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雨：逆行东迁：1940年国立中山大学回迁粤北新探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2025-06-06 09:33:11

作者：洪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全面抗战时期，国立中山大学先迁云南澄江，1940年下半年又由西向东逆行回迁粤北，迫近前线，成为战时国立大学迁移的特殊例子。中大校内出现迁校呼声始于1940年3月，有学生称云南米价暴涨导致生活困顿，要求迁校，但出于生活安全问题与地方意识冲突，存在内迁四川还是东迁粤北的争论。广东省政府为推行新县制需要人才，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主动提出可让中大在粤设分校，并最终同意中大整体迁粤。究其原因，国民政府宣布进入第二期抗战阶段后，致力于推进建设，加强政治与学术联系，教育部调整国立大学在东南区域的分布和设置，中山大学回迁粤北正是这一高等教育战略安排并产生明显影响的举措之一，目的是襄助广东乃至整个东南区域建设。

　　关键词：

　　中山大学　内迁　陈立夫　第二期抗战　抗战与建设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高校虽然整体从东部向西部内陆迁移，但也有极少数学校在抗战初期西迁大后方后又回迁原省。国立中山大学（以下简称“中大”）1940年8月迁回粤北即为显例。其时，日军有侵占越南、威逼滇境之势，在云南的国立院校多选择再度深入内陆，而中大逆行于西迁潮流，举校东迁广东，逼近前线，各学院分散在广东省北部乐昌县、乳源县和湖南省南部宜章县复课。其迁移方向异乎寻常，个中缘由值得深入探讨。

　　战时中大的整体迁移，涉及国民政府、教育部、广东省政府、中大校方和中大师生各方，内中交涉曲折往复，诸多内情秘而不宣，并不为外人所知。以至于报刊众说纷纭，时人对于中大是否回迁广东，为何回迁，是部分学院还是全校搬迁，均不甚明了，即便当事师生，亦不了解事件全貌。似是而非的史料制约了后人研究，长期以来，学界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不清，缺乏基本的史实梳理，罔论专题研究。既有研究成果基于当时报道与时人回忆，对史料的利用存在明显不足，又未能细致解读材料，导致所论并非全貌，且有些观点值得商榷。官方档案的公开，揭示了1940年各方对中大迁校展开讨论的具体过程，此前形成的部分认知与观点亟待修正与补充。因此，本文拟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教育部档案为基础，试图通过对1940年3月至7月中大迁校决策过程的梳理，分析交涉各方的主张与立场，以此窥见战时教育与政治、抗战与建设的复杂关系。

　　一、 迁川还是迁粤?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中大迁离广州，于1939年3月在云南澄江复课。1939年底，云南米价暴涨，物价比初抵澄江时上涨三四倍，每月膳费达25元以上。学生抱怨每月12元的膳食贷金无法满足生活所需，教职员亦感米珠薪桂，难以维生。在这种情况下，有师生呼吁迁校。

　　关于中大回迁粤北的原因，中大校史一笔带过，简单概括为澄江物价暴涨，师生生活困难，校园疫情蔓延，西南地方实力派与CC派、朱家骅派矛盾激化，中共的影响及越南局势紧张等。不过，细读中大校方、师生与教育部的往来函电可发现，迁校决策夹杂着各种复杂因素，需要重新审视。

　　1940年3月起，面对不断增长的生活费用，中大师生多次发起迁校请愿。3月10日，中大最大的学生社团青年生活社召开全校性的“从米价突涨谈到迁校问题”座谈会，与会学生认为澄江物价飞腾导致生活艰苦，另有疫症蔓延危及生命，再加上生活无着的乡民劫掠学生，出现了不少盗匪事件，“不谋迁址，终非解决之道”。他们将商讨结果上呈教育部，称如果不马上迁校，教授、工友以及同学“惟有去校他图”，使学校面临解散危险。他们恳请教育部“速择生活低廉、治安有保障之地从事搬迁”。教职员也请学校转请教育部择地迁移，以解决生活困顿问题，安定战时学术工作。

　　此时校方和教育部对中大师生迁校请求不置可否。3月21日，中大校长邹鲁回复青年生活社称，已派人前往各地购粮，至于迁校问题，“是体重大，须详加考虑，始能定夺”。教育部对迁校避而不谈，只回应粮食与补助费已另行筹拨，表明当局并不同意因米粮问题而轻言迁校。

　　其后部分学生提出，除了粮价上涨，校政腐败也是导致学生生活困难的主要原因，指责邹鲁办学不力，提出迁川办学主张。4月，一部分中大学生通电各机关，控告校长室秘书萧冠英把持校务等7项罪状，要求将其撤职。随后，仲静瑜、刘鸿骞等200余名学生第一次联名上书国民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称“一隅僻处，校政更非，需求难应，物价奇昂，求学谋生两俱不利”，进而从校政腐败、管理不善等方面历数迁校缘由，称只有将中大迁往四川，远离广东地方势力，在教育部就近督责下进行校政改革才能根本解决，否则仅靠增加贷金、筹拨粮食于事无补。

　　上述两封函电时间相近，表述相似，背后有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影子。1938年8月，中大校长邹鲁入京襄助政务，聘大埔同乡、工学院院长萧冠英兼任大学秘书长，令其代理校务。陈立夫对此已有不满。1939年5月，教育部颁发《大学行政组织补充要点》，陈立夫要求中大据此改组行政组织，于1939年9月和12月两次要求中大撤销秘书长一职，由教务长、训导长或总务长代行校务，并直指萧冠英兼职太多。1940年1月，邹鲁虽然改聘萧冠英为校长室秘书，但依然令其“代理校务”，未执行陈立夫命令。3月来中大迁校声势高涨，CC派将驱逐萧冠英与迁校运动捆绑，利用学生想迁校改善生活的心理，提出“迁校倒萧”口号，以壮声势。此举果然有效，4月初，邹鲁、萧冠英先后请辞，8日，教育部准邹鲁给假调治，派广东省政府委员许崇清代理校长职务。

　　“迁校倒萧”运动在澄江县城闹得沸沸扬扬，谣言纷传，让时任澄江中学校长的解德厚对派系斗争一说深信不疑，忆述陈立夫为了控制中大，曾要求将中大迁去重庆与中央大学合并。这导致后来研究者信以为真，误将两次运动混为一谈，认为陈立夫确有此心，所以广东地方实力派要求将中大还粤，以对抗CC派迁川之议。

　　事实上，陈立夫只是借迁校之势达到驱萧目的，并没有真要将中大迁往四川的想法。从1940年4月起，陈立夫和广东省政府已在协商中大在粤设分校事宜，并未反对中大迁粤，更无迁川之意。萧冠英离开中大后，CC派煽动的“迁校倒萧”运动也就结束了。5月1日，教育部回复行政院秘书处，驳回学生将中大迁往四川的主张。中大青年生活社干事罗培元也认为，驱萧与迁校是两个事，CC派为加强“驱萧”的号召力，遂利用当时高涨的迁校呼声，提出“迁校倒萧”的口号。这意味着陈立夫的“倒萧”目的已实现，而此后中大校内接连不断的迁川声浪实为师生的自发行动。

　　中大学生继续上书请求迁川，原因之一是校内地方意识冲突。呈请迁川的签名学生中，大部分并非粤籍学生，其中几次领衔请求迁川的仲静瑜、刘鸿骞分别来自江苏镇江和浙江乐清。这些主张迁川的学生对粤籍校领导和广东省政府的攻击背后，存在省籍观念冲突的因素。战前还在广州的中大是一所地方色彩较浓厚的国立大学，校内的粤籍师生占绝大多数，1937年度粤籍毕业生占总数的82%。西迁滇省后，报考及被录取的广东省外学生渐次增多，1939年考进来的新生中有一半并非广东省人。突破地区性大学的同时，又带来了新的广东与其他省的畛域矛盾。邹鲁、萧冠英等人浓厚的地方主义向来备受诟病，中大粤籍师生“自居主人地位”，与外省师生平时相处多有摩擦。邹仲刚等非粤籍学生曾控诉在校遭校方漠视，又为粤籍同学排挤，他们认为，此次回迁前线有背西迁云南赓续文脉的初衷，是以质疑此举是广东地方势力与粤籍校领导的省籍观念作祟。中大内部非粤籍与粤籍之争，使得迁川派对广东势力攻击不留余力。

　　4月初许崇清被任命为中大代理校长后，当月下旬校内便出现了迁回广东的主张，且呼声越来越高。5月上旬，中大学生再度致电陈立夫并要求转呈蒋介石，“闻属校有迁粤说，窃以为不可，生等一致请求迁川”，落款为“中山大学学生刘鸿骞等千余人”。年初以来中大接连爆发多次学潮，此次校内意见冲突，教育部不得不安抚学生，先是在回文中缓和语气，表示“据该校学生刘鸿骞等冬电反对迁粤请求迁川，碍难照准，等情。本部并无准许该校迁移之说”，电文中删掉了针对迁川主张的“碍难照准”字样，转而向学生表明教育部无论对中大迁川还是迁粤，都没有明确表态。

　　5月9日，刘鸿骞等300余名学生第二次联名上书教育部，对比四川与粤北的优劣，列举了6条反对迁粤的理由。主要包括：第一，迁往粤北有背昔日从广州迁滇之初衷，且往前线容易遭敌机摧毁;第二，担心中大邹鲁一派残余势力与广东地方势力结纳，阻止校政改革;第三，粤北不如四川容易延聘名流学者;第四，粤北缺粮，无法解决粮食问题，而相较之下四川有天府之国之称，能够节省生活费用;第五，四川靠近重庆中枢，有利于思想统制，迁粤或将利于中共在校内开展活动;第六，反对迁粤、尤其是先迁部分学院，以保持学校完整性。刘鸿骞等人力陈“迁粤有百弊而无一利，迁川有百利而无一弊”，并称将分别转呈蒋介石和国防最高委员会，给教育部施加压力。

　　中大学生举行各院迁址测验，显示研究院、理学院和工学院多主张迁川，而其他各院多主张迁粤。中大校内迁川派声势不小，但教育部依然没有松口。为避免引发学潮，教育部一面声称“并无准许该校迁移之说”，一面将学生函电抄送代理校长许崇清，告知校内迁校争论情形。

　　许崇清长期担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与广东省政府委员，与中大师生关系相对隔阂，在考虑迁校一事上并未过多顾及迁川派的意见，其接掌中大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促成中大迁回广东。中大教员谢哲邦曾谓，许崇清以回粤为接任条件，如中山大学不迁回，则不就任。许崇清接到代掌中大的任命后，已在陈立夫亲信、广东省政府委员高信的陪同下飞至重庆请示校务，实际上就是与重庆国民政府商量中大迁粤事宜。也就是说，自4月许崇清担任代理校长起，教育部和以李汉魂为代表的广东省政府、以许崇清为首的中大校方，已经就中大是部分迁粤还是全部迁粤展开讨论。

　　教育部屡次驳回迁川呈请，许崇清抵达昆明后，社会上又纷传教育部即将同意中大迁粤。6月17日，主张迁川的学生遂第三次联名上书教育部，全佩钧等400多名学生签字。他们就迁川与迁粤之利弊再作陈明，详列5条理由。其中迁川可以节省生活费用、身处后方相对安全、比较方便聘请人才3条与第二次联名上书内容基本相同，另主张两条新的理由：第一，主张迁川的人数比较多;第二，质疑广东省政府提出的将部分学院迁回粤北的要求，认为国立大学如何办校毋须广东省政府插手与多言。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次联名上书的学生领袖全佩钧是广东省廉江县人，并非像前两次上书的刘鸿骞等人是省外学生。这意味着，出于生活与安全考虑，也不是所有粤籍师生都赞成迁粤。大部分师生认为，四川为产米富裕之区，又处大后方腹地，能保障校产与师生安全，而广东米粮素赖他省接济，迫近战区，不适宜战时办学。按文学院教授李吴祯的意见，战争局势下国立大学应以赓续文脉为主要目的，迁校地点选择应注意物质的供应较丰富、地点较安全，以便师生安心研究。6月7日，理学院全体教授也向教育部提出，迁校应就近选择安全地址，以维护学业、研究与图书仪器安全，迁粤北有碍师生学业。师生为求安定而接连提请迁川，无可厚非，似不能全然从派系斗争角度揣测迁川主张。

　　6月22日和25日，教育部分别收到上述两封函文，但此时教育部已与李汉魂、许崇清达成一致，于6月21日指令中大迁粤，因此并未回应师生的迁川呈请。中大校内的迁川与迁粤之争告一段落。

　　以往研究者误以为迁川是陈立夫的主张，没有提到中大校内迁川与迁粤之争，而这是理解师生立场与教育部态度的关键。4月，陈立夫派为驱逐萧冠英借迁校运动之势，发起“迁校倒萧”运动，在这一阶段，“迁校”实为手段，“驱萧”才是目的。5月，陈立夫借此将萧冠英撤职后，并未理会迁川函电，并在其后屡次拒绝迁川，可见其并不同意中大迁川。但中大校内的迁校运动并未停止，反而由派系煽动的“运动学生”转为学生自发的“学生运动”，主张迁川者先后5次上书教育部，其中3次以长文陈述主张，在阐述理由时，除提到物价上涨因素，也强调校政为粤人垄断，以致行政腐败，背后实是学生之间的省籍矛盾，以及师生对生活和安全问题的忧虑，与派系斗争关系不大。而许崇清积极推动中大迁往靠近前线、缺米少粮的粤北，透露出中大此次迁校也并非主要出于战时生活与安全需要，而是服务于广东需求。

　　二、 部分迁还是整体迁?

　　在部分师生争取迁往四川的同时，教育部与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中大代理校长许崇清等已经在秘密讨论迁粤事宜，其分歧主要在于迁部分学院还是全校整体，以及搬迁经费由谁承担。

　　自广州沦陷，广东绝大部分院校内迁西南省份和港澳地区以后，当地的高等教育陷入低谷，导致青年学子大量失学。已有学者注意到广东省政府是为了适应学子就读需要而请求中大回迁，但这并非广东省政府的唯一诉求。1938年12月，李汉魂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意图革新政治，然而大学外迁，人才缺乏，无法满足建设需要。广东省政府机关报《大光报》几次发表社论，提出要提高行政效率，必须要充实抗战建国各方面专门人才。1940年春，时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的蒋廷黻视察湘、赣、浙、闽、粤、桂六省后认为，粤省的政治成绩最差乃因“省政府的人才不足”。

　　为延揽专才改革粤政，1939年底广东省政府准备实施包括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军事建设、文化建设四大建设内容的新县制，主要内容是革新政治方面的行政与文化方面的教育。“行新政用新人”，需要20万人以上的新干部，新县制下的国民教育也需要增加9万名小学教师，而要培养人才非大学不为功。1939年11月，李汉魂函请邹鲁将中大迁回广东，但没有后文。1940年3月，李汉魂致电教育部，称自中大迁滇后，广东境内没有国立大学，导致培养高素质人才面临极大困难，鉴于各省均设有国立大学，请教育部准予将粤省内学院合并改组为一所国立大学。

　　1940年4月2日，陈立夫驳回广东省政府增设国立大学的方案，主动提出可令中大在广东省设立一年级分校：

　　中山大学前以广州沦陷迁滇，俟战事平定以后，仍须迁回原址。该校为纪念总理而设，与粤省关系特深，现虽暂迁设滇省，员生仍多粤籍，与粤省保持特殊之关系。必要时可令设置分校，招收一年级学生，收容意愿投考其他各校未设各科之学生。

　　陈立夫的回复透露出三个重要信息。其一，承认中大与广东省关系深厚，承诺战后中大须迁回广州。其二，明确指出广东不必设立新的国立大学，否决了广东省政府的请求。其三，可令中大在广东省设置一年级分校，满足广东省的人才需求。陈立夫的回复实际上提出了中大部分迁回粤北的主张，从另一个角度也表明从全国教育布局与各省教育需要考虑，教育部自始至终便不同意中大迁川。

　　值得注意的是，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朱家骅虽然长期与陈立夫CC派有隙，但在迁校一事上也同意中大部分迁回粤北的建议。朱家骅曾任中大校长，其党务干部主要来自中大，中大回迁有助于其培植在粤势力。李汉魂因在广东省的政治基础薄弱，为紧攀中央党部，于1939年曾通过时任广东省政府委员的郑丰（朱家骅履新中大校长之际，郑丰为在籍学生）组织中山大学同学会，建立与朱家骅的联系。在得知许崇清已商得教育部同意中大迁粤后，1940年5月17日，朱家骅联合李济深、陈济棠、陈诚等要人致电李汉魂，称由于中大全部回迁所需经费过高，建议可先在粤北设中大分校，迁回两三个学院，由广东省政府拨给迁移费30万元。李汉魂接受了朱家骅等人的提议，于22日向陈立夫提出，广东省政府刚开始施行新县制，迫切需要农业、工业建设人才及行政干部人才，因此愿拨20万元先迁回农学院、工学院和法学院。朱家骅一反逢CC派必立异的做法，支持陈立夫部分迁回中大的主张，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也无异议，可见关于三方在中大迁校问题上有矛盾的说法站不住脚。

　　不过，广东省政府并非不希望中大全校回粤。有粤省官员提出，为了解决广东学生失学问题，昭苏广东文化，同时协助广东政治革新，请教育部饬令中大迁回广东，由教育部设立迁移经费，不敷之数再由省府酌量拨助，广东省政府“原则通过”此提案，可见李汉魂与广东省政府之立场。但从朱家骅等人的函电中，李汉魂意识到中央似不打算拨助搬迁费，如仅靠广东省政府拨支，只能承担部分学院回迁。

　　许崇清坚持全校回迁，并建议由广东省政府承担迁移费，教育部承担建设费。为打消中央顾虑，6月12日，许崇清同时致函蒋介石与教育部，详细陈明举校迁粤之理由。他在电文中表示“深知该校内情复杂”，似针对校内派系纷争与迁粤迁川争端所言，认为当前中大亟须解决者为经费及迁校二事。其先提中大校款支绌，请求教育部补助，接着回应迁校问题，称澄江卫生堪忧，时有疫病，物价高昂，生活困难，不适合办学与整顿校务，强调迁校之必要。他强调，如果只迁移部分学院回粤，分地设校，不仅校务管理难以兼顾，经费开销亦将增倍，不管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均觉浪费”，而且留在澄江的师生人心浮动涣散，有碍学校安定，“故为整顿计，实不得不全部迁移也”。关于经费问题，他认为国立大学在地方办学应由教育部和广东省双方合力出资，故建议由广东省政府补助学校整体搬迁费用，约35万元;由教育部补助迁粤后临时校舍的建筑、校具购置与学生旅费补助等费用，约30万元。

　　至于许崇清积极推动中大全校迁回广东的目的，通过对比多封档案函件可发现，虽然其向陈立夫商议时“提出的迁校理由是另一套”，即生活问题，但其实是利用学生多次向教育部上书所造成的声势而展现校方道义。他曾在多个场合宣称：“中大由滇迁回广东，并非因为云南物价昂贵、生活过高，实为广东文化建设、经济建设而迁回来。”

　　中大师生在迁校方向上虽然存在迁川或迁粤的分歧，但都反对分地办学。主张迁川的学生听闻中大将迁部分学院回粤的消息后，认为是学校有人为谋利禄，将自己所任教之学院迁粤，以便兼事政治活动，坚持“属校乃整然一体，绝不能分迁各地，致精神分散，指臂不灵，影响前途。果真各院分迁而以某某学院迁粤，适所以遂自私者之图，属校前途，将不堪问”。当得知广东省政府要求先迁工学院、农学院和法学院之后，有学生表示：“夫以整个完善之学府，岂容有支离破碎之现象?果真爱护教育，尊重国家教育行政，当不至此。”

　　6月中旬，教育部奉蒋介石之令与许崇清再次面商后，准许中大部分学院回迁广东。6月21日和27日，教育部分别电复广东省政府和许崇清，并呈复蒋介石，内容基本相同：同意中大迁粤，但反对由教育部与广东省分担搬迁经费的请求，直言“本部无款可拨”，只承诺酌量发给补助，由广东省政府承担迁建费，迁移农学院、工学院或法学院中的一院或二院。

　　也就是说，在7月越南局势紧张之前，教育部已正式批准中大回迁部分学院。这也表明滇南告急并非中大迁回粤北的主要原因。亲历此事学生吴逸民也否认了中大从澄江迁坪石是因日军威胁云南的说法。

　　就在教育部准予中大部分学院回迁的指令发出后不久，传来日军将要进占越南的消息。滇越铁路被封锁后，国民政府担心日军随时攻滇，于7月密令在滇各国立院校立刻作迁徙准备，中大迁粤也被纳入昆明国立各校迁移计划案内，得享国家经费。7月3日，教育部分别密电许崇清与广东省政府，同意中山大学全部迁移，费用由国民政府在滇高校搬迁费项下拨给，再由广东省政府补助20万元，实际上采用了许崇清一方此前关于部、省共同承担中大迁校经费的提议。至此，教育部终于正式同意中大全校迁往粤北。

　　由此可见，中大迁粤确实有许崇清、李汉魂等广东地方实力派的要求，但并非出于政治斗争，陈立夫、朱家骅对迁粤亦无异议。中大从相对安全的大后方逆行东迁至迫近前线的粤北，并不寻常。许崇清坚称东迁回粤是为广东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社会上流传的所谓日军进占越南和澄江生活成本高等只是消极且次要的原因。不过，1941年7月，中大理学院教授张云取代许崇清成为代理校长后，在当年撰写的中大校史中，将回粤原因总结为澄江物价暴涨、师生生活困顿、日军威胁云南三个方面，称国民政府为赓续文脉而令中大迁回粤北。前后两任代理校长的说法两相矛盾。推其原因，或为张云作为朱家骅派，上台后意图淡化许崇清、李汉魂等广东地方实力派在中大的影响，而以表面原因取而代之，由此误导了后世学者。

　　三、 全校东迁建设东南

　　中大师生、以许崇清为首的中大校方与李汉魂代表的广东省政府的主张与目的已先后明确。我们还需要继续追问，教育部为何主动提议中大在广东设立分校。1940年6月下旬，越南危机还未扩大，云南大后方相对安全，国民政府为何准予中大迁回广东?

　　从习惯上来说，广东属华南地区，但在战时教育、交通、税务、盐务等事务中，国民政府将其划入东南区域统一管辖。既往研究对战时东南地区的国立院校关注不多，较少谈及国民政府对大学协助地方建设的要求与实际成效。实际上，1940年中大东迁并非孤立事件，通过整体观察1940年前后东南地区大学变动，可发现其背后是国民政府进入第二期抗战后的战略转变在大学教育上的体现。

　　武汉、广州沦陷后，国民政府宣布进入第二期抗战阶段，战略由抗战向建设调整，强调动员前方后方，尤其是沦陷区及邻近战区的一切抗战力量，加紧建设，重视教育效能、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大学能担负政治动员、文化宣传、人才培养及技术推广等任务，是推进抗战建国不可忽略的力量。1939年12月，教育部颁布《教育部第二期战时教育行政计划》，要求运用高等教育设施协助地方政治、文化、经济事业，号召青年，团结人心，同时调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之科系设置与地域分配：

　　划全国为若干大学区，每区至少配置国立大学一所，特别注意研究本区内文化、历史、社会、经济等特点，并与区内政治、文化及生产事业机关联系合作。

　　陈立夫在决定战时各校迁移地点时，尤其注意在地域上合理分布的原则。1940年4月，教育部进一步发布《教育部制定之专科以上学校分布原则》，强调要“指定重要及适宜地点”设立院系完备、设备充实的国立大学，不仅要负责所在地点，还要兼及邻近区域的社会文化及生产建设等问题。当时，有悖于这一思想所办的大学，政府都不予以立案，并勒令解散或归并，符合这一思想要求的大学则应运而生。

　　国民政府综观全局，指出东南省份沦陷区与国统区犬牙交错，为了争取东南民众，避免青年学子附逆，应急切注意战区后方地区的政治工作，并要求延续、提高战区的教育文化水平。此时东南的国立大学只剩国立厦门大学一所，蒋介石、陈立夫、蒋廷黻等政府要员多次表示对它寄予厚望，教育部将筹办中的省立福建大学法学院并入厦门大学，扩充厦大院系，令其负责福建人才培养。教育部还有意在东南国统区增设国立大学。1939年3月，因浙江省内无国立大学，国民政府令迁到广西的国立浙江大学在浙赣交界处设立龙泉分校，专招一年级新生;其后又核准成立浙江省立英士大学，1943年改为国立大学。1940年，江西筹备国立中正大学，预备培养一批有高等教育水准的公务员提高政府人员的工作效率。虽然当时有人提出国立中正大学的科目普通，建校似非当务之急，但仍然获批成立，弥补了江西省内无国立大学的空白。由此可见第二期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高层对东南教育的关注。

　　陈立夫与李汉魂、许崇清等人讨论中大迁粤问题，正是发生在《教育部第二期战时教育行政计划》《教育部制定之专科以上学校分布原则》接连颁布之时。粤北毗邻广西、湖南、江西，有粤汉铁路贯通，是连接东南与西南大后方的交通枢纽，加上广东与整个东南地区缺少国立大学，无疑属于教育部要求的“重要且适宜”的地点。有报纸将中山大学决定将东迁粤北这件事，与江西筹备中正大学、浙江设立英士大学等事件联系起来。1940年5月，汪伪在广州设立伪广东省政府后，与伪政府争取人力更显必要，在第二期抗战及日本在沦陷区推广奴化教育的背景下，广东社会呼吁大学迁返粤省，以促进战时教育的效能，反击敌人的文化攻势。教育部批准中大回迁粤北，也是因应第二期抗战需要，充实东南地区教育的一大举动。许崇清宣称，中大回迁粤北，有集中发挥前方与后方，乃至沦陷区内一切力量，与日军争夺沦陷区人力物力的目的。他在《告别澄江民众书》中云：

　　同人等此次回粤，无异趋赴前线，冀克尽国民一份子责任，良以现代战争，前方后方同属重要，且敌寇所占，不过少数据点，而前方广大土地，千万民众仍在我掌握之中，则军事与教育，自不得不统筹兼顾。

　　战时东南半壁沦陷，但赣南、闽西、浙东南等依然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日军在广东的占领范围仅限于广州、珠江三角洲和沿海地区，粤北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广东省政府统治之下。中大迁到粤北，有立足广东、面向西南与东南的地位，既能收容广东及邻近湖南、广西、江西、福建等省的国统区学子，协助国统区进行政治与文化建设，也能吸引广东、江西、福建等省份的沦陷区学生，避免沦陷区学子附逆。时人将中大回迁粤北意义指为“为了适应东南的需要，举起了文化的火炬，照着东南各省的青年，开拓辽远的前途”。

　　许崇清的言论既直接表明了校方将学校回迁粤北与第二期抗战国家战略要求勾连起来，也体现了中大自我期许的国家抱负。回顾中大校史，在办学上虽不免存在地方性色彩，但成立之时就怀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超越省界的全国意识。社会上很多人把国立中山大学当作广东人的大学，中大学生认为该看法非常幼稚可笑：“试问孙中山先生是中国人的国父?还是广东人的‘国’父?”中大同学会700余人一致呼吁中大于1940年暑假前全部迁回广东，也强调此举的全国意义：粤省为革命策源地，今又为抗战前线，“事关母校前途，亦即国家民族前途所系”，迁回广东有助于抗战建国大业。此次回粤支援抗战与建国工作，正响应了国家教育的整体安排。

　　毋庸讳言，饱受战争威胁与粮食短缺之苦的师生，并非都认可当局的决定。89名中大教授直言，学校迁回粤北“并非出自教授等之请求”。也有少部分学生决定留在川滇，不随校东迁，如仲静瑜即前往四川借读于国立中央大学。文科研究所学生徐中玉在回迁后，依然建议各研究机关应从速迁往最深腹地，即四川西部一带，以免经常迁移。各种意见纠缠，显示在战时推进建设面临的困境。

　　如师生所料，耗费半年跨越2000多公里迁移路程后，中大的图书仪器损失严重，在粤办学也遭遇诸多困难，引起校内上下不安。不过，东迁后的中大在相当程度上支援了东南地方建设。其时同在东南的国立大学中，厦门大学直到1941年尚只有4个学院13个学系，新设立的中正大学和浙江大学龙泉分校规模有限，而中大配备7个学院33个系，另有3个研究所内含6个学部，因此刚迁回粤北便收容了大量转学生、借读生、复读生等，在校人数达3334人，为创校以来的最高纪录，缓解了东南各省学生的失学问题。为便利省外东南学子报考，1941年中大牵头联合厦门大学、广西大学、中正大学、蓝田师范学院等国立院校进行联合招生，除在广东和香港等地外，还在湖南长沙、广西桂林、江西泰和及福建长汀设立招生分处，招生名额达1290人，打破了历年纪录。与此相较，留在福建的厦门大学1941年的招生名额仅300余人。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感慨，单独负担粤汉铁路线以东国立最高学府的全部责任时，遇到很多困难，近来随着东南高等教育机关的增加，可以把责任交由其他国立院校分担，稍显轻松。这些事例展现了中大东迁的积极效应。

　　中大与广东省及邻近省份各部门协作，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第二期抗战最急需的政治工作和文化宣传。其师范学院除负责广东教育之外，还按教育部规定负责福建的中等学校教育辅导，肩负广西、湖南、江西等各省中等教育师资的供应。位于湖南宜章的中大农学院除协助广东省政府设立各种农事试验场外，又与广西省政府、湖南省政府合作改良蚕桑及林垦事业，设立演习农场时也综合考虑大庾岭区域广东、湖南、江西三省需求。有舆论称：“在炮火连天的今日，一班学府都只有向后退缩，而中山大学却向前线挺进了”，肯定中大东迁是“要在东南半壁筑成和巩固文化堡垒”，配合了军事与政治的斗争，展开学术抗战。

　　中大东迁也开了国立院校回迁东南的先例。1940年，战初迁至云南昆明的国立中正医学院为求安全而改迁贵州镇宁，受到蒋介石严厉批评：“以我的名字为院名，为什么要迁出江西躲到西南?江西还有地方，应该马上搬回去”，全院于1941年暑假被迫东迁至江西永新。该校从大后方回迁东南国统区，很难说没有受到中大东迁的影响。

　　结语

　　1940年下半年，国立中山大学主动回迁原籍，毗邻前线办学，是抗战教育史上的特殊现象。受原始、关键档案资料的限制和回忆录的引导，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长期不为人所知，各方就学校迁往四川或是迁往粤北、回迁部分学院还是全校搬迁两个重要问题展开的多次争论和博弈，研究更付阙如。与既有印象不同，坚持迁川主张的一方是中大师生，陈立夫反而是首先提出中大在粤设分校，从而开启迁粤讨论的一方。至于学校最后决定整体迁回粤北的原因，学界旧说不无可议之处。各方往来函信显示，中大部分粤籍与其他省份的师生或因生活问题，或因地方意识，请求将中大迁往四川，未得教育部许可，说明CC系将中大与重庆中央大学合并说法子虚乌有，以许崇清为首的中大校方与李汉魂代表的广东省政府则希望中大回迁广东，襄助地方建设。在中大部分还是整体迁回粤北争论中，陈立夫、朱家骅与李汉魂均主张一致，说明三方在中大迁粤问题上不存在太多矛盾。关于学校安全与粮食供应，迁四川显然优于粤北，但后者胜出，反映了生活问题也非中大迁粤之主因。在日军欲进攻滇南之前，教育部已经同意中大部分迁回粤北，因而战争威胁说与其说是回迁主要原因，不如说是加速整体回迁的一个因素。

　　而通过转换视角，将学校内史与外史研究结合，尤其是采取以外史为主的视角，将中大全校回迁粤北置于当时的战局政情之下，才能得到深入且合理的说明。据此发现，其时国立大学迁移与办学必须配合最高统帅部第二期抗战战略要求，概言之，国民政府及其教育部落实第二期抗战有关战区后方与前方并重，政治重于军事的战略指导，要求大学办学配合战区尤其是包括广东在内的东南地区建设，以及中山大学自我期许的国家抱负，才是其迁回粤北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此而言，高等教育如何因应全面抗战时期的战局与政局变化发展，教育与政治、抗战与建设的配合关系，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