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杰 | 全面抗战时期沦陷区青年奔赴后方的交通与体验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作者：朱汉杰   2024-08-19 11:36:40

　　全面抗战时期，无数国人背井离乡，逃奔后方。滞留在沦陷区的人们往往怀揣奔赴后方的愿望，但因各种条件限制，只能苦撑待变。不过，其中也确实有不少民众，尤其是青年付诸行动，历经千辛万苦，把愿望变为现实。这种现象与战时的交通情况密不可分。

　　根据地、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并非殊难跨越的天堑，边界线随战事、局势而变动，时紧时松。一些既有研究揭示出根据地与沦陷区之间的秘密交通，以及各区域间盛行的走私活动，也有学者从交通社会史的角度，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的现象进行微观考察。总体而言，学界对全面抗战时期青年奔赴后方的交通与体验问题尚缺乏深入研究，本文拟对此做一探讨。

　　一、 准备：路费与信息

　　1937年七七事变后，沦陷区大批青年投奔后方，他们的动因何在?少部分人是为投身抗日斗争，大多数人则继续求学，也有人因受日伪迫害而被迫逃离。历史人物的动机不易划一而论，但根本原因在于痛恨日本侵略者，不甘受其统治。在民族危亡的刺激下，受民族主义思想熏陶的青年，几乎人人怀有奔赴后方的志向，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如何走出沦陷区?

　　逃离沦陷区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首先，是青年个人的家庭和经济状况。相对而言，青年较少受家庭牵累，更有奔赴后方的可能，但也有不少人已是家中经济支柱，故难以脱身。家在北平的辅仁大学学生董毅是家中长子，父亲已逝，虽一直想南下，但终因家累而不得不困守北平。其次，个人性格也是重要因素。董毅的弟弟董刚平素淘气贪玩，但或许正是这样的性格更有行动力，他从起意到离开北平仅两个月。另外，在后方最好有熟人照应。青年还要考虑在后方的生活和发展，如无人照应，则如无头苍蝇，董毅就一直担心在后方“人生地疏”。

　　逃离自己生活的地方，不可贸然行动，青年启程之前，总要做些准备。其中，最重要的是路费与信息。要筹集路费，青年大多依靠家庭支持，家境一般者也可由亲友周济。董毅一家就为“本来想去南方，因经济问题不能去”的朋友筹款。董刚想去后方时，也是靠其表兄和同学资助旅费。

　　除亲友之外，与青年相关的学校教师、社会人士，甚至伪政府职员都愿意出资。上海交通大学学生潘君拯受慈善家潘诵先馈赠，才有了足够的路费。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天麟不但资助学生路费，还帮助疏通英租界工部局的渠道。高中肄业的陈桥驿1942年筹划逃离绍兴时，得到伪绍兴教育局局长屠长林多方面的帮助。曾任伪天津市财政局局长的李鹏图，也接济过天津工商学院及辅仁大学的学生数万元，支持他们前往后方。

　　青年筹集的路费往往不甚充裕，只能在行程中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解决。1943年，刚考上伪北京大学的赵宝煦瞒着家人，与人结伴从北平前往后方，他们仅有买火车票的钱，朋友劝说“筹不到钱就不要走了”，但他们节衣缩食，最终抵达后方。赵宝煦也感叹他一路好几次绝处逢生，“真是机缘凑巧”。潘君拯到浙西后找到了当医生的父亲，恰好获得病人赠款，才得以继续前行。

　　有了路费后，沦陷区青年跨区域流动，还要面对汇兑问题。战时中国流通着各式各样的货币，在沦陷区，各种货币竞存、混合流通。在1942年6月日伪实行全面回收法币的政策之前，民间尚能存用法币，而在黑市中，法币一直流通。沦陷区边界地带多有兑换地点。记者徐铸成1943年夏潜入上海，了解到边界线两边的黑市均能兑换法币，汇率受时局、供求影响。1943年，北平青年学生高德超抵达沦陷区最前沿的亳县，在当地旅馆就能把伪币“联银券”兑换为法币。还有人认为“与其带钞票，不如带些货物入内地”，若有需要则售出换钱，这样更能保值。

　　除路费外，从沦陷区投奔后方更为关键的条件是获取交通信息。1942年12月，编辑陶亢德被困上海，就苦于不知如何通过封锁线到后方，但他也清楚“通过的人恐怕多到成千上万，自有路道可通”。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主要有往来通信、人际网络与地下组织。

　　沦陷区与后方多数时候可以通信。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维持沦陷区邮政。即使1943年日方彻底接管沦陷区邮政之后，两地也依然能够通信。受战局影响，邮递路线和交接地点自然会变动，但毕竟维持了通邮。双方通邮不仅未对抗战“产生明显不利的消极后果”，还使沦陷区民众获得如何前往后方的宝贵信息。绍兴青年陈桥驿得益于邮局坚持服务，与兰溪的通信来回仅需10天，且从未丢失过信件，因此获知许多消息，“在当年实在至关重要”。人们离开沦陷区后，往往要给留守的亲友去信，讲述经验，以便为后来者提供参考。董毅和上海青年颜滨就收到许多成功者的来信，其中所述让他们获益不少。1942年1月7日，颜滨的朋友张信祥离沪赴后方求学。28日，家中即接到他从金华的来信。董毅收到的后方来信至少数十封，其同校女友刘淑英离开北平后一路从济南、徐州、商丘、界首、洛阳、西安、成都、贵阳等地都有来信。

　　因为日伪对沦陷区邮件实行检查，往来通信中谈及离开沦陷区存在危险。董毅身边就有人因写信不慎而被监视调查。沦陷区民众大多对邮政检查的存在心知肚明，所以刘淑英动身前特意嘱咐董毅“小心，勿胡写”。不过，董毅后来仍在信中询问一路情形、注意事项及后方情况。邮政检查虽带来一定风险，但无法杜绝人们在通信中介绍经验。

　　沦陷区青年大多希望前往后方，他们对这一话题相当热衷。董毅就从后方回来的亲友处打听到不少消息，并分享给其他人。刘淑英动身前，除向已在昆明的二姐通信询问，还由同学介绍，辗转结识一位去过昆明的人，相谈多次。有时战事紧张，邮路不通，信息获取更加依赖亲友口耳相传。1942年11月，正值华北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期间，“连日炮声、飞机声不绝于耳，空气显得颇紧张”，董毅觉得“离平旅行便有许多困难，或竟不通”，但被告知“有多人南去，走亦颇易”。

　　沦陷区大批青年前往后方，还得益于国民政府地下组织的运作。为争取青年，国民政府着重围绕学校开展地下工作。教育部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以下简称“招训会”)在沦陷区设立招致站，负责“开导登记、内移路线之指示及护送等事项”，共派有800余人深入日伪学校巡回招致青年，仅1944年1月至7月即招致52400人。战区中小学教师第六服务团主任干事王馨阁是其中楷模。自1941年，他与族弟王义永亲自从平津送至西安的青年有37人，介绍至大后方者83人。国民政府还组织“炎社”“华北文教协会”，通过这些机构协助青年前往后方。沦陷区青年能大批前往后方，这些地下组织功不可没。

　　地下工作行事隐蔽，想找到组织，多半要靠人际关系网络。赵宝煦通过同学，辗转找到辅仁大学学生“小贾”(后来得知他姓田)，他是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专门介绍青年逃离陷区。刘淑英也和这类组织有过联系。他们行事颇为严密，首先有人盘问家庭背景、逃离原因等，后来一位姓田的人来和刘淑英谈“走路问题”，出发前，也是田某告知“一路上找谁，住哪，如何行法，如何说话，应注意之点等等”，长谈4个小时。考虑到刘淑英也是辅仁大学学生，这个田某很可能就是赵宝煦口中的“小贾”。

　　颜滨也遇到类似情况。1945年6月14日，颜滨的朋友夏禹涛邀其同赴后方。临行前，颜滨却断定带头的自称“胡宗南部下”者有欺诈嫌疑，最终未走。但一个月后，夏禹涛在路上已有数函寄往家中，并在战后凯旋，可见这确实是国民政府组织青年前往后方。

　　二、 行程：路线与体验

　　去后方的路途漫长，沦陷区青年一般沿交通线抵达租界口岸或边界地带，再前往后方。具体路线多样各异，随着战事的变化而兴废，局势相对稳定时总有路可通。

　　全面抗战初起时，前线战事紧张，难有隙可乘，沦陷区青年多从租界口岸逃出，再转入后方。有多国租界的天津是华北沦陷区青年的重要出口。1937年9月，刚读完高一的何兆武举家从北平出发，先坐火车到天津，然后坐船至尚未沦陷的青岛，再坐火车去后方。在北平的中央大学学生曾永年去重庆复学，走的也是这条路线。

　　上海和香港是影响范围更广的逃离出口。华北、华中大面积沦陷后，投奔后方最常见的路线是先到上海，走水路至香港，经越南海防，由滇越铁路至后方。1938年，从沪江大学毕业一年的俞锡玑从北平坐火车至天津，后经上海、香港、海口、越南河内抵达昆明。1939年，因沦陷区交通情况趋于稳定，何兆武的高中同学从天津直接坐船到上海，再经香港、滇越路至昆明。

　　走前述路线，多数时候乘坐交通工具，不必徒步穿越封锁线，安全得多。南京留守军医蒋公榖提到，1938年二三月间，要离开南京，一可以至上海，经香港到后方，二是从上青河渡江，经和县、含山等处到汉口，但后者“似难冒险行走”，故蒋公榖最终选择了上海—香港这条路线。据作家巴金回忆，直到1940年，该路线还是“毫无困难”，护照和船票等均可由旅行社办妥。连伪警察局都侦知许多青年通过这条路线赴后方，“行旅手续非常简捷”。该路线的缺点是费用较高。

　　国际局势明显影响了租借口岸输出沦陷区青年的作用。1940年6月，浙江大学学生戴行钧从上海乘船到香港，适逢滇越铁路中断，欲改走浙江定海，也不通。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区、香港相继沦陷，沪港交通几乎断绝，这条线路也再难发挥之前的作用。

　　战局相对稳定后，沦陷区边界地带出现许多孔道通向后方。在浙江，1942年金华沦陷前，从杭州和沿海各口至金华，再沿浙赣路入后方，是一条常见线路。戴行钧最终从宁波石浦入后方，因其附近的沈家门码头虽已沦陷，但属商业性质，日伪检查较松。潘君拯走的是沪杭线，从上海坐火车至武康，换汽车到三桥埠，由此过封锁线，经莫干山、建德至金华。金华沦陷后，待局势再次稳定，仍可由此前往后方。陈桥驿1943年7月从杭州坐火车至金华，经人护送过日军哨所至游埠后进入后方。可见，具体路线会有变动，但在前线总有路道可通。

　　除浙江各线外，苏南有和桥—张渚—屯溪一线可走。尤其在金华沦陷后，南方沦陷区青年多自此入后方，堪称“青年们内移的唯一血管”，规模不下数万。张渚是国民政府在苏南的军政重地，紧邻沦陷区，人、物交流非常频繁。1942年5月，西南联大教授浦江清就是从上海坐火车至常州，由和桥过封锁线入张渚，经屯溪转赴后方。1943年夏徐铸成潜入上海时，也是经该路进出。

　　1943年10月张渚沦陷后，亳州—界首一线成为沦陷区青年进入后方最主要的通道。界首因非战略要地而免受日军侵占，在20世纪40年代逐渐发展为“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物资进出唯一的内地口岸”。据国民政府第一战区副司令汤恩伯1943年的报告，每日自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逃出经界首的青年约在百名以上。青年学生戚其章、刘淑英、赵宝煦、董刚、高德超、聂宝璋分别于1942年夏至1944年3月由北平出发，均是经过徐州、商丘、亳州，过封锁线至界首，由此转赴后方。

　　1944年4—5月，郑州、许昌、漯河、洛阳相继沦陷，亳州—界首一线被截断。辅仁中学学生张振鹍在1945年1月从北平出发，改走山西，经太谷、义棠而过汾河封锁线，走孝义、吕梁山、吉县，辗转至西安。不过，后来仍有沦陷区青年经界首一线前往后方。夏禹涛等人于1945年6月从上海出发，计划经蚌埠至许昌，并在界首给沦陷区亲友去信。可见该线路到1945年仍在发挥作用。

　　沦陷区青年赴后方的路线有许多，但正如张振鹍所言，“不论走哪条线，行程中都有艰辛、凶险”。赵宝煦等人从北平到亳州均在火车、汽车上度过，以随身携带的食物或买包子充饥。到界首后，因找不到接待沦陷区青年的单位，后来徒步前往洛阳，到小村落就睡小饭店，到小城镇就住简陋的旅店。虽然辛苦，但毕竟成功抵达后方。该路线是进出沦陷区的要道，人员往来频繁，很多人甚至以此为业，为往来人员提供食宿服务。

　　国民政府也通过招训工作救济沦陷区青年。高德超到洛阳后，在招训会招待所住了4个月，还得到招待所主任和河北省流亡政府教育厅厅长数千元资助。陈桥驿在赣州入住食宿免费的战区青年训导所，手续便利快捷。在接近沦陷区的地区，这类机构多有开办。1940年，国民政府设立战区学生登记处、接待站，次年以洛阳、金华、曲江、五原、临泉、陕坝等处为集中地点，陆续开设招致站、青年接待所。据统计，自1940年，招训会6年内招训人数达382269人。

　　然而，招训实效未必尽如人意。徐铸成1943年在皖、浙探访，认为招训工作“费力多而收效少”，如在屯溪，招训工作只能依靠个别热心者，发放的旅费也远远不够。浦江清在屯溪还观察到，“三民主义青年团办事处附设之升学就业辅导会已将招牌取消，谓流落此间之青年太多，无法应付云”。甚至有以此牟私利者，赵宝煦在重庆的一家战区学生招待所发现吃空额、克扣伙食等黑幕。不少青年因生活无着而重回沦陷区。

　　国民政府缺乏相应的财力和组织力援助和输送如此庞大数量的沦陷区青年。招训会在检讨工作时提到：全国战线甚长、变动甚多，招训机关设置顾此失彼，而内移青年甚多，经费杯水车薪，教育资源也难以容纳。

　　但不可否认的是，招训机构提供的帮助，可以满足沦陷区青年的基本要求。陈桥驿忆及这类机构“设备简单，待遇也并不好”，但已经可以满足多数经济条件困难的沦陷区青年。当然，一路艰辛仍是少不了的。何兆武一路还算顺利，但还是瘦了很多，“路上走了一个多月，不得休息不得吃，非常辛苦”。高德超、聂宝璋有时每日仅一餐，张振鹍也经历了一路磨难。

　　这段国难中的经历使奔赴后方的青年快速成长。不仅是各方面能力与吃苦耐劳精神的锻炼，更在于他们亲身体验了辽阔的国土与同胞的支持，塑造出强烈的民族国家归属感。董刚离开北平后，在重庆写信给北平亲友，交代他殊不平凡的经历，让董毅深感欣慰，他感叹，“在外闯练多知多懂了许多事，亦不用我多嘱，许多事都明白了，进步许多亦知用功”，“思想亦正确，亦不幼稚了”，“好好干，将来必有出息”。这与之前董刚淘气贪玩的小孩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潘君拯从上海到重庆历时约5个月，走了8000里路。在城市长大的他走到乡村，独立处事，从此“变得更懂事了，更加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原本十分腼腆的他“学会了和各种人打交道，特别是基层群众”。“行万里路真能锻炼人”，这样的感受绝非虚言。

　　三、 穿越“阴阳”：应付检查与过封锁线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加强对沦陷区的掠夺与控制，建立起一套封锁体系。日伪为争夺青年，在各交通要冲进行盘查，严禁青年前往后方。因此，奔赴后方的青年还面临非常关键的问题：应付日伪检查与过封锁线。在沦陷区内部行进，相对安全，穿越封锁线则风险骤增。蒋梦麟忆及，沦陷区到后方的学生“往往不止穿越一道火线”，有人被发现学生身份而受处罚，有人偷渡时遭到射击，还有人被捕后失去生命。但众多沦陷区青年顺利到达后方的事实，恰恰暗示日伪封锁体系看似严密，却总有各种办法突破。

　　青年出入沦陷区交通要冲时要应付日伪检查。赵宝煦从北平到亳州，“一路上车下车，都有人搜身检查”。徐铸成在常州也发现“车站检查很严”，“还有不少便衣‘特工’”。检查甚至令日本人高仓正三都感到“非常严格，真是受不了”。这类检查看上去普遍细致，但纸面标准的实际执行仰赖于个人。伪警察局曾开展“强化鉴识运动”，要求检查居住证时，“以目力或放大镜察看持证者指纹与居住证上之指纹是否相符”，还可以当场印取指纹来核对。因现实中人员往来频繁，这显然无法长期维持。而且日伪检查主要针对走私及地下工作者，普通民众若应付得当，不致受太大影响。浦江清在上海北站受检查时，因未带违禁品和超量统制品，故毫无留难，经过负责检查工作的检问所时也顺利通过，这让听闻种种困难的他，反而后悔未多带稿件书籍。

　　日伪政权的腐败更使封锁检查形同虚设。有的日本驻军在工作时间(下午6点)后，就放行未受检查的船只。不少检问员对细密的规定并不熟悉，甚至漠不关心。相对于执行检查，他们更看重从中牟利。曾任汪伪政府行政院“清乡”事务局局长的汪曼云回忆，检问所受贿是公开的秘密，他亲眼见到检问重点在于收钱，旅客行李只是随便翻翻。这种“渎职”对出逃的青年来说，反而是获取自由的良机，被检查时，按潜规则给以贿赂，即可畅通无阻。

　　更何况，不少伪军伪警对封锁检查敷衍其事，甚至有意放人。青年学生王鼎钧一行人在1942年经过芦沟集封锁线时，被伪军军官识破，但得知他们是去后方升学后，竟爽快放行。这种行为相对安全，又能带来良知上的安慰，故伪军乐于为之。随着战局变化，放松检查更显得明智。

　　出于安全考虑，沦陷区青年在明面上仍要遵守日伪规定，使用“旅行证”“通行证”“良民证”等证件以便通行。陈桥驿两次进出沦陷区，因有熟人，代办和借用证件都很方便。浦江清到常州后换用“和桥清乡特别旅行证”，同样托当地熟人办理，实际证件查验也不严格。即便找不到关系，花钱也能解决问题。潘君拯动身前需要“良民证”，在办理地点附近找人代办，次日即到手。

　　日伪以建碉堡、挖封锁沟、设竹篱等构筑封锁线，试图隔绝沦陷区与后方的联系，成为沦陷区青年奔赴后方的最后一道障碍。封锁线看似严密，却也不难找出漏洞。徐铸成在潜入沦陷区时，遇到的所谓封锁线不过是“河里有几支竹排横着”，“两岸连着疏疏的竹篱笆”，掀起竹排即轻松穿过。嘉善地区也有普通民众偷越用铁丝制成，稍提高或压低即可渡过的封锁线。甚至伪政府自己在司法判决中也承认，私自穿越者“不胜枚举”，只是偶尔有人“不幸被捕”，并仅处以罚金。可见，普通民众穿越封锁线已是日常行为。

　　在反封锁斗争下，封锁线更难发挥控制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创造了许多破坏封锁线的办法。1943年苏中抗日根据地组织锯电杆、毁公路、烧篱笆，一次性破坏上百公里的封锁线。即使不加破坏，漫长的封锁线也难以维护。1944年昆山县的一段封锁线因风雨侵蚀而全线无存，伪政府无力修复。至1945年，只有敌据点附近尚存一些竹篱笆。此外，对敌伪进行统战工作也是一项重要且有效的措施。中共领导下的日本人反战组织曾给日军士兵赠送慰问袋，不少据点因而缓和了对中国民众的态度。曾任中共中央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干部的李新也提到，1942年后对敌工作加强，伪军多为两面派，通过封锁时“如入无人之境”。到抗战后期，日伪日益式微，龟缩于据点之中，封锁线多已形同虚设。

　　沦陷区青年走的多是相当成熟的路线，若加以掩饰，在表面上遵守日伪规定，跨过封锁线是相对安全的。陈桥驿1943年从金华至游埠，借用当地店铺伙计去乡下收租的名义，被人护送过日军哨所，检查证件后即顺利通过。有时可能连日伪的影子都见不到。浦江清从和桥过封锁线时，求助于当地专事此业的吴瑞林，花费400元，得到全程护送。他们藏于渔船中，以“拔桩”法通过河中铁丝封锁线。因为日军哨兵在下午4点后即回哨站，不再巡逻，下雨时更不会出现，所以他们实际上相当安全。之后，浦江清遇到几个前往江西的学生，得知他们从和桥坐船而来，过封锁线时上岸通过，再换另一船，仅花费十几元，也没有遇到哨兵。原来浦江清等人走的是走私通道，故花费更多。可见过封锁线已成专门行业，根据不同需求有不同方法穿越。

　　一般青年路费有限，走普通路线，也能比较方便地通过封锁线。赵宝煦是由前文提及的“小贾”介绍的车店掌柜安排送过界的，他们坐木板车走郊野土路，一路未见日伪军警，顺利抵达界首。潘君拯在浙西过封锁线更轻松，所谓封锁线就是公路，白天沦陷区一侧的哨所有伪军把守，他们趁伪军回据点时“大摇大摆”地穿过。金陵大学学生章开沅在解放战争时期从驻马店过封锁线到解放区，原以为“脑袋都是提着走才对，没想到如此平淡”：他们坐当地司机的车前往许昌，过关卡时，给以贿赂即可通过。据其回忆，抗战时期也有这样的司机，“在两个营垒之间来回跑，穿梭于‘阴阳两界’做生意”。

　　但上述经历并不能说明过封锁线就不存在危险。潘君拯的校友周裕廉及其弟弟周裕英也走沪杭线，但过封锁线时遭遇日军，周裕英逃回上海，周裕廉身死。陈桥驿乘汽车至兰溪时，也有遭遇枪击、血染衣衫的恐怖经历。

　　结语

　　全面抗战时期，众多沦陷区青年奔赴后方，具体路线多样各异，随着战事的变化而兴废，但总可以找到逃离的路径与机会。沦陷区与非沦陷区的限隔并不严密，两地之间的联系、交通超乎一般认知。青年行路难免艰辛，但他们独立走向复杂的战时社会，锻炼了能力，塑造了民族国家归属感。

　　沦陷区青年顺利奔赴后方与战争环境的“日常化”及国民政府地下组织的坚持有关。日伪对沦陷区的控制本就不甚严密，相持局势一久，前线管制逐渐放松，为青年提供逃离沦陷区的可能。国民政府地下组织在沦陷区坚持工作，如维持与沦陷区通邮、开展沦陷区青年招训工作等，青年或多或少从中受惠。但国民政府后续的接收工作令人失望，来到后方的青年反而对其产生怀疑与不满。这与中共对青年自始至终的争取、输送与教育形成对比。

　　沦陷区青年成功奔赴后方也离不开民族意识和传统关系网络的支撑。同乡、师友可以提供比政府部门更多的帮助，互相支持的熟人关系在战时似乎更为可靠。许多民众或许缺乏清晰的民族国家意识，但面对具体问题时不难做出正确选择，部分伪军、伪政府职员也以放松管理、提供资助等行为帮助青年。于是，推动青年奔赴后方的历史合力得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