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杰：法国藏中国抗战档案史料述略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2期 文/蒋杰   2024-08-22 15:45:14

　　近代以来，随着在远东地区殖民利益的不断扩张，法国在中国各地设立租界并非法划定“势力范围”，形成了大量法国驻华外交、军事、情报和市政机构。在长达百年的时间内，这些机构共同为法国政府编织了一张庞大而有效的情报网络。他们针对中国政府及社会展开大量情报侦搜与调查研究，并将各类信息发回法国本土，供法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乃至远东战略时参考。因此，法国国内的很多档案馆目前仍保存着大量有关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与社会的档案资料。

　　九一八事变后，法国为维护其在华利益，积极开展针对中日冲突的情报收集工作，生成了大批与中国抗战紧密相关的档案史料。这些档案不仅是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研究资料，同时也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本文将聚焦这些档案史料的生成、主要内容以及开发利用进行论述，揭示其在抗战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以及中法关系史研究方面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一、法国藏中国抗战档案史料的生成与研究利用状况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对华侵略扩张的步伐逐渐加快。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更是彻底颠覆了一战后形成的远东国际政治与军事格局。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使得英、美、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法国政府为维护其在华既得权益与远东殖民利益，积极开展针对中日争端与军事冲突的情报收集，重点包括政治形势、军事动向、经济变迁、外交关系、人物动向、社会舆论以及日常生活等，生成了大量外交文书、调查报告、谈话纪要、备忘录以及与相关国家军事、外交机构的往来函电等。这些资料内容翔实、种类丰富、数量庞大，不仅构成了中国抗战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同时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研究不可忽视的历史资源。遗憾的是，由于研究范式、科研旨趣、语言障碍、资料可获得性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中外学界对于法国藏中国抗战档案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截至目前，这批史料不仅未能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其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也未得到学界的充分认识和肯定。

　　过往有关法国藏中国档案史料的研究，数量十分有限。既有研究成果或未将抗战档案作为重点，或根本就没有涉及抗战档案。例如，法国南特外交档案中心负责人布鲁诺·里卡多(Bruno Ricard)撰写的《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所藏资料》(1)‘Les sources conservées au Centre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 de Nantes’, in Jacques Weber.La France en Chine, 1843-1943.Nantes: Presses académiques de l’Ouest, 1997, pp.249-256.一文，仅简要回顾了南特外交档案中心的历史，介绍了藏卷的来源、种类和数量。限于篇幅，作者并未专门讨论该中心所藏大量中国抗战档案的情况。巴黎政治学院莫里斯·瓦伊斯(Maurice Vaïsse)教授的论文《法国外交文件：研究的工具?》(2)〔法〕莫里斯·瓦伊斯著，高嘉懿译：《法国外交文件：研究的工具?》，徐蓝主编：《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第1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第292—304页。，并非讨论法国藏中国档案史料的专门研究，但该文在回顾多卷本《法国外交文献》(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的出版经过时，提及了部分与中国抗战有关的档案史料的收藏情况。此外，葛夫平的论文《法国所藏有关清史档案介绍》(3)参见葛夫平：《法国所藏有关清史档案介绍》，《清史译丛》第5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2—282页。，详细梳理了法国藏清史档案的内容、数量与分布状况，但因研究时段所限，未涉及抗战档案的收藏情况。

　　较之整理与研究，法国藏抗战档案的利用取得了较大成果，已有一些以这批档案为基础资料的论文与专著发表，但数量比较有限。在法国，较为重要的研究有林华(Hua Lin)的《蒋介石、戴高乐与胡志明：中法1945—1946年在越南的关系》(4) Hua Lin.Chiang Kai-Shek, De Gaulle contre H Chi Minh: Viêt-nam 1945-1946, Paris: Editions L’Harmattan, 1994.和法比·迈尔西(Fabienne Mercier)的《维希面对蒋介石：外交史》(5) Fabienne Mercier, Vichy face à Chiang Kai-Shek: histoire diplomatique, Paris: Harmattan, 1995.等。前者主要讨论了二战结束后中法两国政府围绕中国军队撤军事宜、印度支那问题展开的交涉与博弈;后者则力图重新定位维希政府的战时远东政策，探讨这一政策形成的动力与过程，并揭示法国为这一政策所付出的代价。

　　与法国同行类似，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也大多落脚于战时中法关系。其中葛夫平的论文《抗战时期法国对于废除中法不平等条约的态度》(6)参见葛夫平：《抗战时期法国对于废除中法不平等条约的态度》，《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3期。，主要探讨欧战爆发后“维希法国”和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在废约问题上所持态度的变化以及影响这些变化的因素;黄庆华在论文《抗日战争时期及战后初期的中法关系》(7) 黄庆华：《抗日战争时期及战后初期的中法关系》，《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及专著《中法建交始末：20世纪40—60年代中法关系》(8)参见黄庆华：《中法建交始末：20世纪40—60年代中法关系》，黄山书社，2014年。第一章中，详细梳理了战时及战后初期纷繁复杂的中法关系的变迁;陈剑的论文《维希法国远东政策研究》(9)参见陈剑：《维希法国远东政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探讨了影响维希政府与国民政府关系变迁的各种因素;蒋杰的论文《“自由法国”运动在上海(1940—1942)》(10)参见蒋杰：《“自由法国”运动在上海(1940—1942)》，《史林》2016年第5期。，则重构了“自由法国”运动在上海从兴起、发展到衰落的全过程。

　　上述研究尽管都不同程度地利用了法国藏中国抗战档案，但其根本兴趣点都不是抗战档案的整理，也不是抗战史研究本身，而是战时中法关系的变迁。因此，这些研究仅能为学者提供法国藏抗战档案的部分线索，并不能从整体上展现这批史料的全貌。

　　二、法国藏中国抗战档案史料的分类与内容

　　目前，法国藏中国抗战档案史料主要收藏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 la Franc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南特外交档案中心(Centre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 de Nantes)、国防部档案馆(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和国立海外省档案馆(Archives Nationales d’Outre-Mer)。

　　外交部档案馆始建于法王路易十四时期，原坐落于巴黎市区塞纳河畔的法国外交部内，后迁至北郊拉库尔讷沃(La Courneuve)新馆。该馆主要收藏法国外交部本部的档案资料，藏件多为国家级文献，如外交部、殖民部的报告、函电、会议纪要与备忘录等。南特外交档案中心始建于1987年，藏件主要由法国驻外使领馆、文化机构和国际组织中的法国代表发回的文件组成。与抗战相关的档案主要涉及法国驻上海、南京、天津、汉口、福州、厦门、广州、汕头、大连、烟台、昆明等地使领馆及上海、天津、汉口等地法租界当局发回的各类文件。国防部档案馆创建于17世纪，坐落在巴黎市区西部的梵尚城堡(Chateau de Vincennes)内，主要负责保管法国军方形成的档案文献。与抗战有关的档案主要是法国在上海、天津、汉口、山海关等地驻军发回的报告、文件与地图等。国立海外省档案馆位于法国南部埃克斯—普罗旺斯市(Aix—en—Provence)，主要保管前法属殖民地相关档案，与远东地区关系最为紧密的当属前法属印度支那地区相关文件。此外，该馆还收藏了部分涉及中国云南、广西的档案。

　　上述四家档案馆的开放程度非常高，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只需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外国学者多为护照)简单注册后，即可入馆查询、借阅。需要注意的是，国防部档案馆的程序稍显复杂，注册手续的办理需通过电话或邮件提前预约，并在规定时间前往办理，检索、查询等与其他三家并无差别。与国内档案馆有所不同，这四家档案馆的数字化程度相对较低，查询目录、借阅藏件大多仍以纸质为主。只有一部分价值较高或不宜直接借阅的文件，被制成胶片或扫描成PDF文档供研究者使用。但是，无论纸质原件还是胶片、PDF文档，均可使用相机直接拍摄。档案馆提供相应的复印、扫描服务，不过需要支付一定费用。

　　收藏在这四家档案馆中的抗战档案数量庞大，但因收藏单位至今未能进行科学有效的整理、分类和编目，所以这些档案的确切数量尚不得而知。笔者根据历次查档所掌握的情况，将法国藏抗战档案史料的主要内容与分布状况作如下介绍。

　　外交部档案馆。业已开放的抗战档案主要涉及九一八事变前后法国驻华使领馆(北平、沈阳、哈尔滨)及驻东京、日内瓦等外交机构发给法国外交部的函电与报告、国联行政院关于调停九一八事变历次会议纪要，法国驻华使领馆(南京、北平、天津、上海)及驻东京、柏林、莫斯科外交机构发给法国外交部有关卢沟桥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函电和报告，中国外交部关于卢沟桥事变致国联行政院的函电和报告，中国外交部向国联行政院提请“远东领事委员会”召开会议文件，抗战全面爆发后法国驻伦敦、华盛顿、东京、柏林、日内瓦、莫斯科等外交机构就各国朝野反应发给法国外交部的报告及备忘录，以及日军在华北和华东地区军事行动，日军在中国的空袭行动，战争期间对于外国人及外国产业的保护，向中国输入军用物资，中国借道法属印度支那地区输入战略物资等档案。此外，较为重要的还包括战时中法关系(与维希政府)档案、“自由法国”与国民政府往来函电及报告、“自由法国”驻重庆代表档案、有关“自由法国”在远东地区兴起与发展的资料等。

　　南特外交档案中心。该馆围绕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对馆藏抗战档案作了粗略分类。内容主要涉及法国驻华使领馆关于中国形势的通信、驻华法军的防御计划、法国驻华使领馆人员与日本军事外交人员的交涉函件、关于日军在华动向的调查、日军向中国派兵人数的统计、沦陷区人民的爱国运动、日本扶植傀儡政府情况、傀儡政府重要人物动向、国民政府特工人员在上海等地的组织情况及锄奸活动、国民政府在沦陷区发起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上海民食调剂委员会档案、关于侵华日军特务机关系统及其在华工作的详细调查等。此外，这些档案中还收录了部分有关南京大屠杀、朝鲜独立运动以及“自由法国”运动在中国的资料。

　　国防部档案馆。与抗战相关的档案主要包括以下全宗：中日冲突(1931—1933)，山海关：通信与电报(1932—1933)，与日本、英国、美国、意大利军方的通信(1933—1935)，中日冲突(1937—1939)，驻华法军防御计划(1932—1937)，“上海事变”(1932—1936)，上海国际防御委员会(1931—1939)，日法关系(1937—1942)，欧美列强间的关系(1939—1940)，天津防御计划(1940)，上海警察力量分布与防御(1940—1942)等。

　　国立海外省档案馆。与抗战有关的档案集中于“法国的远东政策和加入太平洋战争(1941—1945)”及“中国(1944—1946)”两大部分。前者主要涉及法国在华领事机构、在沪法国人情况、中国的印度支那政策、广西政府的对法政策、旧金山和会(1944—1946)、云南和广西的军事行动、中国占领印度支那地区、中国的反法活动以及军火走私等;后者则涉及(远东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总体形势：函电、备忘录等(1941—1945)，远东的军事力量：函电、备忘录、组织机构图与司令部(1944—1945)，以及太平洋战争与盟国的协商：通信、函电、情报(1944—1945);等等。此外，该馆还藏有维希政府殖民部关于上海地区最高指挥官的相关档案、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和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收到的来自重庆的电报等。

　　上述法国藏抗战档案史料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形态多样，既有手写、印刷文本，也有照片、地图及实物。大部分档案用法文写成，但也包含了一定数量的中文、英文和日文文献。

　　三、法国藏中国抗战档案史料举要

　　九一八事变后，法国外交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派驻北平、天津、南京及上海的使领馆向本土发回了相关情报、调查及分析，派驻东京、柏林、莫斯科等地的外交人员也反馈了相关国家的信息与情报。现藏于外交部档案馆、全宗号为“242QO”的系列档案，即为此类史料的代表。

　　242QO全宗数量庞大，有近2600件，其中第319卷至369卷为“中日冲突”(Conflit Sino-Japonais)系列。这批档案的生成时间为1931年至1940年，分为“冲突的起源”“远东的武器出口——中东路”“满洲国”“冲突的继续(1937)”“远东领事委员会”“布鲁塞尔会议”“占领中国(1938—1940)”“中国在国联申诉”及“附件”九个部分。

　　其中“冲突的起源”(242QO/319—242QO/350)，主要涉及中村事件、日军占领沈阳、东北地区军事冲突的扩大、中东路问题、中国政府向国联提起申诉、美国及国联的调停、苏联的态度、上海事变、列强的外交活动等。其中原法国驻日本大使玛德(Damien de Martel)发给法国外交部的报告(11) Dépêche N 441 de l’Ambassade de France au Japon, en date du 3 Septembre 1931, AMAF: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SDN 319, 242QO/319.，详细描述了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国内复杂的政治局势。即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的对华政策不断遭到政敌的批评。尽管他此后的态度逐渐强硬，但依然与南京政府进行交涉。此前陈友仁曾代表广东国民政府赴日交涉但遭冷遇。万宝山事件、东北和上海的抵制日货事件以及此后发生的中村事件，不断激起日本国内的对华强硬态度等。

　　而“冲突的继续(1937)”(242QO/354—242QO/359)，主要包括平津陷落后的市内情况和行政人员调动、日本空军与国民党中央军交战以及国民党军使用武装列车作战的情况、英美法三国调停以及欧美列强在日军控制平津后的反应、法驻日大使对华北日军进攻方向的判断、法驻德大使有关苏联支持中国抗日后德意两国是否支持日本的判断、德国军事顾问团相关问题以及淞沪抗战爆发以后上海地区局势发展等。

　　中日冲突与中国的抗战对于法国在华租界及租借地的影响，也是法国政府关注的焦点。因此，现存法国藏中国抗战档案中有很大一部分涉及上海、天津、汉口以及广州湾等城市的战时内容。例如，南特外交档案中心的“635PO/A”全宗，有478卷各类档案，保存了很多关于战时上海的信息。其中第81卷至100卷与抗战直接相关，被分别整理为“中国地方事务”“海战”“无线电”和“通信”四大类。

　　其中“中国地方事务”中“1932年中日上海冲突”的第81卷、82卷，内容包括军事行动、法租界内发生的事件、国联上海委员会、“闸北自治会”计划、战争赔偿、“共同委员会”的设立及其活动。第83卷至91卷的内容包括外侨撤离、民食调剂委员会、战争赔偿、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财产损失、日方要求两租界合作、傀儡政权要求两租界合作、战时上海的恐怖主义(12) 此处主要是指重庆特工人员在上海进行的“锄奸”行动和敌伪特务针对“重庆分子”实施的政治谋杀。、上海地区的“精神总动员”、难民及伤员救护、饶家驹难民区、虹桥—徐家汇军事区、汪精卫政府的动向以及对傀儡政府的监控等。“海战”部分主要涉及法国海军通讯建立、法国海军上海基地、(法国军舰)在中国水域的驻留、驻沪法国海军报告、远东地区的外国军舰、军舰与商船等。

　　全面抗战开始后，日军在华动向一直是法国政府和军方密切关注的焦点。淞沪会战结束后，上海法租界警务处政治部启动了针对出入上海的日本军舰的秘密调查，并由此生成了一系列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后被转呈国防部，成为法军重要的情报来源。目前，这批题为“在沪登陆日军”的系列档案，保存于国防部档案馆所藏11H62全宗内。这批档案始于1937年11月、终于1939年5月，内容包括日军月度进出上海的舰只数量、运输不同物品的舰只分类及统计、运输品的分类及数量(包括士兵、马匹、弹药、火炮、卡车、摩托车、军粮、草料及燃料等)、舰只名称、抵达时间和登陆时间、登陆地点等。上海外国驻军的相关档案，也是国防部档案馆所藏抗战档案的特色资源。在11H59及11H65全宗内，分别收藏有1931年制定、1934年修改的《上海协防委员会防御计划》及1935年版、1940年版《上海法租界防御计划》。这些计划详细规定了外国驻军的角色、责任、范围以及联络方式等。

　　此外，战时中法关系相关档案也是法国藏中国抗战档案史料的特色资源。外交部档案馆所藏18GMII及119Q0两个全宗，保存了1939年至1949年间中法关系发展的很多重要史料。18GMII主要收录“法兰西国民委员会”(Comité national français)的相关档案，其中第66卷至69卷的内容主要有上海、香港等地“自由法国”运动组织与戴高乐的通信与函电、“自由法国”运动上海分部的报告、贝商(Georges Béchamp)和爱斯嘉拉(Jean Escarra)等“自由法国”驻重庆代表发回的报告、法国在远东的外交前景、“自由法国”视野下的中国总体局势等。在这部分档案中，藏有大量戴高乐与远东“自由法国”运动组织的往来电报，其中有两封电报值得注意。一是1940年7月29日戴高乐发给上海法侨代表爱高(Égal)、要求上海法侨建立“自由法国”分支机构的电报。戴高乐在电报中说：“(首先)，在(上海)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必须建立一个人员招募机构，为我正在创立的军队招募陆、海、空军士兵。你同时还必须尽一切可能为他们筹集旅费;其次，为了给法租界内外的法国人提供精神上的领导，一个执行委员会必须建立起来;最后，必须建立一个情报中心，以搜集远东地区与我们的运动有关的信息。”(13) Rapport No.2 au Général de Gaulle (le 6 octobre 1940), AMAF: Guerre 1939-1945, Londre, C.N.F., 18GMII/66.二是上海“自由法国”组建后戴高乐通过英国驻华大使发给爱高的贺电。他说：“我得知了你们的行动并对你们致以祝贺。请尽量使我了解上海法侨社会的情况。我将向你提供用于宣传我们的目标与行动所需的物资。我希望将战争进行到底，直至法国与她的殖民帝国获得完全自由。法国万岁!”(14) Suite à Rapport No.1 au 24 Aot au Général De Gaulle, AMAF: Guerre 1939-1945, Londre, C.N.F., 18GMII/66.全宗119Q0第1卷至第4卷主要涉及抗战末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中法关系变化的史料，内容包括“自由法国”驻重庆办事处相关文件、“自由法国”人员在重庆的生活情况以及戴高乐派驻重庆代表贝志高(Pechkoff)的去留问题等。前者始于1940年6月，终于1943年7月;后者始于1944年，终于1949年，在时间上正好形成互补。

　　四、法国藏中国抗战档案史料的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

　　综上可知，做好法国藏中国抗战档案史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和编译工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

　　第一，有助于弥补抗战史研究档案史料不足的缺陷。众所周知，由于战争破坏和政治原因，许多重要的抗战档案史料已经遗失，这严重制约了抗战史研究的深化与细化。因此，收集、整理、研究和编译法国藏抗战档案史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抗战史研究中一手资料不足的缺陷。近年来，日本右翼不断否认、歪曲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侵略罪行，美化侵略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收集、整理法国藏抗战档案史料更凸显其特殊意义与重要性。因为这批档案由中日两个交战国之外的第三方所生成。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而言，它所保存的信息更具可信度与说服力，能够给日本右翼势力更为有力的回击和批判。

　　第二，有助于推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国际史学界有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书写，往往以欧美为中心，过度关注欧战和太平洋战争的相关事件，忽略或漠视包括中国抗战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斗争。通过发掘、整理法国藏中国抗战档案史料，尤其是外交文献，可以发现在二战爆发前后，中国人民的对日抗战绝非中日两国的冲突，中国抗战也绝非地区性纠纷，而是牵涉各国利益的全面冲突和对抗。事实上，包括美、英、法、德、苏在内的各大国，从战争爆发之日起就未能“独善其身”，而是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贪婪，最终引发了太平洋战争，促使美英直接加入对日作战，并将二战的规模推向顶峰。由此可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由始至终都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割裂的整体。远东的冲突牵动着欧洲局势的变化，而欧战进程又反过来左右着远东战局的走向。因此，收集、整理法国藏抗战档案史料，不仅可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的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一手资料，同时也有助于学者跳出“欧美中心观”，从更为宏观、多元和国际化的视角研究战争爆发的历史根源，诠释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所带来的后果与影响。

　　第三，有助于推进现代中法关系史研究。中法两国在二战期间均出现了合法与傀儡政权对立并存的局面，重庆(蒋介石)——南京(汪精卫)——维希(贝当)——伦敦(戴高乐)四个当局之间的对抗、博弈、妥协、合作，共同构成了纷繁复杂的战时中法关系，并为战后中法关系的重建打下了基础。因此，系统收集、整理、研究和编译法国藏抗战档案史料，不仅有助于准确把握二战时期复杂的中法关系和国际局势变迁，同时也有助于深刻认识、理解战后中法关系的建立与演变。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2期，“国外中共党史资料”栏目。　作者简介：蒋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法国藏中国抗战档案史料的收集、整理、研究与编译”(17CZS02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