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 ：拓展沦陷区政治文化空间研究的一部力作——评谢任《陷都政治：日本在南京的记忆建构与遗迹变迁》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2025-02-11 10:06:22

　　抗日战争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十分重要和热门的领域，相关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其中对沦陷区的研究相对较少。新中国成立后，沦陷区研究历经曲折，直至改革开放后才逐步走上繁荣发展的道路。据统计，20世纪八九十年代，沦陷区研究“发表论文5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60余部、资料集30余种，翻译出版外国的专著、史料集和回忆录10余部”，涉及各伪政权、汉奸集团和人物，沦陷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宏观研究偏多。21世纪以来，沦陷区研究逐渐深化，“在日伪政权、经济掠夺、奴化教育与宣传、汉奸人物、地方社会、军事统治等方面形成一定规模”，微观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尤其是对沦陷区基层社会、日常生活、文化教育、政治秩序等关注日多。

　　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谢任专注于对沦陷区历史遗迹，特别是对南京历史遗迹的研究，并向学界呈现了最新研究成果。他认为，这些超脱于常规的、承载历史记忆的“死物”，“记录了日军在沦陷区的暴行和罪恶，展现了中国人民深重的苦难与不屈的抵抗，揭示了日本占领者在沦陷区掠夺性与暴力性的一面”(第5页)，同样具备穿透历史烟尘的震撼力。该书仔细梳理日本军政当局和民间群体在南京开展记忆建构的政治文化活动，以五种遗迹为线索，考索它们在战时的影响，以及在战后被埋没、改造和重构的历史命运，大大拓展了沦陷区政治文化空间研究。

　　一、 内容概要

　　南京不仅是沦陷前国民政府的首都，是沦陷后南京大屠杀的惨痛记忆之地，是侵华日军总司令部所在地，也是伪维新政府、汪伪“中央政府”所在地。日本在占领和“经营”南京期间，开展保存重要遗迹、兴建纪念设施、举办各种仪式等记忆实践来建构记忆，以实现其特殊目的。作者选取南京光华门“战迹”、“慰灵”设施、纪元庆典、孝陵祭祀和南京神社五种遗迹考察日本占领南京期间进行记忆建构的历史。

　　该书除绪论和结语外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考察光华门“战迹”。光华门是日军攻入南京的第一座城门。作者利用丰富的资料还原了日军侵入光华门的历史细节，指出日本主流媒体《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在日军尚未攻占光华门且在战斗中伤亡惨重的情况下，大肆渲染日军已经攻占光华门。战场的历史事实与战场之外的历史虚像共同拼凑出日本军民对光华门战斗的记忆基础。为彰显日军侵占南京的“英勇”，日本侵略者有意保留光华门战争遗迹，供日本军政大员和各种社会团体前往“视察”、参观，并听取有关当时激战细节的讲解。士兵、记者、画家、作家、诗人等利用小说、诗歌、图像、音乐、影像等多种方式加以宣传和渲染。由此，光华门“战迹”成为日本军民根据自身意愿和期待来建构记忆的场域，逐渐成为战时日本人的“圣地”。

　　第二章论述菊花台的诞生及其被改造的历史。南京郊外一处无人问津的“小石子冈”在抗战时期被日本人起名“菊花台”。1939年12月12日，一座高17.83米的“表忠碑”在菊花台最高处竖立起来，旨在夸耀日军第十军官兵从上海登陆到攻陷南京期间的“赫赫战功”，还举行了一场规模盛大的纪念碑揭幕仪式和招魂祭祀典礼。“这场‘庄严悲壮’的典礼是占领者在沦陷区内进行战死者慰灵的一次直观展现，而菊花台内以表忠碑为中心的慰灵设施则为此提供了具有‘神圣性’的舞台”，它们不仅是对战死者和战死者遗属表达“哀悼”和“纪念”，还“为战争时期的国民统合与精神动员提供动力”。(第78—79页)作者在简要梳理日本侵华期间推动“忠灵显彰运动”基础上，对日军在菊花台建立“表忠碑”、六角堂等慰灵设施进行剖析，探索它们生成、存在和变异的历史脉络，及其凝聚日本国民认同战争的象征意义。

　　第三章主要围绕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庆典来展开。1940年是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的纪元节，属于日本人“百年一遇”的重大节日。2月11日，南京的日本军政当局、社会团体和留居南京的日本民众在日本人小学校、菊花台、五台山等地按固有礼仪举行庆祝典礼，借以展开新一轮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伪政府积极参与，投入较大财力和人力，《南京新报》《中报》进行相关报道，汪精卫等人发表庆贺言论。但是，等到11月10日从东京扩展到广大沦陷区重要城市的统一举行的纪元庆典中，汪伪政府则有意与之保持距离，以举行总理诞辰纪念为名，集体缺席南京的纪元庆典仪式。作者从仪式展演和人员参与入手揭示了占领者与伪政权之间存在的激荡潜流。

　　第四章论述日本人对明孝陵的祭祀与阐释。1940年7月4日，日本人山下清一以“大日本国本协会会长兼明庙禋祀事务所所长”身份前往南京明孝陵，代表明室后裔祭拜先祖。南京的日本军政当局、伪政权当局、日本居留民团体、大民会等代表人员和《朝日新闻》《南京新报》等报社记者应邀参加。作者认为，山下清一没有复辟明朝、建立一个新傀儡政权来取代汪伪政府的动机和能力，也没有明确提出复辟的具体主张，而是坚持鼓吹日本至上，希望在中国培育源于日本的“国统”，利用“纪念的历史”来建构历史记忆，为日本侵略中国服务。

　　第五章考察的遗迹是五台山。随着日本在华势力不断扩张，日本人在南京、北京、张家口、济南等地修建神社，图谋统合日本居留民和同化中国民众。1943年11月2日，经过四年多的筹备和建设，南京神社在城内偏西北的五台山建成，日本居留民代表50多人将天照大神、明治天皇和国魂大神迎至神社中。南京神社建设遵循了日本在海外建立神社都走向在地化的路径，将具有本土色彩的国魂大神纳入祭神，建筑样式不完全照搬日本国内的社殿模式，而是与中国庙宇样式相调和，推动了海外神社的在地化。神社在地化不是对日本性的放弃，更不是在日本人与非日本人之间建立平等关系。

　　第六章主要讨论前五章考察的五种“记忆之场”在日本投降后的命运和境遇。作者广泛搜寻分析各种史料和痕迹，从记忆与遗忘相互交织的视角出发，梳理五种记忆之场在战后获得的处置及其逐渐被“遗忘”的历史脉络。战争环境的消失、世代的交替、统治南京的权力更迭、记忆主体人群的变化都促使这五种记忆之场面对全新的现实境况，不得不接受新的情感支配，或被埋没或被改变或被重构。这也意味着曾经的记忆在消退之际，新的记忆可能被建构和催生，从而出现记忆的层累、记忆与遗忘的交织并存。

　　二、 研究述评

　　该书结构简明，表述清晰，视角新颖，理论与史实很好地结合，揭开了日本“经营”南京过程中通过空间、建筑、符号和事件进行记忆建构的历史面纱，是一部拓展沦陷区政治文化空间研究的力作。经过认真阅读，笔者认为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研究视角独特。南京的文化遗迹在沦陷前后存在明显变化，日本在南京的遗迹建构、保护和维系使其成为凝结特定历史记忆的场域。这就决定了对沦陷时期南京历史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从文本出发去考辨历史事实、爬梳历史细节，而是涉及记忆的政治建构和时代变迁等方面问题，更注重多层次、多角度地去分析文本本身、不同文本之间、文本与社会情境之间的内在关系。作者在绪论中开宗明义地讲到，本书遵循“记忆转向”的指引，在梳理沦陷时期南京历史研究已经转向记忆层面的新趋向的基础上，考察日本占领南京时期试图通过几种建筑空间和具体事件来建构记忆以达到统合国民目的的历史细节。作者指出“这些记忆实践内含着紧张与冲突，反映了扩张中的日本帝国在‘经营’中国沦陷区过程中难以自圆其说的处境”。(第283页)日本侵略者是记忆建构的行为主体和主动方，他们在建构过程中更注重场域的封闭性，直至其他政治和社会力量加入和主导后，记忆之场的封闭性才逐渐被打破和弱化。

　　第二，注重借鉴其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作者借鉴了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创造的“记忆之场”概念和记忆研究理论，但又不完全与之相同，而是进行了必要的拓展和延伸。正如作者解释道：“首先，法国记忆之场研究以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民族认同的确立为中心议题，本书则讨论扩张帝国在其新控制之地通过记忆之场建构认同和强化统合的政治实践——这是最根本的差异。另外，法国记忆之场的研究多跨越较长时段，注重考察不同时空语境中不同群体对记忆的运用与争夺;本书则重点讨论南京沦陷八年间的历史变动，主要考察日本方面建构和维系记忆之场的行动。”(第24页)作者在吸收他人理论的同时有所创新，指出五种记忆之场是日本方面进行记忆建构、拓展政治文化空间的现实载体，彼此之间相互独立，但共同支撑起日本官民各界建构特殊记忆的历史事实及其背后隐藏的深层内涵。

　　第三，研究史料丰富多样。作者利用了南京市档案馆和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收藏的中日文档案资料，《京报》《南京新报》《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中日文报刊资料，丰富的图书、小册子、报纸、图片等日文资料，以及官兵日记、回忆录等私人记述，从个人的、微观的、内部的视角审视了日本“经营”南京时对记忆的多样建构。除汲汲于史料的搜集、查阅、整理和分析外，作者还非常注重田野调查，多次开展实地走访，将调查所得与文本记载进行对比、考辨、印证，推进研究走深走实。

　　沦陷区问题的研究存在复杂多样的面相。日本侵略者与沦陷区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武力攻占到“和平经营”的转变，尤其是短暂的战事结束后就进入漫长的“经营”阶段。对于这种“经营”的把握和评价，不仅需要研究者注意把握分寸、尺度，还需要研究者具备独到的史学智慧和政治智慧。作者在对历史细节加以审慎考察的基础上展开评述，指明日本建构记忆与象征的政治活动带有明显的欺瞒性，在强调侵华日军暴力性与罪恶性的同时，还注意到侵华战争中“软暴力”的一面，这不仅拓展了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政治文化空间，还有助于从文化侵略的维度，深化日本侵华史研究。

　　作者：李鸿，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