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八路军对敌宣传工作及成效研究
来源：《青年记者》2024年第5期 作者：曲利杰 赵新利   2024-11-10 10:33:42

　　导读：全面抗战时期，宣传工作作为八路军战时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配合了军事、外交等领域的斗争，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举措。

　　全面抗战时期，除军事作战外，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还对日军开展了强大的宣传战，取得了积极成效，加速了日军的溃败。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在当前有重要现实意义。学界已出现不少有关八路军宣传工作的研究成果。[1]八路军对敌宣传工作是如何展开的?八路军的对日宣传战在日军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目前学界对这些问题并没有进行深入探究。本文希望全面考察八路军的对敌宣传工作，以期更好地阐释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

　　一、对敌宣传机构的设立与人才配备

　　中共、八路军所设立的对敌工作机构(敌工部和敌工科)，在土地革命时期已经存在，那时不是以日军，而是以国民党军为对象，活动主要以挫敌士气和促其叛变为目的。抗战爆发后不久，为有效瓦解日军，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发出的《关于确定抗战之政治工作方针及组织案》的指示中，对敌工机构的设置提出了明确要求，规定师以上的政治机关设敌工部(科)，团设敌工干事，连设敌军工作小组。[2]遵照以上指示，1937年8月，总政治部设立了敌军工作科。同年10月起，八路军建立了从野战政治部到各级政治机关的敌军工作机构，“师为敌工部，旅为敌工科，团为敌工股，连为敌工小组”[3]。以八路军120师三五九旅为例，1938年1月，在旅政治部设置了敌工科;11月下旬，在所属三个团的政治处设置了敌工股长和干事各一人。

　　由于目标对象的变化，语言障碍成为八路军初期对日宣传工作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1937年10月6日，总政治部在下发的《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各师团敌军工作组织应由得力干部领导，并配备适当的工作人员。该指示指出：向各部门分配懂日语的干部和战士，确保每团配备2人、旅1人、师2至3人。这些人员多是从日本回来热情爱国的青年，要注重培养他们的政治能力和工作能力，成为敌军工作中的优秀干部。[4]除了物色会日语的人才外，主要就是举办日文训练班。1938年11月，总政治部在延安建立了一期学制一年的敌工干部训练队。参加培训的第一期学员约150人，学习期限为十个月以上。所有日语基础良好并在日本留学过的学员都进入高级班，约20—30人，其余需从日语假名学起的则编入普通班。[5]为适应敌军工作的需要，从1939年下半年起，敌训队又分为正常速度班和快速班。其中快速班的学员数约占全队一半，于1940年3月毕业，正常速度班则于同年7月毕业。至1940年5月，敌训队共有170名学员毕业。[6]他们中有50多人留在八路军军政学院、延安军委第二局、总政敌工部等部门，其余的被分配到华北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以及各前线部队，加强和充实了中共的各级敌工机构。[7]

　　为加强对敌军的工作以及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1940年5月6日，总政治部在《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必须健全军队中的敌军工作部和地方党的敌伪军工作委员会，无论如何要抽出得力的同志担负此种工作。望将旅以上敌军工作部及区党委以上敌伪军工作委员会组织状况、工作状况简略电告。”[8]该文件的发布标志着八路军敌军工作机构逐步走向健全。在此前后，漆克昌担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的敌工部部长，潘振武(后王立人)担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的敌工部部长，第120师政治部的敌工部部长为陈钟，项立本(后张香山)为第129师政治部的敌工部部长。[9]八路军各部队通过选拔干部和配备人才，“经过近三年努力，到1940年夏初步形成自上而下的敌军工作系统”[10]。1940年6月，总政治部在敌工科的基础上扩编为敌工部，下设敌、伪科，附设日本问题研究会和材料室。

　　在建立和健全敌工机构的同时，八路军还组织了一批对敌宣传队和敌工小分队，地方党委、县委的敌工机构也逐步建立起来。但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以及领导不够得力，工作中出现了各自为政的现象，影响了瓦解敌军的效果。为解决这一问题，1941年8月4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敌伪军组织的工作决定》，其中规定：在各根据地建立由党政军统一领导的敌伪工作委员会，分区亦设立同样的委员会，地方党委书记及军队政治部主任必须参加。同时还要求:“军队中的敌伪军工作部受上述委员会的领导，地方党应在接近敌伪地区设立敌伪工作站。”[11]在上述方针指导下，各地党政军负责同志参加的敌工委员会相继成立，而敌伪工作站的建设也取得了新的进展。比较常见的做法是在专区设立敌伪军工作总站，在一或两个县设立敌工分站，并在分站以下设立敌工小组或敌工小站。[12]部队和地方敌工机构的建立和完善，为深化敌军工作以及增强敌军工作的有效性，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培训日俘与成立日本人反战组织

　　随着敌军工作的深入开展以及抗战形势的变化，新的问题也不断出现，例如日军战俘的人数增多，急需大量懂日语、会做俘虏工作的专业人员。八路军虽然在初期选拔和培养了一定数量精通日语的人才和干部，但由于敌我双方在语言、文化交流上存在障碍，如敌工干部思维方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宣传口号和内容公式化严重。总政治部就指出：“宣传品文字不是真正的日本文，而是中国化的日本文，且时有文法错误。”[13]又因是中国人写的“中国式日语”，内容“浅显且幼稚”者居多，故而日兵看了毫无感觉。[14]在此背景下，八路军俘获的一些思想进步的日军战俘，开始参加到对日军的宣传工作中去。

　　1940年10月，八路军在延安创办了日本工农学校，专门教育改造俘虏。学校的教师都曾留学日本。为提高日本学员的政治觉悟，学校开设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主课有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时事问题、联共党史等。学制为一年，学员在入学前需要经过一个月的资格审查。入学后经过两个月的预科学习，然后转为10个月的本科学习。[15]学校根据日本学员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将其编为初级班、中级班和高级班。其中还有些已是敌工干部的骨干分子，他们是主动要求来延安学习的。[16]完成学习课程的学员被安排到前线协助八路军开展敌军工作。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日本工农学校共培养了350多名日本学员，其中100多名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抗日根据地前线工作，成为八路军对敌宣传工作的得力助手。

　　在八路军的指导下，被改造过的日军战俘在各根据地相继建立了“觉醒联盟”“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等反战组织。由于这些组织的成员在对敌工作中能准确把握敌军心理，因此八路军对敌工作的重心，开始从懂日语的敌工干部逐渐转向日本人反战组织。这一明显变化开始于1941年11月11日成立的觉醒同盟冀南支部，“从那时起，日本战俘在撰写传单、决定内容主题方面享有很大的自主权”[17]。八路军认识到日本反战组织的成员无疑是最可靠的帮手，因此“从日本反战同盟中挑选敌工干部成为今后对敌工作的关键因素”。[18]在1942年通过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工作方针书》中明确指出，日人反战同盟已经在对日军宣传工作中成为八路军对日本军政治工作的一翼，以其方针和指示为基础进行。[19]后来针对日军的宣传品，都是以日人反战组织的名义散发的。据敌工干部刘国霖回忆，1942年后各敌军工作部门的交流和各日人反战组织的合作更加紧密了。例如刚被抓住的战俘的审讯、谈话、教育等，通常由日人反战同盟的干部来负责。“因为他们和战俘之间没有语言和民族隔阂，所以效率很高。”[20]

　　1944年，野坂参三组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该组织独立于八路军的对敌机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对敌宣传机构是“由20名接受过教育和培训的工农学校学员组成的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制定政策计划、对同盟各支部的宣传进行批评指导、发送各支部的情报和宣传资料、制作用无线电给支部的传单、训练制作传单的人等。[21]委员会分三个小组：(1)宣传品制作班;(2)翻译班;(3)罗马字班(把日语转写成罗马字用无线电发信)。“委员会的中心是5人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实际的政策、任命特定的传单制作人，并提出一定时期内宣传品的形式和种类、指定日期等。”[22]“该委员会还决定要加进宣传品的项目，由制作班着手草稿，然后提交中央委员会修改后交回，平均要改三回。”草稿通过后交由野坂参三给出意见和建议。之后转换为罗马字的传单副本，被传递至广播局及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各支部。日语原稿将被转到八路军的印刷所，限定分发给附近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支部、前线的敌军工作部等组织。另外，为了与日本工农学校的工作程序进行协调，委员会成员还对在前线地区及其他地区进行敌军工作的干部进行培训。[23]

　　由于八路军的支持，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很快在中国建立了17个分组织。[24]“目前，在对敌人的前线宣传中，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已经替代了最初培训他们的八路军敌工人员。”[25]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被委以重任，以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名义开展工作，而这个组织独立于八路军。[26] 1944年2月16日，野坂参三在召开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执委会上发表了谈话，指出，“今后的敌军工作，由日本人负责是最合适的。不，一定要由日本人来负责”[27]。1944年后，八路军政治部决定将对日军的政策、计划制定和具体敌军工作，都委托给日本人民解放同盟。[28]同年6月1日，总政治部在《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中将两者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化：今后敌军工作应通过日人干部及日人反战组织来进行。各级政治部的敌工机构，则集中进行伪军工作。对敌军工作只限于政策方针的领导与协助解决实际困难。之后中共将其所有的敌军工作移交给野坂参三，并将所有的日本战俘置于他的领导之下。[29]相关数据显示，1944年12月，约300名日军俘虏在延安以及其他抗日根据地从事反战工作。[30] 到1945年8月，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成员已超过1000人。

　　三、对敌宣传工作的成效

　　八路军敌军工作机构的有效运作为对敌宣传、优待和教育日军俘虏、反战活动等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仅以敌军投降人数来看八路军对日军宣传工作的效果，八年抗战中，八路军共俘虏日军士兵5096名，投诚的有710名，其中从日军俘虏和投诚人员中培养日人反战运动骨干达300余人。[31]

　　抗战初期，由于了解日本国情、懂日文会日语的干部少，八路军对敌宣传的效果受到影响。如在1937年的平型关战役中，由于第115师缺乏讲日语的干部，当八路军士兵用汉语向日军喊话时，日军不能理解。[32]随着敌工机构人员的日语素养不断提高，八路军的敌军工作成效日益显著。1939年8月27日，朱德、彭德怀在《关于晋察冀军区开展瓦解日军工作情况》中提到，龙华战役中，我军除利用一切机会喊话、唱歌外，还以宣传品约束数小捆当手掷弹投向对方，结果共俘日军十四人。[33]

　　据1940年总政治部在《政治工作总结》中的不完全统计：八路军印制的宣传品分为传单、标语、画报、通行证等40多种，共计250多万册。[34]日本大本营编写的《根据中国事变经验有关思想战的资料》中指出，“八路军对敌宣传的内容简单、及时、富有刺激性。除涂写标语和散发传单外，还可以在火线上喊话，宣传手段越来越精巧”[35]。八路军制作的这些宣传单，虽然效果很难评估，但是长期坚持下去，就会达到扰乱日军士气、涣散军队意志的效果。例如129师在百团大战中不仅发现了很多日军所保存的通行证，而且许多士兵就是拿着这些传单向八路军投诚的。[36]

　　八路军对敌宣传的有效运作与日人反战同盟成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1944年6月1 日，总政治部发布了敌军工作的两大成绩：一个是“培养了一批日人干部”;另一个就是“建立起了日人的反战组织”[37]。在八路军敌军工作部的领导下，日本人反战同盟在瓦解日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加入反战组织后，主要负责协助八路军对敌宣传工作，包括印制日文宣传品、教授敌训班的日语课以及教育和管理日俘等工作。各支部还编印了大量的日文传单、小册子、通行证等。仅1943年，日人反战组织就在华北印刷了83万张传单。[38]据杉本一夫回忆：“由于我们参加八路军，使得八路军对日军的宣传在质量上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这表现在宣传文字更加自然和流利了，经过修改后的内容更加切合实际和通俗易懂了。[39]有些成员甚至在八路军的宣传攻势中献出了生命，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抗战期间，至少有30名日人反战士兵在战场牺牲。[40]

　　日人反战同盟的反战斗争也引起了日本军部和当局的强烈反响。1942年7月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土田报告说：“‘反战赤化’的宣传越来越活跃，无论是宣传内容还是印刷技术等方面，与事变前相比，都有了迄今未见的进步。”[41]在1942年召开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以后，日本当局更是指出“该大会结束后，开始确保日本俘虏也能够自发的发挥其开展反战运动的实力和能力，强调反战同盟成员不隶属于八路军，以单独的组织单位活动，一扫俘虏观念，给予日本战俘更加积极的政治地位”[42]。1944年3月日人反战同盟华北地区协议会有关同盟活动的报告显示：“所有的俘虏都看过我们的传单，总的来说对八路军以及日人反战同盟等有所了解，普遍知道不杀俘虏。”[43]这无疑是对八路军对敌宣传效果的最好诠释。

　　当时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档案记载了如下对八路军敌军工作的忧虑：“特别应注意的是，八路军利用捕获的日本人组成反战同盟到我方做工作。我虽然确信绝不会出现在他们的宣传下逃亡的皇军士兵，但照此情形，不见得将来不会出现投诚的队伍。现在有在战斗中成为俘虏的军队，抑或是在交战过程中被捕的日本人受策动加入反战组织的例子。概言之，反战赤化运动，不再是原来我们认为的简单宣传，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八路军深刻的谋略攻势。”[44]日人反战同盟的影响力甚至到达日本的决策中枢。1945年6月，日本司法省在一份文件中强调，必须警惕国外共产主义分子，特别是在华日本人民解放同盟。“他们通过煽动反战意识从内部瓦解军队，必须果断采取严厉措施。”[45]

　　日本历史学家藤原彰曾参与侵华战争，他在书中回忆说，1941年7月他被派到河间担任小队长，当时连队下级军官和士兵们都已经知道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以及八路军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日军战俘。同时简述了八路军的敌军工作，比如：送慰问袋、打电话、在据点唱反战歌曲等。关于这些，藤原彰认为：“这些工作在我们的队伍里并没有取得直接的效果。但是，让日本军队认识到八路军俘虏政策的实际情况，和日本俘虏的宣传活动的存在是十分有意义的。这使得日本士兵对发动这场战争目的抱有疑问，导致志气低下。可以说八路军敌军工作的宣传效果就在于此。”[46]

　　四、结 语

　　全面抗战时期，宣传工作作为八路军战时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配合了军事、外交等领域的斗争，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举措。很多进步日军俘虏帮助八路军制作宣传品并提供情报，达成了明显的瓦解敌军的效果。抗战结束后，日本人民解放联盟不仅协助参与了各地日军的劝降和受降工作，而且参加了解放战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八路军通过宽待俘虏等实际举措，传播了人道理念，成功塑造了人道主义军队的光辉形象，是我军被国际社会认同的显著特征。1944年7月，美军专门派出军事观察组奔赴延安，他们不仅对八路军的宣传工作做了大量的文献记载，并广泛使用中共所建立的日军战俘网络，以便对美军自己的宣传品进行打磨和评判。

　　当然，对敌宣传工作并非中国共产党独有。战时对日军俘虏进行宣传瓦解的案例，有在二战末期的太平洋战线方面美国俘虏的夏威夷日本人小组(“二十八人”)，也有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建立亨茨维尔收容所对日军俘虏进行的改造等，[47]但都是在几乎没有看到任何成果的情况下迎来了战争的结束。像八路军这样人道地对待俘虏、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使其实现自身觉醒，还取得一定成果的有组织的对敌工作，在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罕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八路军的对敌宣传工作在世界战争史上或对俘虏政策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军战俘改造工作研究”(批准号：22CDJ026)、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馆藏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史料整理与研究(1921-1945)”(批准号：21&ZD32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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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利杰：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赵新利：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