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弘 ：理论与实际的联动：1942年高鲁的农村调查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2025-02-09 11:26:25

　　内容提要

　　1941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农村调查。1942年7—11月，高鲁参加晋绥分局和军区政治部组成的调查组，配合张闻天率领的延安农村调查团赴山西省兴县五区的孙家沟等村庄调查。高鲁虽然在开始调查之前作了积极的准备，但进入农村后，仍然面临与民众接触的困难。他从方法和态度入手，逐步摸索出向民众开展调查的有效路径，即谈话与观察。调查组的活动结束后，高鲁一方面有针对性地复查，一方面整理与分析材料，对照理论，形成自己的认识。高鲁在此次调查组中的活动反映了中共的调查作风，是考察战时中共农村调查理论与实际联动特质的生动案例。

　　关键词

　　高鲁　张闻天　延安农村调查团　农村调查　晋绥抗日根据地

　　中共在农村开展的调查研究是近代中国农村调查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吸引了不少研究者关注。既有研究大致可分为九类：第一类是梳理1921年至今中共调查的基本过程;第二类是利用中共的调查资料进行区域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第三类是社会学视角下中共的农村调查;第四类是毛泽东调查文本的分析;第五类是毛泽东、张闻天等个人的调查活动;第六类是中共的某一类社会调查;第七类是中共调查的哲学基础;第八类是调查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第九类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组织的调查。这九类先期研究为本文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不过，以往研究对调查者关注较少，对具体调查活动的展开过程涉及不多，对中共农村调查的特质缺乏提炼。如调查者为什么要参与调查?调查之前做过哪些准备?进入农村后遇到哪些困难?调查之后又如何整理、分析材料?这些以调查者为中心的系列内容也应该是中共农村调查史的一部分。

　　有鉴于此，本文希望以调查者为中心，勾连调查研究与同时期相关史事之联系，对农村调查的展开过程予以呈现和再审视。然而，以调查者为中心展开研究并不容易，最基础的层面是需要找到调查者的日记、回忆录等第一视角的资料。

　　高鲁时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战斗报社记者，于1942年7月参加晋绥分局和军区政治部组成的调查组(以下简称“高鲁调查组”)。他的日记，记录了调查期间的大部分经历，包括“采访笔记、工作计划、调查随记、审讯笔录、报告摘要、会议纪要、讲话草稿、心得体会等，成为亲历中国革命的客观真实地〔的〕记录”，不仅反映了其个人经历，也呈现出中国共产党基层调查者在调查过程中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特质。

　　高鲁在晋西北根据地的调查，发生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当时，深入实践成为知识青年的工作原则。高鲁正是通过写调查日记的方式“学会了思考问题，掌握了思想方法。同时，也改变了性格、气量、为人等方面”。他的记录也为我们考察这批干部的成长过程提供了依据。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更侧重于揭示调查研究中的调查者角色及相关的干部培养、群众工作等内容。资料所限，调查结果与中共政策之关系待另文探讨。

　　一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影响力的持续扩大，大批知识青年涌向延安，成为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1938年，陈云指出：“十年以来，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高鲁就是奔赴延安的青年之一。

　　高鲁原名王铿铎，湖北武汉人，父亲是名小职员，“有相当的文化程度”。1936年8月，高鲁在武汉加入抗日救亡活动，后参加冼星海组织的“海星歌咏队”，成为其学生。1938年，高鲁到达延安后，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并任文学系秘书。那时，到延安的青年们“都爱用他们自己认为尊敬和崇拜的人物的某一两个字合起来作为自己的名字”，“这种革命青年人的做法，是颇时髦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王铿铎从高尔基与鲁迅的名字中各取一字，改名高鲁。

　　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发表讲话：“你们是青年艺术工作者，现在的大千世界都是属于你们的，都是你们活动的园地。你们的艺术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便要到实际生活中去汲取养料。”毛泽东的讲话深深影响了高鲁，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要走文学这条路，就得学习哲学。否则掌握不了观察生活的方法。我以前写的短篇小说不很成功，甚至感到无法动手写作，这就是没有生活经验的原因。只在屋里搞写作是不行的。现在的青年作家在敌人的反动统治下成长起来，在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而我在屋里写作，怎么行呢?战争爆发了，人民怒吼了。这是个大学校，我应从中学习写作。”

　　冼星海也经常给高鲁写信，要求他“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向群众学习，在实际工作中学习，锻炼自己，提高自己”。“群众”“实际”成为共同的关键词。1939年7月，高鲁到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1940年到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剧社、战斗报社任演员、记者、编辑。1941年以后，整风运动逐步开始，对文艺青年高鲁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高鲁多次记录自己听关于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报告，阅读相关的文章、决议。这些文件与调查研究的精神是一致的，均促使高鲁反省自身。因此，高鲁参与农村调查既有组织的调动，也有组织动员下的自觉。

　　如果说，整风运动中的文件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活动处理的是个人与党的关系，那么调查研究关注的就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共中央希望通过调查活动的开展，造就一批既有理论，又勇于面对实际的干部。1941年至1942年，调查研究逐步组织化。高鲁调查组便是1942年华北抗日根据地众多调查组的一支，组长是曾任一二〇师“高级干部马列主义学习班”政治教员的甘惜芬(分)。

　　高鲁的调查区域主要集中在晋西北根据地兴县五区。1942年7月7日，他进入孙家沟村、瓦塘村、前窑沟村;8月2日开始整理和研究材料;10日因遇到日军“扫荡”，暂停调查。8月13日，再次到孙家沟补充材料;17日到瓦塘村复查;18日整理材料、填写表格。9月11日，高鲁继续在瓦塘村补充调查。10月2日，他到沙沟庙调查，同时继续填写调查材料;28日回到一二〇师政治部，结束调查。高鲁参与农村调查是组织派遣下的政治任务，同时也受到全党开展农村调查氛围的影响，是知识分子自觉改造自身的表现。

　　在中共中央层面，毛泽东多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中共中央正式发布调查研究的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在地方层面，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各地方党委和政府等相继发布调查研究指示，要求迅速建立调查研究机构，开展调查研究。讲话、文件与地方指示共同构成调查研究组织化的指针。这些内容相互补充，为地方干部提供不同的信息。中央所下发的文件主要侧重于整体战略与方针的阐述;相较之下，地方所给出的指示则更为细致，涵盖了具体的调查要求与细则;而各级领导的讲话则更多地传达在实地调查中积累的经验与实用的技巧。

　　高鲁日记中关于学习文件的内容不多，但是曾提到“要多读关于调查研究的文章，也要读反主观主义的文章”。从日记的叙述话语来看，他有可能读过相关文件，所说的“文章”应该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可能包括讲话、文件与指示。这些成为高鲁参与调查的行动指南。

　　另外，还要注意，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将调查研究和党性相联系，批评“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这在基层的干部学习中有所体现。兴县是高鲁负责调查的区域，受晋西区党委领导。1942年1月1日，晋西区党委下达指示，称“区党委以后检查各级党政民工作，检查党员的党性，则以是否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是否了解自己工作地区的具体情况，作为考绩的第一个标准”。

　　由于以上机缘和背景，1942年高鲁参加了农村调查组。关于调查组的缘起，高鲁只提到参加的是晋绥分局和军区政治部组成的调查组，但并没有解释这个调查组是怎么回事。据甘惜芬回忆，“1942年初，张闻天同志率领一个调查组，从延安出发来到晋绥地区搞农村调查。那时我在晋绥军区政治部工作，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决定从军区政治部抽调几名干部组成一个农村调查组，配合张闻天同志的调查，也从中学习调查方法”。由此可知，高鲁参加的虽然是独立的调查组，但和张闻天的“延安农村调查团”关系密切，在调查范围、指导思想、方法、具体的统计表格等方面都受张闻天的影响。张闻天向甘惜芬“反复讲解中国农村的复杂性，了解抗战以来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是我们制定政策的依据，要选好一个典型村庄蹲下来调查研究几个月，要对调查项目做好周密的设计，先对一个一个问题做细致的分析，然后再对分析材料进行综合考察。他强调分析与综合密不可分的关系，分析就是解剖，就是把事物分开来研究，但只有分析而无综合，还不能得出整体结论，所以最后的综合研究极为重要。他还谈了调查研究的态度，对群众要做阶级分析，对劳动群众要虚心求教”。甘惜芬与张闻天谈话后，“领取了许多调查表，总的题目是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分人口、土地、劳力、牲畜、经济负担，以及农村干部的阶级构成等等方面”。

　　调查组成立后，于1942年7月7日召开农村调查讨论会，拟定了三项调查内容。包括：第一，每户的人口数量、财富状况、农具配备情况以及每年肥料的消耗量等;第二，户口、人口数量、男女比例、壮丁情况，自抗战以来迁走户数与迁进户数，本村各阶层土地占有状况，劳动力、耕牛、驴马数量，出租户、佃户、伴种户数量，完全不种植土地的户数，雇工者各户的情况，抗战以来典地者的数量，买卖土地者的人数，抗战以来生活提高与下降人数，从军及参加抗战者情况;第三，调查若干典型户的租佃剥削、伴种剥削、雇佣剥削程度，所有典型的租佃情况，所有土地买卖的原因及其具体情形，贫富升降的农民的经济状况，每户在抗战以前或者前年、去年与今年的负担情况。

　　可以说，高鲁调查组的调查重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也正是中共农村调查的特点，“与此相比，职业社会学家多把自然条件、生产技术、农业经营、人口家庭、收支消费作为主要调查内容，很少关注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理论问题”。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调查对象，当然首先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如晋西区党委指示中就强调，不能忽视阶级观点，把社会看成平面，反对滥用“群众”二字，要通过调查了解政策在不同阶层的影响如何。但调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又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求，也是中国社会本身就存在的内容。如张闻天说：“老百姓们如何生产，他们在生产间的关系如何，是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天天可以看到的最平常、最普遍、最大量，而且千万次反复着的东西。”

　　如前所述，高鲁调查组的调查区域以兴县五区的村庄为主，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要与张闻天调查的兴县二区相配合。张闻天选择兴县作为调查对象是经过考虑的。据调查团成员马洪回忆：“神府是经过土地革命无地主的调查，兴县是未经过土地革命但无大地主的调查，米脂则是三家大地主的调查，有这三个调查，农村就比较全面了。”兴县是比较巩固的根据地，1938年初，中共就在兴县组织政权，后来成为晋绥边区首府、一二〇师指挥部所在地。那里的军民关系相对较好，有利于高鲁工作的开展。1942年8月15日，高鲁到孙红树家调查土地占有关系，孙红树母亲对高鲁说“驻村的八路军如何好，把我也捧了一顿”。高鲁觉得这是她为了逃避调查而故意恭维，但反过来想，“八路军如何好”何尝不是高鲁得以进行调查的基础。只是这样的群众基础不会直接显示在日记中，只是作为当事者的潜在知识存在，但作为研究者不可忽视。

　　二

　　刚开始调查，高鲁便遇到困难。最初，他没有设定好调查对象，而是随便找人聊天，“碰到谁都跟谁扯起来，没有计划地调查，而是听凭自己的发展。这样，我虽然与他们打成一片，但所得材料寥寥无几”。接下来，他面对的挑战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民众农忙时不接受调查。高鲁本来计划每天调查5户，结果7月8日那天“仅谈了3户。因为现在正收麦子，又忙于割洋烟，家里没人”。张闻天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他的经验是：“谈话时间，力求以不妨碍对方生产、损失对方利益为原则。农忙时的中午休息时间及夜晚时间，及冬天农闲时间，是最便利于调查工作的。”高鲁通过摘录或讨论张闻天报告的方式学习调查方法，学以致用。7月16日，因下雨，高鲁碰到“两个农户从地里赶回来了，正好找他们谈话”，不禁感叹“真是‘人忙天不忙，天忙一时辰’”。

　　其二，如何从民众口中得到真实、准确的信息。因为民众总是害怕说出真实信息给自己带来麻烦，有的民众因为害怕被征粮、征兵而故意诉苦。如7月10日，高鲁发现“这些婆姨们不愿说起土地和房屋，她们常常向你诉苦，说如何吃糠窝窝、吃稀米汤，不赞成我详细地了解她们。大部分人诉苦的话是真实的，一部分人的话却不令人信服。她们以为我调查土地是要征公粮、调查人口是要抽兵，所以谈话时要认真分析才能得到真实材料。有时，她们会逃避约定好的谈话，说：‘顾不上谈，有功〔工〕夫再说。’”因害怕故意说苦并非个案，高鲁发现，“我们赞扬他们的庄稼，他们却往往回避正面回答。你追问几次，才说：‘不行，那还叫个庄稼。’他们害怕调查后抢夺财产”。

　　还有的民众会多报土地，高鲁向村民王根子询问土地亩数，“王根子多报了1垧。多报土地的人不多，我知道报错了，便开玩笑说：‘想好了再说，别出了岔子，还得留下够吃’”的。

　　一般民众会出现上面的情况，曾参过军的孙浩充也是如此。孙浩充1940年时参加过兴县游击大队，因病回家多年。在他向高鲁索要报纸阅读时，高鲁“觉得他在部队上呆过，认识就是与众不同”。但他面对调查也没有说实话，“因为几垧荒地的问题就暴露出他的农民意识，他有些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孙浩充还在高鲁与其弟孙浩中谈话时插话阻拦。“吃了饭后，就与孙浩中谈。我问他在马家圪梁是否有两垧地，那个从兴县游击大队因病回家多年的哥哥说：‘那是荒地，还说个甚?’我向他做了解释。浩中却干脆大方，说：‘荒地也是靠自己得来的地，为甚不说?’浩充说：‘对对!你说吧，以后有个甚，你可别怨我。’浩中又说：‘怕甚?又不会分我的地，要分就齐分。’浩充不说话了”。当高鲁与刘双伴、刘让伴谈产量，要求提供确切的数字时，孙浩充插话说：“2斗8……3斗4。”高鲁阻拦道：“让他们自己说。”可见，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曾受过政治教育的游击队员面对调查都可能采取隐瞒、少说、转移话题等策略。这是因为调查者与被调查者想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张闻天调查团的成员雍文涛说：“群众想的往往与我们想的不一样，比如当时我们想了解党的政策贯彻得怎样，群众对政策的理解怎样，而实际群众最关心的则是公粮究竟要多要少，负担得起，还是负担不起。”

　　要解决民众隐瞒信息的问题，就要掌握一定的谈话技巧。张闻天采用的方法是：“发现被调查方面的各种矛盾，如阶级间的、个人间的、大姓与小姓间的、老户与外来户间的矛盾，利用这些矛盾进行调查。如从农民调查地主，从小姓调查大姓，从张三调查李四等等。但不应只以调查矛盾的一方面为满足，矛盾双方均应调查，免受一方的蒙蔽。”高鲁在岢岚、岚县和方山开展动员工作时也采用过类似的办法。在调查扩兵对象时，他在日记中记载了一种“矛盾调查法”。他说：“利用从老财家做活的雇工可以知道该户有钱粮多少以及放在何处。在方山一区某村有一老财藉口没粮食不能献军粮，我们利用从前在他家受苦的雇工，知道了老财的粮仓，使老财被迫交粮。”“如有两家人是死对头，那么这一家人便很容易地知道另一家人的情况”。

　　高鲁在兴县继续使用此方法，称“在调查时，要注意两家人的关系，弄清他们间有何矛盾?原因何在?不明晓这些就得不到真正的材料”。比如地主和佃户提供的交租数目大多数不一致，地主说佃户的租子不是实交，佃户却说是实交。高鲁分析其原因是：“地主大约是想表明对佃户的宽容，而佃户是想表明自己被别人的剥削。阶级不同，出发点亦不同。”同样的，“有实力的开荒户在店河湾有地，却不会把地亩说清楚，只能从长工或邻居处得到地主土地的真实情况”。

　　具体情境下，高鲁是如何做的呢?前述高鲁到孙红树家了解土地占有情况可作一例。孙的母亲强调“具体情况只能找她谈”，而高鲁知道她避重就轻，不说实话，所以采取了先找佃户核对情况，再找她谈的策略。当高鲁从佃户那里了解一定情况后再找孙红树母亲时，才意识到她“只说一半，或故意将地的等级降低”。比如，她家有一块中等地，却说“受苦人说是中等，不受苦的人说是下等。你就记个下等吧”。在谈话时，孙母总是让高鲁先说，高鲁认为，“这并非客气，而是试探”。

　　矛盾调查法虽然能够获得一些真实信息，但也有可能出现问题。1942年7月26日，高鲁听说农户王乃德1941年买了一垧水地，价值50多块大洋，于是到他家调查此事。但王乃德表示，这块地是租种的，不是买的，并向高鲁追问消息的来源，情绪很激动，“今后，说我杀人了，扣起我来也闹不明白!”高鲁表示：“如果听说的不准，可以改正。但非要问谁说的，就不好工作了。我们调查就是不了解情况，一定要问人。别人说的也要核对。说错了，更正过来就可以了。这大的村子就我们几个人，别说两个月，就是半年也调查不清楚。”高鲁阅读租地的记录，发现了问题，知道自己听说的消息并不准确，便向王乃德承认了错误。这个案例反映了矛盾调查法的局限性，但也体现了调查员高鲁的水平。高鲁通过调查与文本材料对比的方法克服了矛盾调查法的弊端。

　　除了技巧，高鲁还注意态度的重要性。在中共政治动员体系中，态度是不可或缺的一项，民众往往会从态度中感知中共与以往政治力量的不同。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即指出：“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农村调查。毛泽东在介绍自己的农村调查经验时说：“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把调查者角色改为“好朋友”体现出中共调查的特质。

　　在“做朋友”的要求下，调查应是和民众聊天、了解情况，不是居高临下的审问，如高鲁用一些很形象的语句呈现了调查者和被调查者的神态。谈到A同志的作风，说他“像判官一样”，“把笔往桌上一扔”，当被调查人回答得不精确时，这位干部“态度也不和气。那儿子被激得面红耳赤，像个受了冤屈又无奈的‘罪犯’”。结果就是“无论怎么问也说不出一个准确的数字。数字有意无意地被隐瞒了”。高鲁在旁边“看不下去，劝他不要问了。A同志不接受这个建议”。接下来，高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样的调查似在逼人说话，会给人不好地〔的〕印象。有些同志性子急、固执，工作方法不对。这个同志要检讨，我也应引起注意，避免出现此类情况。常检讨自己是必要的，要注意自己的一切言行。”由他人想到自己，显示出高鲁认识到态度的关键作用以及他自然的反思意识。

　　不过，被调查者说不出准确数字可能并不是有意隐瞒。在定县做社会调查的李景汉曾专门讨论过中国人的模糊观念，他说：“准确的事实无论在天下甚么地方本是不容易得着的，自然在中国不能是例外。不但不是例外，恐怕在这一方面中国要列为天下第一了。”他还举例说：“你若到一个工厂或店铺询问它的经理现在共有多少工人或雇员，虽然他知道准确的数目，他的回答仍然是‘有几十人’或‘有几百人’。这种回答使你无法记录，因为三十人是几十人，八十人也是几十人，相差太多。”可见，所问之人是否故意隐瞒，还需要做调查研究。

　　高鲁觉得甘惜芬的调查方法很好。甘“操着山西口音问张大亮：‘种的甚?打了多少?’‘种的豆子，打了5斗。’‘种甚豆子?’张大亮听不清，老甘就伏在他肩头，对着他耳朵说：‘是黑豆还是红豆?’张答‘红豆。’老甘对张问寒问暖，态度和蔼亲热。不久，张不愿谈了，说要到地里奶瓜(上粪之意)，老甘不急，就让他走了，以后再说”。甘惜芬是四川人，此时能够“操着山西口音”，应是自觉学习的结果，到调查结束，高鲁说他们基本都学会了山西话。以方言作为切入点，同时结合亲切的态度，往往是农村调查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由此，高鲁认为：“我们做工作不能性急，地方的调查工作更需要耐心，才能掌握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不过，高鲁虽然这样说，但他自己调查时也会有情绪。他与当地农民马车子谈话，被对方妻子嫌问得太细，“心里冒火，恨不得打她个‘比豆’(这里人说打嘴巴子)”。不过高鲁还是忍了下来，觉得“这想法要不得，连想也是错误的”，于是自我安慰到，“尽管他们想不通，我第二次来时，他们的疑虑会少些”。这段日记值得注意，高鲁面对被调查人的不配合，心里非常恼火，但这种恼火只是写在日记中并没有表现出来，这其实已很难得，但高鲁事后反思“连想也是错误的”，体现出共产党对纪律自觉、内心世界的规训与改造。

　　不过，高鲁也有没忍住表现出来的情况。1942年7月18日，高鲁找贫农九浪子谈话，结果他总说“顾不上”。高鲁去找他，他的妻子“唠叨极为有名”，于是高鲁“火了”，说：“我在家对父母也没有说过这么多好话!”九浪子见他生气，便不去地里干活了，要与高鲁谈。高鲁觉得“发生了不快，没有了谈话的情绪，便约他改日谈”。与上次相比，这次高鲁没忍住，于是在日记中写下“今天干了件蠢事”。由此可见，高鲁虽然明白调查时要有和蔼的态度，但还是不能完全忍住，这大概是调查研究中的常态。

　　谈话之外，观察也是高鲁农村调查的重要方式。观察法在社会学中又称“实地观察法”，就是指“观察者有目的、有计划地运用自己的感觉器官或借助科学的观察工具，能动地了解社会现象的方法”。张闻天调查经验中也有“需要我们亲自去体验，去感觉，多从生活中去观察，去体验”。高鲁在调查过程中非常注意观察，并将观察到的人和事记录下来，但他很少发表评论。

　　高鲁记录了一些个体民众的事迹，为后续确定阶级成分奠定了基础。如他提到王金喜和哥哥王西河子的故事。王金喜把卖烟的钱交给嫂子保管，嫂子谎称丢了13块，说给了王金喜妻子，后来又说找到了。王金喜就打了他嫂子。结果王西河子就把王金喜告到村公所。高鲁说，他相信王金喜的话，因为王西河子欠着别人的钱，很可能因为欠债想把王金喜的钱弄过来。当然高鲁这个信息也是听王西河子自己说借了高利贷。但据王金喜说，他“认为哥哥尽说假话，雇人假装催债，根本没有借过钱”。第二天，高鲁去看望王金喜，碰到王西河子，他说“弟弟上街了，病是假装的”。高鲁随后看到王金喜“拄着根棍子，眼睛通红”。高鲁并没有详细记录王金喜兄弟争斗的事实到底如何，但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高鲁并非旁观者，而是介入其中，借以观察乡村民众的社会关系。

　　在党与民众互动方面，高鲁详细记录了一件偷被子的事。1942年7月9日，高鲁在五区区委书记孙高柱家遇到农会主任双应父亲跑来找孙。他说，一个80多岁的老太婆，儿子(双应家过继)被怀疑偷了八路军的两条被子，老太婆只愿意赔偿一条，因为另一条不是儿子偷的。孙高柱说：“老人家不要怕，八路军是自己人，他们一贯宽容大量，怕个甚?放宽心回去，我给区上写封信就行了。”但是，区长说要捆起来，村长说要枪毙，因为“部队丢了两条被子，在她窑里只找到一条，另一条没有找到。想询问她家雇来割烟的两个人，这两人也跑了。老太太说另一条被一个当兵的拿走了，至于那人是谁，她也说不清。后来，她又来说只要放了儿子，她愿意赔两条被子”。高鲁分析，“老太太如此害怕是因为过去害怕旧政权，现在我们的地方干部有些过火行为，她便认为抗日政权与旧政权是一样的，她害怕八路军也是受旧政权的迫害过甚。细想起来，要是旧政权早把人打死了。但是，她敢于找我们，还是认为我们能为她说话的”。新旧政权的对比往往就体现在“细想起来”之处。高鲁还评论了农会主任双应，称“他的母亲与村长的母亲是亲姐妹。为什么双应过继出去的哥哥出了事，自己是主任不解决却要托别人办呢?因为村长也过分地批评了双应哥哥的错误，双应也不好向村长求情，只有求孙高柱了”。他在日记中写到，“干部在事实面前应大公无私才好办事，况且这不是大事”。

　　高鲁的标准或许太高，但这正是共产主义革命者的自我期许。虽然我们目前无法完全清楚他观察之后的所思所想，但这些故事无疑也随同调查来的材料一同进入了高鲁调查组成员的头脑中，成为他们日后整理、分析材料的影响因素之一。

　　高鲁在推进农村调查工作时，不仅善于通过谈话与观察搜集信息，还特别关注谈话策略的运用，以便应对那些可能隐瞒信息或不愿配合调查的民众。同时，他也充分认识到，在调查过程中，保持恰当的态度同样至关重要。这里还需注意的是，日记中呈现的大部分是遇到困难的例子，这并不代表他没有成功的情况。根据普遍的书写习惯，顺利时可能忽略而不写进日记。尽管缺乏直接证据，但我们可以据此推测，这些成功的调查与高鲁所展现出的恰当态度密切相关。

　　三

　　1942年8月1日，调查工作基本结束。高鲁进入对材料的整理与分析阶段。张闻天强调，“整理材料，就要熟悉所有的材料，因此在当地进行整理最好。这个整理和研究的过程是由个别的抽出一般的原则的过程(而调查是由一般到具体，到个别)，把一般原则抽出来，我们的工作就结束”。不过，也有地区要求收集的材料是“原料”，如晋西区党委就指出：“各地送交的材料，必须是收集来的原料，不能歪曲割裂。我们最宝贵的是原来的真实材料底子，零乱琐碎也不要紧，只要有内容，就是有价值的。”这里并不是不要求“研究”，只是开始更强调搜集材料的重要性，以便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

　　高鲁根据张闻天的经验，调查后就地整理补充材料，首先在广泛搜集材料的基础上提取典型材料，其次对照表格和调查材料，依照具体情况进行再调查或调整表格。最后，还对调查材料中的数字及其背后的情况认真计算与核对。

　　整理材料是去粗取精的过程，“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也就是说搜集材料既要全面覆盖，又不能盲目扩展，要有针对性地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材料。1942年8月2日，高鲁整理孙家沟的产量与土地占有情况时，一方面“是包罗万象，有闻必录”，另一方面也认为“从这些材料中找出典型就行，不必将所有的情况罗列出来”。

　　在整理材料过程中，高鲁高度关注表格的作用，他觉得“用表格的形式来分析问题是极好的办法，很直观、很便捷，表填完了，分析的结果也出来了”。不过，张闻天曾指出“表格不过是个参考”，所以还要注意表格内容的准确性。

　　整理表格时可能出现三种情况。第一，是对照表格和调查材料，发现材料不够，或者材料不准确，需要再核实。如高鲁调查组的成员之一魏崇信，因为有两户调查对象不肯说，没有填完表格;另两名成员陈正平、韩燕如的调查材料中没有分别出地亩的等第;陈正平的调查材料中还缺乏地段、产量等。因此，高鲁调查组决定针对这些情况继续调查，补充未完成的内容。

　　同初次调查一样，补充调查也不顺利，因为“有些被访问的农民已经厌烦了，不像我们刚来时那样热情，几乎害怕与我们谈话”。另外，农民不一定有时间。1942年8月13日，高鲁来到孙家沟，想“根据表格要求的内容再做两次简短的谈话”，结果“农民正忙于锄草，只能抽空谈”。高鲁还记下了一个补充调查遇到困难的具体案例。9月1日，贫农高希孝的表格中关于去年河塌地的租额不一致，高希孝说收了5斗，其佃户说交了1石。如此也就需要核实。高鲁到高希孝家核实材料，结果高希孝反口说自己收了1石，高鲁表示不相信，高希孝说：“当初没有定租约，只说打多少交多少。我也给别人交租子，还不知给别人交多少呢?我忘了是交一布袋子还是5斗?”高鲁“有些恼火，责怪他不该忘了这些大事。”高希孝回答说：“你说差1斗，我说差2斗，再调查也弄不机密(清楚)，你记下来再调查吧!你一辈子也弄不机密。10种人有10种说法。况且三四年前的事，太远了，忘了。”

　　因此，同初次调查访问一样，核对材料也要掌握一定的方法，才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1942年8月21日，高鲁记道：“在沙沟庙，对几个大户土地占有状况掌握不准。补充调查时，大户已有准备，故应从侧面了解情况，再找大户核对，否则就会谎报。尽管也会有人说实话，但仍要注意工作方法。”8月30日，高鲁再次用这个方法：“复查时，我们往往不拿笔记本，被调查者便以为我们心中无数。其实，我们不做记录是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他们一般都会少报数字，但我们知道佃户提供的数字较准。”这是调查过程中的“心理战”。

　　第二，是对照材料，调整表格，发现有些内容无法纳入到表格中。如1942年8月22日，丁基指出：“既然要补充调查，有些表格就要宽大些，留有空白，以备补充新材料之用。”10月16日，高鲁调查孙世则家，“他家战前是商人，有半劳力1人，辅助劳力1人。现在变成贫农，有全劳力1人，半劳力1人、辅助劳力2人”。但这些变化无法在表格中呈现，“只能在两个地方备注说明，而备注栏太小”。由此，高鲁觉得“看来，表格的设计大有学问，要科学，否则就不能一目了然”。另外，外村地主在本村的土地在《土地占有表》中也无处可填。11月2日，高鲁说，《劳动力调查表》有不清楚的地方，表格还是要注明劳动力的变化，否则就难以填表。

　　第三，表格中的错别字问题。关注错别字，初看似显平凡，实则能反映调查员是否具备细心的品质。1942年8月29日，高鲁记录，“魏崇信所填表格中有错字，需要改正。如把店河湾写成电河湾，把沙沟庙写成杀沟庙。我是否也有此类情况呢?要检查一下。”从日记来看，高鲁总能细心地发现问题。更为可贵的是，高鲁在发现他人错误的同时，还能自我反思。这种自觉的反思精神对于个人能力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汇聚起来便能提升整个干部队伍的气质。

　　整理调查材料除了表格以外还涉及数字的统计。数字是调查材料的基础，牵一发而动全身。近代以来的社会调查都非常重视数字的准确性。因此，调查往往和统计相联系，称为“调查统计”。1941年10月，时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副主任、晋绥军区政治部主任的甘泗淇即讲过，“调查统计工作是一科学的具体的重要工作”，既要有定期按时的统计，也要有一些不定期的统计，以便应对一些临时要研究的问题。对数字统计的要求落实到基层干部身上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以为调查是为了找数目字发现问题应付报告而作调查：我前年七月间去了解兴县杨家坡小学工作时，只顾硬向教员要数字(学员数、各阶层入学数、常到数……)，逼得教员除给学生上课外，还得填造数字，整天家忙个不停。”

　　单纯寻找数字并不符合中共对调查的要求，甘泗淇还强调，不能把调查统计工作“看成是技术工作，为统计而统计”。其大致的逻辑就是既要精确的数字，又不能仅仅看到数字。因此，中共调查更多表述为“调查研究”，也就是既要调查，又要研究，要求调查者既要精确数字，又不能拘泥于数字，也就是“研究要依据调查材料，而调查要用研究的精神与要求指导”。

　　高鲁非常注意数字的准确性，常常反复计算数字。9月22日，高鲁在日记中写到，“统计中农在各阶层中所占比例，花去了大半天时间。中农人口总数与各阶层人口数字不吻合，只能重头再算，发现有几户中农有户数，无口数。有同志说在其他栏内调整一下就行，我们不同意，不能随心所欲地改数字。数字不准，材料便不真实”。10月16日，高鲁发现：“相关的数字常有一半垧的差距，要弄得十分准确，就得做‘数字游戏’，要求各种数字完全吻合，这就废时费力且进展缓慢。”这说明，高鲁对相关数字是比较敏感的，而且能不避琐细，反复对照，避免在数字问题上犯主观主义错误。

　　数字的准确性是一方面，数字与实际情况的对照也很重要，高鲁在检查数字时还会发现数字的反常现象。如调查数据显示，1939年瓦塘村荒地产量比1936年和1937年要高。高鲁猜测，瓦塘村的材料是否具有特殊性，“倘若有特殊性，就不必强求一切材料与理论上的数字相符。一般地讲，实际材料与理论数字应该相符，但也有个别例外”。第二天，高鲁重新核算，确定1939年产量最高，高鲁再次猜测，是否老百姓报的产量不实，但他觉得在调查时，已经着重核对了租种产量，而且租种产量是通过租佃双方调查而来，很难隐瞒。高鲁又猜测，是否有些老百姓以一块产量最高的土地自报产量，但又觉得“有可能，但很少”。就高鲁这次调查来说，通过尽量地扩充材料，其所得结论考虑到了实践中的复杂性。

　　整理材料之外，还要对材料进行分析。所谓分析就是要在材料之外进行一定的思考。中共调查的关注点和分析工具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毛泽东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蒋介石曾批评说：“他们的行动正是主观主义的，是唯心论的，并不是先研究客观环境的事实和民众的需要，再定出政策和方法来，而是先有了一套产生于某个特定的西洋社会的理论，勉强的要套在我们的社会上。”他点出了中共调查的理论色彩，但结论并不准确。在中共看来，理论的存在并非要“勉强的”套在社会上，而是如果不掌握马列主义就无法认识真正的实际。

　　高鲁非常重视对材料的分析工作，他认为，“要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需要分析能力，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能力”。他的分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租佃关系与阶级成分划定。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第一，租佃关系。高鲁发现兴县五区农村中并不存在单纯的租佃关系，而是可能夹杂着多种内容，甚至两种相反的身份在同一人身上出现。他发现，“租入者同时又是伙出土地者或租出土地者，伙出土地者同时又是租入或伙入土地者，租入者又伙入，租出者又伙出”。高鲁还注意到有“地主兼雇农”的情况，认为“按理说真正的地主是不存在这种情况的，有出租土地并为他人打工者必是中农或个别的富农”。其实，高鲁所看到的这一现象具有一定普遍性。有学者就指出：“出租土地与租入土地之间往往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一家甚至兼有自种者、出租者和租入者的三重身份，从而导致租佃范围的扩大。”高鲁的“按理说”体现了理论眼光的影响。

　　高鲁关注到伙出、伙进关系。所谓伙出、伙进是指与出租地相并列的一种土地经营方式，也叫伴种地，相应的地主也可分为出租地地主和伴种地地主。不过，这两者之间并无绝对界限，“佃户常常伴种一部分土地又租种一部分土地，地主亦如此”。高鲁在日记中记载了伙出和伙进中的种子问题。1942年8月3日，高鲁与调查组成员甘惜芬和丁基讨论：地主借给佃户一斗种子，产量为一石一斗，双方各分五斗。那这种子是谁出的呢?甘惜芬认为是两人合出的，丁基认为是佃户出的。高鲁则认为：“双方的理由都充分，但要看佃户的种子是否要还。另外，由于种子在总产量中占的比例不大，无须借还，就是伙出、伙进的现象。”事实上，在伙出、伙进中，也分具体情况，有的地主仅出土地，佃户负担种子，有时地主垫支种子，秋收后从收获物中扣除。还有的地主既出土地，又负担一部分或全部农本，佃户仅出劳力，分配时将种子等扣除后再行分配。因此高鲁所说，考虑是否归还种子是正确的，实际上更加复杂。

　　高鲁还对租佃关系长短的影响因素提出了看法。他认为，影响因素之一是土地质量，租佃时间最长的是寺地，其次是水地、旱地、梁地、塌地。影响因素之二是租佃双方的关系，租佃关系好，时间就长一些。影响因素之三是租额。租额太高，就很难租出去，而且前后租额变化多的话，也使佃户不安心。高鲁也对一些特殊的土地占有(使用)方式有所讨论。如他谈到典地的问题，丁基把典地列为土地占有，高鲁认为“典地不能作为土地占有，只能算是土地使用。若出现死典才算占有，地权转移了”。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典地不应列入土地占有表中。可是，高鲁又觉得“我的理由也不周密，一般地讲承典人没有土地所有权是可以的，但不能绝对。因为有死典、活典，承典人之使用权与所有权都是相对的”。活典和死典是典地的两种形式，前者土地典出后，回赎无限期，后者回赎有限期，过期则视为土地出卖。因此，形式的不同确实会影响典地是否属于土地占有。

　　第二，阶级成分的划定。这也是调查组内部经常产生争论的问题。如8月28日，高鲁记到：“韩燕如、陈正平对樊渔洋的成分有争论。一说是贫农，一说是富农。”有些民众的成分需要更多的调查材料才能确定。10月14日，甘泗淇催促高鲁调查组赶快完成调查工作，可是高鲁认为：“前几天，我们已注意到有些富农成分不好确定，其土地占有及租佃关系的材料不准确，个别户口有变动，这均需重新调查。”可见，阶级成分问题贯穿调查活动的始终。

　　确定成分的关键在于制定恰当的划分标准。高鲁认为，“一般说，完全被别人剥削的是贫农，自己无地少地或租进伙进五分之四的土地;中农是租入伙出，或者不租入也不租出，生活过得去，剥削关系相互抵消;富农租出不好的地，雇长工或相当于短工的长工种自己的好地，不受人剥削;地主则是完全靠吃地租过活;经营地主是一部分出租，一部分自己经营”。不过，他也强调这并非唯一标准，“并非有了土地的数字就可以完全依此划分成分，要结合实际经济情况确定”。

　　“结合实际经济情况确定”显示出高鲁对实践生活复杂性的认识。他发现，有的村落没有地主或地主很少。如孙家沟、前窑上和沙沟庙的“贫农占绝大多数，中农次之，没有富农，仅有一户地主(孙红瑞)。前窑上有3户富农，中农、贫农次之。沙沟庙贫农较多，富农与中农的数字相当。这几个自然村几乎没有地主”。张闻天调查的兴县村庄大致也是如此，大部分村庄在抗战前地主很少或没有地主，抗战后地主逐渐减少，中农不断增多。

　　高鲁还注意到经营地主与富农的问题。村民康树保在抗战前是富农，后转为经营地主，对于他的身份转变，调查组也有争论。“韩燕如同志说其成分上升了。这大约是从‘地主’的字面上得出的结论，若从经济上看，经营性地主的土地占有状况未变化，但其生产方式已不及富农。张晋西(洛甫)的报告里说得很明确，改变了我们对富农、地主的看法。康树保的生产方式没有过去富农时进步和开明”。这段话反映了高鲁对经营地主、富农等概念的相关认识。简单来说，地主主要靠出租土地为生，自己不参加劳动;经营地主采用出租与雇佣相结合的方式，但也不参加劳动;富农则主要采用雇佣的方式，自己也参与土地生产劳动。

　　为什么高鲁说经营地主生产方式不及富农，康树保的生产方式没有过去富农时进步和开明呢?因为富农采用的是雇佣经营，且自己生产劳动，经营地主虽然也有雇佣经营，但还是以出租为主，雇工经营为辅，且自己不参加劳动。此外，也与此时中共倡导的发展方向有关，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指出：“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份与政治力量。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由此即可明白高鲁所说的“进步和开明”。

　　高鲁还发现，有些人情况复杂，很难用单一的成分界定。如“过去开店是商人，现在是吹鼓手”;有的人“开饭店，又捎带着种些地”。具体到个人，他记载了村民孙高子的情况。孙高子“59岁，约有10垧下等梁地。前年，他外出包月子(打短工)10个月，去年5个月，今年1个月。从1939年起，伙出7垧地，自种3垧地。现在伙出3垧地，自种7垧地。他外出打短工的时间减少，自种土地增加。将他算作中农或贫农均不合适，要再调查才能定”。

　　农民身份的转换使得阶级成分划定愈发复杂。“如时局动荡商人兼营农业，时局安定时又从农业转回商业。农民也有转业的。如方保子开饭店，逢集时杀个羊去卖，挣了钱买地，雇短工务农”。农民的经济状况不稳定，导致在不同阶段，其阶级成分也会不同。“如原来康雨生雇康焦生种地，生活富裕，当然成分是富农。现在三分之一的地分出去了，成分必然变了。又如区长康茂棣参加了革命工作，不再雇长工，全劳力的父亲死后，只雇了一些短工，生活上已大不如前，其成分也变了”。

　　面对阶级成分划分难的问题，高鲁认为，“确定一个人属于哪个阶级，不能只看其收入，还要看其生活状况、生产资料状况及政治态度。这些经济情况常常变化或捉摸不定的人，确定其成分就困难得多。决定成分，主要从经济出发，看其是否存在雇佣劳动的情况。但对于经济情况也要分出主次，抓住主要的，不能忽视次要的”。他在日记中写到，“在沙沟庙，有一户略有土地出租，按此标准是中农，但其经济上不好过，政治上又是贫农”。高鲁调查组一般根据调查材料，开会讨论以确定成分。9月6日，高鲁在日记中介绍，“为了快些完成划分成分的工作，开会时由一人讲经济情况，其他人发表意见。尽管任何人都发表意见，但最根本的依据是我们所掌握[的]基础性材料，这会有助于同志们统一认识。后来，熟练地掌握了划分标准，就无须全体同志参加讨论了，一人发言时，另一些人可以准备其要讲的材料”。确定成分要从政治、经济和生活等多个侧面判断体现了高鲁等面对实际时的灵活性，但也使得成分的划定有了太多的弹性空间。开会的方式又使得这种空间增大，一定程度上这也成为今后土改划定成分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

　　总的来看，高鲁通过整理表格、数字等调查材料看到了农村情况的复杂性。高鲁记录了在租佃关系和阶级成分问题上，理论与实践产生差异时的纠结与困惑。值得注意的是，高鲁的困惑既与现实的复杂性有关，也与调查过程中理论的运用有关。如租佃关系的复杂和成分难以确定的状况，并非仅仅由于实际本身，也是由于客观实际并未遵循理论原则所导致。不过高鲁并未完全迁就理论，而是在理论与实际材料之间反复思量，或者存疑，或者认为该结论为理论的“例外”，再通过复查，得出自己的结论。战时的调查特别强调搜集材料的系统性，这使得调查组做结论时慎之又慎。不过，调查材料运用到实际政策时，又会随着政策本身的需要而变化。原则之下又不乏弹性的空间是这次调查的特点所在。

　　余论

　　一部日记的内容毕竟是有限的，但高鲁还是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基层调查者在农村调查过程中的所思所想，也为我们理解中共农村调查理论与实际联动的特质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高鲁虽然只是一位普通的调查员，但他们调查组是和张闻天相互配合，不仅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调查记录，也为研究张闻天的晋陕农村调查提供了新的内容，从这个角度来说，高鲁又是不普通的。资料所限，我们无法知道高鲁的调查材料运用到实际工作的情况。但通过高鲁的个案，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基层干部特别是基层知识分子干部学习调查的成长过程。对高鲁个人来说，这次农村调查是他终身难忘的经历，此后他在工作岗位上仍不断践行着追求实际的调查精神。

　　高鲁参与农村调查既有组织派遣的一面，也有组织动员下的自觉，还受到调查氛围的影响，当然在高鲁身上第一个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谈话与观察是高鲁调查时运用的主要方法，其共同之处在于促使他身临其境，深度进入兴县的乡村社会，这与共产党整个群众基础密切相关。当然有基础并不意味着调查顺利，还需要恰当的态度和谈话技巧才能发挥作用。高鲁对材料的整理非常慎重，希望提炼出最真实的信息，其认真仔细的工作态度值得肯定。同时他的调查也在追寻事实与理论影响之间摆动，最终造就了一种有中共政党特质的调查作风。

　　由于资料原因，有些议题无法全面展开，但笔者仍希望在此提出，与学界共同讨论。

　　第一，高鲁调查组成员的互动非常值得注意。可惜的是，同组其他人并无相关日记留存。我们只能看到高鲁记载的互动情况。在调查过程中，组长甘惜芬始终起着领导、督促的作用。组员在调查过程中也相互学习，共同提高调查技术，深化相关认识。当然，组员间也会有争执、矛盾。甚至高鲁还提到了调查组中的“宗派主义”。当然，这里的“宗派主义”更多是借用整风运动中的词汇，实际上不一定如此，但高鲁所说的差别是可能存在的。团队成员间的矛盾主要通过“谈心”“反省”“交换意见”等办法解决。可惜的是，目前的资料不允许我们做深入的讨论，只能留待他日新资料的出现。

　　第二，调查研究培养了一批像高鲁这样喜欢调查、善于调查的干部。调查研究已深入这批干部的内心，成为其思考问题、实践政策时的习惯动作。可惜的是，这些干部没有像高鲁一样留下调查记录的过程信息，只是让我们看到了结果。另外，调查活动很多都指向知识分子干部，更强化了调查研究对干部的改造特质。当然，这里并不排除反面的例子。1944年5月24日，刘荣到干部科看四分区政治部关于去年反“扫荡”战役鉴定，发现其中只谈了缺点，没写优点，所谈的缺点也不符合事实。刘荣评论说：“整风以来没有见到不加调查研究与不关心同志、粗枝大叶如此之甚者。”历史发展过程中总会有枝枝杈杈，但并不妨碍主流力量的推进。

　　第三，调查研究在中共党内逐步形成一种理论与实际联动的调查作风。高鲁的调查恰处在战时中共调查的开始阶段，此后，还有大量像高鲁一样的干部在进行各种各样的调查。这些干部聚合在一起塑造了中共的调查特质，甚至使调查成为这个政党的身份标识。从高鲁到整个党的气质变化当然非本文主题所能涵盖，但可以作为我们今后继续讨论的起点。

　　在兴县农村调查结束后，高鲁到山西省河曲县抗联工作。他继续记录着自己调查研究的活动，调查研究贯穿这一代中共党人的一生。张闻天曾说：“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所以决不要梦想，以为一年半载的工作，就可使自己有了实际，联系了群众。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调查研究永远在路上。

　　作者：宋弘，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4年第4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