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华 ：论抗战时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2024-10-26 10:32:30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转折点，而这一转折点的基础便是各族人民开始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发了各民族人民，特别是地处西北和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第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各族人民认识到，中华民族团结对于取得抗战胜利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性，并提出一系列加强各族人民团结的建议;第三，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沦陷区人口的大量内迁，不仅促进了西北、西南大后方地区的经济、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也促进了这些地区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正是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四夷宾服”的传统民族关系开始被新型的“中华民族是一家”的民族关系取代。这种新型的民族关系逐渐建立的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形成的过程。

　　关键词

　　抗日战争　中华民族　民族复兴　共同体意识

　　1938年9月，救亡杂志《国民公论》在武汉创刊，其创刊词开篇即写道：“战争是个大熔炉。只有通过这个熔炉，一个民族才能打成坚强的不可分的一片。也只有通过这熔炉，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才能在新的铸型上面建造起来。”事实证明，正是通过抗日战争这个“大熔炉”，全国各族人民空前地实现大团结、大联合。与此同时，各民族是“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形成。长期以来，学界在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华民族时，主要关注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传播，很少涉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即使偶有涉及，也主要是谈抗战时期学术界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有鉴于此，本文拟就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问题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客观上激发了各民族人民，特别是地处西北和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1938年2月，吕振羽撰文指出：“‘九一八’以前，在半殖民地与半封建之社会的基础上，中国民族与民族意识的形成过程，由于半殖民地性的作用，却采取一种波纹式的运动方式，并没有真实的被形成。自从日本帝国主义想开始灭亡全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族和民族意识，便跃入了急速发展与形成的过程。——随着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加紧，这种过程便加速的进行着。”

　　早在1933年9月，就读于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班和蒙藏学校的一些西康青年就创办了《康藏前锋》，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强调藏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有与其他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应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责任。《康藏前锋》创刊号上的一篇文章写道：“中华民族因受帝国主义政治力经济力的压迫，而处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形成整个中华民族之危机。吾人欲此危机之平安渡过，首在国内各民族作根本之团结。康藏同胞同为中华民族之一分子，同负有复兴中华民族之使命，他日民族革命之过程中，康藏同胞之热血，必能结成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鲜果!”《康藏前锋》第3期上的一篇文章明确指出：“西康为整个中华民国构成分子的一员，在地理上、历史上，与整个中华民国均有深密的关系和悠久的历史，不仅为西南重镇，且为他日南以拒法、西以抗英的中心……他的前途，他的命运，都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有生死存亡的关系。”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汉藏民族，在血缘上早已混合，除语言和风俗外，其他方面已没有不同，无从辨别。实际上，根据史书的记载，藏族是三苗之后裔，与汉族是同一祖先的后代，都是炎黄子孙，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1934年5月，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的凉山彝族曲木藏尧，联合阿弼鲁德、岭光电、王奋飞、安腾飞和曲木倡民等在南京的“夷族”(即西南少数民族的统称)同胞，发起成立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他们在《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宣言》中，首先对“现我大中华民族遭逢严重之国难”表达深切忧虑，同时指出，也正是这关系着“我大中华民族”之“生存”的“国难”，促进了“我大中华民族”的“醒觉”。“醒觉”的标志，是“正奋其潜藏之伟力，挥其无穷丰富之生命向世界以谋其出路”。在此“我大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西南夷族为大中华民族构成份子之一，自当奋发追从，完成民族之复兴”。而“我西南夷族”要为“我大中华民族之复兴”做出贡献，首先就必须改变自己文化落后的局面，否则，“在大中华民族今日之复兴运动中，尚有此文化落后之夷族生息其间，不特为吾夷族之不幸，亦大中华民族之不幸”。这也是他们发起成立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的根本原因，即“冀努力于夷族生活之改善，文化之开发，而为大中华民族复生之新血输”，与其他民族一道，“共谋大中华民族之复兴，大中华民族光荣之再造”。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成立后，曲木藏尧担任常务委员，具体负责该会的日常工作。在他的努力下，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于1936年7月创办《新夷族》会刊，目的是要“实现总理(指孙中山——引者注)‘求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的伟大遗教，改善其(指夷族——引者)生活，促进其教化，健全中华民族力量，巩固祖国基业，更进而促成和平的世界”。曲木藏尧在《新夷族》创刊号上撰文指出：“目前，我中华民族，处于国难最严重之时期，吾人对西南国防与夷族，应有相当之认识与努力，唤醒夷族同胞，共赴国难，以挽救大中华民族之危运。”夷族与汉族，实际上是“同一祖先的苗裔”，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他呼吁“夷汉同胞大家一致团结起来”，“共同负此救亡扶难”“复兴中华民族”的“重任”。《新夷族》创刊号还发表安腾飞的《西南夷地之危机》、阿弼鲁德的《中华民族之复兴与西南夷》、姜绍鹤的《整理夷务之我见》、陈之宜的《西南夷族的觉醒》、王奋飞的《复兴民族的途经》、高玉柱和喻杰才的《西南沿边土司夷苗民众代表请愿意见书》等。这些文章和意见书的主旨，都是强调西南“夷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要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如高玉柱和喻杰才以“西南沿边土司夷苗民众代表”的身份向国民政府提交的请愿意见书，首先陈述“夷苗民族之沿革”，强调夷苗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然后介绍“西南夷苗民族之概况”，尤其是西南“夷苗”目前面临的“帝国主义之侵略”和“贪官污吏之压迫”，以及由此引起的“民族之危机”，认为“西南沿边土司夷苗民族之救亡图存，实属刻不容缓”。“当此国难紧急，西南一隅，在国防上，已成为中国之安哥拉，是开发夷苗，即所以调整西南国防，亦即延续复兴中华民族最后之生命线”。为此，他们请求国民政府采取“促进西南夷苗民族之文化”“注重夷苗教育”“调整治国理夷苗政策”“组织训练夷苗民族武装”“限制军阀贪污之摧残”等措施，扶助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夷苗民族”与国内各民族齐头并进，以“增大中华民族之力量”。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正在蒙藏学校学习的西康学生即发起成立“康藏民众抗敌后援会”，公开表示：“国难日深、敌气日炽，在此最后关头，惟有我每个中华民族同胞都必须肩荷起这一个伟大艰苦抗战责任，准备牺牲”。

　　因返藏受阻而滞留于青海的九世班禅虽已病入膏肓，但仍时刻关注抗日，宣传抗日思想，强调中华民族是一家，呼吁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与日寇作殊死斗争。1937年11月21日，他在《告西陲民众书》中希望西陲蒙藏各界僧俗同胞，“要认清，这回是我们中华民族与日本大和民族争生存的战争，谁战败了，谁就是战胜者的奴隶呀”。因此，“在整个民族争取最后生存的今日，我们内部任何种族苟存一点观望漠视的态度，而不是全国一致敌忾同仇的作前方将士精神上的援助，和物质上的后盾，那就要影响全局牵动前锋，尤其是在焦土抗战于最后的我们，不发动全体动员，全面抗战，是不会成功的”。他要求“我西陲蒙藏各界僧俗同胞，在此非常时期，本国民爱国爱教之立场，万不可听信日本的反宣传，或受其威胁、利诱、鼓惑，而陷我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之苦海”，并提出“后方民众在抗战期间要加紧生产充实经济来源”，“后方民众应尽个人的力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协助政府与前方杀敌将士”等8条建议，“愿我西陲同胞共勉之”。12月1日，九世班禅即圆寂于青海玉树结古寺。

　　1938年2月创刊的《回教大众》发文强烈呼吁：“起来啊，中国的宗教大众!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死已到达了最严重的阶段，中华民族的生死问题，也就是中华民族宗教民族的生死问题啊!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大基础，假如中华民族沦亡了，我们岂有单独生存的可能!我们为整个中华民族谋生存，同时也就是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那么，我们大家起来吧!各人拿起最适宜于自己的武器，向我们的敌人下最锐利的突击!”

　　1938年5月，世界学联代表团来中国调查日军暴行。6月11日下午，武汉的蒙藏回各族代表在汉口中山路江春饭店举行茶话会，招待世界学联代表团一行，先由主席郭沫若报告，接着蒙藏回各族代表依次致辞。回族代表尧乐博士在致辞中首先介绍了新疆的历史。他说，早在两千多年前，新疆就已纳入中国版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族主要有汉、回、蒙、满等族，他们都属于中华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作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新疆人民知道，“单用他们自己力量，是不易求得解放和复兴的，故必须联合其他中华民族在整个中国的力量下共同谋他们的出路，这样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就此而言，“中华民族确是整个的”，日本帝国主义使用“挑拨离间”的伎俩，“冀图分化中国各民族之团结，使边疆人民与中央分离”的阴谋必然失败。强调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新疆少数民族和内地的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一样，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是尧乐博士致词的主旨。

　　1938年6月，新疆旅京同乡会发表《告中国回族同胞书》指出：“我回族同胞在国内有五千万之众，为次于汉族的第一个大民族，在这整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我们要用尽一切力量来争取中华民族的生存，争取我们回族的生存。”为此，新疆旅京同乡会提出4点建议请回族同胞注意，并强调：新疆虽因地域辽远，不是抗敌的前线，但新疆的回族同胞“当誓死保护西北边陲作前方人力物力补充的策源地，作中华民族的最后堡垒，作回胞的最后生存根据地”。

　　1938年8月，《康藏前锋》出版“战时特刊”，进一步强调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强调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应该承担的抗战责任。海舟撰文指出：“从去年七月七日到现在，我们空前的神圣的民族抗战已经一年多了，这一次的战争，是中华民族存亡、历史绝续的关链(键)，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最危险的关头，是汉满蒙回藏苗六大支族休戚相共表现得最明显的时期。我们若不拼全力把敌人赶出去，祖宗的墓庐，便无寄托之所;后世子孙，便无生息之地。所以应当地无分南北，更无分内地边疆，都要一样的参加这次神圣的民族抗战”，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分子的藏族，要为抗日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

　　九世班禅圆寂后，班禅行辕继承他的遗志，于1939年6月以班禅大师行辕暨西藏劳军代表团名义，发表告抗战将士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家，是命运与共、生死与共的共同体，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藏族认同中华民族：“中华民国，系五大民族构成。在这次神圣抗战中，日本帝国主义者虽用尽了挑拨诱惑分化的卑劣手段，然而我国内各族同胞，均一体明白中华民族系不可分离的整体，同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压迫，早已注定了同生同死共存共荣的命运。”

　　1939年11月，回民薛文波在文章中指出，“回民对于本身有认识，对于国家民族有认识，并且了解彼此间不可分之相互关系，都明白在这时代里，不应当自外，应当把国家民族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看”，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中国的回民，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远离前线的少数民族，尤其是上层代表人士纷纷组织代表团，到重庆及前线慰劳抗战将士。这些代表团发表的宣言和告前方将士书、告全国同胞书，强调的也是全民族的抗战、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责任。如《康藏民众代表慰劳前线将士书》开篇即强调：“你们是中华民国的干城，中华民族的卫士，中华民国是包括固有之二十八省、蒙古、西藏而成之整个国土，中华民族是由我汉满蒙回藏及其他各个民族而成的整个大国族。日本帝国主义者肆意武力侵略，其目的实欲亡我整个国家，奴我整个民族。”由巴文峻、李永新、达尔琳多尔济等蒙古代表，贡觉仲尼、罗桑坚赞和阿旺坚赞等藏族代表，尧乐博士、麦斯武德和艾沙等回族代表组成的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发布的告抗战将士书同样指出：“汉满蒙回藏各民族，同为组成中华民族的份子，以历史地理种种原因，存亡与共，相依为命，实有不可分离之关系……在此抗战的过程里面，我们尤应以我们的共同力量，来消灭敌人所给予我们的共同痛苦。”该代表团在致全国同胞电中又强调：“我蒙藏回诸族，皆中华民国国民，与全国同胞责任平等，休戚与共……共同担负救国建国之神圣责任。”甘肃省拉卜楞寺僧众及部落官民也组织藏民代表团赴前线慰劳抗战将士，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和告全国抗战将士书，即在鼓励广大国民和官兵积极抗战的同时，强调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为民族和国家的牺牲：“我中华民族是汉满蒙回藏组成的整个的大国族，同系黄帝子孙，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绝对不可分离……我们当前的命运，不奋斗即灭亡，能团结就是生存，要以牺牲小我保卫大我为依归，贡献一切牺牲一切为天职。我们的生命在时间上，不过刹那间一朵昙花，而我们的国家民族，则与天地同长久，与日月并光明。我们要以至死不变的精神，挽回历史未有的奇变，以最大之牺牲，求最后之胜利。我们欲要完成这种伟大使命，必须要全国同胞毫不犹豫的向抗战大道迈进，前进!勇敢的前进!”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全民族抗战责任的认同。

　　1941年春节之际，由蒙回藏等各少数民族代表70余人组成的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前往战时首都重庆慰问，在告前方将士书中亦表示：“我们对于抗战胜利，具有十分的信心，同时也就是说明了一个真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致的，无论什么敌人也分化不了的’，边疆人民因种种关系，虽未尽参战，而边疆人民的意志力量，则早经统一集中，随时均可作你们有力的后援。”

　　湖南、贵州、广西的少数民族也不例外。湖南的苗族人士石启贵发表文章，从“苗汉由来”“苗语歌曲”“苗华名称”“医药干支(即天干地支)”“姓氏同一”“宗教习俗”六个方面对“苗汉同源”进行考证，并得出结论：“中华民族，由来之说颇多”，但“无论何说，均不能否认苗汉是同出一源”，都是中华民族，“苗汉实为同源异系同木分枝，皆黄帝之后裔，属汉族之支脉”。且“前举六项，仅就荦荦大者而言，其他例证之点甚多”。为此，他呼吁本族同胞要“群策群力，共奋起来”，要有“同是中华民族，同建中华民国”的信仰。该文在《中央周刊》发表时，编辑特意写了一段“按语”：“本文作者为苗族同胞，奉湘省府命考察湘苗族情形甚久，本文证明苗汉同源，可为发扬民族意识与精神之参考。”

　　贵州的苗族土司杨砥中撰文强调，“我中华民族，乃是一个完整的‘黄种’民族。这民族中，包括了许许多多因地理关系所分别的‘黄色肤色’的人民”，其中也包括苗族。尽管中华民族的起源有种种说法，但“我们从这几种说法中，一方面证明了苗汉同源，一方面更可看出今日西南边省的夷苗同胞，实为古代被迫而流避西南者”，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广西象县瑶族同胞在歌谣中唱道：“妹鸳鸯，情哥现在去前方;哥去前方打日本，回来我俩慢结双。妹鸳鸯，哥去前方妹莫忙;若是打得日本败，又得保护我家乡。哥去前方莫管他，想到抗战几发达;打得日本灭亡了，一来得保我中华。”歌谣强调的也是“我中华”，亦即“瑶族”的“中华”，瑶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成员、一分子。

　　强调本民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成员、一分子，因而要为抗日战争和民族复兴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可以说是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各族人民，特别是地处西北、西南边疆地区的各族人民的基本共识，这一共识反映出的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 中华民族团结起来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中国的基本国情。除汉族外，中国还有几十个少数民族。长期以来，由于执掌政权的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民族剥削和民族歧视政策，加上历史和自然环境等因素，导致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上不平衡，从而产生民族隔阂和离心倾向，在有些地方表现得还十分严重。这种民族隔阂和离心倾向的存在，不仅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进步，还往往被帝国主义利用，挑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使各民族之间相互争斗，借以实现它们侵略和分裂中国的目的。日本帝国主义就利用这一倾向，策动所谓“满蒙自治”，企图将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使之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时人已有洞察。早在1931年5月，《蒙旗旬刊》即发表社论称，中国“是汉满蒙回藏五族组合而组成的一个民主国家。换言之，中华民国，系五大民族共有的国家，非任何一个民族私有的国家，所以希望提高国家的地位，和巩固国家的实力，必须使五大民族，和衷共济，努力团结，对内如手如足，对外同仇敌忾，畛域不分，五族一家，造成整个的大中华民族”，从而使“野心家再不敢从中作祟，离间我兄弟”。这里的“野心家”，指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因此，抗日战争时期，尤其七七事变后的全民族抗战时期，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各族人民在加强对中华民族认同、强调自己的民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成员、一分子的同时，要求民族团结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起来。

　　1935年5月，张其昀指出，中国的一大特点就是民族众多，其中，占人口总数95%的是作为基本民族的汉族，占人口总数5%的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虽然较少，但“都分布于中国边疆”，“散布的地盘甚广”，因而“在目前边疆多事之秋，本属地方性质的民族纠纷，其安危足以牵动大局，甚至反客为主”，为外部势力利用，来分裂国家、分裂民族。因此，要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不问基本民族或少数民族，都是一律平等相待”的“伟大精神”，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团结，特别是基本民族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6月，刘宗基呼吁：“我各族同胞，迄于今日，非精诚无以求团结，非团结无所谋生存。中华民族生存之道，舍精诚团结外无别法，欲出危于深疴，脱险于夷域，尤非积极的谋团结，则无所适从。”7月，《突崛》发表的一篇文章强调：“吾国非一种民族组织成中华民国，乃由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综合而成。今日之大中华民国，民族虽异，而来源则一，故责任不可分歧也。五族团结，向前奋斗，为国为民，不特为华族之自身生存，进而言之，抑且为整个世界人类计也。”同一期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更是形象地把中华民族比喻为“人体”;把构成中华民族的“回、汉、满、蒙、藏五个民族”比喻为“人体内部心肝脾肺肾”，各有职责和作用，但求中华民族这一“人体”“有着同一的目标，这五个分子是站在同一战线上去探它的功能，同一目标下去实行它的策计”。只有它们密切配合，协调一致，“人体”才能健康，充满活力，只有构成中华民族的“回、汉、满、蒙、藏五个民族”团结起来，中华民族才能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12月，薛兴儒指出，“当此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状态下，实为我中华民族之生死关头，前途诚不许乐观”，中华民族只有“同心协力，共存共荣”，精诚团结，才能起死回生，有“灿烂的前途”。因此，他呼吁每一个国民都“要有共存共荣之意识”，“认清寸土之沦亡，乃整个国家之损失，一人被侮，为整个民族之耻辱”。只有团结起来挽救民族危亡，“我国家民族才有复兴之一日”。

　　1936年7月，阿弼鲁德告诫国民：在这国际风云离奇变幻，国家多事、民族危急之时，中华民族“非团结，无法谈救国;非互助，无以言图存。尤其在我国，民族复杂，疆域广阔，社会、教育、经济、文化，普遍的衰落崩溃。欲图复兴，实非一部分汉族之畸形发展所能挽救。是故有识之士，莫不主张国内各民族共同奋兴，一致团结，联成坚实的反帝战线，以抗强敌”。奋飞告诫包括“夷族”青年在内的各族青年，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非下最大决心，唤起全体族众，精诚团结，取一致步调，奋力求整个民族之生存发展，实无法逃脱灭种奇祸”。

　　1937年1月，顾颉刚发表文章指出，“中华民族的团结是一件大事”，而且这种团结不仅不是“名义上”的，不是做做样子给别人看的，更不是在“私利及压力下”勉强实现的，而是“在同情和合作中真诚的团结”。“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在这个民族里的种族，他们的利害荣辱是一致的，离之则兼伤，合之则并茂。我们要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非先从团结国内各种族入手不可”。只有各民族实现真正的团结，中华民族才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38年8月，海舟的文章同样认为：“我们六大支族间，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宗教信仰之相异，以及政治上的关系，常常发生磨擦，假使我们各族，确实是精诚团结，毫无隔阂的话，那么敌人又何从能施展其挑拨离间的阴谋呢?可见我们各族间，仍然有更进一步的精诚团结的必要。”1939年4月，孙绳武强调：“我国全民族的复兴，必须以统一结合做基础，而统一结合赖坚固的团结力以完成。”

　　要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就必须团结起来，这是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七七事变后国人的基本共识。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呢?

　　早在1934年4月，刘沛苍即提出，实现中华民族团结的关键在“政府”，在“执政者”。“中华民族结汉满蒙回藏五族而成，同处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应不分畛域，平等待遇，互取所长，互补其短，共同团结，一致为中华民族前途谋出路争生存。但以过去政府对边，目为化外，上法下效，人民亦习以为常，因之内地人民与边疆土著接触，多彼此捍格嫉视，不相容睦，治边官员辄以优渥内地移民而抑制当地土民为能事，致相互仇恨之心理背景益深刻化”，以致引起的“不幸事件”在少数民族地区屡有发生，“不胜枚举”。他因而希望“执政者应秉诚从公，兴其利而除其弊，使民各得安家乐业，雍雍熙熙于青天白日之下，同具中华民族之共同意识”。

　　1935年6月，刘宗基强调，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全国同胞必须从以下4点做起：1.要打破民族间以往“因宗教的信仰，生活的习惯，以及语言的不同”而形成的种种无谓的隔阂，以“牺牲小我，以成大我”的精神，“求整个民族的团结与生存”。2.不因所居区域的“地形、气候，与夫所出的物产，以及居民的生活习惯的不同”，而产生出民族情感上的区别和隔阂。3.要有“高尚远大的眼光”，紧跟世界发展的潮流，要认识到，处在当今竞争激烈的世界中，只有实现“民族的大团结，才能与列强并立于世界，而获得整个民族的生存”。4.要以“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各民族共同一致的目标，各民族分子都应在自信、互信与共信的组织条件下精诚团结起来，为实现“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复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切不可“同床异梦”，引起内部纷争。7月，《突崛》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的“危机愈增”，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意欲乘其五族不合之机，从事瓜分”，吞并中国。因此，要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各个民族就必须团结起来;而要实现各民族的团结，当务之急是要采取具体措施，“消除”各民族间“积久之隔阂”。

　　1936年7月，阿弼鲁德“深望政府当局，及我夷族同胞，为国家前途计，为整个中华民族之复兴计，为夷族自身之生存计，早下决心，对于西南国防有重大关系之我族，注重改造，创办学校，奖励生产，促进其文化，增长其知识，发扬其自卫能力，力谋民族文化之增进，社会经济之繁荣，群众生活之改善，使成中华民族中之建〔健〕全分子，永为国防屏障”。同月，贵州水西土司后人安腾飞在文章中写道：要谋中华民族团结，首先是要实现民族平等，这样各民族才能相亲相爱，情同手足，团结以御外侮，否则“同是一国人，相待如仇雠，中华民族自由平等之说在那〔哪〕里，一个天堂一个地狱，中间用一条联系着路不能解脱，也无机会以解脱，以致上下相累，左右相牵，上者不能尽量享其天堂福，下者则有整个民族在地狱中，亟待救出，苦得要命，喂，这是什么一回是〔事〕?同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就同住在一境遇内过住〔着〕共存共荣的生活，而彼此间到现在，不独不图团结，还有视仇若亲，受人利用的倾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难矣”。因此，“我们若谋民族的团结，祸患的消弭，必须在文化上给予夷族一个绝大的帮助，使其智识提高，生活改良，知道国家民族的危状”，这样使少数民族“能为国家民族的效力，这是永久合理的好办法!”

　　1937年1月，顾颉刚指出，要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首先作为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要起表率作用，“我们汉人如果能用了平等的眼光和同情心来看国内各族，如果能认识时代的需要来唤起他们的民族情绪，那么，我们便应当彻底废除‘附庸’的谬见，尽力增进彼此的了解，使得国内各族确能团结而成为一个坚固的民族。换句话说，我们不要仅在名义上团结，更不可在私利及压力下强迫团结，而要在同情和合作中作真诚的团结”。他提出要做好民族团结“三方面的初步工作”。第一，物质方面，要加强边疆的经济建设。边疆人民的贫困是不可掩盖的事实，然而边疆地区却尽多未开发的富饶资源，不要说矿产还藏在山里，就是边疆人民倚以为生的畜牧，也因没有医药设备，常常整群瘟死。屠宰之后骨角毛羽又弃置满地，使物不能尽其用。所以，政府应当鼓励农业和工业专家到边疆去指导当地人民提高技术，使得他们能用自力来开发。另外，交通不便也是阻碍边疆开发的一大原因，到新疆、西藏去，要比到欧美去还困难得多、不方便得多，这样就无法谋生产上的合作。因此，铁路、公路、航运、飞行、邮电等交通网都应当次第设置，使全国各处的消息灵通，运输轻便，实收地域分工的厚利。第二，精神方面，要加强边疆的文化建设。应加强各民族间语言文字的相互学习。要认识到各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要在保存当地的语言文字的同时，发展当地的文学和艺术。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使国内各种不同文化的分子互相了解别的文化集团里的各种文化”。第三，行政方面，要擢拔“边地人才”，扫除“旧有汉人腐败分子”。边疆子弟并非无才，只是离中央较远，不能为政府所知而已。如果能在不违背他们风俗、宗教和社会组织的前提下，因边地富源的开发而在边地多设立学校，那么，就如同初垦的土地，因地力的丰厚而将获得巨大的生产力一样，边地的“特殊人才”也必将随着学校的设立而“兴起”。至于旧有汉人的腐败势力，不顾国家大局，利用边地人民受国家法律保护的不周，欺侮善良，盘剥重利，诈取货物，无所不至，实为彼此合作的障碍，非扫除不可。否则，“当地人民将永远错解汉人是谋私利的，用了猜疑的眼光来看我们，我们的诚意合作就无从得取他们的信用了”。

　　1939年4月，孙绳武强调，“边疆各族民众福利的增进，是增进中华民族统一结合与复兴的主要前提，而文化的提高和民意的发挥尤为当务之急”。边疆各族人才极其缺乏，而边疆建设又需要大量人才。因此，中央对于边疆各族人才的培养应给予高度重视，“一方面谋边疆教育的普及，一方面对于边疆各族堪资深造的青年，施以充分的训练，使成为未来的边疆干部人才。而最关重要的，是灌输他们以光明正大的意识，勉励他们于学成以后，以牺牲的精神，远大的眼光，努力于边疆的种种建设”。

　　各族人民认识到中华民族团结对于取得抗战胜利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性，并提出一系列加强各族人民团结的建议，尤其是认为“政府”和“执政者”必须处理好与边疆民族之间的关系，这同样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 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全民族抗战的爆发促成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大规模人口内迁运动。全民族抗战期间，究竟有多少人口，从沦陷区内迁到西南和西北大后方地区，因缺乏权威的数据统计，没有一个公认的定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人口内迁之多，史无前例。有学者推算，仅内迁的难民人数就“当在6000万人以上。以当时中国人口4亿计，难民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15%以上”。沦陷区人口的大量内迁，不仅促进西北、西南大后方地区的经济、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也促进了这些地区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

　　沦陷区的华北、华中、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地区主要是汉族聚居区，从这里内迁到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的人口主要是汉族，而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尤其是广大农村和偏远山区，居住的主要是少数民族。大量汉族人口的迁入，使内迁的汉族与本地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成为常态。“当这大批徙民进来与本地人一起工作、生活时，他们彼此间的接触，相互间的模仿，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新的习惯、新的思潮和新的生活习惯，这些对于本地居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居民的一般习惯，也会影响到这些新来的徙民”。正是在与“徙民”的交往交流交融中，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日常语言等都发生很大变化。社会学家陈达调研云南昆明附近地区后发现：“今日的云南人，不像抗战以前那样闭关自守。他们吸取徙民的长处以改变动荡中的社会生活，放弃其传统的农村社会传统，跟我国别的地方一样。由于交通的往还，接触的结果，使徙民与本地人之间彼此协调谅解，产生新的社会经济环境。”尤其在女性观念上，“昔日男尊女卑、女性备受歧视的局面大为改变，女性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明显提高。具体表现为妇女解放、婚恋自由、教育程度提高、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就业面扩大等方面。抗战时期，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涌入西南，她们观念开放，言谈举止文明，衣着现代，使长期受旧礼教约束的西南妇女耳濡目染，也追求平等，倡导教育，追求社会参与，等等，从而掀起了妇女解放的潮流”。

　　四川的江安当时“是一个封建和落后的小城”，受封建礼教“男女授受不亲”思想观念的束缚，男女之间不能友好相处，中小学校还实行男女分班制度。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迁至江安后，“男女同学大都是浪迹天涯的流亡青年，他们患难与共，情同手足，每天同歌、同舞、同学习、同上街，或在盛夏男女同学同江游泳”，这对江安的各民族群众而言，“在反对封建礼教方面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所以年长日久，江安的各民族群众对此不仅见怪不怪了，而且一些青年男女也敢公开友好相处，一起上街、一起游泳了。

　　七七事变前的广西妇女，几乎没有婚姻自由可言，尤其在广大农村，蓄婢纳妾之风盛行。“蓄婢纳妾本是中国地主们的普遍现象，但在苍梧附近各县农村中间，因为妇女参加生产工作，这种风气似乎格外流行。他们蓄婢纳妾，除掉供给家庭使唤和发泄肉欲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目的。在这里，蓄婢是‘养猪’，纳妾是‘养牛’。在荒歉年成，许多地主往往大发慈悲，化〔花〕费十余元至三十元买个七八岁或十多岁的女孩领回使唤，养到十七八岁，就以一百多元甚至二三百元的高价卖给人家，或是留供自用”。七七事变后，大量内迁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的到来，使广西本地“平素束缚已惯的妇女，看见疏散而来的妇女生活，也慢慢觉得男女原应该自由平等的”。当时的《广西日报》上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结婚启事：“我俩情投意合，经双方家长同意，兹定于某月某日在某地结婚。”在西北地区的甘肃省，很多青年男女也开始挣脱旧式婚礼婚俗的羁绊，追求婚姻自主自由，通过报纸来宣布自己订婚或结婚的信息：“蔡建宁、谢铁民结婚启事：我俩承杨惠秋、薛大元二先生介绍，并得双方家长同意，定于民国卅年三月二十日下午二时假兰州励志社举行结婚典礼，国难期间一切从简，特此敬告诸亲友。”举行新式的集体婚礼，也开始成为抗战时期甘肃省一些地方的常态。1938年1月，甘肃青年抗战团决定在兰州举行第一次集体婚礼，“各界如有结婚者，均可向该团报名，现悉已有四对新夫妇向该团报名”。此后，则不断有集体婚礼举行。

　　在风俗习惯方面，“语云：‘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我国幅员广大，各地风俗习惯至为分歧。今东部各省人民移入西部，使东西两部风俗习惯，得接触的机会。不仅使一般人民知道全国风俗的不同，而且因互相观摩，而得融和〔合〕改良的利益”。以饮食为例，由于沦陷区人口的纷纷涌入，重庆的川菜馆“不能满足要求，于是，标明自己特色的各类饭馆跟随着难民们从沿海地区来到这里。在草草搭成的肮脏的棚子里，你可以买到福建海味、广东糕点、湖南辣子鸡、北京烤鸭。到战争的中期，奢侈品逐渐增多了。只要有钱，就可以在重庆吃到只有北京皇宫里才有的名贵食品”。在贵阳，使茅盾“大为惊异的，是这西南山城里，苏浙沪气味之浓厚……你可以看到有不少饭店以‘苏州’或‘上海’标明它的特性，有一家‘综合性’的菜馆门前广告牌上还大书特书‘扬州美肴’，一家点心店是清一色的‘上海跑堂’，专卖‘挂粉汤团’、‘绉纱混沌’，以及‘重糖猪油年糕’。而在重庆屡见之‘乐露春’，则在贵阳也赫然存在”。战前的西南大后方地区，“无论在城市或在乡村中，其传统的习惯都是每天只吃两顿饭，早餐在上午九时，晚餐在下午四时。现在这种习惯已认为不合卫生，因为两顿之间的相距时间太长，尤以晚餐与翌晨早餐的相距时间更长。并且，白天工作时间自然地被两顿饭之间所限制，所以在农场上，在作坊中及工厂中，都会使生产量减少。到现在，主要是由于与徙民相处，当地的居民也逐渐地改用每日吃三顿餐的习惯了”。

　　又如衣着。战前的成都，男女服装，“多着布衫，男常着海昌蓝布，女常着阴丹布”。战时随着内迁人口的大量涌入，给成都人带来新服饰、新装扮，“省外人士，来蓉日众，西服旗袍，时时翻新。成都人眼浅皮薄，性喜模仿，昔日着蓝布之风，变为奢华。在男子方面，尚能保持原有作风，女子方面，则今非昔比，加以年来受电影影响，争奇斗艳，极尽新装之事，荆钗布裙，转为丝葛绫罗，将来章身演变不知伊于胡底矣”。不仅成都，四川的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如郫县，在东南沿海一带内迁移民影响下，男女服饰逐步革新，场镇上男服短装兴起，有中山装和西服等样式。男子蓄各形短发，戴遮阳帽、鸭舌帽和各式宽檐礼帽。女子则仿效上海、广州、武汉新式异样服装，开始烫发，并讲究头饰。昆明的男子“从来习惯戴瓜皮小帽的，在室内也还是戴着。近年来，毡帽是逐渐通行起来了。但入室时甚至宴会席上也不脱帽。……而大多数徙民到达室内，都把帽除下，这种习惯被受过高等教育而观察敏锐的当地居民所接受”。兰州由于地处西北，交通不便，对于内地早已流行的新式服饰很少接触，其服饰基本沿袭清俗，只有少数男公职人员穿中山装，留分头或平头，女公务员穿裙子和高跟鞋。但到抗战时期，受内迁难民服饰的影响，男人穿中山装、留分头或平头，女人穿裙子和高跟鞋已成为普遍现象，“时髦女性还流行穿旗袍，甚为时尚”。

　　在语言方面，内迁的移民为方便生活，更快融入当地社会，努力学习当地人的语言，尤其是少年儿童，学习的进度更快，也更像。据美国人白修德和贾安娜记载，在内迁移民较多的重庆，孩子们“说着圆滑如鸟啼的四川方言，使父母的耳朵发胀”。当然，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双向的，在内迁移民努力学习当地语言的同时，当地居民也在努力学习内迁移民的语言。在西安，由于大批河南难民的到来，该市一街两边的人，“几乎全是河南口音，拉洋车的，卖洗脸水的，卖蒸馍的，卖丸子汤的，卖羊肉杂碎的，卖水煎包子的，连摆茶摊的老太太和卖老鼠药的老头子，也都说着一口河南话”。宝鸡因处于西南、西北交通枢纽，吸引大批河南难民前往避难，致使宝鸡现在仍被称为“小河南”。1938年9月随同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张嘉璈到云南视察滇缅公路修建情况的谭伯英后来回忆道：“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在昆明我有一种在家乡的感觉。虽然我的家乡是远在千里以外的南京附近的一座小城。昆明的习俗和语言对于我来说，比我的出生地百多公里之外的地方的习俗和语言还要熟悉。”

　　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各族人民建立起密切联系和深厚情感。刚开始时，大批内迁人口的涌入，造成当地物价飞涨和居住就业困难，加上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本来就交通不便，当地居民很少与外地人接触交往，所以他们对大量涌入的外地人抱持不信任、怀疑甚至提防的态度。陈达在昆明调研时了解到：“战事发生后，当徙民初来昆明时，往往被视为‘外来人’，而引起人们的好奇心、疑惑及不信任。譬如，中央银行的钞票在某些商店行使是打折扣的，因为他们深恐这些国币自由流通会对本地流通券有不利影响。”对这种情况，夏衍不仅有所记载，还对原因加以分析：

　　读了丁西林先生的杰作《三块钱国币》，骤然的想起了外江人与本省人的问题。这几年来有许多人从上海经广东广西来到四川，一入中国腹地，便觉得即使平日对于这些问题不很留意的人，也渐渐地感到了这已经是成了一个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不接触到的问题了。外江人相聚的时候，总是愤愤不平地讲本地人的坏话，而一入小茶馆，从本地人口中，也常常听到他们对于外江人的不满。在桂林，一位很熟悉的本省人朋友和我开玩笑似地说：“本地人将你们这批人称做‘上海帝国主义者’呢!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可以一笑了之的问题了”。

　　实际上，引起本地人与“外江人”亦即内迁外地人之间隔阂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在生活习惯、语言表达等方面的差异。夏衍写道：“自己是一个下江人，也许就是被本省人叫做‘上海帝国主义者’中的一员，所以有时候朋友们讲起雇洋车的困难的时候，也不觉随口地发发牢骚。在重庆，叫一辆洋车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叫十辆车，有九辆车回答你是不去的。我真不明白他们把车子停在路上干什么?’一个人愤愤地说。‘回答你不去还是他们的大情面呢。最大多数的车夫是听若无闻，面色不变。’另一个补充着。这样的经验，我也是身受的一个，所以‘从外江人的观点看’，这似乎确是一个难以理解的问题。第一，‘和上海比起来’(这是一切外江人的口头语)，雇车确实太困难;但是，‘此地不是上海’(这是本地人常说的了)，这是问题的中心。此地是此地，而决不是上海，此是不待讲而自明的事吧?可是下江人却无意识地一定要将此地当作上海，于是而问题就发生了。”夏衍认为，只有大家在“替自己、从自己的立场看之前，先替对方想想，先从对方的立场看一看”，那么，“本省人与外江人的问题，是可以从互相尊重对方习惯性格之点来得到解决的”。

　　正如夏衍所说，随着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相互交往交流的增多，彼此有了更多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相互理解、关心和尊重的友好感情。距离西昌27华里的大兴场是集市所在地，居住着不少内迁的汉族人，而附近居住的主要是少数民族，“汉、夷两族，处得很好，彼此能互相了解敬重”。“此处街上汉人，类皆能说一口很好的倮夷话。来此赶街的夷人，大都汉话也说得不错。因此彼此之间，这两族的人，能以两种不同的言语，畅谈一切。这样一来，无怪他们能以感情融洽了”。作为外来人，内迁到西北、西南大后方地区的移民逐渐习惯当地人的生活节奏，适应当地人的性格特点，最终爱上这一方热土。比如，全民族抗战初期创办的贵阳实验小学，是一个以外省籍教师为主体，并有众多外省籍学生的小学，但这些外省籍老师却独创性地编印出《乡土教材》油印本，内容是贵州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民族、矿产资源、土特产品、发展前途等，教材中还印有该校兼任校长创作的歌曲：“贵山之阳，富水之秀，郁郁葱葱，济济沧沧;古称筑国，今号贵阳，西南砒柱，边陲屏障;衣我食我，以生以长，开发宝藏，建设家乡，为我中华增荣光。”从教材的内容，尤其是这首歌曲中可以看出，这些外省籍老师已把贵州当成第二故乡，其字里行间洋溢着的是他们对贵阳的热爱，对西南的热爱。而作为本地人，西北、西南大后方地区的各族人民开始理解和同情为逃避战火而历经千辛万苦来到本地的外来人，给他们以关心和照顾。如在湘西，当地许多少数民族群众克服种种困难，收留内迁来湘西的一些难民子女。乾城一姓文的苗族人家收养安徽安庆汉族蔡景元老师的女儿蔡文兰，把她养大成人，改名文启芝。出于感恩，文启芝把一生献给湘西民族教育事业。来自安徽蚌埠的汉族女孩慎德贞被乾州人贺瑞珍认作“干女儿”。据慎德贞回忆，贺瑞珍“每到星期天就接我回家团聚，问长问短，回校时总给我带回一些食品，使我在异地他乡同样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当时内迁到湘西雅溪的一位外省人后来回忆，“最令人留恋的，是当地人有真挚的情感，男女学生和一三四后方医院的伤兵同志们，都大都有了‘干妈’和‘干爸’，他们把对方认为‘干儿’后，便死心地爱护。年节的请酒，疾病的关怀，送别的痛哭，帮助娶亲成家……使离乡的孩子会感极而泣，在大哥(干妈称干儿为大哥)有了菲薄的孝敬时，她会乐得发狂，向她所认识的一切人夸耀”。教育部战区中小学教师第九服务团的“下江人”在湘西考察时也同样深刻地感受到当地人的热情。他们“必一一赴宴，虽略进饮食，亦为主人所欢，否则主人怏怏不乐”。在那个特殊时期，“当地群众都一致认为：难胞远离家乡‘遭孽’!甚至连哪〔那〕些无法无天的土匪也不愿去抢窃难胞。友好深厚的感情，促使不少难胞与当地人结为秦晋之好，有的难胞还把难以养活的亲身骨肉托付给当地缺儿少女的人家收养，有的难胞死后其亲属无力安葬，当地人济施棺木帮助葬入义地，在乾州、所里、河溪等地都还埋葬当年难胞的骨肉”。湘西的各民族群众如此，其他大西南地区的各民族群众亦是如此。

　　正因为西北、西南大后方地区的本地人与内迁的外来人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相互理解、关心和尊重的友好感情，彼此的互通婚姻也因此而水到渠成，成为常态。具体来看，由于迁移到西北、西南大后方地区的人口中，男性青壮年是主体，故而内迁汉族男性娶当地少数民族女性为妻的更多一些。陈达在云南昆明调研时了解到，“自滇缅公路开放成为国际贸易路线后，千数以上的公家及私家大卡车从事运输及做出入口的生意。这时的汽车司机人员大约有65%是和云南女子结婚的，而大多数属于初婚。在这些家庭中，从其妻子方面很容易见出本地的社会风气。云南人嗜青辣椒的刺激食品，对于本地的节日也很重视，连阴历六月二十四日的火把节在内。在他们的庭院里，往往陈列各种盆景花，一年中每个月都差不多开着灿烂的花朵。大体上他们爱以精美的丰餐来款待客人，并且他们生活态度总是从容不迫的”。除汽车司机外，“在其他社会阶层的婚姻中，徙民和本地云南女子结合者也很普遍。通常其结合时期也比较长久，故在当地社会风气及与徙民间的互相影响，于此堪可注意。这些家庭完全和本地人一样，其子女自然成为本省的公民”。据白修德和贾安娜描述，“北平籍的男孩子与四川籍的女孩子结婚了，上海家庭里的女儿嫁给了广东人”。类似的情况很多，如战时迁往南溪县李庄镇(今属宜宾县)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同济大学等学术机构中，一些青年学子便与当地少数民族女孩结婚，其中逯钦立娶李庄乡绅罗南陔的女儿罗筱蕖的美满婚姻最为典型。孙本文也在书中写道：“长期抗战中的大移民，人数既多，分布区域又广，几乎西南与西北各省的各种社会阶级与各种职业中，无不有移民加入。于是本地居民与移民间接触渐多，感情渐洽，不知不觉间渐渐互通婚姻，使我国东部与西部人民间，血统上发生融合的现象，此乃大移民必然的结果。”此次大移民，“对于西部各省人口，在血缘上必定加入新因素;而西来移民中将来回归本乡时，亦必在血统上带去新因素。此种血统上的交互影响，甚为明显，无可疑义”。

　　正是在交往交流交融中，随着关系的进一步密切和情感的进一步加深，西北、西南大后方地区的广大少数民族认识到内迁的“汉人”不是“外人”，而是自家人;内迁的汉人也不再以“蛮族”“他者”看待迁入地的少数民族，而视他们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尽管这种认识还是感性的，但却是真挚的，它表明传统的“四夷宾服”的民族关系已转变为新型的“中华民族是一家”的民族关系。这种新型的“中华民族是一家”的民族关系逐渐建立的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形成的过程。正如孙本文通过调研得出的结论：人口大量内迁对西北、西南大后方地区“社会心理方面”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破除地域观念”，而随着地域观念的破除，人们逐渐有了国家观念及其意识、中华民族的观念及其意识，开始认识到无论是哪个地区、哪个省、哪个县、哪个民族的人，实际上都是中国这个国家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此在民族统一上贡献甚大”。孙本文所说的“民族统一”，实际上也就包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记者闵廉1939年初曾到云南西部做过较为深入的采访，后来他将所见所闻所感写成长文，刊发于5月16—17日的香港《申报》上。他在文中介绍了“云南西部的夷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十个土司”“社会制度”“四季气候”“夷民别种”“男女关系”“文化教育”“出产物品”“夷民职业”“夷民意识”等有关情况后指出，“夷民的民族意识，虽然被遗弃了几百年之久”,但现在已有了觉醒。“在从前，他们只知道有一个土司，但今天，他们已知道，在土司之上，还有云南省的省政府，还有蒋委员长，还有整个中华民国”，还有中华民族这个各民族的大家庭。“就是许多土司，在从前，由于异邦人引诱，以致对中国漠视，但从抗战以来，他们的观感一转”，已开始认识到自己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而“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今天，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日本”。认识到“中华民族是整个的”，这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形成的标志。

　　结　语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转折点。刘大年指出，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国家统一，中国民族统一同时得到了实现。这是中国社会生活、历史进程出现的一个大变化，大突破……抗日战争开始实现的民族统一，从往后的发展演变来看，也正是中国民族运动、民族复兴的新起点”。刘大年在文中所说的民族统一，“主要表示一个国家各阶级、各族人民对外要求、意志的统一”。日本不断加深对华侵略，促使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外来侵略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藏、彝、回、蒙等民族代表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言等，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促使各族人民认识到自己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对抗日战争和民族复兴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在这一基本共识形成的基础上，各族人民呼吁整个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只有同心协力抵御外来侵略，才能实现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才能赢得光明的前途和灿烂的未来。同时，一些人还提出一系列加强各族人民团结的建议，指出尤其要处理好与边疆民族之间的关系。在此背景下，沦陷区大量人口迁移到西南和西北大后方地区，与本地各族民众交往交流交融，体现在风俗习惯、衣着服饰、语言、婚姻等多个方面。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各族人民相互认识、相互了解、相互关心、相互尊重，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感情，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有力地展示和证明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逐渐树立起“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这对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郑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