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全、林林 ：第二届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史研究工作坊综述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2024-09-14 10:50:11

作者：李军全，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林林，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

　　华中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挺进华中敌后，开辟和发展的抗日根据地,大部分处于江苏、安徽、湖北三省，一部分处在河南、浙江、湖南等省，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联系着华北和华南抗日根据地。其中，江苏部分主要包括苏南、苏中、苏北三块抗日根据地，以及淮南和淮北两块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也是中国共产党支援全国抗战的战略要地。为进一步展现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在华中敌后英勇抗战的历史图景，丰富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内容，2024年3月29—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史研究室、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以“江苏抗日根据地研究”为主题，联合召开第二届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史研究工作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盐城师范学院、扬州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史研究与教学》编辑部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30余名资深专家和青年学者出席。开幕式由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胡立法主持，扬州大学校长丁建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夏春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主任王建朗分别致辞。他们均肯定工作坊召开的重要意义，强调此次学术活动对新四军史、华中抗日根据地史及江苏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推动作用。本次会议分专题报告和圆桌论坛两个部分，以下围绕扎根于江苏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三个方面对会议内容进行梳理和总结。

　　一、 扎根于江苏敌后

　　江苏地处我国东部沿海中心，域内地势低平，水网密布，交通便利，物产丰富，素称“鱼米之乡”。全面抗战时期，南京是侵华日军总司令部所在地，也是汪伪政权所在地。同时，江苏又是国民党敌后力量活动的重点地区。因而，较于其他抗日根据地，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在江苏敌后所处的斗争形势极为复杂，长期面临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军等方面的压力，加之相持阶段日伪军频繁发动“清乡”等军事行动，扎根于敌后的难度很大。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费行健《从“江抗”到“新江抗”：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成立与发展探微》聚焦于江南抗日义勇军在苏南敌后抗战的命运起伏，指出“新江抗”既是中共因地制宜整合抗日力量的具体实践，也是中共武装力量从“主力地方化”发展到“地方主力化”的战略缩影。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梁坤《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对新四军形象的维护》探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力量恶意破坏新四军形象的问题，指出中共通过发动政治攻势和舆论攻势、开展统战工作、宣传新四军战绩等方式方法，将危机转化为宣传新四军形象的良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程飞《“节流”与“增效”：全面抗战时期新四军医疗物资的使用与管理》关注新四军敌后斗争中医疗物资紧缺问题，指出新四军通过配制药品、节约器械敷料、提升医务人员业务水平、颁布药品器材使用管理制度、完善医疗物资使用奖惩机制等措施，缓解了医疗物资紧缺造成的各种问题。

　　地形之困也是中共及其武装力量扎根于江苏敌后的重要障碍。不同于山地形成的天然屏障，江苏地区河流纵横，多是平原水网地形，日伪军凭借汽艇的速度优势掌控水网地带的主动权，不仅控制了所有县城和较大集镇，还通过控制河流、封锁交通、修筑公路等手段，分割孤立抗日根据地。因而，如果想在平原水网地带建立抗日根据地，必须要缓解地形之困，尽可能克服地理形势造成的发展劣势，或者说开辟出毛泽东所言的可供中共武装力量回旋的“广大地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闵海霖《全面抗战时期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地形改造运动研究》指出，新四军挺进苏中地区后面临平原水网地区作战的不利地形困境，为此，中共领导广大军民开展诸如打坝筑堤、破路修桥等地形改造运动，将不利地形转化为抗敌斗争的有利地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彭鹏《日军与新四军在华中地区的水上作战》也指出，新四军因地制宜地利用水网地形，通过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打破日伪军的水路封锁，取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同时还打击了日军在长江流域的航运。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及其武装力量深入江苏敌后，在日、伪、顽多方势力犬牙交错的复杂形势下，在并不占据优势的平原水网地形中，开展抗日斗争，遇到的斗争形势极为严峻。中共及其武装力量根据实际情况运用多种政策和策略，逐渐扎根于江苏敌后，创造出在水网密布地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范例。

　　二、 抗日根据地建设

　　毋庸置疑，军事斗争为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有力支撑和保障，而抗日根据地的内部建设则为军事斗争提供了不竭的力量支持，也是抗日根据地在敌后持久发展的坚强后盾。大体而言，在敌后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核心逻辑在于构建党政军民利益一体化的格局，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为抗战服务，而这种核心逻辑的运行总是离不开人才队伍、政策执行力、群众基础等关键要素的发挥。

　　人才队伍在中共敌后抗战过程中发挥着中坚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梁馨蕾《从流亡学生到职业革命家：全面抗战时期中共鄂豫边区知识青年群像》指出，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长江局与湖北省委吸纳和培养了一批流亡在武汉的青年知识分子，并委以开辟或重建武汉和湖北各地党组织、组建地方抗日游击队的重任。从此，这批知识青年成为中共鄂豫边区建设的中坚力量，与中共鄂豫边区共同成长和发展，历尽考验和磨砺，最终蜕变为职业革命家，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推进了中共敌后抗战事业的发展。

　　政策执行力是抗日根据地建设成效的根本保障，有效的建设成果依赖于灵活而强劲的政策执行力。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昭《困局与破局：苏中抗日根据地“精兵简政”的形成和实施》指出，苏中抗日根据地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精兵简政政策时，遭遇干部认识模糊、机械执行、轻率裁汰老弱病员、精简效果不佳的困局。为此，苏中区党委通过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实施精兵主义、重建政权领导机构等措施实现破局，体现了战争年代中共灵活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能力。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金伯文《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抗币经营(1941—1945)》认为，抗币经营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呈现独特性，一方面表现为动态维持和调整与法币的关系，另一方面表现为抗币发行目标的变化，即从支持财政开支发展到发放农贷为主。最终，华中抗日根据地抗币经营卓有成效，在根据地内部经济循环中发挥重要作用，推进了根据地建设事业的发展。

　　群众基础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力量源泉。苏北军区在总结抗战经验时重点强调群众的作用，认为“没有群众，我们就失掉了掩护与靠山，没有群众，我们便寸步难行，变成单人匹马，不通过群众，党的任何指示决定，就不可能实现”。因而，抗日根据地建设以获得群众支持为基本原则，不断修正与调适制度和政策。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闵莞《标准与总数之间：淮北苏皖边区征粮工作研究》指出，征粮的标准与总数的关系能够反映合理负担原则与实际效能之间的关联，淮北苏皖边区在处理征粮的标准与总数关系问题上时常陷入标准与总数两难的境遇，最终以查登土地为突破口，固定征收标准为土地收获量，同时广泛动员群众，才缓解了群众负担与边区征收之间的难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陈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淮域水利建设与乡村社会流动(1937—1949)》认为，华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在淮河流域的水利建设，促进了乡村社会阶层的流动，主要表现为地主和贫雇农所占比例下降，中农所占比例上升，这对中共持续获得贫农、中农的支持颇为有利。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邓茹菲《从“旧瓶装新酒”到“新”瓶装新酒:苏北抗日根据地新淮戏的革命化转向》指出，20世纪40年代流行于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民间娱乐——淮戏，经过从形式到内容的创新创造，具有服务现实需求的时代属性，成为中共政治意愿与群众情感交流融合的重要载体。

　　此外，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红《危机与应对：全面抗战之初苏南官办医疗机构的战争应对研究》认为，苏南官办医疗机构以及劫后遗留下来的医疗单位对坚持抗战发挥了一定作用。

　　三、 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近年来，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出版，以及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方法的流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有了长足进步，诸如党组织发展、根据地政权建设、新四军和地方武装力量发展等主题已取得很大的开拓与创新。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与华北抗日根据地比较而言，关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研究相对薄弱，因而，有必要在研究内容、研究视野、研究资料等方面进行总结，以推进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

　　第一，研究内容的深化。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江沛认为，军事史研究要有军事与社会之间互动的内容，要强调战争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以及民众对军事斗争的贡献，避免单一论军事的研究倾向;经济史研究要重视战时财政状况，讲清楚战时财政究竟是如何运行的等问题;政治史研究深化的方向则是摆脱政治合理的潜意识，避免以当下合法性、道德性等思想认识诠释敌后抗战状态下广大军民的思想情感和言行规范。南京师范大学张连红指出，应该深入发掘抗日根据地生活的历史细节，比如军民关系，只要深入考察就会发现，根据地老百姓与新四军的密切关系是超过人们想象的，就会明白抗战为什么最后能取得胜利。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军全认为，应该重视研究根据地政治文化，政治文化研究虽然在效能诠释方面存在困难，但在敌后抗战环境下中共及其政权倡导的主流政治文化对于根据地凝聚人心、统一思想、团结力量依然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功用。

　　第二，研究视野的拓展。苏州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高士华指出，抗日根据地在华北和华中两大区域的呈现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八路军和新四军既有共同特点也有独特品质，因而，抗日根据地研究要在发现共性的基础上突出区域特征和特有品质，要进行比较研究，展现华北和华中两大区域内抗日根据地建党、建军和建政的地方经验和特色。他还强调，要将抗日根据地放在1927—1949年这样一个整体性历史时段加以分析和考察，注意呈现根据地各时段差异性的同时揭示共有特征，从而发现中共开展根据地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党史研究与教学》魏少辉倡导要做“顶天立地”的研究，即不仅要揭示政党和政权层面的目标、意图和行动，注意观察群众和社会层面的态度、情感和行为，更要关注两个层面之间的互动与交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吴敏超指出，应多维度考察华中抗日根据地，写出层次感和历史复杂性，因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相对安定时期比较少，大多数时期处于战斗状态，甚至到1943、1944年还处于日、伪、顽的包围之中，反“清乡”、反“扫荡”斗争非常激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慧卿认为，要加强地域性研究，揭示地方抗日根据地的发展状态和基本特征。

　　第三，研究资料的运用。王建朗指出，一定要以分析的眼光，甚至是批判的眼光使用史料，一旦有了这种眼光，就会发现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不同。比如，华中抗日根据地起初为什么不愿意精减兵员，因为当时根据地处在不断战斗中，需要的不是减兵而是扩兵。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汪谦干高度肯定年轻学者使用资料的能力和水平。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叶铭强调资料使用的多样性，指出要补充敌方、友方等方面的一手资料。吴敏超指出，要充分利用好中共中央文件，以及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工作过的党的领导人的相关文献资料，因为这是进入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领域的前提条件。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洪河指出，要加强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史研究资料的整理，与抗日根据地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研究相比，医疗卫生史较少受到关注，而系统性、专题性的资料汇编极为少见。张连红也指出，要下大力气挖掘档案资料和可视资料。盐城师范学院历史与公共管理学院曾凡云认为，研究资料的不足导致关于苏南、苏中、苏北三块抗日根据地的研究相对薄弱，为此他的团队正在努力建设一个专题资料数据库。《军事历史》徐传博也指出，不能局限在公开出版的资料汇编或档案汇编，要努力发现更多的研究资料。

　　整体而言，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已经显现蓬勃活力，既有成果分析和讨论了中共在华中敌后建党、建政、建军的历史样貌，对敌斗争的发展形态，以及对于全国抗战的战略意义等核心问题，在拓展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研究视野、促进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发展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虽然如此，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仍然有不小的提升空间，特别是华中地区的苏南、苏中、苏北等八块地方抗日根据地依然隐身于“华中”“华中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等地域概念、研究视野或宣传书写，其成长过程中的历史图景尚未被完全发掘，其独有的特质和贡献也未得到充分呈现。因而，重视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进一步书写华中各地方抗日根据地的成长史，尝试从日常生活、社会关系、村庄秩序的变动中观察中共是如何将乡村资源、民众行为整合到根据地建设轨道上，从而实现抗日根据地的稳固发展，是中国抗战史学界的责任。我们要改变传统的政治史或军事史的书写话语和阐释模式，尽可能提供中共领导地方性抗日根据地建设的话语体系，使中共抗日根据地研究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