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在到自觉：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发展和形成
来源：郑大华   2024-09-28 15:40: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101)

　　摘要：“中华民族”是梁启超于1902年首先提出和使用的。到了民国初年和五四运动后，首先是“中华”作为国号或国名的确立，其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及其影响，再次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广泛传播，这三个方面因素促进了中华民族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中华民族观念虽然在民国初年和五四运动后有了发展，但并没有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已经形成。原因一，当时人们使用的主要是“中国民族”而非“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虽然只有一字之别，但含义是不同的；原因二，很多人是在“汉族”的含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其原因有三个方面：“中华民族是生死与共、命运与共之共同体”的意识开始形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扩大，中华民族观念广泛传播。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标志是1939年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发表。

　　关键词：中华民族；中国民族；抗日战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学界已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但有些问题还可以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为什么是梁启超最早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他是在什么含义上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民国初年和五四时期是否像有些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已经“确立”或“形成”了中华民族观念？中华民族观念究竟“确立”或“形成”于什么时期，标志是什么？本文不揣冒昧，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发展和形成作一系统研究，并就目前学界流行的一些观点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清末：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第一次提出和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观念[1]33。梁启超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民族观念最早的提出者和使用者，既有历史原因，也有个人原因。

　　就历史原因来看，首先是中华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中华民族危机开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进一步加深。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后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都是失败于距离中国万里之远、中国人并不熟悉也从来没有深交过的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那么中日甲午战争则是失败于自隋唐以来就学习中国的日本，还失败得如此之惨，不仅已有千年之久的宗藩国朝鲜被日本占领，中国失去了宗主国的地位，而且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也割让给了日本，要不是列强之间的矛盾引发的“三国干涉还辽”，中国用重金赎回辽东关岛，辽东半岛也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此外，中国还要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两白银。所以，当1895年4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官僚士大夫们惊呼这是五千年来未有之奇闻，“自有中国以来，虽石晋之事契丹，南宋之事金、元，未尝有是也”[2]191。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作为过来人，梁启超在1898年年底亦即戊戌政变后不久所写的《戊戌政变记》中开篇就指出“：我支那四千余年之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3]478。到了19世纪末20世初，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和掠夺的加强，尤其是资本输出的进一步扩大，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和日本人来华传教、投资、办厂、经商、旅游和从事侵略活动，中国人在与这些西方人和日本人的接触过程中，开始产生了梁启超所讲的“彼，日本人；我，中国人”的“民族”意识[4]374。

　　其次是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传入。中国古代只有“夷夏观”，没有近代民族主义，近代民族主义是舶来品。据金观涛、刘青峰的研究，“‘民族主义’一词最早见于1901年的《国民报》，编者在发刊词中说：‘数年以来，抱民族之主义，慨压制之苦痛，热心如浪，血泪如涌，挟其满腔不平之气鼓吹，其聪明秀丽，如笙如簧，粲花翻烂之笔，以与政府挑战者，颇不乏人’”[5]243。这一观点为不少研究者所采纳。实际上，上述引用尤其结论是错误的，他们引用的《发刊词》不是《国民报》的《发刊词》，而是《国民报汇编》的《发刊词》。《国民报》创刊于1901年，《国民报汇编》创编于1904年，亦即该《发刊词》落款的“黄帝降生四千三百九十五年”[6]2。因黄帝是传说中的人物，古籍所载生卒年代多有不同，这也影响到了当时的革命党人对黄帝纪年的算法。1903年《国民日报》刊发刘师培(署名无畏)的《黄帝纪年论》，反对使用王朝君主的年号，也不同意康有为以保教为宗旨所倡导的孔子纪年，而从“排满兴汉”的立场出发，主张以黄帝的降生为纪年之始，并以当年为“黄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一些革命刊物采用了刘师培的黄帝纪年，但也有一些革命刊物如《江苏》则以1903年为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国民报汇编》采用的是《江苏》对黄帝纪年的算法，1904年为“黄帝降生四千三百九十五年”。就作者所发现的资料而言，最早使用“民族主义”一词的中国人是梁启超。1901年10月12日、22日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九十四册、九十五册上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率先向国人介绍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这两个新名词[7]321-327。继梁启超之后，一些人纷纷加入介绍和宣传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行列。犹如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促进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西方民族主义的传入同样也促进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因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所宣扬和主张的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竞争，中国之所以会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就在于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淡薄，没有形成自己的民族主义，故培养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形成中国人自己的民族主义是救亡图存的当务之急，用梁启超的话说：“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7]327。

　　从个人原因来看，自戊戌年间协助康有为发动维新变法运动并担任《时务报》主笔起，梁启超就引领时代风骚，成为思想舆论界之“巨子”。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梁启超逃到日本后，先后创办和主笔《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在阅读日本人翻译的西学原著和日本人所写的有关著作，把自己所了解的西方思想、学说和主义介绍给中国人的过程中，梁启超对西方的民族理论也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他是最早使用现代意义上“民族”一词的中国人之一①。1899年10月25日，他在《清议报》第三十一册发表《自由书·论强权》一文，其中三次使用“民族”一词[8]76，就这三处对“民族”的使用来看，都是在现代“民族”的意义上使用的。他也是最早使用“中国民族”一词的中国学者。学界一般认为，梁启超最早是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使用“中国民族”一词的，在该文中，梁启超把中国历史分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三个时期，并分别论述了“中国民族”在这三个时期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史叙论》一文发表在1901年9月3日和13日出版的《清议报》第九十册和九十一册上，但实际上早在这年的七八月间，梁启超在《清议报》第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九册上发表的《灭国新法论》一文中就使用了“中国民族”[9]307，而且从上下文来看，他使用的“中国民族”指的不是某一民族，如汉族、满族等，而是中国各民族，亦即文中所说的“中国人”。后来，他又多次使用“民族”“中国民族”。正是在使用“民族”“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梁启超于1902年最早提出和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观念。

　　梁启超是中华民族观念最早的提出者和使用者，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绝大多数学者也认为，梁启超是在“汉族”的含义上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的，因为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对“中华民族”的含义曾作过明确的界定：“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10]76。但梁启超为什么要用“中华民族”一词来取代“汉族”一词，或者说梁启超在“汉族”的含义上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的理由或原因究竟是什么？对此几乎没有人进行过探究。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观念研究上的一大遗憾，这涉及西方民族主义的国族理论以及对中国国名的认定。

　　西方民族主义认为，国家是由民族建立的，建立这个国家的民族被称之为国族，国族要以国家的名号命名，比如，建立美国的主体民族之所以称之为“美利坚民族”，是因为美国的全称是“美利坚合众国”，“美利坚”是美国的国名或国号，“美利坚民族”是美国的国族；其他如法兰西民族、英吉利民族、俄罗斯民族都是如此。作为最早引进并向国人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思想家，梁启超对西方民族主义的这套国族理论及其用法是非常清楚的，他在第一次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之前，于1902年8月18日在《新民丛报》第十四号上的《新史学》第二章“史学之界说”中使用过“国族”一词[11]511。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而言，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使用“国族”。正是依据西方民族主义的国族理论，在梁启超看来，中国是由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建立起来的，汉族是中国的国族，用他的话说，“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者”[10]76，但“汉”是朝代名，不是中国这个国家的国名，中国这个国家的国名叫“中华”，所以应该改称“汉族”为“中华民族”，亦即“中华”这个国家的国族。

　　实际上，早在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在《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中就建议光绪皇帝改“大清”国号为“中华”，认为以前用的“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都是朝代名，而不是中国的国名，我国“自古皆称中国”，所以“今定国号……莫若用中华二字”[12]425-426。康有为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其中也包括他的得意门生梁启超。梁启超在1901年9月3日和13日《清议报》第九十册和九十一册上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一文中，谈到“中国史之命名”：

　　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贻讥旁观。虽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污我国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诬我国民，犹不可也。于三者俱失之中，万无得已，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虽稍骄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实，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也。[13]311-312

　　不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中，他又多次使用“中华”一词，并用诗一般的语言对中华进行了高度赞美。就梁启超使用“中华”的含义来看，是作为国家的国名或国号来使用的。既然中国的国名或国号叫“中华”，那么根据西方民族主义的国族理论，建立中国的主体民族当然就不能再称之为“汉族”，而应该称之为“中华民族”，即“中华”这个国家的国族。

　　在清末，还有杨度和章太炎也使用过“中华民族”这一观念①，但都是在“汉族”的含义上使用的[14]。所不同的是，梁启超和杨度认为，决定民族的是文化，而在章太炎看来，民族是由血缘决定的。其实，他们的不同观点是与政治取向相联系的。作为清末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和杨度认为文化决定民族，是要说明满族已接受汉族文化，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所以不应该“排满”，而应该“合满”，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君主立宪国家。而作为清末革命派的代表人物，章太炎认为民族是由血缘决定的，是要说明满族虽已接受了汉族文化，但在血缘上还是“异族”，所以不应该“合满”，而应该“排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②，建立单一的汉民族的民主共和国家。为此，革命派和立宪派展开过激烈论战。真理越辩越明，其结果是“五族共和”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识[15]，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后，又成为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建国方针。

　　二、民国初年和五四运动后：中华民族观念的发展

　　民国初年和五四运动后，由梁启超最早提出和使用的中华民族观念得到了发展。其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

　　首先是“中华”作为国号或国名的确立。尽管自古以来人们就把我们的国家称为“中华”或“中国”，但真正用“中华”作国号或国名，始于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宣告中华民国成立。由于“中华”成了民国的国号或国名，“中华”一词也就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和使用。例如，人们把书局取名为“中华书局”，把报刊取名为《中华日报》《新中华报》《中华新报》《大中华自治公报》《中华杂志》《大中华杂志》，把社团取名为“中华民族大同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自治协会”“中华统计学会”“中华教育改进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与之相联系，“民族”也就很自然地称之为“中华民族”了。这正如常乃德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16]5

　　其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及其影响。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加深了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同时也为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重大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汹涌浪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参加民族主义运动的还主要局限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话，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包括车夫、学徒，甚至乞丐、妓女等各个阶级阶层都参与到民族主义运动之中。例如，高一涵就曾指出，五四运动“据报纸传说，云是‘学生界的运动’，其实据我亲眼看见，参与其事的有许多工人、许多商人和许多须发皓然的老青年。说一句实话，这完全是市民的运动，并不单是学生运动”[17]。

　　再次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广泛传播。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学说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开始传入中国，但由于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束缚下发展缓慢，无产阶级力量还十分弱小，还没有成为自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加上封建主义思想的禁锢，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列宁和其他苏共领导人的生平及民族理论、俄国革命以及共产国际的有关文件和决议的介绍和翻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广泛传播更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以上三个主要原因，推动了中华民族观念在民国初年和五四运动后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使用中华民族观念的次数日益增多。检索“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所收录各类报刊文章(含标题、正文等各部分)使用“中华民族”的次数，清末是15次；民国初年(1912—1918年)是45次，平均每年6次多；到了五四运动后(1919—1930年)达到1481次，平均每年123次，其中，1919年22次，1920年19次，1921年19次，1922年69次，1923年79次，1924年82次，1925年127次，1926年80次，1927年149次，1928年239次，1929年259次，1930年337次。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1925年后，除1926年外，都在100次以上，最高是1930年，即九一八事变前一年，达到337次。这其中最值得提出的，是以下几次对中华民族观念的使用。一是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18]8。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观念。二是1913年1月，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宣布独立，在发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文告中说：“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分裂主义分子“幡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19]71。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不仅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以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同系中华民族”，而且这里的“中华民族”已不是梁启超、杨度、章太炎所指的“汉族”，而具有由“五族”所组成的“民族共同体”的含义。三是191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潘武编著《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绪论”“民族”一章介绍中国的民族时写道：“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位，其他各族，更起迭仆，与汉族互有关系者，曰苗族、曰通古斯族、曰蒙古族、曰土耳其族、曰西藏族”[20]3。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第一次使用，其含义指的也不是汉族，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

　　第二，“大中华民族”“新中华民族”等观念的提出。一是“合汉、满、蒙、回、藏五大族而成”的“中国民族”或“中国国民”观念的提出。1913年3月1日—4月1日出版的《庸言》第1卷第7—9期连载了一篇题为《五族同化论》的文章，作者吴贯因认为，中国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初亦非单一之种族，实集合若干之小种族而成”，并在逐一考察了五族是如何“合若干小族以成一大族”的历史后写道：既然历史上我国若干的小民族可以分别“混合而成”汉、满、蒙、回、藏五大族，那么，如今的五大族也可以“混合而成”一个更大的民族[21]，更何况，“所谓汉满蒙回藏云者，乃他种之名词，而非民族之名词。以是名中国之民族，尤觉于义无当也”。因此，该文建议，“今后全国之人民，不应有五族之称，而当通称为中国民族(Chinesenation)”，其四万万同胞既可称为“中国民族”，亦可称为“中国国民”，因为nation有“民族”和“国民”二义[21]。吴贯因这里所说的“中国民族”是合汉、满、蒙、回、藏五族而形成的一个“更大之民族”。二是与其“合满、汉、蒙、回、藏之名，谓之五族，毋宁谓之大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光昇在1914年4月20日《中华杂志》创刊号发表的《论中国之国民性》一文中认为，“吾国所以能成此伟大纯一之民族(即国民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和西方民族不同，西方的主体民族对他民族采取的是“排斥主义”，而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对其他民族采取的则是“感化主义”，再加上中国“国家主义之早立”和“宗教思想之融合”，所以中国国民的向心力特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伟大纯一之民族”。他主张借鉴欧洲的“日耳曼主义“”斯拉夫主义”的提法，将中国的国民统称为“大中华主义”，与其“合满、汉、蒙、回、藏之名，谓之五族，毋宁谓之大中华民族可也”[22]。就其含义来看，光昇的“大中华民族”是“合满、汉、蒙、回、藏”这“五族”的称呼，与吴贯因提出的“合汉、满、蒙、回、藏五大族而成”的“中国民族”或“中国国民”的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即都是建立在汉、满、蒙、回、藏这“五族”或“五大族”同化为一族之基础上的，换言之，“大中华民族”“中国民族”或“中国国民”既不是清末梁启超对“汉族”的指称，也不是汉、满、蒙、回、藏这“五族”或“五大族”的统称，而是“合满、汉、蒙、回、藏”这“五族”或“五大族”而新成的一个民族。光昇的“大中华民族”观念为五四运动后的孙中山和以《醒狮》周报为阵地的“国家主义派”所使用。三是“新中华民族”和“新中华民族主义”观念的提出。1917年2月19日李大钊在《甲寅》日刊上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的一文中提出，汉、满、蒙、回、藏之五族的称谓是辛亥革命特定时期的产物，现今五族的文化早已渐趋于一致，而又共同生活在统一的民国之下，所谓汉、满、蒙、回、藏之五族以及其他苗族、瑶族都已成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没有再保留的必要，所有五族和其他各族都应称之为“新中华民族”。与此相适应，今后民国的政教典刑也应以新民族精神的建立为宗旨，统一民族思想，这也就是所谓的“新中华民族主义”。只有当“新中华民族主义”能发扬于东方的时候“，大亚细亚主义始能光耀于世界”[23]281-286。

　　梁启超提出的中华民族观念虽然在民国初年尤其是五四运动后有了发展，但中华民族观念并没有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已经“确立”或“形成”。其理由有以下两个。

　　第一，当时人们使用的主要是“中国民族”而非“中华民族”，“中国民族”和“中华民族”虽然只有一字之别，而且“中华民族”常常指的也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亦即“中国民族”，但其含义是不一样的，“中国民族”强调的是人们之间的政治和法律联系，只有生活在中国境内的族群才能称之为“中国民族”，所以这一意义上的“民族”相当于“国民”；而“中华民族”强调的则是人们的历史、文化和情感联系，没有生活在中国境内但与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族群有历史、文化和情感联系的人，他们仍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1924年李大钊在《论人种问题》中对此有论述。

　　第二，即使使用的是“中华民族”，有的也不能作“中国境内各民族”即“中国民族”解，只能作“汉族”解，也就是说，和清末的梁启超、杨度、章太炎一样，这一时期不少人也是在“汉族”的含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除北洋政府和军阀外，五四运动前后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有四大政治力量，一是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二是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国民党，三是以《醒狮》周报为阵地的“国家主义派”，四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就这四大政治力量对中华民族观念的使用来看，多数情况都是在“汉族”的含义上使用的。

　　基于以上两方面理由，本文认为中华民族观念在民国初年和五四运动后并没有“确立”或“形成”，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或“形成”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战争时期[24]。

　　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

　　中华民族观念之所以形成于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战争时期，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华民族是生死与共、命运与共之共同体”的意识开始形成。首先，日本帝国主义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侵略的，在屠杀、烧抢、掠夺和分化中国人民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回族、苗族等民族的区分，这正如东北沦亡之后流行的《流亡三部曲》中的歌曲所唱的那样：“说什么你的我的，分什么穷的富的，敌人打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25]1478-1479。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于1934年4月20日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中强调指出：“现在全中国的民众，不管是汉人或是其他民族(蒙古、回族、满洲、西藏、苗瑶等等)，都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生死的关头，他们都有受日本帝国主义轰炸、枪毙、斫杀、拷打、强奸、污辱的危险。他们都要更加受冻、受饿、受穷、失业，他们将要受到和高丽人、台湾人同样的悲运。他们将要受到和在东三省三千万兄弟姊妹，热河与华北千百万兄弟姊妹同样的牛马生活的痛苦!”[26]217这在客观上教育了各族人民，使他们认识到所有中国人都是命运的共同体，无论什么民族，生长在什么地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灾难、损失和痛苦都是一样的，不会因你我之间的民族不同而有所不同。曾经传诵一时的《康藏民众代表慰劳前线将士书》就满怀真情地写道：“日本帝国主义者肆意武力侵略，其目的实欲亡我整个国家，奴我整个民族，凡我任何一部分土地，任何一部分人民，均无苟全幸存之理。”[27]曲木藏尧发表《国难严重之下西南国防与夷族(注：西南少数民族旧称，下同)》一文，告诉云南的各族人民：无论是云南的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大家都非高鼻蓝眼，统是黄帝子孙”，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帝国主义侵略起来“，大家均是一个样儿的吃苦受罪!同当亡国奴。故目前的夷族，若不幸灭亡了，那整个的西南国防暨汉族同胞，都不会自保的。同样汉族都不能存在，而全西南夷族，也决不会孤立自主的”[28]。这无疑有助于各族人民“不要区分你我、大家的命运都是相同的”这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正如一首广西民歌所唱的“：大家都是中国人，不分苗人与汉人。东洋倭寇杀来了，男女老少杀干净。妹莫休，中国人人是同胞。中国同胞四万万，哪怕日本小小岛。”[29]其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对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取代国内的阶级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面对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提出了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七七事变后，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建立起来。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对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晏阳初曾在1937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称，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正像新婴儿从母体分割下来的时候一样，很痛苦，但也很光荣地写出中国民族史的第一章”，开辟了中华民族“自觉史”上的“一个空前的新纪元”，因为“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战争，但从‘质’而言，都是些争皇朝正统的战争；从‘量’而言，都只是局部人的战争，或此部分与彼部分人的相互战争。然而这一回的战争根本上和过去战争无一相同。这回是整个的中国民族为争取民族生存而一致对外的全民战争，它包含着民族自觉的深刻意义，蕴蓄着国家整全不可分性的庄严气魄，而且呐喊着‘要死大家死，要活大家活’的齐一挺进的军歌”[30]。与此相联系，各族人民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所形成的命运与共、生死相依的血肉联系，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第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扩大。抗战爆发后，华北、华中、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相继成为日军侵略中国的直接战场。这些地区的政府官员、工人、学生、难民等为躲避战乱，纷纷迁徙到西南的四川、西康、云南、贵州、湖南湘西、广西和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大后方地区，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大规模人口内迁运动。全民族抗战期间，究竟有多少人口内迁到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因缺乏权威的数据统计，没有一个公认的定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人口内迁之多，史无前例。有学者推算，仅内迁的难民人数就“当在6000万人以上。以当时中国人口4亿人口计，难民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15%以上”[31]46。战区人口的大量内迁，不仅促进了西北、西南大后方地区的经济、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也促进了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

　　大量汉族人口的迁入，不仅改变了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的人口结构，同时也使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成为常态。“当这大批徙民进来与本地人一起工作、生活时，他们彼此间的接触，相互间的模仿，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新的习惯，新的思潮和新的生活习惯，这些对本地居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居民的习惯，也会影响到这些新来的徙民。”[32]94正是在与内迁到本地的“徙民”(主要是汉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的人们，其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日常语言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学家陈达调研云南昆明附近地区后发现，“今日的云南人，不像抗战以前那样闭关自守。他们吸取徙民的长处以改变动荡中的社会生活，放弃其传统的农村社会传统，跟我国别的地方一样。由于交通的往还，接触的结果，使徙民与本地人之间彼此协调谅解，产生新的社会经济环境”[32]102。各族人民有了更多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相互理解、关心和尊重的友好感情。据内迁到湘西雅溪的一位“外来人”后来回忆：“鸦溪人最令人留恋的，是当地人有真挚的情感，男女学生和一三四后方医院的伤兵同志们，都大都有了‘干妈’和‘干爸’，他们把对方认为‘干儿’后，便死心地爱护。年节的请酒，疾病的关怀，送别的痛哭，帮助娶亲成家……使离乡的孩子会感极而泣，在大哥(干妈称干儿为大哥)有了菲薄的孝敬时，她会乐得发狂，向她所认识的一切人夸耀。”[33]266随着各民族的联系日益密切，情感逐渐加深，西北、西南大后方地区的广大少数民族认识到内迁的汉人不是外人，而是自家人；内迁的汉人也不再以“蛮族”“他者”看待少数民族，而视他们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尽管这种认识还是感性的，但却是真挚的，它表明传统的“四夷宾服”的民族关系已转变为“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新型民族关系。“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民族关系逐渐建立的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观念和共同体意识形成的过程。这正如孙本文通过调研后得出的结论：人口大量内迁对西北、西南大后方地区社会心理方面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破除地域观念，而随着地域观念的破除，人们逐渐有了国家观念及其意识、中华民族的观念及其意识，开始认识到无论是哪个地区、哪个省、哪个县、哪个民族的人，实际上都是中国这个国家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而国家观念及其意识、中华民族观念及其意识的形成，“此在民族统一上贡献甚大”[34]387。

　　第三，中华民族观念广泛传播。在传播中华民族观念上，抗战文艺作品和历史教科书的贡献甚大。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救亡运动，文艺作品和历史教科书也因时代主题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变化之一就是加强了对中华民族的书写和宣传。“抗战文艺中抗战歌曲和抗战诗歌对于‘中华民族’的书写和宣传主要体现在讴歌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颂扬中华民族不畏强敌，敢于牺牲，杀身成仁，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强调全国各族人民是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命运共同体，表达中华民族有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等方面。”[35]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根据局势的变化和教学的需要，先后四次修订中小学历史课程标准，其主要内容就是要求加强对中华民族的书写和宣传，“所以这一时期编撰和出版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很少有不使用中华民族观念的，不像民国初年和五四时期使用中华民族观念只是例外”[36]。文艺作品和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和宣传，促进了中华民族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广泛传播。随着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朗诵诗运动、街头诗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以及抗战歌曲和抗战诗歌的大量问世、发表和出版，中华民族观念也在广大群众中传播开来，用丰子恺1938年在《谈抗战歌曲》一文中的话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军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37]。与此同时，“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战争时期，知识界还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热。以文化研究为例，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出版的有关中华民族文化和文化史著作大约50种，其中大部分出版于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战争时期”[38]。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以文化史振奋民族精神”，提高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自信心，这是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学者研究文化史的目的”[39]。研究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热的兴起，对于传播中华民族观念，促进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促进了中华民族观念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形成。正如1939年孙伏园所说：“中华民族这个词儿，我们最近几年才用。家弦户诵的《义勇军进行曲》里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再往上计算，也不会早于‘九一八’前后。这就是说，一直到了全民族被外寇侵略的时候，我们才更清清楚楚的自觉，我们实在是一个民族。”[40]我们同样以“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为主题词在“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进行检索。1931—1939年，各类报刊文章使用“中华民族”4734次，平均每年526次，远高于1919—1930年的平均123次，其中，1931年390次，1932年516次，1933年509次，1934年479次，1935年416次，1936年568次，1937年525次，1938年501次，1939年830次。而同一时期，各类报刊文章使用“中国民族”2790次，比同一时期使用“中华民族”少1945次，这与1919—1930年正好相反，平均每年310次，其中，1931年188次，1932年232次，1933年445次，1934年474次，1935年421次，1936年412次，1937年254次，1938年153次，1939年211次。从1937年开始，“中华民族”的使用都在500次以上，与此同时，“中国民族”的使用都在200多次以下，最少的是1938年，只有153次，1939年亦只有211次，而这一年的“中华民族”的使用是830次。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1931年以后，各类报刊文章使用“中华民族”的次数都要比“中国民族”多，而且越往后这一差距越大。换言之，“中华民族”已取代“中国民族”成了人们的主要用语。

　　实际上，“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用法的变化，在一些学者那里也能够得到证实。如缪凤林，七七事变之前，他基本上用的是“中国民族”，几乎没有用过“中华民族”一词，1935年出版《中国民族史》，全书用的都是“中国民族”。七七事变后，缪凤林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频率明显增多，1943年初版的《中国通史要略》第一章“总说”中明确提出：“国史主人，就号中华民族”；“中国史者，即汉族与诸族相竞争而相融合为一个中华民族之历史也”[41]2-3。全书以“汉族与诸族相竞争而相融合为一个中华民族之历史”为主线，把中国历史分为“十时代”，其中最后一个时代，亦即“第十时代”是民国，取名为“中华民族更生时代”。

　　这里尤需指出的是，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尤其是七七事变后的全民族抗战时期，虽然还有人仍然是在“汉族”的含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但就绝大多数使用者来看，他们使用的中华民族观念都不能作“汉族”解，而只能作“中国境内各民族”亦即“中国民族”解。当然，由于政治立场、文化背景、民族理论的不同，人们对中华民族及其观念的认识和理解也有差异，以这一时期的知识界为例，有的人认为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统称”，有的人认为中华民族指的就是中国的“国民”，有的人认为中华民族是中国的“国族”，有的人认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有的人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并围绕“一个”含义的中华民族观念展开论争，但普遍认为：

　　经过长期的混合同化，无论是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都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纯血统的民族在中国是不存在的；除“中华民族是一个”外，其他的几种观念都不否认除“中华民族”这一各民族结合而成的民族共同体外，还有其他民族的存在，有的只是把“中华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称之为“中华民族”的“分支”或“支派”而已，以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性质。尤其重要的是，无论是把中华民族作“统称“”国民“”国族”解，还是作“整个”或“一个”解，其目的都是要挫败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利用我国是多民族国家而想趁机挑拨民族关系，分裂中华民族，进而实现其侵吞中国的狼子野心，以维护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中华民族的团结。[42]

　　总之，“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由清末梁启超首先提出和使用，经过民国初年和五四运动后的发展，到抗日战争时期形成，其形成的标志便是1939年12月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发表。毛泽东在该文中回答了中华民族研究最为重要的两个问题：一是中华民族的定义问题，亦即中华民族是什么的问题；二是中华民族的含义问题，亦即我们是在什么含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从此，毛泽东所确立的中华民族观念的含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并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共识。我们现在就是在毛泽东所确立的含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43]70。坚持这一共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A].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三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2]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1.

　　[3]梁启超.戊戌政变记[A].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一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4]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A].汤志钧，泽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一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5]金观涛，刘青峰.从“天下”、“万国”到“世界”——兼谈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A].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6]发刊词[J].国民报汇编，1904(1).

　　[7]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A].汤志钧，泽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8]梁启超.自由书·论强权[A].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9]梁启超.灭国新法论[A].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10]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A].汤志钧，泽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五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11]梁启超.新史学[A].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12]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四集[M].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13]梁启超.中国史叙论[A].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14]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J].民族研究，2013(3).

　　[15]郑大华.论清末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理论上的分歧与争论[J].民族研究，2022(3).

　　[16]常乃德.中华民族小史[M].上海：爱文书局，1928.

　　[17]涵庐.市民运动的研究[J].每周评论，1919(5).

　　[18]孙中山.对外宣言书[A].孙中山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9]内蒙古图书馆，编.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之二：西盟会议始末记[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7.

　　[20]潘武.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12.

　　[21]吴贯因.五族同化论[J].庸言，1913(1).

　　[22]光昇.论中国之国民性[J].中华杂志，1914(1).

　　[23]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A].李大钊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4]郑大华.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J].民族研究，2024(1).

　　[25]阚培桐，编，救亡之声——中国抗日战争歌曲汇编[M].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5.

　　[26]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件汇编(一九二一·七—一九四九·九)[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7]康藏民众代表慰劳前线将士书[N].新华日报，1938-07-12(3).

　　[28]曲木藏尧.国难严重下之西南国防与夷族[J].新夷族，1936(1).

　　[29]古贤明，刘永红.广西少数民族抗战歌谣与民族认同及国家认同[J].广西社会科学，2015(11).

　　[30]晏阳初.农民抗敌的发动[N].大公报(汉口)，1937-10-11(3).

　　[31]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2]陈达.现代中国人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33]刘鹤.抗战时期湘西现代化进程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34]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A].孙本文文集：第6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35]郑大华.论抗战歌曲对“中华民族”的书写[J].抗日战争研究，2023(1).

　　[36]郑大华.论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J].河北学刊，2023(3).

　　[37]丰子恺.谈抗战歌曲[J].战地，1938(4).

　　[38]郑大华.从“整理国故”到“国故整理”——民族主义话语下中国学术研究的新趋向[J].史学月刊，2017(2).

　　[39]周积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J].历史研究，1997(6).

　　[40]孙伏园.中华民族之形成[J].碧湖，1939(30).

　　[41]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

　　[42]郑大华.论抗战时期知识界的“中华民族”观念及其差异[J].中国文化研究，2023(3).

　　[43]郑大华.中华民族实现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A].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习与思考[C].北京：民族出版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