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庆、赵文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有关抗战时期中共对外关系研究述评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2025-09-16 09:44:24

作者：刘文庆，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赵文亮，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高度重视抗战时期中共对外关系的研究。经过40余年的深入探索，该领域已发展成为抗战史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学术深度最为突出的方向之一。现有研究不仅涵盖中共对外关系思想、战略与政策、外事机构与关键人物，还涉及中共与美、苏、英等国的交往实践。学者们从多维视角探讨中共如何在复杂国际环境中构建对外关系，以推动抗战胜利、提升中共及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为新中国外交的构建奠定理论与实践基础。近年来，随着国内外档案、口述史及回忆录等新史料的广泛应用，相关研究不断创新与深化，对抗战时期中共对外关系的理解日趋系统与全面。

　　关键词：抗战外交　对外关系　毛泽东

　　抗战时期中共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实践活动，不仅为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支撑，也对解放战争的胜利产生了深远影响，更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入探究抗战时期中共对外关系的策略与实践，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提升自身影响力，以及如何推动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为当代中国外交提供经验和启示。正因如此，自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这一重要主题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观点，在多个方面填补了抗战史研究的空白。

　　目前，学界已发表数篇抗战时期中共对外关系研究的综述性文章，但这些文章或聚焦中共对外关系的某一方面，或侧重于中共与特定国家的关系，或仅限于某一时间段的研究成果，未能充分展示改革开放以来抗战时期中共对外关系问题研究的全貌。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对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关于抗战时期中共对外关系的研究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分析其不足和欠缺，对于深化该领域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大陆学界有关抗战时期中共对外关系研究的内容相当广泛，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抗战时期中共对外关系的思想与战略

　　抗战时期，中共面临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其对外关系的思想与战略不仅体现了中共在战时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需求，而且揭示了其对国家命运的深刻思考。在外敌侵略和内部动荡的双重压力下，中共凭借灵活多变的对外关系实践，积极寻求与苏联及英美等国的合作，以争取外部援助并增强自身国际影响力。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对外关系思想逐步成熟，为其战略制定和政策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

　　（一）毛泽东抗日外交思想

　　对抗战时期中共对外关系思想的探究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人物。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毛泽东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中共对外关系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影响。实际上，毛泽东是抗战时期中共对外关系的总设计师，大部分学者自然将毛泽东抗日外交思想作为研究的重点。

　　关于毛泽东抗日外交思想的内容，王红续将其归纳为四点：一是“调整反帝目标，建立反日联盟”（包括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二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三是“发展民间外交，推动官方关系”；四是“既联合又斗争，坚持独立自主”。岳苏明则将其高度概括为“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平衡制约”。大部分学者的看法与上述二位学者的观点相类似，只是在表述上有所区别。

　　另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抗日外交思想有五个基本特征，表现为五个“相结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相结合”“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相结合”“求同存异和区别对待相结合”“开展斗争与坚持合作相结合”。

　　关于毛泽东抗日外交思想在党内的传达方式，学者们有如下总结：第一，通过发表文章或文告。如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名为《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的文告中主张与苏联建立军事同盟，在保持领土主权完整的前提下争取英、法、美的援助。第二，通过召开中央会议。如毛泽东在1938年9月至11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阐述了中共对外政策的原则，指出不能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与人民、现时与将来的区别”，应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第三，以发电报的方式直接指示。如1940年11月，毛泽东在电报中指示周恩来不必反对蒋介石加入英美集团，要与“英美作外交联络……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1941年3月，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共代表，要求其对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和订立中缅协定一事“可表示听任态度”。

　　（二）中共对外战略

　　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共对外战略的研究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对中共与欧美大国关系的探讨；二是对中共与苏联关系的总结。杨奎松考察了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对英美等国外交战略的演变，指出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坚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把矛头指向所有资本主义大国”。1935年中共发表《八一宣言》，随后在以王稼祥名义发表的讲话中，中共表现出了与“各工业先进国”（即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合作的意愿，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建设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上来”。到1939年，中共受共产国际影响，重新称英、法、美为帝国主义。1940年，中共采纳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再次提出“与英美作外交联络”，苏德战争的爆发使中共调整了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认识。珍珠港事件后，中共主张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侯德泉指出，毛泽东联苏战略思想贯穿抗战始终，中共联苏具有一贯性、复杂性的特征，同时中共也在联苏的过程中强化了独立自主意识。王欢认为，抗战时期中共采取的是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其特点为“始终视苏联为中国最可靠的盟友”，“坚决支持苏联”。因此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即抗战时期中共采取了联苏联美的对外战略，联苏是一贯的，而联美是阶段性的、随时局而变化。

　　中共的对外战略基于抗战形势，在联苏联美之间灵活调整。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抗战时期中共对外战略既受到苏联的影响，也反映了中共独立自主的意识。对中共对外战略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对抗战时期中共对外关系的理解，也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二、 抗战时期中共的对外政策

　　抗战时期，中共的对外政策体现着其对外战略的具体落实。在明确总体战略之后，深入探讨具体政策显得尤为关键。

　　（一）抗战时期中共对外政策的内容与影响因素

　　从内容上来看，抗战时期中共对外政策可以分为对英美政策、对苏政策两部分。其制定则深受国际环境、国内形势、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综合影响。

　　抗战时期中共对美政策经历了曲折变化，既往研究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了其演变。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华北事变之前，中共主张抗日反美联苏，对美国采取排斥与敌对态度；七七事变到1939年上半年，中共转向联美抗日，试图与美国建立某种形式的反日同盟；1939年下半年至1941年5月，中共抨击英美“渔人政策”，反对中国成为英美或日本的工具，但随后又支持与英美合作；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又回到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方针，并希望通过美国影响国民政府，推动中国民主化；从1945年4月到抗战结束，中共开始批判美国扶蒋反共，并准备应对国民党发起的内战。

　　部分学者认为中共在抗战时期对苏联采取了依靠、支持和争取的政策，但在具体阶段划分上观点略有不同。冯红丽以七七事变为分界，将中共对苏政策分为两个阶段：七七事变前以亲苏为主，事变后在支持苏联卫国战争的同时，转向联美。孙金伟将抗战时期中共对苏、对美政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分为三个阶段：从遵义会议到珍珠港事件为“亲苏拉美”阶段；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中共七大前为“拥美联苏”阶段；中共七大之后为“联苏防美”阶段。

　　抗战时期中共对外政策经历多次调整，原因何在？有学者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干预是关键因素。牛军指出，中共对国际问题的认知深受苏联和共产国际影响，“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和共产国际策略路线的转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外政策转变的至关重要的外部因素”。杨奎松认为，中共对国际事务的理解，“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其上级指导机关共产国际的解释中得来的”，因此，抗战初期，在中共制定对外战略的过程中，“共产国际还在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除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外，一些学者从国共关系、时局变化、美苏关系及意识形态四个角度分析了中共对外政策的变动。章百家认为，中共的对美政策首先围绕国共斗争调整，美国对国共关系的态度直接影响了中共的立场。此外，“中共对中美关系本质的认识以及对美国现实政策的判断”，美苏关系的变化，也是政策调整的重要因素。陶文钊指出，中共联美是“策略性的、阶段性的、比较脆弱的”，联苏则是“根本的、天然的、牢固的”；中共的对美政策更多是对国际形势，尤其是美国对华、对日政策变化的反应。孙金伟总结了中共调整对美、苏政策的四大动因：一是国内动因，基于政治斗争，旨在为国家和民族争取光明前途；二是国际动因，立足中国革命根本利益，应对美苏政策变化；三是思想动因，强调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推动超越意识形态的对外政策实践；四是根本动因，中共将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前提。

　　（二）中共抗战时期对外政策的原则

　　一些学者聚焦于抗战时期中共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对政策具体内容及其中独立自主原则的探讨已成为研究热点。

　　关于抗战时期中共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学者们的意见较为一致。牛军指出，七七事变后，中共提出了“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争取外援”的方针，强调在争取外援过程中应采取区别对待的策略，并实现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1940年，毛泽东提出了中共对外政策的总原则：“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尽管学界普遍认为中共在抗战期间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但对其独立性程度的评价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中共在抗战时期“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但是更多的学者持有不同的意见。有学者认为，抗战前期中共虽有独立自主倾向，但实际上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较大影响，中共独立自主的原则“是在同大国沙文主义、同党内教条主义的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到延安整风前中共“没有完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三）抗战时期中共对外政策评价

　　有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共对外政策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共对外政策是“促成中华民族抗战最终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掀起了民族抗战的热潮”；尤其在对美政策的制定上，中共表现出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杨奎松认为，1941年后“中共中央终于开始能够在国际关系方面灵活把握‘利用矛盾’这一斗争策略的运用尺度”。学者们也指出中共抗战时期对外政策中的不足。如牛军认为，中共抨击英美为日本“战略同盟军”是策略失误，削弱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党内的“左”倾情绪。王真指出，中共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和平性质估计过于乐观，事实上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苏德即爆发战争。

　　抗战时期，中共对外政策经历了动态调整，重点围绕对美、对苏两方面展开。学界不仅关注政策内容，还深入探讨了其制定过程中所受的多重因素影响，尤其是苏联与共产国际的干预、国内政治斗争以及国际形势的变迁。中共凭借灵活的对外策略，力求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独立，并在多重压力下争取国际支持，维护国家利益始终是政策调整的核心。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关注中共与非大国之间的对外关系互动，特别是在文化交流和国际舆论的背景下，进一步深化对抗战时期中共对外政策的理解。同时，从全球视角探讨中共对外政策的演变也将是重要的学术研究方向。

　　三、 抗战时期的中共外事机构与关键人物

　　抗战时期，中共外事机构和关键人物在对外联络、统战和交往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承担了宣传和争取外援等重要任务，为中共积累了宝贵的外交经验。国内学界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延安交际处、中共中央南方局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贡献等方面。

　　（一）中共外事机构

　　抗战时期，延安交际处和中共南方局在推动对外联络、争取外援和统战工作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机构不仅负责对外宣传，还积极参与对外交往实践，为中共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争取支持与合作提供了重要保障。目前学界对于延安交际处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研究多是从二者的职能、历史贡献等问题进行探讨。部分学者将延安交际处及其前身作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了它的历史沿革、职能及工作原则。缪平均将延安交际处职能归纳为四个方面：接待来访的党内外人士，承担统战任务，进行外事联络，以及搜集情报。秦立海等总结了延安交际处的工作原则，认为包括“来去自由”的接待政策、“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宣教方针和求同存异的统战策略。关于延安交际处的历史作用和贡献，王鹏将之总结为两点：一是交际处为展示延安的窗口，通过来访者的客观报道，为外界了解真正的中共起了积极作用；二是交际处通过接待国内外访客，巩固并扩大了国内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与此同时，中共南方局在对外联络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中共南方局的外事工作，有学者指出，为加强对外联络，南方局设立了外事组。外事组除为领导担任翻译和秘书外，其职能还包括：对外宣传与统战、研究英美对华政策、“扩大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打破国民党外交垄断，打开对外联络窗口”。外事组成员与在渝外国记者的交往以及对美方人员不断发出访问延安的邀请，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1944年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的西北之行。还有学者认为，南方局还负责侨务和搜集“英美对华态度、政策的情报”。南方局在战时发挥了重要的联络作用，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共积累了外交经验并培养了外交人才。

　　（二）中共关键外事人物

　　抗战时期，中共关键外事人物在对外关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通过与国际社会的接触，推动了中共的对外联络与统战工作，增强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研究抗战中的中共关键外事人物，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共在抗战中的战略布局及其对外政策的实施。毛泽东在处理中共对外关系问题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战略规划和决策层面，周恩来在对外政策执行方面的贡献较为突出。徐行、黄园将抗战时期周恩来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成就归纳为：领导创办中共最早的外事机构，积极与各方建立联系、争取支援，“广交各界朋友，增加彼此了解和沟通”。杜俊华着重考察了抗战时期周恩来对英交往，指出周恩来采取“求同存异”的策略，通过与英国驻华大使和其他英国来华人员的接触、指导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与港英政府交往等方式，推进了中共与英国关系的改善，“为双方进一步的接触和合作奠定了基础”。除毛泽东和周恩来外，中共其他重要人物在抗战时期对外事关系建设方面也作出了显著贡献。他们通过多种对外手段，积极推动中共国际形象的塑造与外事联络工作。正因如此，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亦给予了充分关注。

　　张牧云考察了朱德对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考和实践，指出抗战时期朱德重视瓦解日军工作，支持在华日本反战组织，倡导建立“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提议将“东方反法西斯阵线”与“西方反法西斯阵线”联合，强调抗日战争关系到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发展进程。石源华总结了董必武在对外关系建设中的贡献，包括向国际记者宣传中共抗战主张、促成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与美军洽谈合作、代表中共参加联合国大会等。黄禹康指出，黄华在抗战时期担任斯诺翻译、协助撰写《西行漫记》、为美军观察组提供翻译支持，有效促进了中共与美军之间的交流。

　　上述研究揭示了抗战时期中共外事机构及相关要人在推动对外关系发展、争取外援和提升国际影响力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总结了其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灵活运用统战策略积累的宝贵经验。然而，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延安交际处、中共中央南方局及部分关键领导人的对外活动，对其他外事机构及人物的考察相对不足。未来研究应拓宽视角，深入探讨更多鲜为人知的对外工作主体和区域性对外活动，并结合未充分利用的档案资料，对抗战时期中共对外关系的全貌进行系统解析。

　　四、 抗战时期的中共对外交往实践

　　抗战时期，中共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开展了多方面的对外交往实践，尤其在对美、对苏的互动中体现了与此前对外战略内在逻辑的高度契合。中共通过与美方记者及军方代表的交流，积极争取美国的同情与支持；希望借助对苏外交争取援助，同时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一）中共对美交往实践

　　抗战时期，中共通过与美方记者和军方的持续交往，逐步巩固和拓展了对美关系。中共积极邀请美国记者到访，利用他们的报道提升国际形象，争取外部支持。同时，中共与美军的合作也成为推动两者关系发展的重要途径。

　　抗战期间，中共与美国的联系首先是通过美方记者进行的。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和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等记者到访延安，对中共对美政策和国际形象的提升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首位深入延安地区的美国记者，斯诺通过与中共领导人的直接对话，为国际社会提供了观察中国革命的第一手窗口。其著作《西行漫记》系统阐释了中共的抗战理念，成功重塑了国际舆论尤其是美国社会对红色政权的认知。在中共早期对外传播史上，斯诺不仅扮演着革命理念国际传译者的关键角色，更成为研究中共借助第三方力量构建国际话语体系的代表性案例。学界普遍认为，斯诺的报道深刻影响了抗战时期中美关系走向。孙华认为，《西行漫记》的全球传播不仅促成英美舆论转向，更推动罗斯福政府实施“扶蒋联共”政策；其著作引发的“延安热”吸引大批西方记者实地探访，客观上搭建起中共与国际社会的信息桥梁。这种民间外交实践，为理解中共抗战时期国际传播策略提供了独特视角，也使其成为该领域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研究个案。

　　除斯诺外，其他美方记者的报道也对中共抗战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关键作用。如史沫特莱为中国呼吁国际医疗援助，并通过宣传中共军队抗战事迹，为中共树立国际形象。斯特朗的报道增强了美国对中共坚持抗战的信心并搭建了中美间的沟通桥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客观报道，以及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的《北行漫记》，均有效反击了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负面评价。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的报道及其著作《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展示了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抗战，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国际舆论对中共的支持。

　　抗战期间，美国先后派遣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斯·卡尔逊（Evans Fordyce Carlson）和美军观察组人员赴延安考察，中共给美国军方人员留下了深刻且良好的印象。

　　1937—1938年，卡尔逊受罗斯福之托两次访问中共抗日根据地（包括八路军山西总部、延安和绥远），在长途跋涉中记录了其见闻。作为抗战期间首位赴中共根据地考察的美军代表，学界主要关注他对中共敌后根据地的观察、对游击战法的总结及实践。冯承柏、黄振华指出，卡尔逊从理论上总结了中共游击战法，发表了《中国的双星》《中国的军队：它的组织和军事效能》两部著作。1941年，卡尔逊重返海军陆战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将中共游击战法运用于太平洋战场，组建陆战队第二突击营，并在马金岛突袭战中取得显著战果。侯中军指出，卡尔逊在提交给美军情报处的报告中认为，中共“代表中国的未来”，八路军是一支“注重思想教育、官兵平等、充满朝气和富有战斗力的部队”。胡德坤、卢晓娜认为，卡尔逊的考察为中美关系史增添了重要一页，指出他对中共的认知包括坚定的抗战信念、灵活的战略战术、坚实的群众基础和与美国合作的愿景。

　　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成为继卡尔逊之后第二批到访延安的美国军方代表，双方的交流在规模和深度上都超过此前阶段。学界对美军观察组组成的原因、交流内容及影响给予了广泛关注。徐畅、赵志伟认为，美方派遣观察组旨在向国民党施压、缓和国共关系，同时收集情报、维护其战后利益。于化民认为美军观察组的真正目的在于维持与中共的联系，避免国共内战，并期望塑造战后“亲美”的中国。另有学者从中共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如佟玉兰认为，这是中共积极争取的结果，有利于打败日本、壮大革命力量，并制约苏联。还有学者认为，中共此举旨在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并为战后争取美方支持做准备。

　　美军观察组到访期间，中共在军事和对外关系领域与之展开了多层次合作。中共不仅通过美国的军事协助与技术交流提升了军事现代化能力，还利用这一渠道积累了对外关系经验。于化民指出，一方面，中共高层与美军观察组就敌后战场、国共关系及中共与美关系等议题频繁会谈；另一方面，双方还开展了军事合作，如中共安排美军观察组考察敌后根据地并营救美军飞行员，美方则协助中共培训气象、雷达和通讯人才。殷露露认为，美军观察组到访延安，作为特殊外交渠道，为中共积累了外交经验。冯嘉琳指出，美军观察组的到访扩大了中共在国内外的影响，改善了其国际环境。同时，美方报告也影响了美国政府、史迪威及公众对华政策的认知。

　　中共通过接待美军观察组成功塑造了两个关键形象：第一，中共军队的战斗力优于国民党军队。如包瑞德（David Dean Barrett）认为，“只要为这些共产党军队配备美式轻武器，足以牵制正规日军”。第二，中共并非苏联附庸。

　　（二）中共对苏交往实践

　　抗战时期，中共与苏联既有合作也经历波折。抗战初期中共主要依赖苏联的军事援助和国际声援。但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双方在抗战目标、对国民党的态度和国际局势判断等战略问题上出现分歧。此外，中共虽积极寻求苏联援助，苏联回应却常受自身利益制约。对中共与苏联在抗战时期的互动的研究不仅揭示了双方关系的复杂性，也为理解中共在国际环境中谋求独立自主提供了重要视角。

　　在抗战时期，中共向苏联寻求援助充分展示了其对外政策的复杂性与多元性。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寻求苏联的支持，以增强抗战实力；苏联的回应则反映了其对中共诉求的多重考量，包括军事装备、经济援助、医疗、文化宣传及通讯等方面的支持。关于苏联对中共的军事援助，学界的分歧在于中共是否获得苏联武器援助，数量为多少？张泽宇指出，1936年中共到达陕北后即开始筹划打通西北国际交通线以期获得苏联军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曾致电共产国际申请部分武器装备，苏联也曾计划向中共提供武器，但因考虑到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及计划可行性不足而未能实现。王真认为，尽管苏联有意军援中共，但实际上中共没有直接获得苏联武器。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共曾获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和新疆省政府经手的机枪、军用卡车等苏联军援，但数量极少。其原因在于莫斯科将国民党视为抗战主力，主要军援倾向于国民党，加之国民党阻挠导致交通运输困难。武星认为，苏联为中共培养了大量军事人才，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客观上有利于中共在该地区建立根据地。

　　关于苏联对中共的经济援助金额，有学者考察了1937—1945年间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的几笔有据可查的援助，认为苏联的经济支持尽管有间断，但持续到抗战结束，莫斯科为中共提供的无偿援助金额不少于500万美元。还有学者列出了苏联给予中共经济援助的详细清单：苏联以汇款和专人携带的方式向中共提供了“341万5990美元、210万5000卢布、10万2452墨西哥元、30万7500法郎、5000瑞士法郎、1864荷兰盾和1000两白银”，苏联复杂的拨款方式导致支付不足额且时断时续、币种散乱、使用不便等不利后果。另有学者指出，“目前有资料证明中共收到的资金援助至少131.3123万美元”。尽管援助数额存在较大分歧，苏联的资金支持对中共坚持抗战仍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军事和经济援助外，苏联还向中共提供了医疗、文化宣传及通讯等方面的支持。张泽宇指出，中共曾多次致信共产国际请求医疗援助，苏联为此在乌鲁木齐和兰州开设医院，提供抗菌药物，并送中共干部赴苏疗养。此外，苏联还向中共提供理论书籍、通信设备，并帮助培训干部和技术人员。

　　抗战时期，尽管中共作为共产国际支部一员在重大问题上与苏联一致，但随着其独立自主意识的增强，双方逐渐开始出现分歧。学界对此主要关注武装保卫苏联、皖南事变、统一战线、整风运动四个方面。

　　自九一八事变起至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多次要求中共武装保卫苏联。中共的态度经历了从王明派的盲目服从到毛泽东的灵活应对，逐渐转变为以坚持抗战为核心来保卫苏联的策略。对此问题，学界从不同侧面进行了研究。潘非欧对“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指出，该口号最早由共产国际于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提出，苏德战争期间被再次提起；该口号提出的根源在于苏联对远东和中国国内形势的误判，以及斯大林奉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利己主义；中共与苏联围绕该口号的意见分歧，促使毛泽东开始独立思考国情，“有选择地执行‘保卫苏联’口号”，加速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本范认为，该口号过于偏重苏联利益，助长了大国沙文主义，值得深刻反思。王真认为，尽管中共未按苏联要求直接出兵保卫苏联，但其在长城内外部署军队牵制日军，实质上为苏联提供了支持，同时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同时尽力支援了苏联。王静指出，中共成功实现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既抵制了苏联的不合理要求，又达成了配合苏军的战略目标。

　　皖南事变后，中共和苏联在对形势的判断和如何善后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到1941年1月下旬日军大举进攻河南前，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为“中日实际上已经休战，不议而和，全国破裂已经开始”。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苏联虽通过一系列外交途径向国民政府表达愤怒和不满，但鉴于欧战形势日益紧迫，且“急需中国战场牵制更多的日军”，因此不愿与国民政府决裂，故要求中共让步，认为中共应维护同国民党的统战关系，将矛头指向亲日派。王真指出，苏联在化解国共矛盾方面虽有积极作用，但要求中共一味迁就国民党是失当的；中共灵活应对苏联的建议，“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立自主性和政治上的成熟性”。

　　学界将中共与苏联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分歧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关于西安事变性质，毛泽东认为西安事变具有革命性和抗日反卖国意义；苏联则认为其“可能是中国内战的信号”，是亲日派的阴谋。第二，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毛泽东主张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而不是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坚决反对右翼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奉行的民族投降主义，主张“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在苏联支持下返回中国并倡导共产国际路线的王明不但反对毛泽东对统一战线阶级、阶层的划分，而且“不讲斗争,只讲联合,反对独立自主原则”。第三，关于如何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提出“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等原则；苏联和共产国际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第四，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出发点，中共旨在取得反侵略战争胜利，苏联希望中国牵制日本进攻苏联。

　　有学者认为中共与苏联在整风运动上的分歧体现在对运动的定性，以及对王明、康生等人的评价上。李维汉认为，“整风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审干则是康生制造的错误“肃反”运动。赵红、龚亚星指出，王明和弗拉基米洛夫向共产国际“作了大量歪曲事实的汇报”，指责毛泽东发起整风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确立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这也使共产国际认为，中共出现的异常现象源于党内权力斗争。张喜德研究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对整风运动的干预，指出共产国际解散后，季米特洛夫以个人名义致信毛泽东，建议不要孤立王明和周恩来，同时质疑康生的“抢救失足者运动”，认为其可能会帮助国民党瓦解中共；毛泽东对此持不同意见，他在复电中强调中共将继续对日斗争并与国民党合作。

　　当前，抗战时期中共对外交往实践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尤其在中共与美苏官方层面的互动方面，相关论述较为深入。然而，关于中共与其他国家或民间团体互动的研究仍旧薄弱，未来或可在这一方向上寻求突破。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关于抗战时期中共对外关系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不断拓展，形成多维度的学术景观。40余年的探索呈现以下四个特征。其一，研究视角从宏观转向微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倾向于整体政策分析，21世纪以来更关注对具体事件与细节的阐释。其二，史料运用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由依赖党内文献如《毛泽东选集》、中共内部参考资料等，逐步扩展至国内外档案、私人信件及口述材料。近年来，学者们积极赴美、俄、日等国搜集史料，为研究提供了新的支撑。其三，学科交叉性日益增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基本在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框架下进行论述，学科界限也比较明显；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逐渐突破传统党史研究框架，引入传播学、外交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探讨中共对外宣传策略与国际形象建构。其四，研究对象有所拓展。学界不再局限于中共与美、苏政府层面的互动，开始关注中共与国际民间团体、文化机构及国际友人的交流，但总体上相关研究仍以官方交往为主，民间与文化领域的研究尚显不足。

　　尽管研究取得长足进展，但仍存在以下不足和短板。第一，档案利用仍有局限。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缺乏对新史料的梳理和使用，部分研究成果仍缺乏原始档案支撑，过度依赖二手史料或回忆录、口述史等材料，史料之间缺乏相互印证，导致论证薄弱。此外，学界比较重视官方档案的挖掘和使用，对非官方机构档案（如民间团体记录、个人日记）挖掘不够。第二，研究对象仍相对集中。现有成果主要聚焦中共与美苏等大国政府或军方的交往，对中共与国际人士、民间组织的交往，特别是文化交流（如图书、电影传播等领域）的系统研究仍较为薄弱。第三，研究方法单一。例如未普及使用计量学分析法，导致中共接受国际援助的规模、资金流向等问题缺乏数据支撑。第四，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力有限。尽管部分中国学者的研究已被译为英文出版，但整体而言，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甚少，海外学界对中国相关研究了解不足；同时，西方研究中对中共抗战的曲解仍然存在，而中国学者对此回应较少。

　　未来研究可从四个方面突破：第一，深耕史料挖掘，包括档案、报纸、影像材料等，尤其是散落于海外民间机构、地方档案馆的未刊文献（如荷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藏共产国际档案），结合数字人文技术建立抗战时期中共对外关系专题数据库。第二，拓展研究边界，关注抗战时期中共对外文化交流与软实力构建所做的工作，例如中共通过《新华日报》海外版、延安电影团进行的国际传播，以及留学生、外籍技术人员在根据地的角色。第三，创新方法论，借助国际关系学、心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共对外关系史；同时，引入社会网络分析量化中共与外部力量的关系强度，借鉴心理学理论解析决策者认知模式，利用GIS技术还原对外交往空间轨迹。第四，提升国际对话能力，通过举办和参加相关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促使更多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走向海外，并吸引外国学者加入这一研究领域；筹建多语种学术平台，推动优质成果外译；针对西方偏见，组织跨国档案比对研究，以实证回应质疑。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