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超：近五年来中共抗战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1期 吴敏超   2025-05-30 11:12:01

本文作者：吴敏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重要时期。中共积极倡导并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等人民军队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坚持抵抗日军侵略，在党的自身建设和根据地建设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新世纪以来，在中共革命史研究学术化和多样化的持续发展中，中共抗战史研究有了显著的进步和创新。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共党史和抗日战争史均成为研究的热点领域，吸引和集聚了大批中青年学者，促进了中共抗战史研究的蓬勃发展。学者们充分运用各省市县档案馆馆藏和台湾所藏史料，深入挖掘海外新史料，更加注重长时段研究、比较研究和区域研究，研究深度持续提升，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宽。梳理与概述近五年来中国大陆的中共抗战史研究成果，关注动向，总结经验，或将有利于未来相关领域的学术发展与繁荣。

　　一、敌后战场研究

　　敌后战场研究继续呈现高水平发展态势，持久战战略、新四军“发展华中”战略、华南抗战等是近五年来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

　　持久战战略是抗战时期的枢纽型问题，有关持久战战略的研究历久弥新。有学者出版专著，详细梳理全民族抗战初期持久战思想的渊源与变化，阐明国内各方对抗战进程的理解与对抗日持久战的主张，以及什么是“持久抗战到底”和如何“持久抗战到底”等问题。该研究还探讨了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所针对的对象和主要目的，以及这部伟大军事理论著作出版后的传播与反响。可以说，这是对持久战战略研究的集大成者，反映了作者既从大处着眼，又精耕细作、深入探究，重写历史重大问题的学术志向。《论持久战》在战时的日本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有学者指出，日本媒体、军方和政府为摸清中共抗战战略，以节译、摘译、译述、编译、全译等方式介绍《论持久战》。随着日军败退之势显现，日本政府更加重视《论持久战》的前瞻性和预言性。毛泽东将抗战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有研究认为，中共对“相持阶段何时到来”的研判有着复杂演变过程，事实上经历了从战争研判到历史总结的转变。1938年下半年中共认为相持阶段“有条件地到来”，1940年之后则把武汉会战作为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重要节点，而中共七大召开前又以武汉会战结束作为相持阶段的起点。还有学者对武汉会战期间国共高层对日战略的思考和运作进行比较后认为，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的发表，标志着中共持久战理论已经走向成熟，蒋介石及国民党的持久战理论则缺乏系统性、灵活性和成长性。国共两党在不同持久战理论的指导下，呈现截然不同的抵抗态势。这一比较研究有助于理解国共两党持久战战略的根本性区别。

　　新四军“发展华中”战略的研究更加细致深入。一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互相配合，发展华中。有学者探讨了中共“发展华中”战略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角色转化问题。“华中”开始时指的是长江、老黄河之间以河南为中心的广大区域。中共最初的设想是八路军南下，与彭雪枫部共同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但因1939年初国共关系的剧变导致这一部署有所调整，稍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获准设立，为发展华中提供了新的战略空间。自此，新四军逐渐取代八路军成为发展华中的主角。还有学者考察了八路军南下与中共苏北根据地的形成。苏北根据地是唯一一块直接由八路军主力在华中地区创建的根据地，在建立过程中还得到新四军主力的密切配合。南下的八路军后来成为新四军的一部分，苏北根据地也成为沟通华北与华中的桥梁。这些研究都揭示了八路军在“发展华中”战略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二是在“发展华中”战略的实行过程中，中原、皖东、苏北等地先后成为战略重心地区和落脚点。探讨这种变化，有利于还原抗战历史的复杂进程和本来面目。有学者认为，皖东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是中共“发展华中”战略的基础环节。不过，中央层面关于江北部队向东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延至1939年4月才得以确立。刘少奇虽然感到皖东已失去最佳时机并提出“向苏北发展”的替代方案，但他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发现，巩固皖东是发展苏北的必要条件，转而聚力经营皖东。还有研究深入考察了新四军发展苏北的过程及其折射的国共关系、中共中央与华中局的关系。

　　三是豫皖苏、皖东北、鄂豫边、江南等华中各战略区的研究取得全面进展。豫皖苏根据地的开辟与变迁，与“发展华中”战略有一定关联。有学者运用翔实史料，探讨1937年至1941年该根据地的建立与变迁。彭雪枫部到豫东建立豫皖苏根据地，目的是以此为跳板，在日军进攻河南之际进军豫西与鄂豫皖。但这一形势迟迟没有到来，彭雪枫部在1941年的西进中与国民党军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最后退往津浦路路东，以皖东北地区为中心建立淮北根据地。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初创过程受到学者关注。徐州沦陷后，在山东活动的八路军率先南下苏皖交界的沦陷区开展游击战和建立党组织，随后张爱萍率新四军游击支队部分力量亦由豫东进入皖东北。因此，是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与张爱萍部合作开辟了皖东北抗日根据地。这一根据地的开创亦反映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合作。

　　新四军第五师所在的鄂豫边地区也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豫鄂挺进纵队的行动此前被学界所忽略，但其确为中共“发展华中”战略实施的环节之一。有学者探讨了豫鄂挺进纵队与国民党军的斗争，这一斗争不仅在战略上支援了皖东新四军，也为中共“发展华中”战略之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还有学者考察了豫湘桂战役爆发后新四军第五师在敌后发展战略的决策和实施。第五师发展豫中、豫南和鄂南均未达到预期目标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军在敌后依然保有相当实力，而第五师因实力问题难以兼顾巩固和发展亦是重要原因。

　　江南地区(主要指长江下游以南地区，包括苏南、浙西地区)也是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探讨了1944年至1945年新四军发展江南的成败得失。1944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确定向南发展的战略，目的是要抓住美军即将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这一契机。1945年上半年，新四军第一师主力南进，但在江南地区新四军、国民党军、日伪军三方的军事斗争中，新四军兵力处于劣势。抗战胜利后，随着中共中央战略的改变，江南新四军最终全部撤往江北。该研究较为详细地展现了中共中央的全局战略与江南新四军的局部进退之间所形成的联动关系。

　　四是新四军研究与区域研究、根据地研究的结合更加密切。有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共关于“华中”概念的建构作了深入考察。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用“长江局”名义和建制指代华中地区，难以适应纷繁复杂的战局。“华中”概念被广泛运用到对战场形势的分析中。在建制方面，中共正式以华中局名义统摄长江南北敌后作战区。“华中”成为中国现代区域建构的重要一环。还有学者考察抗战前期江南东路地区的民众武装、地方党组织和新四军。1939年5月，新四军第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东进。但限于敌后复杂的斗争形势，“江抗”在收编民众武装过程中未能妥善处理内外矛盾，被迫西撤。这一挫折说明，中共敌后抗战之所以始终强调根据地的重要性，实质上也是通过党组织、正规军与民众相互支撑构建起能够承载日常生活、对敌斗争及自身建设的区域新秩序。另外，豫东新四军的发展也展现了这一面相。1938年10月，新四军游击支队主力奉命挺进豫东黄泛区。地方秩序崩解、民穷财尽的现实及地方势力的“板结”，既为游击支队的扩充提供重要机遇，又给其发展带来多重困境。这些研究综合考量军事、政治和经济等因素，注重地域特点，开启了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战时区域研究的新视野。

　　与新四军研究相关联，还有1944年至1945年八路军359旅的南征问题。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后，中共中央确立向南发展的战略，意在湘粤边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打通华北、华中和华南的战略通道。359旅到达湘粤边地区时日本宣布投降，失去了建立敌后根据地的条件。中共中央马上采取收缩南方的战略，转而向东北发展。这一研究揭示了抗战胜利前后中共战略决策的演变及其中蕴含的灵活性、务实性。

　　中共在华南地区的抗战研究得到快速发展。有学者指出，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对华南的战略定位重点不在军事层面。在日军尚未侵入广东前，中共广东省委没有发展武装的空间，主要利用统一战线，围绕国民党军、自卫团、壮丁队开展工作。1940年广东统一战线破裂后，广东省委开始独立自主发展武装，最终建立了以东江、琼崖和珠三角为核心的华南敌后抗战格局。从1940年至1943年，国民党广东当局与中共东江抗日武装接连发生三次大规模武装冲突，其中既有中共中央在方针与决策上的指挥，又有来自国民党中央和日伪势力等影响混杂其中，突显这一时期广东国共关系的复杂性。

　　东北抗联的研究出现新突破。有学者利用俄罗斯解密档案等资料，深入探讨1938年以后东北抗联的历史，包括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历史、东北抗联退入苏联后受苏军与共产国际的整编与领导、抗战胜利后东北抗联返回东北接受中共中央与东北局领导等。这些研究揭示的中共、抗联与苏联三方的互动过程及其特点，反映了相关议题的复杂性和学者的宽广视野。

　　有关游击战与民兵的研究依然保持相当热度。游击战是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主要作战方式，有学者考察了晋西北抗日游击队的建设举措和主要战法。1940年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正式建立后，游击队不仅数量增多，且战斗能力明显增强。中共领导的以游击队为主要形式之一的群众武装兼具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功能。有关西方人士对游击战和根据地的认识得到关注。全民族抗战时期，记者、外交官、军人等不同身份的西方人士曾前往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并发表大量关于中共敌后游击战的论著。这些从他者视角对中共敌后游击战的观察和记述，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共在抗战中确实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有学者关注抗战时期昆张支队的日常斗争，认为其组建与产生既是中共面对形势变化科学决策的结果，也是中共整体政策调适的一部分。作为一种特殊的武装形式，昆张支队的作战并非阵地战和歼灭战，而是采取日常斗争形式牵制日伪军。这种形式由隐蔽机制、日常生活、教育管理等一整套措施组成，是中共力量在敌后生存和发展的一个缩影。民兵是一种寓兵于民的方式，对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考察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民兵武装。中共从人民自卫团中挑选精干力量组建民兵，并通过强化组织领导、机构建设、武装整训等措施，使民兵成为民众抗战的核心力量。尤为重要的是，民兵经过长期军事化和组织化训练，被塑造为正规军预备役和抗日基层政权的政治骨干，并奠定了新型社会形态的基层政治基础。由上述研究可知，近五年来有关游击战和民兵的研究，已超越游击战和民兵研究本身，进一步探讨中共军事力量在敌后生存发展的根本原因、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治等更加宏大的问题。

　　技术史、医疗卫生史等新研究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有学者考察抗战时期中共军队的无线通信系统后认为，抗战初期中共通过大量购买器材、培训人员、制定制度，构建起由中央军委统领、以师级战略单位为核心节点、大体抵达团级单位的无线通信体系，基本满足其远程信息传输的需求;抗战后期，随着外部压力的降低，中共军队无线通信系统再次扩张。值得一提的是，百团大战后，由于遭受日军和国民党方面强大的压力，中共军队无线通信系统在安全和效率方面受到的挑战日益严峻。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缓解了这场危机，其应用无线通信技术的能力日益成熟。军队中的医疗卫生史也是近年来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新四军中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外来医务人员进入工农革命队伍后，初期双方不可避免地产生信任和磨合问题，但外来医务人员在与部队的长期相处及革命战争洗礼中不断实现自我转化。这也反映了战时中共技术人才政策的演进与落实。还有学者关注中共抗日武装的敌工日语教育活动。中共在部队、学校和总部建立短期和长期的日语培训组织，形成面向部队战士和培养初高级敌工干部的系统、科学的日语培训机制。这一机制不仅为中共抗日武装的敌军工作提供了坚实的专业支持和人力支持，也为中共军队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

　　从宏观上考察战时中共军队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议题。军队的“军事主义”倾向与地方党组织的“地方性”难免扞格，军地关系有一个相互磨合的过程。到抗战后期，随着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确立，地方党组织的权威得以凸显。但在主力部队活动区域，一元化领导中心一般由军队干部担任。中共成功地将军地关系问题转换成党军关系问题，主力部队由军队党组织直接控制，地方武装接受地方党组织政治领导，军队党组织、地方党组织最终都由中共中央领导。

　　综上，近五年来，敌后战场研究在多个方面取得突破。对持久战战略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注重文本与史实并重、渊源与衍化并举，并与国民党的持久战进行对比研究;对华中、华南敌后战场的重视程度更是前所未有，使敌后战场的研究越来越全面;关注日本和西方势力对持久战和敌后战场认识演变的研究，突显学者更加宽广的视野。加上技术史、医疗卫生史等新领域的开拓，这些新动向都反映了敌后战场研究领域范围的扩大和问题意识的深化。

　　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研究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有学者指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3年长城抗战以后，中共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1935年一二·九运动所接受，也为张学良、杨虎城所接受，促成了西安事变这一重大时局转折事件的和平解决。七七事变后，中共颁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建立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为全国民主政治作出了表率。中共是抗战时期把握时代大势、推动历史正确走向的政治力量。这是对抗战时期中共政治地位所作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关于中共自身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党报党刊是中共进行舆论动员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工具。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后，中共通过《解放》周刊这一党刊作为发声渠道，努力把全面抗战的主张转化成社会主流话语。《解放》周刊的舆论动员为形成全面抗战局面构建了有利的舆论环境，提高了中共的政治影响力。有学者考察了毛泽东与延安《解放日报》关于原子弹报道的变化。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在对该事件的初期报道中，连续几日转发其他媒体片面渲染、夸大原子弹威力的消息，一度偏离了“党报”的基本立场和中心任务。经毛泽东严厉批评后，《解放日报》对原子弹的后期报道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展开，体现了“党报”的基本立场。还有学者分析了党内重要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与党的建设之间的关联。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党员人数快速增加。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一度出现倒退和分裂的倾向。在此背景下，《共产党人》创刊，并发表大量党的建设方面的文章，提倡实事求是、踏实作风，基层党组织积极交流与分享党建经验，推动了抗战时期党的建设和党员质量的提升。

　　其次，中共一向以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著称，近五年来对抗战时期中共各级组织的研究蔚为大观。有学者探讨了中共冀豫晋省委的成长历程。省委注重培养下属特委、县委的领导能力，并逐渐扩展至群团等外围组织。在此过程中，革命经验在区域和代际间传递，一些颇具特色的工作方式和组织机制得以沿用和创新。冀豫晋省委的成长历程反映了中共在全民族抗战时期走向成熟的局部图景。有学者以太行根据地平顺县的农村支部为例开展深入的个案研究。平顺县党的农村支部由“落地”到“开花”，遍布各个村庄。在战争不断锻造和组织内在要求下，农村支部运行相对平稳，在领导战争和生产、组织和动员群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学者考察华中地区乡村党务工作的转变。全民族抗战初期，华中局领导层片面理解统一战线，致使根据地乡以下的农村没有普遍建立党支部。刘少奇到达华中后重整党务工作。随着各根据地抗日政权的建立和群众运动的开展，中共乡村支部迅速发展，迈出了乡村支部群众化的第一步。在日伪“清乡”中，支部群众化进一步发展，在乡村中发挥了堡垒作用。有学者尝试对中共组织进行整体性理解，提出乡村基层党组织的扩大与知识青年的加入及改造，构成抗战时期中共组织壮大的两个基本维度。知识分子干部成为中共组织的中坚力量，而农民党员干部则成为中共组织的基础。

　　党团是由群众组织中的中共党员秘密组成的，负责执行党的政策方针，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有学者研究抗战时期中共党团制度的发展与变化，认为其与抗战形势、中共政策、国共关系等密切相关。中共适时调整群众运动策略，应对局势变化和国民党当局压迫，灵活扩大和收缩群众运动的战线。在这一过程中，组织秘密、行动灵活的党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项研究也反映了中共密切联系群众组织、领导群众运动的党群关系。

　　最后，在各级党组织中干部的作用至关重要，中共干部成长史与教育史受到学界更多的重视。有学者聚焦太行根据地干部的政治成长史，认为它既是个体的、革命者的成长，亦是群体的、组织的成长。这是一个原本身世各异的干部逐渐被凝聚于根据地党组织周围的过程;更是一个在区域整合基础上，不断加强干部整顿实现“组织化”和“中央化”，进而完成组织一体化的过程。在中国革命大步向前的年代里，太行根据地干部群体在自身建设、整顿和改造过程中，越来越紧密地融入中共整个组织机体之中。这项研究既通过专深个案追寻革命史中的“深层事实”，又宏观考察中共凝聚与整合干部队伍的政治技术与经验智慧，拓展了中共根据地干部研究的视野。关于根据地基层政权干部的流动情况，有学者认为主要有向上、向下、跨系统与域外四种流动方式，每种方式各有相对特殊的因素、路径、规模和效应，在整体反映中共干部政策取向和运行实态的同时，也能看到干部的个人选择。

　　中共干部的成长离不开学习文件与阅读书籍。1942年以后，通过将集体学习与自我反省注入文件学习之中，并加以组织引导，中共成功地将干部思想纳入文件所指向的轨道，进一步统一了全党思想。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先领会文件精神，后开展工作”的模式，锻造了独具风格的“学习型政党”建设理路。有学者从日记史料入手，探讨中共干部独特的学习方式。战时条件下的阅读材料固然缺乏，但他们依然通过各种方式获取书报资料。八路军干部的阅读很大程度上是集体行为，由此体现的阅读观念和阅读思维，均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这种集体行为对于凝聚抗战意志、汇聚集体力量有显著作用。尽管他们的文化水平总体上较低，却有着极高的政治认知水平。

　　整风运动研究也出现新突破，大体可视为从政治史到心灵史的视野转向。有研究关注沟通政治史与心灵史视角的制度、技术等中观因素，认为整风运动的推进有赖于干部教育、干部审查等制度基础，更离不开发挥批评与自我批评政治文化的效用。经由整风运动的实践，批评与自我批评全面浸入中共政治生活，从处理党内斗争的机制转变为思想改造的利器。

　　近五年来，党报党刊发挥的积极作用、各级党组织的巩固与锻造、党员干部的成长与学习型政党的建设等大量实证研究，进一步展现了抗战时期中共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纪律建设取得的重大进展，特别是中共在抗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关系研究

　　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战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这是抗战史研究的一块“熟地”，近五年来学者们从概念史、个案考察、比较研究等角度提出许多新见解。

　　有学者从概念史的角度，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广为流传的概念丰富复杂的生成演变历史。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以“反日”主张与国民党的“抗日”主张针锋相对。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从下层统一战线的阶级路线起始，由反日与反蒋并重实际上以反蒋为先决条件，逐渐转向反帝统一战线的民族路线。长征胜利后，中共中央确认中日矛盾上升到主要矛盾，很快依据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实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久即转而确定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总方针，从而进入全民族抗战的崭新历史发展阶段。中共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实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可是1936年3月收到由《国际新闻通讯》转来的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中译本，却表述为“反帝人民战线”。中共在恢复电讯联系后立即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申述，同时主动改回“统一战线”。共产国际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协商，于8月中旬复电同意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总方针。这一变动反映了中共平衡国际路线与民族革命的独立自主道路得到认可。上述研究将相关概念与具体历史场景相结合并作深入分析，富有启发性，是对抗战时期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提示。

　　诸多个案考察推动战时国共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化。有学者考察1940年国共军事关系的多重互动，认为“缓和”是双方决策层互动的主题，两党军事关系在夏秋之际更是呈现良性互动局面。不过，1940年发生于华中的中下层局部冲突，最后波及全局，严重冲击高层在战略层面努力构建的军事平衡体系。还有学者以1943年新四军捉放国民党政府江苏省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为例，剖析中共在军事上采取攻势、政治上采取守势的战略，与重庆举行的国共谈判遥相呼应。捉放韩德勤事件也反映了国民党在江苏敌后留置军政力量的最终失败，在华中日伪、国、共三方军事和政治交锋过程中带有转折意义，是新四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日益成熟的表现。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对李济深、龙云的统战工作较为成功。抗战前期，中共对反蒋甚力、拥护国共合作且对桂系颇具影响力的李济深，通过多重渠道积极联络。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后，中共一面加快在粤桂湘边发展的步伐，一面动员李济深开展敌后抗战。抗战时期中共对李济深的联络与争取，为其在解放战争中的最终选择埋下了伏笔。有学者从长时段考察龙云与中共关系的演变。抗战前，龙云主动与蒋介石接触，破坏中共地下组织;抗战时期，龙云对蒋介石增加了戒备之意，支持中共地下组织的统战工作和民主运动，帮助中共在云南设立秘密电台;抗战结束后，龙云策动滇军旧部起义，公开发表宣言“拥共反蒋”。龙云的态度转变，既与中共统战工作的策略与方法密不可分，也同他和蒋介石的复杂关系、利益纠葛相关。相对而言，广东党组织对余汉谋部的统战则经历较大波折。全民族抗战初期，广东党组织与余汉谋部的统一战线得以建立并发展，这与中共中央的指示、广东国共关系的状况及张文彬本人统战理念直接相关。但随着国内反共高潮蔓延至广东，余汉谋的反共面目彻底暴露，双方合作关系最终破裂。抗战前期广东党组织对余汉谋部的统战过程，映射出战时广东国共关系的复杂性。由此可见，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的个案研究主要集中于华中、华南和西南地区。

　　皖南事变是战时国共关系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学界越来越关注这一事件的国际因素。有学者探讨皖南事变善后过程中的日军因素，认为皖南事变后的日军军事行动打乱了国民党的部署，客观上为国共关系缓和提供了转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抗战时期国、共、日三方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有学者考察蒋介石处理皖南事变过程中对苏联和美国因素的考量。此时的苏联希望蒋介石坚持抗战，牵制日军兵力。蒋介石则希望拉拢苏联避免其与日本联合不利于中国，同时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以及苏联对中共的制约，他还希望美国给中国政治支持和经济、军事援助。国际局势是迫使蒋介石和平解决皖南事变的重要因素。皖南事变善后期间，美国对国共关系高度重视，派遣居里赴华考察中国政局，开启战时美国对华“特使外交”的先河。美国采取的是有限介入政策，既不出兵干预，也不评判是非，而是以美援作为外交筹码，希望间接改善国共关系。因此，这一时期美国在国共关系中扮演着“调处者”与“援助者”的双重角色。

　　关于抗战时期中共在香港开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争取英美支持和援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立即派遣游击队开辟港九游击区。东江纵队及港九大队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立足中国大陆和太平洋两大战场连接点，与英国合作实施国际大营救，与美国联手通过情报合作制敌。这一研究反映了中共敌后抗战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也可视为对学界此前倡导加强中国抗战与二战关联研究的回应。

　　同敌后战场一样，近五年来国共关系研究将重点关注区域投向华中、华南和西南，特别是在国共日伪多方势力的动态变化和抗战前后的长时段中予以考察，在深化研究的同时有利于进行全局性分析，提升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全面性。众多年轻学者对皖南事变国际因素的探讨，显示出他们娴熟运用外文资料的能力和宽阔的学术视野。

　　四、抗日根据地建设研究

　　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包括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文化建设等，相关研究历久弥新，特别是近五年来出现一些中观层面和理论性较强的研究，有关根据地的生态环境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首先，政权建设是根据地建设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有学者以“垂直与扁平”阐释战时中共的政治构造。垂直下探的权力体系强化了制度管控力，体现了“组织硬的一面”;以群众路线为核心的扁平型政治文化，呈现出“文化软的一面”。这成为中共政治构造的神来之笔。中共在抗战期间成功建立了一个上下贯通、党政军民密切协作的多层级多维度的政权体系。从实际历史进程来看，中共在抗战时期重组政权和再造社会的努力，既赢得了当下，也为从局部建政走向全国执政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两项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处，对战时中共的特点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讨。

　　有学者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乡选为考察对象，认为以广大民众为中心的新型基层政权，有助于增强乡村各阶级对中共的信任感及政治参与。还有学者具体考察苏中抗日根据地的乡选运动与农民民主意识的形塑。通过乡选运动，农民产生了民主意识，包括主人意识、平等意识和参与意识。乡选运动是改变农民政治思维方式、形塑农民政治价值观的重要手段。乡选运动意味着对原有乡保政权的改造。华中抗日根据地分两个阶段改造乡保政权：一是根据地开创初期，为了站稳脚跟、打开局面，中共在沿用旧有乡保制度的同时，主要改造乡保长群体;二是根据地日益巩固时期，中共推出新乡制，通过乡选完成对抗日根据地乡保政权的彻底改造。在抗战大背景下，实现抗战与民主的共赢是中共制定乡保政权改造政策的出发点。基于已有研究，有学者进一步提出村级政权的塑造、乡村权力的转移和革命文化启蒙三位一体的阐释结构。还有学者指出，在根据地的灾荒救济中，中共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和政策实践，政策调适能力得到提升，政权调动能力得以增强。由此可知，无论是乡选，还是基层政权改造，都是一个渐进过程，影响深远。

　　其次，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依然是研究重点。有学者出版专著，深入考察华北抗日根据地征收救国公粮的实践形态，展现并诠释陕甘宁、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和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在救国公粮征收中的不同面相和复杂进程。这一研究兼具比较性和综合性，有助于对各根据地经济政策及实施过程进行整体理解。救国公粮征收中的反隐瞒斗争，可以说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由于调查不深入、少数基层干部徇私舞弊、农民的贫困及多面负担、负担不够公平合理等因素，淮北抗日根据地存在各种隐瞒田亩数、收获量的现象。根据地政府通过深入调查以掌握真实田亩数和收获量、教育群众认识缴粮的意义、惩办违纪干部等，保证了救国公粮的顺利征收。劳动互助是根据地政府积极提倡的措施之一。有学者具体研究了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按户兴家”计划和劳动互助合作。在推广过程中，根据地政府针对劳动互助中出现的问题，广泛开展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制定合理的生产计划和互助合作形式，及时解决农户困难;同时坚持自愿互利原则，保证互助合作的公平合理，确保互助合作的顺利开展。这些研究揭示了政策具体执行时如何解决问题和不断调适的过程。

　　减租减息运动是中共抗战史研究者深耕已久的领域之一。有学者打通1945年的时间节点，关注抗战胜利前后的减租减息实践与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之间的关联，认为太行根据地在抗战胜利前后开展减租减息的相关实践，为土地改革史上著名的“五四指示”提供了重要经验。随着形势发展，中共开始淡化“统战”色彩，全面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由此迈向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历史性的土地改革运动。该研究深入分析了中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土地政策转变的内在脉络和群众基础。还有学者在肯定减租减息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分析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共把减租减息与反贪污、反恶霸、反维持、反汉奸斗争相结合，调动了只交税不交租的自耕农的积极性。不过，人地比例失调、资源总量匮乏的“资源陷阱”，宁“左”勿右的政策惯性所造成的结构性痼疾，经济政治利益驱动下干部的行为方式，以及“运动”起来的农民容易失控脱序，共同导致并加剧了减租减息运动中“左”的倾向的出现。减租减息是公粮征收工作的基础，从减租减息中获益的农民衷心拥护共产党，由感恩之心上升到感恩之行，积极踊跃地缴纳公粮。不过，在自耕农为主的晋西北社会，减租减息的激发效应不能高估。

　　抗战离不开财政经济支持。有学者考察皖南事变后陕甘宁边区的财经政策转型，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成为抗日根据地财经建设的总方针，正确处理了财政与经济、民生、货币发行之间的关系，探索出保障根据地经济发展和财政供给的积极财政政策，为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基础。有学者深入研究华北根据地的对敌贸易斗争，认为根据地突破敌伪封锁，运用经济手段向敌我拉锯的游击区投送力量，继之以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动员和持续推进的政治建设，促进了新游击根据地的形成。这不仅打破了日军对根据地的封锁，克服了根据地物资短缺的困难，也为取得抗战反攻的胜利积蓄了力量。还有学者探讨了东江抗日根据地的税站、税制与税收。在战时环境下，根据地税务机构一直由部队管理，税收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是东江抗日根据地的一大特色，它既得益于明清之后华南繁荣的社会经济传统和现实，也得益于东江地区毗邻香港和广州的优越地理区位，更是缘于根据地简单明了而又灵活有效的税制。根据地的经济研究越来越突破就经济论经济的单一向度，与政治、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历史地理特点的结合更加密切。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研究最为丰富。有学者提出“黄金抗战”这一新议题。全民族抗战时期，山东党组织依托地区丰富的黄金矿藏优势，积极发展根据地的黄金矿业。这些黄金的一部分运到敌占区换取根据地所需物资，其余部分运往延安支援中共中央。抗战时期，胶东抗日根据地一共向中共中央输送了约13万两黄金。“黄金抗战”集武装斗争和经济斗争于一体，从物质上支撑了敌后抗战的胜利。有学者从“排法”和“禁伪”两个角度，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斗争进行了深入研究。就政策而言，“排法”斗争经历了从联合到排挤再到排除法币的转变。就实践而言，“排法”斗争中民众质疑与日伪打击相伴而至，中共最终获取民众信任，基本廓清了根据地货币市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钞倾销更为剧烈，法币通胀愈加严重，中共尝试建立独立的货币体系，“禁伪”工作逐渐取得成效，掌握了区域货币控制权，获得以货币调度各种经济资源的能力。山东根据地的缉私斗争也引起学者的关注。缉私工作主要由税务机关负责，走私主体则是群众。根据地政府一方面以提成等办法奖励群众参与缉私，另一方面开展缉私教育，并将缉私动员同其他群众运动相结合，让群众认识到长远利益与现实需要的一致性。这一研究也跨越了1945年，贯通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

　　在多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学界倡导突破各根据地的内向视角，强调跨区视野的“关系”史研究应运而生。有学者研究各根据地、解放区之间的本币关系，认为这种关系集中反映了战时中共革命经济形态的独特性。不同本币的互相交流，主要表现为异地兑换、异地通汇、边沿区兑换所和“混合市场”、异地流通四个类型。尽管根据地、解放区本币关系仍是初步的，但都是没有历史经验可循的创新性实践，最终汇成统一的华北解放区。跨区磨合的历史经验与价值需要深入研究和总结。这一研究不仅打破了各根据地、解放区之间的界限，也突破了1945年的时间节点，启发学界将战时和战后的历史联系起来考察。

　　再次，根据地社会文化建设方面的议题越来越多元，研究不断扩充和丰富。有学者认为，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打狗运动是其与民众发生联系的一个交汇点。在打狗运动中，中共首先遇到的就是民众动员问题。面对民众的种种顾虑、不满，中共运用娴熟的群众工作经验化解难题，在打狗的执行中充分照顾民众情绪。华北农民中存在较为普遍的封建迷信现象，根据地政府通过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同时，充分利用戏剧等农民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改造、瓦解、取缔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会道门组织，破除封建迷信的束缚。

　　在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方面，有学者以《晋察冀日报》与“子弟兵”话语体系为切入口，通过重点分析新战士、将领、共产党员和英雄四个群体，深入探究军民一家亲的原因，探讨抗日根据地话语体系的塑造。以往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抗日根据地的旧体诗词也受到了关注。旧体诗词对中共领导人和群众精神风貌的艺术表达、新型军民鱼水关系及延安政治形象的形塑起到重要作用。这一研究有助于重新认识旧体诗词的功能价值及其在整个抗战文艺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有学者考察抗日根据地的简体字，认为简体字的使用已有悠久历史，所谓中共使用简体字颠覆乃至破坏中华传统文化的说法，缺乏事实依据。抗日根据地对简体字并无统一的态度和政策，有的时而肯定、时而否定，有的坚决反对使用，反映了简体字使用过程中的矛盾和张力。根据地简体字的使用，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简体字改革提供了经验。还有学者探讨中共对乡土杂字的利用改造。陕甘宁边区延续明清以来“文字下乡”的传统，通过改变杂字的编纂方式、部分内容和教读方法，注入革命的智识与情感。这套改旧作新的文字学习路径，对政治动员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张力有所调适，是中共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次守正创新。上述研究表明，尽管革故鼎新是中国革命的显著标志，但其中也展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连续性。

　　近五年来有关抗战歌曲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相较于文学、舞蹈、演剧等艺术形式，音乐更容易在民众中普遍流传。有学者考察了抗战歌曲对“中华民族”的书写。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歌曲也随着救亡运动的蓬勃兴起而产生，并在七七事变后得到进一步发展。抗日救亡歌曲对“中华民族”的书写，使得“中华民族”观念在广大群众中流传开来，这对“中华民族”观念在抗战时期的广泛传播和最终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还有学者以《松花江上》等歌曲为中心展开论述，指出歌曲借助“白山黑水”“大豆”“高粱”“森林”“煤矿”等景观符号，以民族成员披荆斩棘开辟家园的历史激励民众，以现实中“美丽富饶”的东北形象感染民众，以未来民族赖以生存的富源鼓舞民众。通过历史、现在和未来三重景观意义的塑造，将东北从抽象的地理空间转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象征性空间，强化了中华民族疆域不可分割的民族意识。另有学者考察抗战时期广播媒介与抗战歌曲在上海的大众化传播，认为20世纪30年代上海先后创办的数十家广播电台承载着巨大的音乐传播信息流。九一八事变后，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的抗战歌曲实现了大众化传播。淞沪会战期间，广播电台的抗战歌曲迅速传播，并成为抗战宣传和慈善义演的舞台。

　　抗日根据地的民间舞蹈是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关注战争视域下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交通闭塞的太行抗日根据地，民间舞蹈以自身优势进入中共社会动员的视野，成为重要的动员武器，中共的革命思想、政治宣传等经由民间舞蹈而深入民心。民间舞蹈的革命化改造直接参与了根据地社会的文化秩序重构。

　　最后，近五年来生态环境史成为历史研究的前沿课题，这在根据地研究中也有所反映。有学者对中共抗战的生态环境因素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后指出，中共抗战之所以能够坚持和发展，生态环境即根据地政权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抗战过程中，中共在山地游击战的基础上又开创了平原游击战。两种军事形态既相对独立又互相依存，山地为平原游击战提供休整空间，平原为山地游击战提供粮食等物资。根据地还利用天时气候开展天候游击战，包括夜战、青纱帐战和苇塘战等多种形式。正是在“择天”与“天择”的相互作用中，中共赢得了抗战胜利，并产生了“人定胜天”的自信。这项研究视野宽广，论证环环相扣，将具体历史事实与跨学科的理论思考紧密结合，在学界影响很大。

　　有学者聚焦战争背景下华北根据地的环境问题，并出版专著，主要从垦荒、河滩地开发与流域环境治理、植树造林、疫灾流行与环境卫生整治、平原地貌改造与河道生态治理、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等方面，探究1935年至1949年华北根据地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以及中共对自然环境的认识、态度及环境治理思想。这项研究有助于深化中国近代环境史、中共党史和中共生态文明思想发展史等方面的研究。

　　此外，还有学者尝试对根据地的武装体系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认为根据地“全民皆兵”的特点，反映了中共深度改造和重组社会的努力。该研究包括对敌后抗战态势的分析、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军区制与群众武装体制的建立、减租减息与群众基础的形成、民兵队伍的成型与参军参战、游击秩序的建立等丰富内容，将军事与政治、经济等问题贯通考察，呈现了一部太行根据地武装体系的斗争史，更是一部太行根据地的发展史。这项研究以扎实严密的论证，回答了中共如何抗战、中共的武装力量如何发展壮大等关键问题。

　　根据地研究更加注重各根据地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根据地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的综合研究和长时段研究，很多研究跨越了1945年抗战胜利这一时间节点;文化研究成为重要研究领域，注重探讨战争年代传统文化的革命化改造及其在抗战宣传中所发挥的作用;对根据地的生态环境作了开拓性研究。

　　五、资料出版与数据库建设

　　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此后，有关抗日战争的资料出版和数据库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国家档案局组织全国县级以上的各级档案馆推出《抗日战争档案汇编》，计划出版1000册，截至2023年底已出版89种550余册。所收录的许多档案来自县市一级档案馆，有利于深化中共区域抗战史的研究。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启动，其中多项涉及中共抗战和根据地建设的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的结项和成果的出版，必将大大充实中共抗战史研究的资料库。专项工程中的“中国抗日战争志”项目暨中国地方抗日战争志工程，主要是编撰地方抗日战争志系列丛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单独成书，体现了抗日战争史研究和志书编修的创新性结合，大大推进了各地抗战史资料的收集力度。此外，“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2018年9月2日正式上线，目前已成为中国抗战史料规模最大的数据库，供全社会公开免费使用，极大便利了抗战史乃至近代史研究，受到学界和社会的高度评价。

　　近五年来出版的与中共抗战有关的资料集还包括以下数种。一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100册)，涉及持久战战略、人民军队的抗战、游击战战略战术、根据地建设等。二是《山西省图书馆藏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根据地地图集萃》，收录山西省图书馆馆藏的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根据地地图200余幅，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三是《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全九卷)，首次比较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了从1927年8月至1937年12月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文献资料。

　　随着学界越来越重视利用海外藏抗战史料，一些学者对海外藏史料进行总体介绍和评述。有学者介绍日本有关中共抗战时期宣传工作档案的馆藏情况、主要内容及其价值，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所藏华北抗日根据地档案的相关情况也得到了关注，还有学者梳理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收藏的中共党史文献，主要集中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中期，文献主要有介绍类、调查报告类和计划总结类等。这些介绍为学界了解并利用日本藏档提供了线索。关于美国和英国的相关资料，各类数据库的建成越来越便于网上阅览，近年来《美国外交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和《英国外交部档案》(Foreign Office Files)等资料在中共抗战史研究中得到广泛利用。由此可见，中共抗战史研究不仅充分运用中共自身的文献，也越来越关注对手方、相关方的文献，以期进行综合、比较、互动的研究。

　　中共抗战史料的大规模整理和出版，海内外数据库的充分应用，为相关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当然，资料出版中也存在影印资料卷数过多、不便利用，以及重要外文资料需要高水平翻译等问题，数据库建设和大数据利用分析也尚处于起步阶段。

　　六、结语

　　近五年来中共抗战史研究较此前有很大发展，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建立在大量资料基础上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加强。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抗战史料的整理与出版，以及学者利用海外文献、多语种文献能力的不断增强，丰富多元的史料成为推进研究的重要基础。同时，研究者对史料的深入分析和客观态度，也大大提高了实证研究的水平。有关敌后战场的特点与地位，抗战时期中共的大发展和中流砥柱作用等，有了更多史实支撑和严密论证。

　　第二，眼光向下，扎根基层，对各根据地、地方党组织和普通干部党员群体的研究不断深化。研究者关注中央与根据地之间、各根据地之间、根据地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的联动及根据地所在区域的历史地理特点;关注省级、县级、乡村党组织的工作方式和发展历程;关注普通干部和党员的学习、成长和流动。研究的深化体现在对事物的描述尽量避免笼统、单一的倾向，着眼于动态、复杂的过程，呈现中共抗战更加真实、生动、多层次的面相。

　　第三，大大拓宽了研究范围。从地域上看，中共在华中和华南地区的抗战和根据地建设受到高度重视;从时段上看，越来越多的研究尝试打通1945年抗战胜利的界限，向后延伸;从研究领域上看，战时生态环境史、技术史、文化史研究的成果数量和质量均有显著提升。

　　中共抗战史研究作为学术界的热点领域，研究成果喜人。不过，相对于中共领导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重大贡献、付出的巨大牺牲，相对于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快速发展与全面成长，相关研究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首先，继续致力于资料收集，综合全面地运用史料，增强研究史料基础的扎实性。海外资料方面，中青年学者运用英文、日文和俄文等多语种档案的能力越来越突出。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需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宏阔视野中理解中共的抗战，理解中华民族的抗战。如东北抗联与抗战前后中共在东北的活动，因各种原因留下的资料相对较少，需要更多利用俄罗斯、日本、美国和韩国等国档案进行深入研究。全面、准确地运用海内外抗战史资料，有利于深刻洞察和理解史事变迁，深化抗战史研究。

　　其次，进一步加强比较研究、贯通研究、综合研究，从微观研究迈向中观研究。随着华中和华南根据地研究受到重视，将原先研究较为充分的陕甘宁根据地、华北根据地与华中、华南根据地进行比较，也成为下一步研究的应有之义。相对而言，华中、华南根据地面对的敌军力量更加强大，坚持与发展的难度更大。各根据地的发展过程、面临问题不尽一致，但是各根据地都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有很强的一致性、相似性。进行充分恰当的比较研究，可以进一步推进根据地研究的水平、总结根据地建设的丰富经验。

　　在贯通研究方面，不仅要打破1945年的界限，还要打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甚至延伸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贯通性研究有利于深入探讨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中共的成长历程、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发展脉络等重大问题。

　　在综合研究方面，应将中共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因素综合起来进行系统研究，如有学者将中共军队与地方党组织、武装体系和根据地发展联系起来研究。进一步说，还应继续关注中共与国民党、伪政权、日军的多方关系。根据地往往处于日伪、国民党等多种势力的包围之中，只有加强对手方和友方的研究，才能更好地展现多方角逐的实况和发展变化的趋势。

　　再次，注重从区域社会视角探讨中共抗战，使研究能真正“落地”。在考察敌后抗战和根据地建设时，注意对所在区域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的关照。例如，对中共抗战生态环境的解释、抗战歌曲中东北地理和物产元素的运用、人民军队在新进入的敌后地区对经济因素的考量和地方势力的统战等，都反映了研究具有的“在地性”特点和丰富内涵。历史突然变动和转向的背后，往往隐藏着经济、社会、自然环境因素的交织互动，这些润物细无声的因素，也在影响着历史的走向。把“动态”与“静态”相结合，将中共抗战厚植于中国的沃土，仍是学者们的努力方向。

　　最后，强调历史、文化与理论维度。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持续了14年，对中国人民造成巨大伤害，同时也激发起中华民族空前深刻的民族觉醒和空前顽强的反抗意志，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不断发展和成熟。研究者需要从更长的时间维度去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走向自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倡导与维护的深层次原因、中国共产党重视理论建设和坚持实事求是等光荣传统、根据地建设中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与赓续、中国农村经济自给自足的韧性等。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发展，我们不仅仅要从取得反侵略战争胜利的角度观察抗日战争，也要从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的长时段观察抗日战争，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视角观察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