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宏 ：第十一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综述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2024-09-14 10:40:12

作者：李春宏，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转折点，有着重大且深远的意义。就抗日战争史而言，有关研究日益细化深入，有助于人们更加客观理性地反思这场影响深远的战争。

　　2024年4月12—1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和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十一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在长沙召开，来自国内2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与会。开幕式由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党委书记孔春辉主持，《抗日战争研究》主编杜继东研究员、长沙市抗战文化研究会何誉军会长、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刘利民教授先后致辞。本次会议共收到投稿190余篇，最终遴选出30篇论文参会。研讨会分为“日本侵华”“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军抗战”“战时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战时思想文化”“战后问题”六个主题展开。

　　一、 日本侵华

　　日本侵华一直是抗战史学界的重要关注对象。本次会议主要从战前日本侵略活动、战时日本军队、日本侵华影响三方面展开讨论。

　　第一，战前日本侵略活动。安徽工程大学孙波《日本外务省对奉系武器输供政策及活动研究(1924—1926)》指出，日本对奉系武器输供政策的核心是维护其在“满蒙”的特殊地位，故外务省对奉系武器的输供活动秉持积极态度，政策的实际执行虽因“对华武器禁运决议”受到一定限制，但该决议并未严格贯彻，武器走私、军火贸易并未受到禁止，相关输供活动实质为中国、日本等多个国家间的博弈与较量。上海师范大学张燕姣《日本政府各部对中东路事件的因应——以日本档案为中心》认为，中东路事件后，日本外务省鉴于中方激烈的反日情绪以及英美对日缺乏信任的情况采取中立政策，但日本关东厅基于自身利益并未执行中立政策，反而继续对中国东北当局施压。由于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外务省对关东厅的行动姑息妥协，并最终同军部合流，共同谋划对华战争。该事件表明，为了自身经济发展，日本不愿也不会放弃对外侵略。

　　第二，战时日本军队。北京大学黄博文《武汉会战中的日本海军》指出，武汉会战期间，日本海军参与的溯江作战与航空作战在侵略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海军支援下，日军得以开辟水道、保护陆军运输船队、开辟前线新补给线、夺取制空权，进而建立起完善的水路补给体系，确保日军战时补给供应，使日军能够维持侵略攻势。日本海军在武汉会战中发挥的战略影响，维持了其在侵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与政治影响力。

　　第三，日本侵华影响。湖南师范大学姚江鸿《“势”与“力”的较量——日军一号作战与抗战末期的国共谈判》认为，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前，国民党力量占优，基本主导了国共谈判。会战期间，国民党在军事层面的溃败导致其与共产党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开始放低谈判姿态并降低条件，同意中共大量诉求。共产党自此形成强大政治攻势，基本掌握了国共谈判主动权。

　　二、 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本次会议主要从中国共产党政策实施、中共抗日根据地建设、鄂豫边区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党与企业管理四方面展开探讨。

　　第一，中国共产党政策实施。首都师范大学于泽《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东北党组织对土匪武装政策及实施研究》认为，九一八事变前，中共东北党组织的土匪政策主要是通过分化实现收编，但收效甚微。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开始以阶级作为区分敌我的主要方式，此举虽保障了队伍可靠，但同时却将具备民族性的土匪群体拒之门外。但无论如何，抵御日寇始终为中共对土匪政策的根本目标。清华大学岳颖《皖南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建立宣传文化阵地的考量》指出，由于香港自身特殊的地理和政治优势，中共于皖南事变前便已在香港开展宣传工作。皖南事变后，中共的文化宣传阵地开始自重庆、桂林转入香港，继续组织抗日救亡宣传，并在紧张筹备下构建出以《华商报》《大众宣传》为主的宣传网络。山东农业大学刘世超《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党指挥枪”原则的贯彻》认为，中共在贯彻“党指挥枪”原则的过程中，面临部队成分实时变化、军队干部态度蛮横、支部建设软弱涣散三大问题，为此中共从党员、干部、支部、制度方面入手，采取多种措施，不断提升军队党性，最终落实“党指挥枪”这一根本建军原则。湖南师范大学李增增《说理：中共减租减息运动中的群众斗争技艺》认为，抗日战争时期，“说理”成为中共落实减租减息政策的重要指导方针。随着“说理斗争”对阶级斗争模式的重塑，“算账”与“诉苦”这两种群众动员方式先后进入减租减息运动，成为最有力的“说理斗争”方式。

　　第二，中共抗日根据地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杨秋雨《统一战线与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发展(1938—1942)》认为，中共在大青山根据地的统战策略由温和到强硬，又再度回归温和，呈不断调整姿态。中共不断调整斗争方式和统战策略，反映出绥远地区不断变化的战争生态。相关策略变化既体现出根据地斗争的不确定性，亦彰显中共对斗争的顽强坚持。大青山根据地利用较少的力量最大程度牵制敌伪顽各方反共势力，始终于绥远地区发挥影响，体现出其独特价值。

　　第三，鄂豫边区问题。华中师范大学杏亮亮《中共发展鄂豫边区的战略选择与武装生成》指出，鄂豫边区的武装生成具有“无主力建军”和“自造基干”两大显著特点。在无主力部队支撑的情况下，鄂豫边区仍利用统战关系、地方社会关系建立众多武装，但分散各地，缺乏统一指挥，难以正规化。同时，由于鄂豫边区长期孤悬敌后，导致信息不畅，这成为其发展的“先天不足”。鄂豫边区的建军过程体现出中共坚持敌后抗战的巨大决心与韧性。华中师范大学高航《中共鄂豫边区一元化领导的形成(1941—1943)》认为，1942年湖北春旱严重，鄂豫边区党委同新四军第五师之间围绕给养问题分歧日益明显，在刘少奇与中共中央的支持下，鄂豫边区集中领导体制初步萌生。鄂豫边区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确立历经波折，最终于李先念担任边区党委书记时得以确立。鄂豫边区一元化领导凝聚了边区的共识，暂时消解了分歧，为1943年边区军事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南京理工大学郭洋《1942年鄂豫边区新四军第五师的反顽斗争》提出，1942年国共双方在鄂豫边区发生武装摩擦的特殊案例可以说明，两党的地方关系并非与整体层面保持一致。地方关系多基于各地的实际情况具体调整，而国共于鄂豫边区的大规模武装摩擦最终在日军的压力下宣告结束。鄂豫边区在日伪顽多方重压下强化了自身“夹缝求生”的能力。

　　第四，中国共产党与企业管理。中国海洋大学钟钦武《北海银行管理体制的调整与政企关系(1938—1948)》指出，北海银行的组织形式根据山东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数次更迭，最终形成集中领导与分散经营的管理模式，并在根据地连接成片后进一步发展为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国共金融体系的最大差异在于国民政府的金融体制基于战时财政经济，需要不断增发货币，而共产党则在整合金融过程中注重维护群众基本利益。

　　三、 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军抗战

　　关于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军抗战问题，此次会议涉及军队编制、战略布局、对外政策及经济活动四方面内容。

　　第一，国民政府军队编制。江苏师范大学菅先锋《西安事变后东北军整编的历史考察》指出，东北军整编的首要原因即国民政府欲瓦解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的“三位一体”联盟，并在多方政治博弈下计划通过驻地东调、隶属变动、部队拆解对东北军实行整编。1937年6月底，东北军基本完成整编，标志着该部队由私人地方军事集团转变为国家化军队，褪去军阀属性，有助于日后的抗日工作。

　　第二，国民政府战略布局。南京大学孟祥斐《国民政府国防战略的转变(1929—1937)》认为，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对日本的国防战略较为自信与激进，主张主动出击，速战速决。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深刻意识到中国与日本的军事差距，加之反共需要，故将战略调整为“分区防卫”，力图避免全面战争，相关战略方针一直持续到1935年。1935年后，由于国民政府自身实力的增强及对外交形势的乐观判断，再次转向“速战速决”的积极国防战略。总体而言，国民政府虽建立起完善的战略计划，但在实际对日作战中并未遵循。

　　第三，国民政府对外政策。南京邮电大学常国栋《热河沦陷后国民政府对日绝交案研究》指出，热河沦陷后国民政府的抵抗态度并不积极，军事方面的消极抵抗造成国内形势败坏，导致中国在外交层面陷入被动。国内军政要员同外交人员的观念分歧，还表明在派系影响下国民政府对日决策存在多方顾虑，最终导致对日绝交方案流产。华中师范大学荆玉迪《全面抗战前日本侵略中国华北领空与国民政府的因应》认为，日本在中国航空市场的竞争中一直处于不利地位，故而十分期望实现中日通航。因相关诉求遭到中方反对，日本通过在华北大规模开展自由飞行以及强迫宋哲元签订《中日华北通航协定》对中国领空实行侵略，中方虽对侵略行为给予强烈谴责，但无力控制华北领空。该事件预示了中日最终走向战争的结局。

　　第四，国民政府经济活动。中山大学何薇《全面抗战时期广西铁路枕木采办与森林资源开发》指出，广西地区森林资源的开发得益于湘桂铁路修筑过程中产生的巨大木材需求，而国际枕木贸易受挫亦使国民政府不得不利用本土木材。政府与市场在开发过程中共存并行，进一步促进广西森林资源的开发，同时促进了当地配套产业的发展，提高了政府收入。

　　四、 战时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

　　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外交史研究经久不衰。与会学者综合利用中外史料探讨日本与国际社会关系、战时中英关系、战后中英关系三方面内容。

　　第一，日本与国际社会关系。南京大学陈海懿《一·二八事变与日本“退出”国联风波》认为，国联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介入并未使日本收敛入侵行径。由于国联大会的召开及决议内容不符合日方预期，引起日方放弃投票。“一·二八”事变后新闻媒体盛行日本退出国联的舆论，日方借助外交手段充分利用该舆情，以退为进，终于达成暂时搁置“满洲”问题的目标。此次风波是日本退出国联的一次预演。

　　第二，战时中英关系。浙江大学丁书颖《政策与舆论：太平洋战争时期英国政府对涉华报道的管控》指出，太平洋战争后，英国政府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增加，宣传内容侧重于展现中国成就，塑造其盟友形象，进而促进中英关系发展。在宣传过程中，由于部分内容揭露国民党政权抗战不力，偏离英国宣传路线，引发国民政府不满。为此，英国政府试图在宣传中国抗战与全面报道中国之间维持动态平衡，整个决策过程加深了英国政府的对华认知。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钊《抗战后期中英关于新印陆路交通的交涉》认为，中英两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均有开辟新印陆路交通线的意愿。在交涉之初，由于中英双方均对新印交通线实际情况缺乏了解，故存在分歧，但相关分歧在后续交涉过程中基本消弭，充分体现出中英合作抗日的友谊。然而，由于该工程背后牵扯复杂的历史与国际问题，导致中方获取战略物资的需求与英方恢复新疆贸易的诉求均未完全实现。

　　第三，战后中英关系。华中师范大学陈甘霖《废约后的纠葛：抗战后国民政府接收天津英租界问题初探》指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处理天津租界问题成立接收委员会并加聘英籍顾问。在接收过程中，中英两国因对《中英新约》内容的解读存在分歧，故就财产归属与债务结算问题针锋相对。该事件反映出近代中外关系并非同条约变动亦步亦趋，租界在法理层面的变动不意味着外交纷争的彻底结束。

　　五、 战时思想文化

　　思想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观念和主张各有特点。本次会议主要从历史人物形象、日本话语在华传播、日本在华记忆空间三方面进行讨论。

　　第一，历史人物形象。中国政法大学戚昱明《“御倭”与“抗日”：全面抗战前后戚继光“民族英雄”形象的构建》提出，1927年以前，国民党主要从“治兵”角度宣扬戚继光。随着中日矛盾的激化，戚继光的军事思想受到进一步重视，其抗倭形象愈发明确。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进一步通过设立纪念场所、举行祭祀典礼、制作“光饼”、编写教材、创作文艺作品等方式，构建戚继光的民族英雄形象，使其最终成为重要的时代符号与精神资源。湖南师范大学周游《“忠奸之辨”：抗战时期中国人对苏武、李陵“气节”问题的认识与运用》认为，自东汉起，苏武“守节”与李陵“失节”的形象便已定型，在抗战时期苏武与李陵的形象基本沿袭以往，在不断扩散的同时逐渐标签化。苏武成为“民族英雄”，而李陵则被视作“汉奸”。这一现象反映出抗战时期，受民族主义影响，大量传统资源被发掘并赋予特殊意义，进而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与忠贞观念。

　　第二，日本话语在华传播。华中师范大学孙永健《“肇国精神”的异国嬗递：“八纮一宇”在华传播史》指出，“八纮一宇”虽然于1940年才作为日本国策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但作为支撑日本海外侵略正当性的政治口号，早在国策化之前便已被纳入宣传术语。全面侵华后，在日伪鼓吹下，该话语得到广泛流播，成为日本矫饰罪责的工具。非沦陷区对这一话语采取的解构与反制措施以及中华文明自身的“溶外”特质，终使日本的宣传美化策略难以奏效。

　　第三，日本在华记忆空间。上海师范大学范奥承《孤岛神社：日本在上海的记忆建构与空间嬗变》认为，上海神社的建立源于在沪日本居民增加所形成的日侨社会。上海神社涵盖传统民俗、“靖国”招魂、政治表演三重功用，在成为居沪日侨圣地的同时，记录着中国民众的国仇家恨。抗战胜利后，上海市政府在神社原址筑起忠烈祠，日本构建的“记忆之场”随之瓦解。上海神社的历史变迁反映出，特殊的场域既可以通过塑造个体与群体认同来凝结记忆，亦能制造遗忘，掩盖罪行。

　　六、 战后问题

　　近年，关于抗日战争的战后问题愈发受到关注，针对该议题，与会学者从日本投降消息的传播、审判日本战犯、日占区人员接收三方面展开讨论。

　　第一，日本投降消息的传播。湖南师范大学侯有前《剑外忽传收蓟北：日本投降消息在中国的传播及反响》认为，自1945年8月10日起，日本投降的消息便通过报刊、广播、电话、电报等方式在国统区与抗日根据地迅速传播。胜利消息虽然在沦陷区亦有传播，但在日方压制下范围有限，甚至遭到彻底封锁，直到8月15日后，胜利消息才于沦陷区广泛传播开来。中共在庆祝胜利的同时敏锐察觉到内战危机的到来，并对盲目乐观、消极懈怠等思想偏向予以及时纠正。

　　第二，审判日本战犯。上海交通大学曹鲁晓《反和平罪视角下的九一八事变及其争议问题》认为，九一八事变的法律意义十分复杂，该事变不仅是一起侵略事件，还涉及罪责追溯时间以及罪行认定等多项问题。针对该事件的庭审始终以事实为准绳，程序正当合法，论定了九一八事变的侵略性质，同时否定日方的“自卫”辩说。当下日本的否定派学者在未曾回顾庭审记录、缺乏考证的情况下，妄图以“胜利者的审判”来否定东京审判之合法性与历史意义并无根据。

　　第三，日占区人员接收。中国人民大学曹辉《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伪政府低级职员的处置：以北平为中心的研究》指出，国民政府在接收伪北平政府之初，由于人手不足，只得在简单甄审后对众多伪政府职员予以留用。1946年，对伪政府职员的清理工作再次展开，此次工作使中级职员基本被清理，大量低级职员获得继续工作机会。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处理伪政府职员时并未考虑民生问题，以致大批人员失业，最终影响到国民政府在收复区的群众基础。暨南大学张毅《中国受降部队与老挝民族独立运动(1945—1946)》认为，抗战胜利后中国部队进驻老挝，通过刻意打压法国殖民武装力量、支持老挝伊沙拉委员会组建政府、默认老挝民族主义者推翻亲法国王的行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当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在撤军过程中，中国军队积极阻止驻滇法军重返上寮，阻碍了法军的战略部署。但中国军队未能阻止老法他曲战役的爆发，间接导致伊沙拉政府的流亡。

　　在综合讨论环节，郑大华、江沛、黄道炫、李学通、杜继东等学界前辈分享治学经验，使青年学者们受益良多。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大华研究员指出，微观研究固然重要，但必须兼顾宏观视野，要通过微观研究说明宏观的时代问题。南开大学江沛教授表示，进行抗战史研究的前提是保持客观理性的态度，总结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为当下提供“历史资源”。北京大学黄道炫教授强调，学术研究不能“原地打转转”，青年学者们要秉持基本学术良知，不断进步。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学通研究员认为，提升研究水平与能力的关键在于“史观”，青年学者需充分利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树立客观的价值评判标准进行历史研究。“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作为全国抗战史学者互相交流的一项特色活动，已走过11届，多年间已培养出一大批学者，推动了抗战史研究的整体发展。同时，前辈学者们也期待青年学者们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能够为社会呈献更丰富的学术成果，提高抗战史领域的研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