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雪彬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边政机构改革之思考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2025-08-02 10:16:53

　　作者：武雪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的边疆危机全面爆发。具有抗日爱国使命的知识分子纷纷将目光投向边疆，把研究边疆作为以学术支持抗战的重要方式与路径，从而掀起边疆研究热潮。他们把边疆问题与抗战大业、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结合抗日战争中出现的现实问题，深刻反思当时边政机构的弊病，由此引发关于改革边政机构的讨论与倡议。这既包括中央边政机构蒙藏委员会的改组，也涉及边疆地区历史遗留的盟旗制度、土司制度、西藏政教制度等的存废之争。知识分子对边疆制度及边疆治理问题的关注和讨论，虽未能在实际上推动国民政府边政机构的改革，但增强了民众的边疆危机意识，推动了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进程。

　　关键词：

　　抗日战争　边疆治理　学术抗战　蒙藏委员会　日本侵华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妄图分裂中国，西方列强趁机在中国边疆地区挑起康藏冲突、青藏战争、班洪事件、内蒙古“自治”等，使中国的主权完整受到严重威胁，引起国人关注。国内知识分子纷纷把研究目光投向边疆地区，在学界掀起继晚清西北史地学之后的又一次边疆研究热潮。此次热潮呈现出的显著特征是，把历史问题与现实相结合，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

　　近年来，学术界对抗战时期中国的边疆研究热潮多有关注，并从边政学、边疆学等角度展开考察，涉及边政机构的制度沿革、职能效力等方面。但现有研究成果对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围绕边政问题展开的思考与阐发的改革建议，关注较少。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围绕边政的讨论内容广泛，不仅有对历史源流的回顾，更有对边政机构的问题研究和改革建言;这场讨论不仅贯穿了整个抗战时期，甚至延续到战后的反思阶段，展现了爱国知识分子走出书斋、学以致用的现实关怀。本文围绕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对边政机构改革的讨论展开研究，也兼及战后的回顾与反思阶段，以丰富对知识分子在文化抗战及边疆治理中作用的认识。

　　一、 边政机构研究的兴起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对于边政机构的关注与研究隶属于整个边疆问题之下，这些关注都与日本侵华引发的主权危机息息相关。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吞并整个中国的野心日益暴露，其对东北的殖民统治让当时的知识分子忧心忡忡：“不久以后，不但东北人民可以忘却东北之印象，窃恐我关内人士亦且模糊其不明，河山变色，莫此为甚。”不仅如此，东北沦陷后“满蒙问题也，新疆问题也，西藏问题也，云南问题也，无不纷至而沓来”，“(满洲、外蒙、内蒙、新疆、西藏、西康、云南)，便占去八百万平方公里，约百分之七十。中国现在，已只余半壁江山，如果绥察终于失陷，云南西康又为英国所蚕食，不特中国的地图更要缩小，华北、西北、四川诸省沦为边疆，而且整个国家恐也不能苟延残喘了”。这些边疆问题有的在抗战之前就已经出现，在日本侵略下进一步加深;有的是日本侵略下引发的新的领土危机。面对日本侵华脚步的加快，以及越来越严峻的边疆局势，时人认识到边疆问题已经成为事关国家存亡的重大问题，遂发出“中国的命运在边疆问题上可以决定”的呼吁，要求政府重视边疆治理。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相继占领北平、天津、太原、南京等重要城市。在国破家亡的重重打击下，更多人对守土卫国有了切身体验，“国难到了最后关头。这样危急的局势遂激起了全民族团结奋斗的决心”。此时，边疆危机无法回避，守护边疆成为职责，如何治理边疆自然成为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需。知识分子把边疆与国家命运相结合的叙事逻辑，凸显了边疆的重要性，更易引发国人对边疆局势的关注。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投入边疆研究，他们在行动上体现为以笔为枪，运用文字进行抗战。各学科知识分子都从不同层面与视野展开对边疆问题的研究，或是涉及边疆历史，或是直面现实问题，掀起了研究边疆的热潮。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主要通过创办关于边疆研究的期刊来表达边疆治理理念，其中如20世纪30年代创办的《新亚细亚》《边事研究》，以及1941年创办的《边政公论》等都是刊发边疆问题研究的综合性期刊。这些刊物影响深远，成为知识分子表达边疆理念的重要阵地。可以说，在抗战救国的时代诉求下，关注边疆成为一种“时髦”现象。民族学家、历史学家马长寿在回忆近代中国边疆研究时深刻总结道：自从抗战开始后，边疆研究，“尤其是西南边疆的研究，它和其它学科的研究恰然相反，呈现一种空前的热烈与紧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王庆成在读高中时就把“边疆屯垦”作为学习志向，可以说是当时知识分子主动关注边疆、研究边疆的一个时代缩影。知识分子对于边疆研究的呼吁，根本目的是要解决边疆危机，尤其是要改变边疆危机的现状。正如地理学家胡焕庸所说：“年来外患日亟，边警频传，注意边疆，研究边疆，经营边疆之呼声，乃随边患之增高而增高，此所谓亡羊补牢之计也。”一时间，出现了“抗战之顷，各科人士皆谈边疆”的趋势，边疆研究从一门“冷学”迅速发展成为“显学”。

　　抗战结束后，知识分子并不避讳对于国民政府边政机构的讨论乃至抨击。无论是边疆问题出现的原因，还是解决边疆问题的策略，知识分子都认为建设好边政机构是无法绕开的问题，边疆学者许公武就深刻总结道：“欲建设新中国，必不能忽略边疆建设，欲建设边疆，必自健全边政机构始。”而蒙藏委员会专员张汉光也回忆道：“最近一年多来，我国边疆，外蒙独立，新疆动荡，西藏若即若离，内蒙迭次要求自治，东北陷于混乱，台湾复有二·二八事变，几于无日不呈风雨飘摇之况。由于问题之日趋严重，中央边疆政策，边政机构以至边疆地方政治制度，乃为国人讨论之中心。”边政机构在边疆治理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知识分子从边政机构来审视边疆危机和边疆问题是极具理性的思考，他们认为，边疆危机和边疆问题虽然由日本引发，但也需要从中国国内特别是施政者身上寻找原因。

　　由此可见，抗战时期的边疆研究涉及广泛，影响深远。从知名学者到青年学生，从传统史地学到新兴的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众多爱国知识分子纷纷投入到边疆问题的研究中，甚至出现了“一般不相干的人士，或劳驾远征，或闭门坐谈，亦往往以边事边情为集注之点”的现象。在国家面临危机之时，知识分子自觉把学术发展成“救亡图存之学”，甚至把这一研究热潮持续到抗战结束后，以期进一步总结和反思抗战时期的边疆治理实践。

　　此前，晚清西北史地学是对近代以来列强觊觎中国引发边疆危机的回应，侧重于从边疆历史看待现实问题，“研究当代史以谋振兴之途;针对边疆危机而研究边疆史地，以谋筹边之道;针对外夷入侵而研究外国史地，以谋御侮之策”。抗战开始后，学界鉴于“国际风云紧急，强邻压境”的现实，较之历史问题来看，更加注重现实问题，力图从现实中寻找边疆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边疆问题的策略。

　　从总体上看，知识分子关于边政机构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议题：其一，国民政府负责边疆治理的中央边政机构——蒙藏委员会;其二，民国以降乃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依旧沿用的清朝边政制度，包括盟旗制度、土司制度、政教制度等。

　　然而，与知识分子几乎共同主张改革蒙藏委员会不同，关于这些历史遗留的边疆治理制度的讨论，知识分子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意见，最终也未能提出新的边疆治理制度。

　　二、 蒙藏委员会的改组之论

　　蒙藏委员会源于清代的理藩院，民国成立后设蒙藏事务处取代理藩院，后逐渐变成蒙藏事务局、蒙藏事务院，成为治边机构。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蒙藏委员会，成为政府管辖和治理边疆的唯一中央边政机构，职责是审议蒙藏行政事项和计划蒙藏各种兴革事项。

　　随着边疆危机的爆发，知识分子在思考其背后的原因之时，也开始关注蒙藏委员会在边疆治理上的政策与能力。他们的讨论主要展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发掘和揭露蒙藏委员会在治理边疆上的诸多问题，尤其是与清代理藩院进行纵向对比，从强烈反差中进一步发现问题;其二，与批评性建议相并行，围绕蒙藏委员会的改革以及前途提出建议，其中颇值得关注的是当时已提出要成立新的中央边政机构——边政部取而代之，并围绕此新机构的建设发表了诸多设想。

　　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对蒙藏委员会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制度不健全、工作敷衍应付上。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据东北，直逼蒙古地区，且已表现出谋取华北的意图。此时，知识分子对蒙古地区的危机感上升，自然关注到蒙藏委员会的工作。1933年，有知识分子通过实际调研和考察发现，蒙藏委员会在边疆治理上消极被动，对于边疆情况了解很少，也不愿意主动去实地调研，“对于蒙古人民内情之研究、改革之方案，每易忽略，因而发生种种隔阂”。这种现象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在边疆问题发生之时，由于了解甚少，蒙藏委员会拿不出具体的举措和有效的策略。地理学家蒋君章颇具讽刺韵味地指出，蒙藏委员会“在过去，只是一个空洞的机关，委员都是闲散人员，虽时有会议，总是无甚结果，所谓‘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恰好是蒙藏委员会的写真”，并发出了蒙藏委员会非加以改组不可的呼声。

　　蒋君章的上述言论表达了当时国人和众多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声，此后关于蒙藏委员会的改革逐渐成为知识分子共同热议的话题，首当其冲的要求就是建言国民政府改组蒙藏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全新的边政部。

　　然而，新的边政部迟迟难建，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此有所讨论，认为边政部难以成立既有时局因素，还有经济困境和人事问题。一方面，蒙古王公等地方势力极力反对，且与其倡导“自治”的理念相冲突，因此，在地方的推行很困难;另一方面，经济上的困难也导致这一设想无法实现。时人曾统计，蒙藏委员会经费原为每月3.2万元，改部后最少要增加3万元，变成6万余元，这在当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是很难实现的。最后，如何安排蒙藏委员会的人员也是一大难题，如蒙藏委员会有16名委员，改边政部后变成部长1名、次长2名，其余委员很难安置。类似的讨论还有不少。

　　知识分子对蒙藏委员会的批评和要求建立边政部的言论，虽然充满了现实考虑，但并未指出问题的核心。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斗争复杂，统治基础并不稳固，加之蒋介石一心“剿共”，面对领土危机，仍然幻想依靠国际舆论施压拖延日本的侵华步骤，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决心。最终，边政部只停留在知识分子的筹划中，未能进入政府视野。

　　抗战胜利后，知识分子关于改组蒙藏委员会的呼吁并未结束，反而愈演愈烈。围绕如何扩充蒙藏委员会的权力，提高委员会的地位，乃至建立新的边政部，知识分子都提出了不少建议。

　　蒙藏委员会在中央各部门中并不占据核心位置，也因此导致其没有解决边疆问题的权力，“它的负责人员不是蒙藏回各民族的构成分子”,“同时它在中央的地位也是很可怜”。为诠释蒙藏委员会的这种无权地位，深化人们的认知，有人专门将其与清朝的理藩院进行纵向对比，以展示何谓有效有权的中央边政机构。“理藩院之组织远较蒙藏委员会为健全周密，其职权亦较蒙藏委员会为具体实在，其管辖范围系以整个边民区域为对象，非如蒙藏委员会囿于蒙古西藏两地，职是之故，理藩院之效率，洵非民国以还中央边政机构所可比拟”。

　　由理藩院引发的对蒙藏委员会改革的思考，在当时引发了关于中央边政机构独立治理边疆还是多机构共同治理边疆，即治边机构是“一元制”还是“多元制”的讨论。有理藩院的案例在前，当时较为普遍的认识是要把中央边政机构建设成为“一元制”，由中央统一集中管理，强化其权力。边疆学学者黄奋生立足于中国边疆的特殊性，阐释了“一元制”的优势。在他看来，“一元制”能够实现“事权统一，步调一致”，从而在边疆治理上能够达到“无捍格不通之弊”的效果。他认为，“多元制”事权分散，政令分歧，“使边民无所适从”，且人才不足，各有计划，“各种施政不能配合，步调不能一致，此轻彼重，此出彼入”。“为现阶段边疆的特殊，必须有一个健全的最高的边政机构，为各个有关部门的神经中枢。这个首脑部的边政机构，其地位要在各部会之上，负决定边疆政策，制定建边计划及方案，边疆各部门工作之联系与各部门边疆工作进度之考核等各项职权”。他强调，这是“一元制”边政机构建设的意义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知识分子普遍把理藩院作为蒙藏委员会改革的参照，却并不意味着要恢复历史上的理藩院。“一元制”还是“多元制”讨论的关键是要加强边疆治理的有效性，而并非在于具体的形式。关于蒙藏委员会改革后的部门名称，当时呼声最高的是“边政部”，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能够全面系统地处理边疆事务，“边政部将为今后边务行政最高机关，举凡一切有关边务事项，皆应由该部主持督导”。从管辖范围上来看，边政部既不仅限于蒙与藏，也更加有实权，这当然也是针对边政改革的迫切需要而提出的。

　　如果成立边政部，边政部的人事需大力改革，这直接关系着是否能够有效解决好边疆问题，也关系着这次改革的成败。首先，边政部部长的人员选择尤为重要。许公武提出，边政部部长应当具备三个重要素养：第一，对于三民主义有深切了解，且有革命殊勋者;第二，能够洞察边情，并具有政治军事经验者;第三，公正、廉明、德高望重，为边人所崇敬者。至于边政部的分设机构，可以根据边疆地区进行区别，如“蒙事组”“藏事组”“回事组”“满事组”等，专注于相关地区。

　　由此可见，战后对蒙藏委员会的改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抗战时期的话题，在权力分配、制度构建、人事安排上作了更详尽的讨论和规划。然而，就在知识分子对成立边政部以取代蒙藏委员会进行如火如荼的议论之际，国民政府已经深陷战后争权夺利的利益考量中，根本无暇顾及其他，“成立边政部的建议，鸿贤已屡有所讨论”，蒙藏委员会的改组讨论只能限于空文，再一次不了了之。

　　三、 边疆治理遗留制度的存废之议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中国边疆地区的机构与制度基本上仍沿用清朝的边疆制度，随着日本侵华的不断加剧，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这些承袭自清代的边疆制度如盟旗制度、土司制度、西藏政教制度的适用性。这些边疆制度是否适用于抗战时期，是否应该进行改革，知识分子有很多探索，众说纷纭。但无论是何种意见，均是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关心国家的具体表现。

　　(一)盟旗制度

　　就蒙古地区的盟旗制度而言，知识分子出于不同考虑，形成了废除和保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前者是基于盟旗制度已经与边疆现状不相适应的现实，主张亟须改革;后者则认识到盟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稳定统治，仍有存在的必要性。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断插手蒙古地区的政务，1935年前后更加快了鼓动蒙古王公“自治”的步伐。面对蒙古地区这种中央权力不兴、地方王公贵族意图分裂的情况，有知识分子提出应加强中央对蒙古地区的治理，彻底取消与民国省县制度不一致的盟旗制度。这一讨论的核心是，由谁来管理蒙古地区。尽管意识到盟旗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就土地言，盟与省，县与旗之间，极为综错。就人民言，则汉蒙杂处。就治权言，虽蒙人有蒙人之组织，汉人有汉人之机关，但在未设县治之地方，汉人亦受盟旗之管辖，在已设县治之地方，蒙人亦受省县之管辖”。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知识分子关于废除盟旗制度的思考缺乏对替代制度的建设性意见。此外，盟旗制度的改革还涉及一个重要群体——蒙古王公，当时知识分子对此的讨论也是不足的。显然，当时关于废除盟旗制度的讨论，大多是针对蒙古地区即将被分裂的情况而提出，并未有后续考量，理想与现实之间仍有一定的脱节。

　　在抗战结束后，知识分子有了更多切合实际的反思。有人认为，从历史上的蒙古来看，盟旗制度的建立对于稳定蒙古地区和北部边疆，乃至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有利于边疆统治的前提下，盟旗制度尽管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却应当予以保留，因为这种特殊的制度适用于蒙古地区。不过这种保留，是要与行政机构相并行，而不是让盟旗制度一家独大。关于盟旗制度需要保留的意见中，一个重要主张是行政机构的“并行制”，采取省旗两级制，即保存盟旗组织，恢复之前的检军会盟之义，不列入行政系统之中。这里的制度改革，核心在于让盟旗不再拥有实际权力，而只是充当维护边疆统一、维系边疆民心的机构，这一点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共识。应当看到的是，这一时期关于保留盟旗制度的建议中，并没有关于保持和扩大盟旗权力的建议，而是如何更为清晰地划分县和盟旗制度的权限。这些思考较之抗战初期，显然更为理性。

　　(二)土司制度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管理以及推动全民族一致抗战，知识分子不仅关注西北，也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建议，其中讨论最集中的是土司制度。

　　知识分子关于土司制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制度的存废上，大部分主张废除土司制度。然而，土司制度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废除的难度较大。因此，也有一少部分声音主张在找不到代替制度的情况下，作为权宜之计暂时保留。这虽是无奈之举，但其中蕴含着对于边疆治理的忧虑。

　　知识分子在关于土司制度的研究中，大都不同程度地揭示出该制度存在的诸多弊端与不利影响，尤其是其“独立性”特征，不利于中央政府的政令下达和团结各民族抗战。知识分子认识到，尽管经过了历史上的改土归流，但仍有不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变相地处于土司权力体系之下，“即有名义上已设流官的地方，因当局设施未善，仍形同虚设，实权仍操于旧有土司的后裔”。这必然会影响中央政府政令的实行，民众只知道有土司的存在而不知有“汉官”。土司制度的残留影响，到抗战中后期也未得到改善。民族学家凌纯声在《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中明确指出，“现存土司之制，沿自前清，远承元明，国体虽经变革，然尚多仍封建旧规”。

　　抗战时期关于土司制度的这些认识，直接引发了抗战结束后知识分子对于该制度是否废除的思考与建议。民族学家江应樑在《云南土司制度之利弊与存废》一文中就指出土司制度的消极影响，其中包括：破坏行政统一，加重人民负担，阻碍经济生产，摧残思想知识，造成歪曲国家民族思想。不过，江应樑并不同意立即废除土司制度，而是主张暂时保留。他认为，“土司制度实已无存在的需要，必须根本废除，但须得先具备一个条件，就是得先有合理的治边计划与理想的边疆官吏”。相比于大刀阔斧改革可能引发的动乱，他强调暂时保留土司制度才可以保持形势的稳定。事实上，战后的知识分子已经注意到，土司制度的彻底废除需要复杂和多元的条件，也需要具备内部和外部稳定的环境。这也是在日本侵略情形下，知识分子对于边政机构改革的失望和无奈。当然，知识分子也明确指出，保留土司制度是暂时的，当时无法废除，并不意味着以后也要保留。

　　(三)西藏政教制度

　　如何实现西藏政治的现代化与文明化，实现政教分离，也是知识分子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知识分子对喇嘛教在西藏地区产生的重大影响进行了详细探析，为西藏实现政教分离提供了参考。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主要表现就是达赖喇嘛拥有至高地位，这也与清代优待达赖喇嘛的政策密切相关。在政教合一制度下，达赖喇嘛握有重权，“以教主而兼藏王，总揽全藏政教，权位最高”。这是知识分子思考西藏政教分离问题的重要时代背景。

　　从总体上看，知识分子关心的核心问题是西藏的政教权应掌握在谁的手中，这是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下，对西藏前途命运和长远发展的现实思考。如何实现政教分离不仅是西藏地区的问题，也影响到边疆稳定、央地关系、抗战大业等。与盟旗制度、土司制度的讨论中形成对立的两种意见所不同的是，在西藏政教关系的讨论中，知识分子一致的意见是政教分离。

　　抗战期间，知识分子之所以共同强调政教分离，乃是基于抗战大业与稳定边疆的实际诉求。政教不分的情况下，宗教首领拥有较大权力，直接影响中央政府对日政策的执行，尤其是宗教首领与中央关系紧张时更是如此。在知识分子看来，政教分离的关键在于约束达赖喇嘛不要干涉政权，而是仅专注于教权，中央政府应当成立强有力的地方机构进行管辖，以此约束宗教首领的权力。有学者明确表示，中央应“在西藏设置西藏行政委员会就近处理西藏一切政务”。应当看到的是，知识分子的政教分离建议并不是仅仅出于划分权力的需要，而是为了维护边疆稳定和发展，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战救国，“站在中华民族同一战线上，而图共存共荣。汉藏同胞切实携手以后，自大有利于民族国家也”。政教分离与抗战救国的关系是知识分子的重要出发点与思考点。民族学家王洁卿强调：“惟恢复从前关系之首要步骤，则为今后‘政’‘教’应分立而治，达赖班禅只管宗教，政治则由中央委任官吏治理。”因此，政教分离后，政权如何收回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民国以降，边疆地区仍受到历史遗留制度的影响，这种影响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始终处于争论中。在抗战时期的边疆研究热潮中，极具现实反思价值的边疆治理研究对这些制度的改革与存废进行了讨论。这些讨论应时代需求而生，既是出于边疆问题日益凸显、亟待解决的现实需要，也是边疆遗留制度向现代发展演变过程中面临转型的体现，更是知识分子以学术支持抗战的情怀展示。鉴于这一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尽管知识分子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来讨论相关问题，但现实中边政机构的改革却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不过，知识分子这种以现实关怀为导向的学术抗战行为体现了深厚的民族情感，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结语

　　抗战时期，中国面临全面危机，边疆危机尤为紧迫，“东北亡，热河丧，新疆变，康藏乱，这一套亡，丧，变，乱的痛史，才引起了国人注意边疆之诚心”。时人普遍认识到解决边疆危机是抗战大业成功与否的关键问题之一，“中国的命运在边疆问题上可以决定”。由此，边疆问题研究成为时代主流话语，可谓是“每一个国民的心瓣上都展开了‘边疆’两字”。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使得学术研究与抗战同呼吸、共命运，更强化了国人抵御外侮的信念和意识，而边疆危机意识的加强也成为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标志之一。

　　在关于边疆问题的讨论中，知识分子不仅关注边疆的具体事务，更将目光集中到边政机构和治理机制上来，呼吁边政机构改革成为一致的声音。知识分子不仅认识到蒙藏委员会必须改革，要成立“一元制”的边政部才能实现对边疆治理的有效综合统筹，还提出应全面废止或改革清代遗留的旧有地方机构。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对边政机构的思考与关注，与时代息息相关，体现了家国情怀。抗战时期，面对民族危局，知识分子更多地从加强中央力量、团结抗日出发提出建议;抗战结束后，民心思安，和平统一成为主流声音，知识分子的建言更多从国家治理长远发展入手展开讨论。当时知识分子提出的各项建议，不仅较前代学者的认识更为深刻，也体现了知识分子关心国家的前途与命运。遗憾的是，这些良好的建议和对策未能得到实施。

　　边疆研究热潮中的边政机构改革议论是学者自觉进行学术转型，学以致用的结果。这种研究主题的转变反映出时代背景变化对学者研究旨趣和学术关注点的影响，更充分体现出史学经世致用的价值，激发了学者的学术报国热忱。抗战时期的边疆研究是抗战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边疆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基础。新时代的今天，中华民族正朝着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稳步前进，做好边疆治理工作直接关系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关键一环。从历史的深处寻找智慧，对抗战时期边疆研究热潮中关于边政机构改革这一问题的研究，为今天的边疆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