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敬文 ：美国因素与国民政府战后对日文物追索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2024-08-22 14:29:44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在美国推动下启动对日文物追索工作，最终又因美国因素而失利。美国急需平定日本社会因文物问题引发的恐慌，并顾虑中方诉求影响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缘利益。参与战后日本文物工作的华尔纳等美国专家从情感上袒护日本、轻视中国，文物追索无果而终，这显示该问题卷入政治利益和文化观念双重冲突的复杂性。

　　关键词

　　日本　文物追索　罗伯茨委员会　中美关系　华尔纳

　　文物追讨索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普遍关注的问题。近代饱受日本劫掠的中国积极追讨文物，然而国民政府付出诸多努力，却无果而终。

　　围绕二战后的文物追索，西方学者注重研究欧洲案例，较少提及东亚。日韩学者主要关注朝鲜，部分研究涉及列强在华文物掠夺与处置情况。国内学者偏重以中方史料考察文物追索的经过及参与者的活动，指出国民政府发动内战，导致社会动荡，不能妥善展开追索；美国屡次改变政策，阻碍追索实施。文物追索的过程和效果虽直接受制于国内因素，但若想更好把握这一跨国事件的全貌，剖析其国际因素，有必要利用多语种资料。本文基于盟国机构、日本政府及海峡两岸档案，探讨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文物追索工作如何由美国发起，又如何因美国的地缘利益及其文物专家对日本的偏袒而失利。

　　一、 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文物追索的缘起

　　19世纪末，日本掀起在华搜罗文物的狂潮。1894—1945年，大量中国文物遭到日本掠夺与破坏。日军于全面侵华期间直接掠夺公私收藏，还武装庇护“学术”幌子下的劫掠，伪政权要员则争相以文物“赠送”日本。战后统计，1894—1937年，中国至少有15245件文物流入日本，全面抗战时期更有至少3513338件文物遭受损失。

　　时人认为文物外流状况是对国家主权和历史的侵犯，要求国家开展追索行动。20世纪30年代，中国立法禁止外国人未经许可发掘与出口文物，并明确提出追讨外流文物的目标。全面抗战时期，郑振铎等民间人士奔走拯救珍贵图籍；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提出日本应归还“重要书籍公文及其他有历史性之物品”；国民政府行政院一度筹划设立向敌要求赔偿文化事业研究会。

　　不过，国民政府启动文物追索的契机来自美国。1943年8月，罗斯福下令筹设欧洲艺术与历史古迹保护抢救委员会（The American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and Salvage of Artistic and Historic Monuments in Europe），由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罗伯茨（Owen J.Roberts）主持，故该委员会通称“罗伯茨委员会”。它鼓励文物专家进入军政部门处理纪念物、美术与档案相关事务，与军队合作保护战地文物，在战后调查并敦促轴心国归还被劫文物、赔偿损失。

　　1944年10月，罗伯茨委员会致函美国驻华大使馆，表达与国民政府合作的意愿，建议中国成立相应组织，培训人员，并提供标有重要文物的地图以防盟军炮火波及。1945年3月1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邀集学者、政府与文化机构人员，组建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其工作除美方建议的内容外，也调查战地文物损失情况“以为未来向国际和平会议申请恢复或赔偿之根据”。然而，直到日本战败投降，相关工作仍推进有限。

　　1945年8月15日，鉴于在交战中保护战地文物的目标不复存在，国民政府行政院指示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今后工作应侧重调查战区文物之损毁及掠夺情形”。其时，各界纷纷呼吁设置专门机构负责对日文物追索。9月2日降书签订日，蒋介石将国民政府军政部主任参事吴石呼吁追索文物的《责令敌国赔偿我国文化上种族上之损失建议书》转饬外交部和教育部办理，显示国民党领导人的高度关注。鉴于此，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改组为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以下简称“清损会”），着手制定文物追索目标，组织专家赴日调查，并开展全国文物损失统计。清损会汇聚军政、外交、内政、教育各部门以及中央研究院、故宫博物院、国史馆等机构代表，聘请“社会热心美术及保存古物人士”共同开展相关工作，显示国民政府联合政学两界追索文物的决心。

　　清损会拟定《追偿我国在日文物意见书》，概括文物追索工作的目标：以抗战胜利为契机，清算日本近代在华的一切文物掠夺与破坏。相较国民政府提出的“自九一八事变日起”的追索劫物总原则，文物追索的时间断限提前至1894年，此后遭日本劫掠或盗掘的文物，必须归还；遭日本破坏或因军事行动而损失的文物，则须以“同类实物”赔偿；倘无同类实物，必须以同等价值的文物赔偿，其估价应由中国政府决定。换言之，中方首先谋求归还原物，若不能实现，则求取实物补偿，两者首尾相接，不可分割。

　　中方同时计划与驻日盟军总部（以下简称“盟总”）合作，敦促实施文物登记，冻结相关交易与出口，并预备派学者9人赴日，全面参与调查和追索。

　　在抗战胜利的有利条件下，国民政府携手美国盟友实现文物追索似乎水到渠成，然而最终成效远远未达预期。1949年前返还的文物，仅有北京猿人残缺标本、“镇远”舰及“定远”舰的锚弹、中央图书馆善本37520册、缂丝古画57轴、汪伪“赠送”日本的翡翠屏风和绿玉花瓶、中外书籍约12万册、古玩700余件、字画拓本800件、佛像和寺钟100余件，以及其他杂项近1000件。1949年后，日本向台湾当局归还3000余册书籍、若干考古资料，以及30余件瓷瓶、书画、碑版等“无主劫物”。与300余万件的损失统计相比，不仅归还文物数量微小，补偿损失的要求也未实现。

　　充满希望的开端为何导向如此不尽如人意的结果?究其原因，在地缘利益与情感观念的共同作用下，美国这一曾鼓励国民政府启动文物追索的盟友一改面容，从倡议者转变为阻碍者。

　　二、 文物追索未果的地缘利益因素

　　（一）战后日本“文物恐慌”与美国维护社会稳定的顾虑

　　美国在对日作战中曾视中国为将来维护远东秩序的盟友，但在战后逐渐转向扶持日本。1945年底，盟国对日最高决策机构远东委员会和监督政策施行的盟国驻日委员会成立，但执掌实权的却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及其主导下的盟总，这令占领政策逐渐向美国利益倾斜。

　　文物议题与美国维护日本社会稳定、控制占领成本的对策息息相关。彼时，占领当局面临深重的社会危机。战火、灾害与军队复员导致日本民生困难、社会动荡。盟国将大规模收缴变卖日本文物的流言，使民众倍加不安。

　　战后初期，依照《波茨坦公告》解除武装的条款，占领军下令日本民众上缴武器，受日本人重视的文物——古代刀剑也包含在内。美国赔偿问题特使鲍莱（Edwin W.Pauley）曾在欧洲主张以文物作为战争赔偿，宣称日本政府、财阀和皇室财产均属赔偿范围。这一阶段，美军强取文物私运回国的事件频发，东京帝室博物馆甚至抓获3名入馆盗窃的美军士兵。日本知识分子对此议论纷纷，对追缴文物的恐慌开始蔓延，美中两国“觊觎”日本美术品和贵重图书、日本政府将出卖国宝换取粮食的流言四起。京都僧侣向美国学者狄培理（Wm.Theodore de Bary）抱怨寺中文物即将被运走；日本文部省官员销毁战时文物疏散清单，下令将重要文物埋入地下；帝国图书馆更是紧急藏匿20000余册劫自南京中央图书馆的善本，唯恐被美军收缴；有人甚至庆幸自己的中国藏品已被炸毁，正好逃避追赃。

　　面对这一情况，盟总努力平息恐慌：古代刀剑从武器上缴令中排除，鲍莱和麦克阿瑟出面澄清没收文物绝非美国政策。1945年10月，盟总主管宣传的民间信息与教育组（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Section，以下简称“民教组”）成立，下设由罗伯茨委员会成员组成的艺术品与纪念物小组（The Arts and Monuments Division）。11月，盟总发布指令承诺保护日本文物，次年4月更宣言不会将之作为赔款。不过，美方早在罗伯茨委员会建立之初就明确规定文物专家绝不能干涉军事行动。盟总文物部门对待中国文物的态度，亦须服从美国军政决策部门的立场。

　　在此紧张局面下，1945年10月，中国提出派遣学者团体赴日调查被劫文物的要求。事关社会稳定，盟总回应“目前从事大规模调查工作似属不便”，只允“派遣一二专家隶属于总部联络员下工作”。

　　临行生变，中方惊觉美国并不完全支持其追索活动，被迫仅派张凤举、李济以盟国驻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以下简称“中国代表团”）顾问的名义赴日。1946年3—5月，两人检视东京、京都的文化机构，发现不少疑似中国流失的文物，交涉收回了中央图书馆善本、周口店猿人标本等当时已被查封且易于证实的文物。尽管如此，两位学者感到此行并不圆满。他们被告知：美国虽原则上支持中国的追偿诉求，但坚持以七七事变后的文物掠夺和破坏为限，不得上溯至甲午战争，同时须像其他被劫物资一样“速开清单并作较具体之说明”。民教组成员还拒绝在日本展开调查，更借口“避免误会”，要求审查中方的谈话记录。这无不令两位学者仍感到“美军今日在此主宰一切”，中国“各事依人”。

　　（二）战后国际冲突中的文物追索问题

　　文物追索不单是一项地区性行政问题，作为劫掠物资战后处置问题的重要一环，它因卷入战后国际竞争而复杂万分。1946年以后，文物追索更沦为美苏等国的博弈筹码。

　　1946年2月，远东委员会开议。被劫物资追索赔偿与日本新宪法等一同成为首先讨论的议题。3月25日，远东委员会第5次会议上，中国代表提出《归还被劫文物》议案。作为远东委员会有关劫物索偿的最早议案之一，它的范本意义受到各国关注。为与国民政府的追索劫物总原则相一致，该议案暂未提出追溯至1894年，而是先争取归还1931年后被劫的文物。美国以“限于日本最近的侵略性行动”为由表示反对，苏联却与中国站在同一阵线，要求归还日俄战争与1918—1922年间西伯利亚遭日本侵略时的被劫文物。苏联认为，美国的态度违反《雅尔塔协定》中“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的承诺。

　　苏联援引《雅尔塔协定》引起美国的警觉。美国代表指出，协定针对历史上的日俄冲突，仅承诺将库页岛、旅大港、中东铁路等权利转予苏联，并不含日本在日俄战争与出兵西伯利亚期间掠夺的文物。美方担忧，倘若中、苏成功扩大被劫文物时间断限，苏联将来就可以援引此项先例，逾越《雅尔塔协定》条文，扩大劫物追索的地域、时间和品类范围，进而染指美国在远东和欧洲的其他利益。这一忧虑不无缘由：1946年初，苏联以“战利品”为名从中国东北迁出工业设备，招致美国批评。为回击美国批评，苏联《真理报》利用社会流言，指控美国搜查并运走5000吨的日本文物收藏。美方警告中方人员，断限问题“可能引起某些确定归偿政策及和平条款的机构的注意”，暗示在日本调查或带走被劫文物，有在远东委员会上授苏联以把柄、危害美国利益的风险。

　　文物问题也在欧洲引发争执。1945年底，美国驻德军事当局借口保存条件不佳，下令将202件曾遭纳粹劫掠的名画从德国威斯巴登（Wiesbaden）文物安置点运回美国，经媒体披露引发舆论哗然。罗伯茨委员会的文物专家联名斥责该决定“开创危险先例，将美国置于与纳粹强盗相同的位置”，破坏了美国在欧洲政策的完整性和信誉。认识到被劫文物问题的政治风险，美方承诺在展览后将文物归还。时人评论：如果美国对待文物问题如此轻浮，“其他占领国要走的路就很清楚了”——美国与欧洲各国围绕文物问题已生龃龉。

　　法国也不满美国对文物追索的警戒态势。国土曾遭沦陷的法国，同中国一样希望不设文物归还的时限，以德国的公私藏品来补偿法国文物损失，并要求在德国自由展开调查。美国认为此举将扰乱德国社会秩序，甚至使法国势力向东扩展，因此不愿在东亚制造文物追索的先例，使法国有所依恃。

　　由此，远东委员会难以达成确定的劫物归还时间断限。1946年7月18日，远东委员会会议最终形成“凡属被劫物资不论时日远近，一经查明均可归还”的方案。中方有了将追讨时限提早至甲午的依据，一度感到振奋。可事态发展却并不尽如人意。

　　1946年8月，罗伯茨委员会宣告解散，文物问题转由美国国务院处理，这使外交利益更直接地介入其间。在此背景下，麦克阿瑟向美国国务院抱怨：“不论时日远近”的追索方案生效后，苏联、中国、朝鲜正在要求归还日俄战争、甲午战争甚至16世纪壬辰战争时期被掠的文物。美国国务院建议：尽管远东委员会放宽了追索时限，但占领军可在“确定所有权、地点和身份方面”制定严苛标准，“包括将举证责任放在声索国上，并拒绝处理不符合标准的声索”。盟总采纳了上述办法，使中国文物追索再陷困境。

　　清损会的重要工作是收集各省政府与私人上报公私文物损失，并编成目录作为追索依据。但原定1946年1月截止的申报一再延期，到7月申报者仍然寥寥，且内容凌乱。原因在于盟总设定的标准严苛——必须提供文物的“质料、种类、形状、尺寸、出处及时代、辨认特点、保存之情形”，甚至劫掠的日军番号。民众面对如此繁复的项目，滋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心理，并不踊跃申报。

　　1947年1月，清损会终于完成《中国被日劫掠文物目录》《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文物目录》，呈交国民政府行政院，并在4月宣告解散。此后，国民政府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继续受理追讨请求，由中国代表团以“中国赔偿归还代表团”的名义向盟总负责赔偿归还的民间财产管理组（Civil Property Custodian）提交申请。但现存档案显示，中方的努力几乎全数失败。

　　失败的首要原因是时间断限。中方要求追讨甲午战争时被劫的“镇远”舰和“定远”舰锚弹，盟总却坚持以1937年以后被劫者为限，“奈难照办”。尽管经中国驻美大使交涉，这批锚弹最终归还，但在更多案例中，时限问题是无法逾越的障碍。例如，盟总声称无从证明一尊汉代金龙盘“在1937年7月7日由中国国民或政府拥有”，坚决拒绝归还。

　　过度严苛的证据要求更使交涉屡显困难。战时民众流离失所，所有权证件大多散失，更勿论指认被劫详情。即便党政机关也不能免：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函请国民政府国防部调查劫掠孙中山遗物的日军番号，后者仅能按照日军进攻方向粗略指认，其效果可想而知。

　　文物追索申请在日本的处理体制也导向消极结果。盟总严禁中国代表团直接向日本政府提交申请，必须由盟总居间转达，这使日方有了掩藏的机会。主管文物行政的文部省将重心放在保护本国文物，被劫文物的寻访只能由第一、第二复员厅和终战联络事务局承担。这些机关与旧军队关系暧昧，且受调查的军官多不愿承认罪责。

　　（三）美国远东政策转向与国民政府文物追索的失利

　　1947年后，欧亚局势的变化导致美苏全面对立，美国随即改变其东亚政策，决定全面扶持日本，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则日渐消极。中美在远东委员会围绕“文物补偿案”的直接对抗，正反映了时局的变动。

　　“文物补偿”指当原物无法归还时，要求日本以同种类或价值相当的文物来补偿中国的文物损失。1946年6月，远东委员会中国代表在提案中要求留出适当数量的日本文物满足中国、荷兰、菲律宾等盟国的补偿诉求。

　　美国最初不仅表示赞成，还建议设立国际咨询委员会专门负责此事，但反对意见马上涌现。美国国务院指出，该方案比对德国的文物追索政策更加激进；麦克阿瑟亦表示，此项措施不能在占领期间施行，最好留待中日和谈时解决。基于此，1947年9月美国改易主张，提出占领当局必须掌握补偿的决定权，并向受害国索要“合理证据”证明文物损失是日本侵略所致。美国更强烈主张，只以日本公有文物或战犯的藏品来补偿中国公有文物的损失，拒绝触及日本私有文物，也拒绝补偿“从未发挥过公共文化作用”的中国私人文物损失。此外，美国还要求涉事各方在实施文物补偿时必须保护日本文物的统一和完整。

　　中国代表针锋相对地指出：日本侵略期间一切文物损失概应由日方负责，受害方不应承担举证责任；中国文物多属私有，公共收藏仅占极小一部分，无论公私损失日本都应妥善补偿，其来源也不拘是日本的公共收藏还是私人收藏；美国要求保护日本文物的完整性，却忽视日本曾损害他国文物的完整性，实属偏袒。因上述分歧，中国、荷兰、菲律宾等多数派和美、英等少数派形成对立，久拖难决。

　　这时一桩“意外”事件使分歧更深一步。1948年6月，《纽约时报》披露，麦克阿瑟私下激烈批评中国的方案是在“合法掠夺日本文化资源”，倘若美国照办，会损害日本人对美国的信任，抹杀占领成果；占领军挨户搜取文物，将增加维护稳定的成本，使美国为他国利益买单。这番言论公诸报端，暴露了美国的一贯态度：既忌惮文物补偿开创先例，影响战略利益，又担心造成社会混乱、增加占领成本。尽管远东委员会荷兰、中国等国代表强烈抗议，美国却不为所动，麦克阿瑟甚至顺势夸耀自己这番“仗义执言”捍卫了日本文化财产，大赚日本民众好感。

　　鉴于久拖不决，中方同意以“公开了的私人收藏”补偿受害国损失，认为这样不会给盟总带来行政困难，但同时强调，受害国的私人文物损失同样反映民族文化演变，也应获偿。修正案说服了绝大多数国家，美国国务院也劝说立场格外强硬的军方适当妥协，勿因此事与各国对立。可尽管中国代表在1949年6月23日的远东委员会会议上进行陈述，美国最终还是不惜对抗远东委员会其他所有国家，动用否决权强行终结了文物补偿诉求。

　　与上述争端同步，盟总与日本政府以敷衍甚至挑衅的方式否定中国的诉求。清损会制定的三份文物损失目录于1947年1月送至中国代表团，然而盟总以格式不合要求为借口反复刁难，拖延至1949年1月方予接收。其中《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因不符时间断限，未被受理。2月，盟总饬令日方应对，日本外务省将目录发下地方政府，通令调查。综合各地汇报与对将佐级军官的潦草征询，日方于9月1日将一份拟归还的被劫文物目录发给中国代表团。但该目录用90页列举3799册普通图书，仅用5页罗列若干考古标本；中方目录列出的300万件文物竟无一在列。中国代表团向盟总提出抗议，盟总却称已尽最大努力，继续调查恐怕无甚结果。

　　9月27日，日本外务省《关于据称被日本陆海军所劫中国文物的报告》经由盟总发给中国代表团。该报告斥责中方的文物损失目录充满“虚假指控”，反复申明日军“强烈感到保护中国文物必要性”，“付出大量努力和费用”“制定文物保护政策，防止战乱中散失”。报告声称，所有劫掠行为实系“中国暴徒”造成，日军“秋毫无犯”，“获得了声誉和民众友谊”，即便当真带走文物，也是“中国人民自愿赠送的”；日本还向中国输入许多文物以“提携”中国文化发展，“得到当地人和外国人的高度赞赏”。

　　面对充斥“遁词饰语”的报告，中国代表团提出强烈抗议，但盟总再无积极应对。1949年4月，劫物归还申请到期；5月，日本的赔偿终止；6月，中方提出的文物补偿诉求被否决。盟总虽称，如发现被劫文物仍可“特案处理”，但此后仅发下若干估价数百美元的“无主”文物，洵为微不足道。

　　不久，国民党败退台湾。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已不再是美国的敌国。1952年，急需美日援助的台湾当局放弃赔偿和归还要求，为其文物追索工作画上句号。

　　三、 文物追索未果的观念与情感因素

　　美国专家的观念与情感因素也是国民政府战后对日文物追索失利的原因。以华尔纳（Langdon Warner）为中心的美国东方学家群体掌控了盟总的文物工作，他们普遍亲近日本，却轻视甚至敌视中国的文物追索诉求。

　　（一）民族主义与“普遍主义”：中美文物追索的动机差别

　　对中国来说，战后对日文物追索是对近代史上文物外流危局的清算。远东委员会中国代表指出：文物是“国家的精神遗产”，中国人民从中产生精神鼓舞和依恋。日本导致的文物损失“在任何国家历史上都未曾有”，因此无论怎样扩大追讨范围，都远不足以弥补。上述立场，正是典型的民族主义文物追索主张。

　　然而，美国介入文物追索的话语和动机截然不同，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非常状态，美国强调捍卫“不仅属于特定人群且属于人类”的普遍文明遗产。推动中国启动文物追索工作，正是此种普遍主义的局部投射。

　　不过，美国的普遍主义远未在各地平等实践。出兵欧洲，是美国展开战地文物工作的契机。美军依照文物专家制作的地图，在欧洲战场拯救代表着西方文明的古迹，催生切实的同情。然而，他们在远东并无这样的体验，对中国文物少有类似的情感。结果，美国的文物工作重欧洲、轻远东。1946年，罗伯茨委员会有223名文物工作者在欧洲服务，在亚洲的仅7名；长达160余页的《罗伯茨委员会报告》中，远东部分只占3页。美国人还自居裁判，认为中、法等国的文物追索诉求是“民族复仇主义”，引来远东委员会中国代表的讽刺：幸运躲过日本侵占的美国未曾“对遭受文化浩劫的国家真正表示同情”。

　　格外严重的是，相对于欧洲，美国社会对东亚文物了解甚少。以华尔纳为中心的一群美国东方艺术史专家在参与战后远东文物工作时，袒护日本、轻视中国，对中国文物追索造成严重障碍。

　　（二）“华尔纳圈子”的亲日立场

　　华尔纳对日本的偏爱与对中国的反感形成鲜明对比。在哈佛大学受教于美国日本学先驱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后，华尔纳于1905年赴日本，师从日本美术史泰斗冈仓天心，因此熟知日本文化与日本各界人士，形成了毕生的交际圈与情感偏向。1913年起，华尔纳多次来华，伺机盗取文物，曾在20世纪20年代破坏性地揭取敦煌壁画。他来中国，一是接受冈仓天心关于到“文化衰落”的中国搜集古代美术的建议，二是肩负着为美国博物馆扩大藏品的任务。他对现实中国怀有东方主义式的轻蔑，批评反对文物外流的民族情感“野蛮”，认为中国文物无法由“低等”的中国人保护和欣赏，它们只有“向西方世界开放”才能发挥价值。日本侵华期间，华尔纳仍鄙视中国人的反帝意识，指责中国教授陈万里“在民族主义高峰期……诋毁我们”。

　　他的看法并不孤立。凭借文物劫掠暴得大名的华尔纳与文礼（Archibald Wenley）、翟荫（Horace Jayne）、斯脱特（George Stout）、霍利斯（Howard Hollis）等东方艺术史学者交往，培养出史克门（Laurence Sickman）、普卢默（James Plumer）等学生，还与格鲁（Joseph Grew）等亲日外交官交游，形成紧密的人际圈。他们多以替美术馆搜集东亚文物为业，因此与反对文物外流的中国民族主义不能相容。

　　1943年，华尔纳与斯脱特参与发起罗伯茨委员会并培训对日工作人员。日本投降后，斯脱特赴日掌管民教组的艺术品与纪念物小组，邀请史克门、霍利斯及其学生谢曼李（Sherman Lee）等人共事。从此，“华尔纳圈子”控制了日本的文物行政，霍利斯、谢曼李、普卢默相继主持工作。华尔纳本人虽未直接加入，却始终作为顾问指导活动。

　　1945年11月，为减轻日本民众对美国的忧虑、消弭文物收缴的谣言，斯脱特与华尔纳的学生亨德森（Harold Henderson）授意日本媒体报道华尔纳曾向美军提供文物名单，使京都、奈良免遭空袭，将其塑造为“古都恩人”。1946年3月，华尔纳赴日访问。甫到东京，他大谈对日本文化的熟稔与热爱，申明美国将采取宽大的文化政策，绝无收缴日本文物之意。

　　恰在此时，肩负文物追索使命的李济等人到达东京。接待他们的正是民教组的华尔纳、斯脱特和史克门。为维护日本文物守护者的形象，他们不允许中方进行调查或收缴文物。送走李济后，华尔纳与斯脱特就在媒体簇拥下前往京都、大阪旅行。日本报刊颂扬“古都恩人”的旅程体现了美国对旧敌的宽宏，对美国表示感恩。

　　（三）“华尔纳圈子”对战后国民政府文物追索的阻碍

　　民教组在“华尔纳圈子”把持下，对国民政府文物追索造成多重阻碍。罗伯茨委员会最初设定了保护战地文物、促成文物返还的目标，这在欧洲大致得到贯彻。然而，“华尔纳圈子”却将工作重点转向对日本文物的保护，无视中国文物追索的诉求。史克门坦言：追索问题涉及的文物“多数也是我们负责保护的那些”，李济在日本接触的专家和收藏家，也恰是保护工作所倚重的。一边是隔阂重重的中国人，一边是学缘亲近、私谊深厚、注定长期打交道的日本人，“华尔纳圈子”的偏向性不言而喻。

　　1945年8月，罗伯茨委员会派遣专家翟荫来华考察，他恰是华尔纳在华盗窃文物的旅伴。这样的人却被清损会寄予厚望，倍加礼遇。参观之后，翟荫报告称：此前美国对中国文物损失的估计“夸大不实”，它们处于“比战前更好的保存状态”，艺术品得以展出，私人收藏在沦陷期间没有损失。这令美国严重低估中国文物损失的真实情况。

　　1946年3月，美国国务院的霍尔（Ardelia Hall）起草了一份远东文物返还规则。霍尔同情中国文物的遭遇，她的草案虽以盟军对德政策为蓝本，却与中方的诉求多有重合，如认为“日本1894年以来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占领远东领土期间取得的所有文化财产”均应归还中国，还赞同以日本公私收藏补偿文物损失。相反，民教组成员对该稿的态度却甚显消极。他们认为，追溯至1894年“容易被滥用”，声称日本殖民时期的发掘“在当时是合法的”，并对文物补偿等问题颇有微词。他们还主张民教组应掌握决定权，中国等受害国的参与权被排除。最终霍尔的草案被否定，“华尔纳圈子”不利于中方的意见成为盟总的政策底色。

　　“华尔纳圈子”还试图用“中日文化合作”软化中国的文物索偿诉求。史克门认为：美国有必要站在居中位置，以“相互理解”促进两国文化和解。鉴于日本的研究优势以及中国提供学术原料的不可替代性，应劝中国允许日本优先赴华“合作”开展考古发掘，所获资料共享；应组织日本所藏的中国文物赴华借展，以此避免变更1937年前日本“合法购买”文物的所有权。这一方案不仅模糊了日本文物掠夺罪责，还固化日本建立在掠夺上的“研究优势”，与中方的诉求背道而驰。

　　民教组虽不负责具体的归还事务，却以提供“学术意见”的方式阻碍中方的多例追讨申请。在曲阜汉灵光殿文物遭日本人盗掘、汉奸王克敏私以赵孟頫手卷“赠送”日本等案例中，民教组或称移交文物将造成“学术损失”，或称“这不是劫掠”，令追索困难重重。

　　盟总非但不积极督促日本调查战时劫掠文物情况，反以登记和立法活动将日本劫掠的文物合法化。1946年4月，盟总拒绝了李济进行文物总登记的请求，到1947年9月才下令调查1937年后日本在占领区取得的文物，但结果仅录得4项。1949年初，盟总再次命令日本政府按中方提供的目录展开调查，但结果同样不尽如人意。与此同时，民教组完成了日本全国文物的统计工作，其中不乏中国及朝鲜的流失文物，而盟总并未加以干涉。1950年，美国指导日本制定的《文化财产保护法》，将“政府尊重私人所有权”列入条文。日本境内的私有文物无论来源如何，均纳入法律保护范围。

　　总之，“华尔纳圈子”在战后日本享受“保卫古都”的美誉。同时，他们以专家身份宣称侵华日军仅限“从农舍拿走廉价家用品”。国民政府的文物追索正是在如此的偏向性认知中走向失利。

　　结语

　　战后国民政府的文物追索工作在美国推动下启动，又因其影响陷入困境。文物问题引发日本社会恐慌，致使美国抑压中方诉求，以维护其地缘利益；华尔纳等美国学者对日本的袒护与对中国的轻视，也是追索失利的原因。

　　西欧战后的文物追索虽更严重地遭受冷战局势的左右，但最终取得较好成效。至20世纪50年代，仅法国一国就实现了160万例文物的归还。欧洲经验有效推动了1954年《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的订立，在国际法上起到重要创制作用。相较之下，中方虽付出巨大努力，但仍未改变美方对文物追索的拒斥态度。

　　与机器、船舶、贵金属等被劫物资相比，国民政府文物追索的认定和追责难度较高。其失利的缘由在于，文物的价值依托于无形的文化象征意义，致使索偿问题深陷战后世界的地缘博弈和东西方文化不平等格局，从而卷入政治利益和文化观念的双重冲突。

　　了解历史是为了开拓未来。近年，近代文物外流问题广受关注。2023年，日本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呼吁返还侵华掠夺文物，大英博物馆的中国文物失窃案更引发热议。本文希望从历史视角深化对近代文物追索问题的认识，助益更多文物踏上归乡之路。

　　作者：白敬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