研治专门之学，见识也应该力求通达，小圈子化的学问，往往流于坐井观天和夜郎自大，走向因负筛选而逐渐退化的歧路。所谓史无定法，高明大都博采众长，过度强调学科专业甚至某学某史某派的研究，貌似彰显特色的同时，却有自我矮化之嫌。如傅斯年所说，近代国人误以为科学好比哲学的系统，所以往往牺牲问题以迁就系统，不说研究某套或某几套问题，而说学某科学。既有分科门派，便有固定的套路招数，到不了无招胜有招的境界，炫耀于时流的反面，就是见绌于高明。况且五花八门的分门别类，看似独树一帜，实则基本都是转手负贩，与其争议那些舶来的概念方法，不如各自研究一个或一套问题以展现其把握及效用。真有过人之处，自然分出高下，否则只能面向无尽的后浪，且仍然难逃专讲史法者史学往往不大高明的窠臼。纸上谈兵的相争不已，何益之有?由此可见，细分化之下所谓学界的共识，未必是靠得住的通理。

　　在这样的格局下，外来者的便利恰是不受规范的约束，容易从习以为常中发现不同寻常，从局中人司空见惯之处看出大有可议，并且可以无所顾忌地畅所欲言，麻烦则是会打破原有的平衡而引起波澜，有时也难免说些不着边际的外行话。所以刚刚拿出持久战与《论持久战》研究的半成品示人之际，便有好心的行内人善意提示，诸如此类的题目，已经固化。言下之意，可以拓展的空间不大，或是虽然有却说不得。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里，认识固化妨碍事实判断的情况并不鲜见，只是无从揣测圈中人的所谓固化，到底是奉旨还是自裁。以非专家的眼光看来，这一领域的研究似乎还处于尚待开发的状态，即使新意迭出，也不至于有什么不得了的忌讳。历史当然多由胜利者书写，可是胜利者必有其制胜之道，绝无可能靠编造历史而成为胜利者。只要切实回到历史现场，就不难理解大势所趋，不必总是凿空蹈隙，钩沉翻案。

　　与充分利用现有空间的文学界相较，史学有时会陷入自相矛盾。一方面，总想打破一切禁忌，似乎非如此则不能动手研究，即使研究也不能见好;另一方面，已有的空间相当广阔，却好像白茫茫一片，不知如何耕耘收获。由于不能深耕细作，只好一味开荒，刀耕火种，而美其名曰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所谓学无止境，如果一个小圈子里的人认为所从事的学问还在筚路蓝缕阶段就已经固化，等于理所当然地觉得只能守成，无法继续前行，自然引不起多少研究者的兴趣，高明大都驻足其外也就情有可原。况且，《论持久战》既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又有复杂的史事关联，如果仅限于章句之学，非但无从疏义，还会误读错解，实在是不能匹配伟人的皇皇巨著。

　　二、先行研究的进展与限度

　　伟大的著作理应有高明的解法。承接前人的研究，既不能眼空无物，也不可乱点鸳鸯。唯恐遗漏的罗列堆砌，固然是胸无成竹的反映，面面俱到的综述，同样是驾驭不当的表现。只是求学位者都怕了悬在头上查重的达摩克里斯剑，其情可悯。其实，没有征引绕不过去、非引不可的论著，和乱引不该征引的胡说，都是过与不及的大忌。至于但书过多的评议，看似头头是道，实则前人各有主题，并非来者的胥役，当然不受差遣。况且好的研究取其好处便是，不好处以及其他不好的文字，未必非说不可。

　　大体而言，迄今为止关于《论持久战》可以说是宣传教育偏多而深入研究较少。一般业内人士面对此类课题，不免无从下手之憾。近年来学术界探究的重点之一，是版本的流传演变。另外，由于以往的宣传当中存在误认为《论持久战》最早提出持久战战略思想的偏差，而随着视野的扩展和材料的增加，《论持久战》之前的各种持久战说法不断浮出水面，于是形形色色的因袭说一度甚嚣尘上。受此影响，一些点到点的探源说也陆续出现。

　　其实，稍微梳理持久战与《论持久战》研究的历史，就不难发现，因袭说固然不能成立，各种探源新论也多是老生常谈。关于国共双方的持久战战略比较，显然是不大热闹的全面抗战与《论持久战》关系研究中相对而言的热点之一。较早发文的费正、李作民主要从全面抗战与片面抗战、积极防御与消极防御、三个阶段与两个阶段等方面比较国共两党持久战战略方针的异同。王树荫则认为，国民党的持久战有一个从战役持久到战略持久的发展过程，而且只承认两阶段，具有消极性，以阵地战为主，忽视运动战、游击战的地位作用，实际上并非真的持久战。王文的主题虽然不涉及中共，实际上是以中共的主张为参照。刘雪明点明我军的作战方针基本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而全国抗战则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游击战起辅助作用。这一点至关重要。不过，这并非国共两党持久战战略的分别，而是《论持久战》提出的区分全国抗战与中共武装持久战战略方针的关键所在。或许因为没有进一步论证说明，后续的相关文章大都仍然混淆不清。黄道炫在梳理国共两党持久战思想形成的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归结国民党(国民政府)为持久消耗战略，军事上体现为单纯阵地防御，中共则主要是“三阶段”的提出，运动战、游击战的基本战略地位和外线的速决进攻战作战方针，以及人民战争思想。

　　此后，以比较国共两党持久战战略思想或方针异同为主的专题论文陆续还有若干篇，不过大都与上述文章的基本观点类似，或是略加改写，重新组合，在重要问题上认识鲜有深入进展，谈不上有多少新意，或者说作者未能充分展现其新意究竟何在，对于国共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甚至还会混淆缠绕。更有甚者，有的文章从标题到内容完全一样，不同的只是换了作者的姓名。如发表于《军事历史》1992年第4期的《国共两党持久战战略方针之比较》，作者为岳思平，而《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96年第4期刊出的同题论文，除删去个别段落外，包括小节标题在内的文字基本相同，署名却变成钟瑞琴。

　　如果研究者注意掌握先行研究，并在论著中依照时序有清晰的交代，则不仅便于后来者了解既往研究的阶段性变化以及具体进展的层面，自己也能够有针对性地详人所略。这是任何学术研究得以继长增高、逐级而上的不二法门，也是逐渐排除抄袭重复的学术自律和他律之道。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学术规范尚未严格要求，各篇专题论文几乎没有提及先行研究，仿佛都是白手起家。如果说开创性的研究存在无所凭借的可能性(一般而言，完全无人涉及的研究领域几乎不存在)，后续依然无视前人已经做出的贡献，不知是的确茫然无知，还是有意视而不见。殊不知不掌握前人已有的研究，则不能准确定位自己的出发点，往往会做重复性的无用功，形同废辞，而且变成铅字刊发出来，等于永远钉在历史的十字架上，让无尽的来者鞭挞训诫;若是故意抹杀既有研究，以图毁尸灭迹，不仅因为分不清前人的贡献与限度，自然难以从材料的比较中逐渐近真及得其头绪，无法在既有的基础上继续前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且还表明并不具备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高度自律，严格说来不能继续立足于学术界，且永不叙用。机关算尽的自以为聪明，待到云开雾散时，势必声誉扫地，即时获得的名利，迟早都是要还的。

　　或许与全面抗战的纪念有关，由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持久战与《论持久战》研究，大体以10年为一个周期，集中出现较为明显的进展，而每一周期真正有所创获的论著屈指可数。这样的节奏到了新的世纪依然延续，头一个周期值得称引的如杨天石的《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着重论证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持久战并非受《论持久战》的影响而来，而是另有渊源。或许因为其中有些论断略显绝对，而阅读者又没有仔细斟酌全文大意，仅就片段文字的意思断章取义，加以驳论，未必得当。如杨文主要是说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最早的一些持久战说法，不是受《论持久战》影响，至于后来，虽然蒋自己未曾提及，但并不排除看过《论持久战》而有意不提的可能性。这与完全否认《论持久战》对国民党人产生过影响，有着不小的差异。

　　关于《论持久战》的宣传，是以往研究者较少切入的角度。罗艳梅主要依据《解放》《新华日报》《群众》三家报刊的相关文章，介绍中共关于持久战思想的论述，尤其着重于对战争长期性原因的解读和宣传。张卫波以中共方面的材料与主张为据，依照时序进一步系统梳理了《论持久战》前后的持久战论说。

　　抗日战争研究，涉及中日、国共乃至世界各国，不仅要认识自己，也要了解敌方和他者。在一段时期内，敌人的朋友未必是我们的敌人，而敌人的敌人也不一定成为我们的盟友，情况可以说相当复杂。抗战过程中的国人乃至现在的研究者，基本都认为持久战是中国战胜日本的利器，忽略了日本在速战速决的妄想破产之后，何以依然能够长期坚持，后来还主动发起太平洋战争，甚至一度横扫东南亚及太平洋诸岛，打得英美诸强难以招架;尽管后期侵华日军的素质严重下降，在中国大陆各战场却仍然保持对中国军队的战力优势。张展对战时日本及时调整战略，千方百计应对甚至企图主导长期战争的历史脉络进行勾勒，给持久战与《论持久战》的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同时也意味着将会有新的取径和路向。

　　杨奎松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共全面抗战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持续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事对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的初衷进行深入剖析，所做《论持久战》主要是面向中共党内同志的判断略有可议，但是揭示毛泽东希望中共及其军队通过抗战实现由壮气军到实力领导地位的转变这一难以明言的旨意，却相当深刻。杨奎松不仅长于治中共党史，还兼通国民党史，并且不受分科的局限，其用事实证文本的做法，精细化程度为同行中有数之人，提供来者值得仿效的范例。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写《论持久战》

　　三、历史与认识的协调

　　以先行研究为起点，要想打破固化的观念和局促的界域，使得相关研究更进一步发展甚至大幅度跨跃，必须找到且熟练运用适当的取径和办法。就《论持久战》的研究而言，最大的问题其实也是近代以来一般历史研究普遍遭遇的难题，即如何处理材料史事与理论观点的关系。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论断看似绝对，但整理史料何以便能成为史，是因为所谓整理，就是比较不同的史料。比较整理的目的有二：一是近真，二是得其头绪。二者相辅相成，不仅可以由整理史料依照原有的时空关联接近史事本相，并据以叙事，还能从无数单体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显示规律(这与将形同实异的人事归纳起来作为规律大相径庭)。治史既要避免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以抄撮为著述，又要防止无视材料本义或断章取义地任意解释，将研究当成创作，重要原则就是如陈寅恪所说的，既要具有统系，又须不涉傅会，这也是整理史料与研究史学相一致的关键所在。

　　对此原则一般不易把握的症结，主要出在史料与统系的关系上。一方面，史料之中究竟有无历史，成为一大问题。20世纪初，梁启超石破天惊地提出中国无史论，批评中国历来只有史料，没有历史，历朝历代的众多史书只是帝王的家谱，不成其为史学。如此一来，史料与史学分成两端，既然史料当中没有历史，从史料里面求历史就是缘木求鱼。另一方面，解释历史的统系既然无法从旧史书中求得，而不得不借助于其他方面，于是来自域外的其他分科之学进入国人的视野。在东学西史的刺激下，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不约而同地找到社会学，认定历史旨在“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并“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循着这一取向，郭沫若、魏建功、陈钟凡等人不断倡导用社会学解释历史的路径，不仅“要找出新的历史的系统”，而且要“用科学研究事物得到确证，评判出那时社会状态和思想，而得到公理公例”。

　　上述人等所说的社会学，其实更加接近广义的社会科学。在欧洲思想学术的系统之中，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各有其渊源取径做法。本来历史是人的有意识活动与社会有规律运动的结合，浑然一体，不可截然分为两半或两面。可是由于欧洲近代思想分为人本与科学两大脉络，原来归属人文科学的历史变成半是艺术，半是科学，这在历史学内部一度造成相当程度的紧张，史学因而分为记述历史和历史理论两部。据称前者的目的是确定各个零碎的历史事实，而以活现的手段描写出来，这是艺术的工作;后者则是把已经考察确定的零碎事实合而观之，以研究其间的因果关系，这是科学的工作。按照李大钊的看法，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为社会学的法则，也就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另有历史哲学，从系统上讲，宜放置在哲学分类之下。基于这样的区分，在李大钊看来，过去的史书也只是资料而非历史，“历史学虽是发源于记录，而记录绝不是历史。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指出吾人研究历史的任务的是希罗陀德”。研究历史的任务，一是整理事实，寻找其真确的证据;二是理解事实，寻出其进步的真理。历史理论也就是史观，记录的事实是不变动的，但是解释史实的史观却是随时变化的。

　　历史事实往往并无因果联系，一般而言不宜用因果论看待。李大钊所说社会学的法则主要适用于社会发展史，随后继起者则逐渐应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由此引发民国以来史料与史观孰轻孰重的长期纷争不已。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发展史与一般历史的纠葛，依然是困扰居中国大学首席之位的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主要难题。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开始的动因与初衷，与其说是研究历史，不如说是要弄清楚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等重大社会问题，以便正确决策和行动。社会发展史的取径显然最为符合其迫切需要。至于诸多的历史问题尤其是大量的事实和细节，并不在相应的视野和考量之内，至少显得无足轻重。而历史是由大量真实细节累积而成的整体近真，以及事实前后左右无限延伸的普遍联系构成的相关头绪所组成，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各种解释就很容易流于聚讼不已的似是而非。混淆社会发展史与一般历史的分际，用社会发展史的规则裁量一般历史的研究与论述，将整理材料与理解事实分成两截，而不能按照本来的面目合为一体，可以说是历史研究中存在的重大隐患。由此引发各个层面的复杂纠葛，迄今未能梳理清楚。

　　令治史之人感到相当困惑的是，所谓历史认识，究竟是要弄清楚历史本来是怎么回事，进而发现前后左右普遍存在的事实联系，还是通过归纳类像找出社会发展的规律。二者的分别并不在于有无解释的统系，而是前者由事实的普遍联系构成特定的统系，后者则将一般规律套用于具体历史事实之上，以求得公理公例的普遍适用，看似具有统系，实则削足适履，难免附会。

　　在记述历史和历史理论两分却并行的史学架构下，弄清楚历史事实被视为历史研究的初步，也就是基础，如何认识历史才体现历史研究的目的，从而显得高端。人心所向，往往就高不就低，既然如此，历史理论即史观自然逐渐凌驾于记述历史之上，社会发展史的取径日渐替代了历史学的追求。久而久之，史学记事与叙事的功能严重退化，说理的成分大为增加。所谓事实胜于雄辩，本来是一般通行的道理，可是以求真为首要诉求的史学领域，反而理所当然地变成以雄辩压倒事实为天经地义。如果史学非但让事实将就认识，甚至认可依据后来的认识否定抹杀过去的事实，则是非颠倒，荒谬至极，已经逸出学问的范畴了。这大概也是历史教育显而易见的失败之处。

　　然而，人本与科学之分，与其说是人类认识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优长，毋宁说是力所不及的局限。因为所要认识的对象本为统一的整体，只是在认识的层面彼此分离，而无法在事实上面相互分开。记事的功能严重退化，说理的能力也必然相形见绌。以前者论，能够比较不同的史料以近真大都限于个别事实的考证，而且限于时地人等简单易证之事，甚或往往流于表象，无法应对罗生门式的各说各话，或无所适从，或先入为主，或任意取舍。至于能够熟读材料贯通史事进而得其头绪者，犹如凤毛麟角，其余要么一味抄书，堆砌罗列，以为大体类似，不能揭示材料与事实背后的联系;要么各逞私意，随意举证，断章取义，脱离本义本相。以后者论，读不懂史料，弄不清史事，却侈谈各种史观，建构各式新史，形成各样观点，只不过借助外国或别科的观念套路，滥发议论而已，顶多表明那些观念套路放之四海而皆准，却毫无创意。况且是否真的明白所称引的观念套路，还在两说。由此得出的观点，形同实异，似是而非，无论如何引人入胜，博取时名，终究是沙上筑塔，经不起时间和来者的检验，搭得越高，垮得越快。

　　高明治史，能够于茫然之中透过纷繁的表象，看出背后的联系与实情。其次则虽然看不穿，一经点破，即豁然开朗，有识一字成活一片之效。再次则虽经他人破解，却仍然不明就里，继续沿袭陈言老套，否则进入失语状态，不知如何说法。所以明知事实俱在，还是固执己见，不肯从善如流。等而下之者，非但不觉醍醐灌顶，幡然醒悟，反而自以为是，以不知为知，以自己的人之初，驳他人的习相远。只是小圈子化的学术生态使得判断力和鉴赏力普遍不足，媒体时代又涌入许多未经系统专门训练而兴趣盎然者，以致于受众越多，越是难以分辨是非正误。正因为此，学术领域真正的好书往往只有二三素心人懂得，甚至无人能识，而似乎人人都懂、好评如潮的，很可能入不得高明的法眼。

　　研究持久战与《论持久战》，同样要面对上述问题，究竟是要表明自己的观点，还是证明文本的本义与史事的本相。毋庸置疑，能够将二者结合到恰如其分，当然最为理想。要想完全充分地证明本义本相，必须抽丝剥笋地显现如何认识，所有的观点都蕴含其中，无须另行借助后出外在的所谓理论，强人以就我。如果能够达到得其头绪的境界，叙事与说理必然相辅相成，浑然一体，不必强分先后。可是实际操作起来，难免仍有轻重主次先后之别，因而仍然面临取舍选择的难题。加之以刊物作为学术论文发表的主要载体，受到篇幅的限制，无论编辑者还是审稿人，都偏好旗帜鲜明的观点，相对忽视论证的过程及其依据是否经过验证的可靠性。尤其是误以为用材料说明事实比较容易，据事实讲出道理才难能可贵，误导来者好用脱离材料史事原有时空联系的自洽式创作，实则材料史事往往周折复杂，但凡过于条理化，读起来越是畅顺，就越容易有违事实本相。有的将逻辑的归纳法等同于科学方法，误以为把形似而实不同的类像聚合一起就可以揭示出规律。实际上，历史规律存在于事实联系之中，而非类像比附之下，罔顾事实之间的差异，说得天花乱坠，不过是个人随心所欲的看法。可是史学的基本价值，不在人们有怎样千变万化的看法，而在这些看法有什么样的理据。未经条贯所有材料与事实的举证归纳，或许好看，却很难如实。不少历史叙述，说到底无非是作者自己心中的思想史，整齐清晰的脉络逻辑，很大程度是牺牲事实屈从架构的产物。

　　1938年刊印的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局部

　　四、努力的取向

　　从历史事实与历史认识相互关系的辨析立论，反观持久战与《论持久战》研究的主题，窃以为至少可以将以下四方面作为努力的方向：

　　其一，文本与事实互证。研究《论持久战》这类经典文献的意涵，一般采取直面文本的办法，解读字面的意思，形同望文生义。前人说，解古典易，究今典难，即指相关的史事不知，则文本的意思不明。近年来，学界已经逐渐注意到要语境式地把握历史事实来理解文本的指向与意涵，以近代史料的极大丰富为凭借参照，能够追究的史事之详细而复杂，远较古代史为甚，但在相对忽视史料史事的风气下，用粗放化的方式，已经追究到或以为应该追究到的程度，还是过于粗疏，远远达不到精细化的程度。正因为如此，深究史事一时还难以大幅度加深对文本的解读，使得文本的意涵无法充分揭示。若是做法不当，有时刻意用力还可能偏离文本，读出相异相反的意思，使得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不相吻合，甚至彼此冲突。对于若干关键性的环节，必须准确理解，深入认识，模糊不清以至混淆纠结，都会影响到对文本主旨与史事本相的把握。可以说，事实追寻与文本深究相辅相成，不能畸轻畸重，更不可偏废。梳理与文本相关的史事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才有助于解读本义。

　　其二，单向取信与各方比勘。对日持久战涉及诸多方面和个人，解读《论持久战》，不能只从单向度立论，而要多视角看问题。无论何种材料，如果仅仅从作者的视角着眼，以作者的言行为凭借，就不免照本宣科式的解读，而不能尽量全面地比较各种文本与史事。例如，单独找出陈诚、蒋百里、胡适、冯友兰、高长虹或其他什么人关于持久战形似而实不同的种种说法进行比较，只是隔靴搔痒。史学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教人不能孤立片面地看问题，必须语境式地前后左右反复比较。凡是从单一角度认识历史，都是相当危险的事。如果还有人误以为这是相对主义，只能说是无知。抗战期间阎锡山有在三个鸡蛋上跳舞之说，如果只看一面，很容易将作势当作逼真。美国学者柯文(PaulA.Cohen)研究过抗战时期朝野各方在异口同声的“卧薪尝胆”之下，表达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学生希望激励人心，商人意在推销国货，政府想要民众服从，投机者则欲图苟安。同样，在众口一词的持久战口号之下，各方的解读旨意也是大相径庭。况且抗战涉及中外、国共、朝野，许多聚讼纷纭都源自罗生门式的各说各话。只有知其然(如何不同)且知其所以然(为何不同)，才能同步于事实本相及前人本意逐渐近真，而不是各取所需地听取一面之词，陷入相互矛盾的循环往复而难以解脱。

　　其三，实时与源流沟通。研究持久战与《论持久战》，往往重视发生，较为忽略来龙去脉，即事物的渊源及其发展衍化。持久战的军事思想及其战略战术，在国外有其源头，传入中国有其流变，凡事不知渊源，则很难准确把握属性意涵，所指能指。例如必须了解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战略与作战方针，实际上来源于国内革命战争尤其是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才能理解何以国民党军队不易采用这一战法，中共军队则在全面抗战初期、中期暂时不能完全沿用相应的战法，不至于将两方面牵扯混淆，纠缠不清。在全面抗战的全过程中，包括《论持久战》在内的持久战战略思想和作战方针如何发生作用，有无调整变化，已有的研究明显不足。关于《论持久战》在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如何发生作用，虽然开始有所研究，还远远不能反映全过程和各层面。蒋永敬、杨天石等人连续深究蒋介石与“抗战到底”的“底”究竟何在，不仅推进该主题的认识，而且提示来者继续追究“抗战到底”之“底”在国人心中的实态。此外，征引相关文献，不仅要注意材料指向的时间，还要注意材料问世的时间，事后的追述回忆，必须尽可能与即时的记录相互印证，认真甄别。当然，晚出的材料不一定不如即时的记录准确，所以甄别并非简单地依据所谓材料的直接间接属性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判定。

　　其四，评价与实效兼顾。《论持久战》准确预见了全面抗战的发展形态，指出了以弱敌强、克敌制胜的战略方针，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重要著作，尤其是出自几乎没有军事教育背景的作者之手，堪称天才之作。其价值与地位，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抗战时期国民党吹捧自己的领导人蒋介石为东亚唯一军事家，与欧洲各国那些顷刻间战败投降的军政领导人相比，蒋介石能够始终坚持抗战，表现的确不俗，可是有了毛泽东作比较，所谓军事家的美誉听上去就像是笑谈。抗战后，挟胜利之威的蒋介石不可一世，悍然发动内战，相形见绌之下，很快被打回原形。

　　在国共两党争夺统一战线及抗战领导权的背景下，《论持久战》怎样影响了战争的进程，应该进一步全面深入考察。全面抗战打了八年之久，相持阶段尚未走完，主持国民政府的国民党及其领导人蒋介石难辞其咎。在限制甚至处心积虑设法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政策下，抗战实际上是装备好的国军不能战，而能战的八路军装备又太差。内耗增加了抗战的难度，无疑是持久战久拖不决的重要原因。此外，除了经济方面的欠缺，以及预判日本国内人民发生革命的情形未能出现等有待讨论之外，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敌后分散的游击战如何从战略高度把握，而通过无数小的战斗予以系统呈现，为军事史上没有先例的一大难题。目前无论历史著述还是文学作品，关于敌后战场仍然以有限的运动战为表现主体，至于游击战，则只能个案描述，无法整体展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研究者对于《论持久战》的精髓未能理解到位，尚未摸索出恰当的叙述形式，有待于来者的探索和努力。

　　还有一个附带但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表述方面力求引文、行文合一。关于史学论著的文字表现形式，在《倾听历史：从史料史观之分到史论之合》中有所论列，试图说明引文与行文分离并非史学文字应有的常态，以及史论分家和文白转变之于此事的影响。文中未曾提及的另一重要因素，即近代日本的示范作用。清季民初的中国史学论著，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体裁上由章节体取代纪传、编年与纪事本末体，成为主要和基本的形式;文字表现则行文与引文分离的史论结合日渐占据主导。由于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主要是受日本东学的影响，包括分科之学及其形式内容，几乎都从模仿日本开始，国人最早的近代式史学论著，大都学习、仿效甚至直接翻译日本的著述。日本的东洋史、“支那史”，须引用中文资料而用日文说明，所以形成引文与行文相分离的状态。实际上这在各种文字的史学论著中，未必是非如此不可的通例。即使大段引文，也不一定就是简单地罗列材料，再加以详细说明。陈寅恪式的列举史料，复以按语，包含许多的考辨、解读、勾连、曲折，以至于一些高明仔细阅读之下，仍然不大明了如何能够从所引材料得出相应的结论。这与近现代史普遍存在的断章取义式摘引或堆砌罗列然后用时下通行语言加以复述的做法，其实大相径庭。

　　凡事积久成习，时下要想一朝改变，诚属困难，但是奉为圭臬，也不免数典忘祖之嫌。在将就的前提下，不愿落入俗套，试图有所变化，力求通篇文字能够合为一体，同时希望读者也以一体视之。白话代文言并非倡导者所声言的利于我手写我口，也不一定比文言更擅长说理，毛泽东的文字之所以有力，文白相间正是特色之一。况且，尽管当时的文字与现在仍然有所差异，毕竟不像文白分别那样悬殊，形式与内容理所应当统一。

　　研究历史，常人往往要求得一个固定的结论，而研究者却更加重视根据各种相关因素理解和把握历史，有无一定的结论或是得出何种结论，因人而异，重要的是如何得出结论。看待历史和历史研究，于此可以显出分际。敢于正视历史，不让固化的观念妨碍对历史本相的认识，更不会因为观念与事实相冲突而削足适履，这不仅显现了治史的高下，还是文化高度自信的体现。

　　(本文首发于《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1期，原题为《大处着眼：〈论持久战〉与抗战研究的进路》，作者桑兵为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