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春梅|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战军力的调研及中共的对策
来源：《史学月刊》2025年第8期   2025-09-18 10:47:12

左春梅，法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讲师。

　　【摘要】全面抗战时期，在华北的日军构建了多方位、庞大的情报机制，以调查和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日军企图通过情报的调研加深对中共和八路军的认识，以制定有效的“封杀”游击战的策略。基于情报调研，日军一方面在针对八路军的“治安肃正”战中确实对八路军和根据地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打击敌后抗战力量；另一方面，日军也认识到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力量是基于党军政民四位一体的。日军情报调研中透露出其最致命的问题在于无法及时把握八路军准确的动向。中共则以重视敌情研究、依托群众的情报网、巧妙的游击战和猛烈的政治进攻等对策化解危机。中共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反映了日军侵华决策的失败，也折射出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至关重要的力量。

　　【关键词】华北方面军；敌后；情报调查；中国共产党；抗战力量

　　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游击战和根据地为主要战斗方式的敌后抗战给日军以重大威胁，不仅打破了日本完全占领华北的企图亦使日本华北方面军陷入不断奔袭八路军却无法歼灭的疲劳战中。华北方面军作为直接与中共和八路军交战的日军，实施了诸多对中共的情报调查并从中研究敌后抗战军事力量，以图在“扫荡”战中封杀游击战、压缩根据地。日军情报调研资料众多，内容涉及敌后抗战党、政、军、民等方方面面，是研究华北敌后战场的重要史料。近年来学界持续推进对日方情报调查资料的挖掘与整理，相关史料的概况已经比较清晰。在既有研究中，已关注到日本的情报调查工作或通过日军“治安战”以讨论日本对中共的认识，或分析日军情报工作的成败问题，而较少进一步将日军的情报调研、对共作战的分析与实施及中共的应对三者结合起来考察。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利用华北方面军的情报调查报告和“战斗详报”等军事史料，辅以中共方面的资料，梳理日军在华北构建的对中共情报调查机制，以期透过情报调研来讨论日军对敌后抗战的认识以及中共对日反情报的措施，从而呈现华北敌后战场敌我博弈的动态面相。

　　一、日军调研华北敌后军事力量的机构和手段

　　全面抗战期间，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在华北构建庞大、全面的情报系统，以调查研究八路军的战斗力并企图封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活动。自全面抗战伊始至战略防御阶段结束为止，华北方面军搜集中共情报的主体主要是参谋部内掌管情报的第2课以及“新民会”调查科。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华北方面军开始加大力度研究敌后抗战力量。从情报机构上看，华北方面军整合或创设诸多机构以调查中共和八路军的情报。其主要举措有1937年改编“中国驻屯宪兵队”（以下简称“宪兵队”）、1938年11月成立“华北灭共委员会”并在该委员会下设置“皇城事务所”、1939年整合司令部特种情报班、1942年初设立“对共调查班”、1942年秋设立“剿共委员会”、1943年9月成立“华北特别警备队”（以下简称“北特警”）。在这些机构中，主要承担对共调查研究的有“宪兵队”“华北灭共委员会”和“北特警”。

　　“宪兵队”在1936年6月成立之时不过20余人，随着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和扩大而不断增加人员。1937年8月25日“宪兵队”临时改编并纳入华北方面军麾下，人数增至237名，1938年8月12日再次扩充并成立司令部，有10个宪兵队和1个宪兵教习所，总人数达1624名，在1943年“北特警”成立时已有2600名。宪兵队收集情报的重点在于“思想情报特别是国共双方秘密组织的活动与民心的动向”，日本官方战史丛书的编者据此称宪兵队在日军“对共治安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宪兵队”还设有窃听班和方向侦查班等小队伍以侦查中共活动。“华北灭共委员会”的目的在于“灭绝共产思想和剪除抗日意识并为此展开思想对策”，在组织上分为“中央委员会”、地方委员会和地区委员会三级。“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长和干事长分别由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和宪兵队司令部总务部长担任，各干事包括参谋部各课长、“宪兵队”司令部及其附属机关的各主任将校等。在机构上有调查、指导、宣传、企划、情报五个部门。其中，调查部（即皇城事务所）下设四个班分别负责调研中共抗日团体的活动、“灭共”亲日对策、宣传机关、中国国民性等。1942年该委员会解散，其调查部并入参谋部第2课，称为“对共调查班”。该调查班又称“六条公馆”，是一个小组织，后来发展到40人，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冀中区西南片区中共争取群众的调查》《察南边区抗日赤化工作实态调查》《山西省西北部匪情调查报告》等文件就是该委员会派遣情报人员潜入边区实地调查的情报资料。“北特警”成立的背景是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局势的逐渐恶化，华北战场的各兵团逐渐有被抽调到南方的情况下，各作战兵团需要专注应对八路军的游击战，对维持“治安区”内的“治安”就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华北方面军考虑充分发挥宪兵的侦谍能力以协助作战部队。该部队的主要任务是粉碎中共组织及侦察八路军活动，队员以擅长对中共调查的宪兵为主，并配备轻装的步兵部队。该部队组建之初设有司令部，1个教育队，5个警备大队，6个特别侦查队，7个临时特别情报队，总人数5762人，司令部和教育队设在北京，第一大队设在唐山，第二至第五大队设在天津。1944年2月进行改编，新增五个大队，各大队保持宪兵人数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步兵人数以强化对八路军的警备，总人数增加一倍，驻扎地点集中在冀东地区。

　　华北方面军亦出台具体规定和收集计划以实际指导情报工作的开展。1939年2月，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制定《情报工作规定》，提出情报收集的任务和要求。1939年1月，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出台《情报收集计划》明确划分各兵团情报搜集的侧重点，驻蒙军主要调查“共产军（党）的组织，脉络系统，对民众的政治，经济思想与教化工作及其现状”等，方面军直辖谍报机关调查“共产党（军）的情报及西北方面中苏合作的情况”，宪兵队负责“共产党（军）的情报”。华北方面军亦会召开情报主任会议以督促各兵团加强情报收集，加强情报工作者间交流意见。

　　考察日军调查情报的手段和情报的来源，则不得不重点提到1943年7月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制成的《情报勤务的参考》。该文件被称为是全面侵华战争以来日军对中共情报调查的集大成者，内容非常详细，是研究战时日本情报调查的重要文献。该文件主要供日军情报工作者学习和使用，以提高日军将校收集、分析中共情报的能力。文件内容包含“情报基础事项”“治安与战场情报”“华北的情报业务”和“对共作战情报实务”四大部分，共十七章，并附有表格和附录。在“情报基础事项”部分对情报分类和收集手段有详细规定，情报一般经过收集、整理、审查、通报四个步骤。收集情报的主体有“一般性的情报工作者”和“战场情报工作者”之分，前者由日本中央部直属的情报机关执行，如驻外使馆和武官等，方式有调查公开刊物、踏查、与关键人物会谈、购买情报、利用间谍、偷拍重要文书以及监听无线电等；后者由战场部队执行，方式有作战部队对作战区域及周边地域的搜索，侦查部队通过飞机和气球的空中侦查以及通过照片和观测地标的地上侦查，特种机关则通过锁定地标、声音与无线电的位置以及拦截和监听电话，此外还有审问俘虏、战场伤者和附近住民，研究掳获的文件，利用间谍等方式。日军的情报来源一般有科学谍报（如破译电报密码和监听电话等）、文书谍报和人为谍报三类。调查中共和八路军的情报主要有审问乡民和俘虏、派遣间谍或密探、收集文书三种方式。华北方面军参谋部要求不管哪一种情报，都须对其利用价值进行研究、分类、整理和严格的审查，再上报至相关指挥官，经其再次审查后由高级指挥官定期向相关部门和人员通报，进行情报共享。关于通报的形式，华北方面军内部有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两种。定期报告包括“情报记录”“剿共情报”与战时月报；临时报告包括特报、电报和电话等。如此可见，在全面抗战时期，日军投入大量人力和精力从事对中共情报调研。不过就本文管见，日军情报来源中最多的是战场情报，谍报类型主要是文书谍报和人为谍报。关于科学谍报，日军亦有实施，但总体而言基本无法监听或破译中共电报密码。

　　二、日军对八路军的调研与对敌后抗战军事力量的评估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就在平型关战役中吃了败仗。从该战役中，日方认识到八路军的特点是顽强的防御、巧妙的游击、坚固的阵地防御以及擅于狙击，并首次提出“日军恢复华北治安最大的癌就是中共，必须根除八路军”的观点。1937年12月22日，华北方面军制定《日军占领地域治安维持实施要领》将重点“讨伐”对象指向八路军。此后日方开展诸多调研以图增进对中共和八路军的认识。“宪兵队”司令部在调查中就指出，中共在日军后方的抗日活动以游击战术为手段，以破坏铁道和通信线、放火、惩杀汉奸、扰乱日伪政权经济为具体形式。日本陆军省研究八路军的战术为“积极进攻日军的小部队，对大部队则采取避其锋芒，并破坏各铁路、威胁伪政权等活动”。日方这些认识皆显示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是日军完全占领华北的重大“威胁”。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华北方面军的重点转移到有计划地开展“治安肃正战”以“剿灭残敌与匪团，完全封杀游击战”。然而在两军博弈之时，华北方面军的战斗报告中多反映其无法得知八路军的动向。以1939年11月至12月的“太行山肃正作战”为例，承担进攻涞源县任务的驻蒙军称“各部队没有遇到什么敌人”，“八路军有对日军的监视网，部分兵力还绕道后方进行袭扰”，“日方却不知其主力动静……只能毁坏根据地设施如烧毁兵器制造所、被服工厂、粮食贮藏所和印刷所，虏获文书和纸币后返回驻地”。或者是日军即便发现八路军动向亦无法实施有力打击的情况。譬如1939年12月底驻扎在榆社武乡附近的步兵第224连队第11中队在“敌情搜索”中发现隶属于129师某连的十余名八路军指导村民毁坏山交村、沟池村附近道路，该中队于次日发起进攻，但八路军迅速发现日军围攻态势便组织撤离。可见华北方面军对八路军作战效果并不明显的关键原因在于情报工作的短板。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日方轻视情报工作，相反华北方面军非常重视对中共情报的总结。1939年12月初，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召开情报主任会议讨论对中共作战的经验。参谋长笠原幸雄指出“治安肃正”的根本点在于摧毁中共建立的军、政、党、民四者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参谋部第2课长要求各兵团平时应注意搜集、分析情报以运用到军事作战，特别是“绝不能因敌人败走而满足，必须精确地分析对方的性质、系统、组织、装备与抗战能力等”，在上报情报时必须明确标注情报的来源、时间与可信程度。一线的警备部队亦呼吁“日军不仅要利用中国政权（即伪政权——笔者注）刺探情报，自身亦要建立谍报网、宣传网和谋略网等情报机关”。当华北方面军参谋部拟设立对共情报专任参谋之际，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调集105个团，发动以正太路为重点的大规模交通破击战，予以日军重大打击。第1军参谋部在《八路军的袭击对于情报勤务上的参考与教训事项》和直辖部队第110师团参谋部在《此次八路军的袭击对将来对共政策的教训或参考事项》中对百团大战做了详细的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日军反思对中共情报调研之不足。第1军参谋部就指出“八路军行动非常谨慎……隐藏部队番号，利用或伪装成群众潜入日方占领区收集情报”，而“日方却难以侦查”。第110师团参谋部指出“日军情报网组织不全，情报传递速度慢”的缺点。华北方面军随即发起对八路军的报复性作战并从中刷新对八路军力量的认识。以进攻太谷附近八路军129师的日军步兵第224联队第2大队为例，该大队在战斗报告中汇报“日军素来认为八路军素质低劣，战斗缺乏迫力，然而此次交战却全然不同”，八路军主力部队提前占据有利阵地，伺机对从太谷经范村镇到仪城村一带的兵站线路发起袭击；战斗中，八路军不仅奋力抵抗鸣海、永野两个火力支队的猛攻而且在双峰镇附近的夜间战中使用喇叭、哨子等有序指挥部队前进、后退、突袭；最后该大队总结“八路军完全发挥出游击战术的真谛”，实力不容小觑。报复性作战结束后，日军指出虽然已毁坏或烧光中共在农村的主要宿营地、兵工厂、火药库和粮仓等设施，但八路军利用太岳山屏障与大量的山地、山涧巧妙避开与日军决战，因此其“军事力量并未完全丧失”。

　　1941年2月25至26日，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召开参谋会议，研判“华北治安肃正效果不如意的根源在于中共与八路军对民众工作的深化和扩大”。随后，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亦指出八路军“背后的推动力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党军政民一体的有机的、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中共力量的源泉来自于“没有武器的民众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作为对策，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认为应以“急袭”战术破袭八路军，毁坏根据地，离间乡民与八路军关系，从而使八路军无定居之所，同时也指出了日军所面临的问题，即：“中共有发达的侦谍网和彻底的空室清野致使日军在调查中常常毫无所获”，进入根据地内部收集情报则更难。因此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要求部队在“扫荡”时可暂时驻扎在根据地附近“守株待兔”并展开搜索，因为八路军和乡民搬运和藏匿物品的距离通常在一日行程内。

　　基于上述经验和对策，华北方面军在1941年至1942年对敌后根据地的集中“扫荡”中十分注重对中共的情报工作。以1941年8月至10月的“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为例，该作战包含作战计划、报道宣传计划和情报收集计划，是华北方面军对八路军的大规模作战。作战计划体现出“铁壁合围”和“梳篦清剿”的特点，很显然目的在于布置宽广且严密的封锁网，以防止并阻断八路军撤离。报道和宣传的目的在于“分裂中共内部和离间中共与民众关系使中共无法在华北立足”。情报收集计划由作战前、作战中、作战后构成，作战前的部分由作战部队搜集，作战中和战斗后的情报由宪兵队负责。作战部队主要搜集边区内八路军各师与其他军队的驻扎地点及其隶属系统和根据地；八路军各级干部机关所在；边区行政公署所在与主要干部和组织；武器、弹药制造所、仓库、被服、粮食、印刷所、金融机关、教育设施的所在；地形与交通通信网的状况以及军队编制和装备。宪兵队主要搜索战斗结束后八路军及其各种机关的动向；中共对民众的思想、募兵、行政、经济、金融等政策的状况与民众对此的态度；武器、弹药、资材、粮食等的补给路线等。在此次持续两个多月的作战与“扫荡”中，日军对冀中军区第10军分区、冀西根据地萧克部队和杨成武部队造成重创，甚至一度于8月25日占领晋察冀边区驻地阜平和冀西军区陈家院，掳获八路军大量军需品，焚毁根据地各种设施。日军在“教训与所见”中指出此次战果很大但“未对八路军人员造成重大伤亡”，核心原因在于八路军采取了“退避战术”。参与作战的日军第1军独立混成第3、4旅团就汇报“八路军察觉日军企图，提前散开，分散潜伏在各地”，故而未能对其军事力量造成彻底打击。“退避战术”成功的关键亦需要情报的支持，这就从侧面反映出日军即便有完备的作战和情报计划仍然无法有效围歼八路军。

　　此时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虽然认识到中共的抗日力量包括“对民众有组织的动员力，党领导下的政治力和巧妙的令人迷惑的游击战斗力”，但是仍然没有解决无法把握八路军动向的问题。譬如1942年5月至7月在山西中部开展的“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中，第1军第36师团和第69师团称“日军抓住时机对沁河河谷马壁村附近的八路军发起急袭，但敌人巧妙撤退……双方交战颇少，对其最多只算是驱逐”。在1942年5月至6月开展的“冀中作战”（即“五一大扫荡”——笔者注）中日军在总结中提到“八路军在3月左右察知日方企图，4月20日前后下达反扫荡的命令”，并感叹“中共有非常优秀的情报能力”。1942年11月至12月，针对中共胶东军区的“鲁东作战”中，第12军亦汇报作战虽连续开展三期但“仅第三期才与八路军有交战，很难接触甚至捕捉八路军”。

　　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在《情报勤务的参考》中指出当时日军情报调查与“扫荡”之间的囧状：基于情报而出动部队却没遇到敌人，没有获得情报而出击的小部队却时常遭到八路军的伏击。由此折射出日军对中共情报工作的漏洞——有不少无效的、错误的、延迟的情报。综合日方史料可知，日军获得的假情报大概有三类：八路军时而放出虚假情报以迷惑日军和伪政权，乡民故意带错路以使日军陷入八路军包围圈，以及有的密探故意捏造情报以糊弄日军。因此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强调必须严格审查情报真伪，一是各情报机关和部队比对彼此情报；二是密探必须是日军信得过的，并实行双重密探制，比照他们收集的情报以排除“不良”密探，亦避免长期使用同一密探以防止被中共和民众反利用套取日方情报。为了确保情报的真实性，日军认为抓捕、拷问乡民和俘虏是获取八路军动向最有效的方式，但也指出不能轻信某个乡民的话，需要对大量的乡民开展单独讯问；若没有捉到乡民和俘虏，便派遣密探和特务，但要等到他们获得情报之后才可出动部队；近距离的搜索就派遣侦察兵但需要着便衣。“宪兵队”还曾强调过给密探的任务需简单、明了且决不能使其得知日军作战目的。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认为情报活动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民心，否则即使巧妙地派遣和利用密探亦无法获得准确的情报。此外，为了解决情报失效问题，有一线部队甚至提出“不必等候上级指挥官命令，可独断展开进攻以捕捉八路军”的要求。

　　1943年以后，华北方面军中对中共情报调查主要由“北特警”负责。由于“北特警”主要承担“准治安区”和“治安区”的“治安”，军事上的任务是辅助作战兵团，故而较少参与对敌后根据地的作战，对付中共的手段主要是通过组建“侦察剔抉”小队搜索中共党员并破坏党组织的秘密抗日活动。日军步兵第163连队第2大队在战斗详报中便认为编制侦察剔抉队在捣毁八路军设施、搜索藏匿的兵器和物资等方面非常有效。然而，“北特警”自身在情报工作上亦未能克服无法围捕中共的缺点，比如1943年12月对冀中安国县北马村进行剔抉时便遭到八路军伏击，或者中共党员通过房屋地下通道脱离而使其扑空；在1944年急袭滦丰县第十区干部时亦被后者发现包围网的漏洞从而骑着驴马离开。

　　即是说，直到抗战胜利前夕，华北方面军依然没有解决情报工作上无法准确追踪八路军的致命缺点。相反，八路军以扩大解放区为重点，在“党军政民有机组织下以集团兵力向日军小驻屯地、新政府保安队和警察队、皇协军发起进攻或实施执拗的反正工作”，并且“破坏交通、通信与重要国防资源等有利于日方战斗力增强设施的活动越来越激烈”。如日军所言“中共对日进攻以总体战形态展开，战斗力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所有方面”，敌后战场已经迎来胜利的曙光。

　　三、中共对日军的反情报措施

　　全面抗战一开始，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八路军总部就十分重视对日军的调查研究工作。在获取日军情报的途径方面主要通过询问俘虏，收集研究敌人的文件，利用伪军向我提供敌情资料，打入日军内部和在敌占区设立敌工站、搜集敌情，通过报刊和敌占区来往人员等方式开展。根据学界成果可知，中共和八路军通过建立和健全敌军工作机构、对敌宣传、宽待俘虏、训练敌军工作干部等措施以开展对敌伪的工作并取得积极成效，而作为对敌工作中反制措施的反情报工作则较少论及。

　　首先，中共和八路军非常重视对日军的研究和总结反“扫荡”斗争经验。中共在军事上，“主要调查和研究日军的番号、编制、兵种、兵数、兵器配备、主官姓名才干、作战的计划、部队的区分、军队的调动、给养的状况、战斗力量、战术特点等方面”。政治上主要研究日军内部政治状况、日军对中共的政治阴谋、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状况等。1940年4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各部队、各区党委注意重点收集敌人的各种文件，对敌宣传品须深入研究。其中收集文件、武器和资材成为各部队必须遵循的事项。在经验总结方面，以应对日军1941年上述“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为例，彭德怀、左权和罗瑞卿向中共中央军委提交的电报中指出八路军主力部队适时转移免除了与敌人决战，在转移出包围圈后亦灵活运用分散与集结以打击搜山之日军，但因敌人大兵团作战且火力强劲，使得我军“有时仍处于被动，兼之弹药缺乏……故未能予敌应有打击，致敌烧杀破坏之巨”。

　　其次，中共和八路军对日军的反情报工作体现在依靠群众以建立群众性情报网络。譬如八路军应对1939年7月至8月日军对山西东部的作战，八路军政治部就强调群众工作是取得反“扫荡”胜利的重要条件并要求各部队“深入巩固根据地的群众工作……号召群众保卫根据地，积极参加抗战……大量分配干部深入群众……一切工作深入下层，深入群众工作，无论驻军、行军均须活跃群众工作”。日军方面对此次“扫荡”亦有总结并指出“中共对小学生到老农民都进行彻底的抗日教育，召集中年男子从事军事，在各村设立训练所”，待日军奔袭所到之处八路军早已撤离。杨成武在汇报粉碎1940年日军报复性“扫荡”时指出，虽然日军在航空侦查、分进合击和夜行军等战术上有长处，但其最大的短板是对八路军“情况不明了”，因为“群众是我们的，不帮助日军，使其得不到真实情报”。聂荣臻回忆八路军的通信情报时亦指出过“在群众中扎了根，广大群众都是我们可靠的情报员”。在广大冀中平原地区，亦是有了群众的掩护和支持才使八路军处于日军据点包围中亦能安全隐蔽，甚至有过敌人“在我兵团前二三里、五六里的前面通过，没有发觉到我们”的事例。这在日方档案里也能反映出来。日方一线部队在“扫荡”时就发现乡民“帮着警戒、传递情报……绝不泄露任何有关八路军的情报”，“励行空室清野”，已然是“兵民一体”。华北方面军还指出八路军利用先进的无线电技术、各种声音与火光、暗号等传递信息，但关键在于“非常彻底的民众动员工作，在民众中间布置着巧妙的情报网，能快速察知日军动向，做好回避准备”。针对日军抓捕乡民带路的情况，彭德怀和左权在总结1942年初太行区反“扫荡”经验中指出“我应组织群众远离熟悉道路（十里以外即可），使敌找不到响导很重要”，因其“每到一地到处寻找响导，无响导一步难行”。

　　再次，中共和八路军反情报工作在战术上体现为灵活多变的游击战隐蔽行踪，迷惑日军。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游击战的灵活性做了阐释，“分散、集中和变换”是三个具体方法，目的就在于“采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在与日军战斗中，八路军通过化整为零，以小分队形式活动，避免大规模集结，减少被日军侦查到的可能性，最终使敌人扑空。在行军或战斗过程中，八路军通过伪装成农民或商贩以迷惑日方人员。对此，第36师团甚至制作如何区分八路军与农民的手册：观察农民列队的姿势和对口令的反应；使农民赤裸上身以观察肤色，因农民赤膊劳作，较为黝黑，并检查手掌有无老茧；检查肌肉发达部位，因八路军普遍肌肉发达，农民则是肩部肌肉发达；是否会当地方言等。此外，八路军时常在夜间行动以避开日军的空中和地面侦查。1939年，王震在总结八路军粉碎日军围攻晋察冀时就提到“夜间战斗在消耗与疲劳敌人，使敌人发生恐惧慌乱，及破坏敌人的交通桥梁兵站等等，是最好的手段”。八路军在夜间的巧妙行动即使在抗战后期也使敌人的情报工作吃了苦头。譬如1944年8月，日军“北特警”第7警备大队第5中队在唐山丰润县“扫荡”时在村外偶遇八路军，称“因是黑夜，我方将其误认是友军便使用接头暗号，结果敌人察觉后逃走”。

　　此外，中共和八路军对伪军工作亦是反情报中非常重要的措施。在1941年5月21日，朱德和彭德怀即强调过八路军各部和新四军均须积极开展政治攻势。通过1942年9月冀鲁豫军区的报告可知，中共开展政治攻势主要有三种方式：猛烈的宣传战；建立与伪军、伪政权的关系，主要对象是伪军警备队、敌伪县政府及“反共自卫团”；派遣武装宣传队到接敌区和敌战区活动。透过日方资料可以看出中共的政治攻势成效明显。1942年9月25日，华北方面军参谋部指出中共通过政治攻势向“日军民进行反战宣传，对中国军民灌输抗日意识并获取他们的支持”；10月5日，第1军参谋部在状况报告中也通报八路军“趁日军作战讨伐的间隙，袭绕后方，重点在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1944年5月，日本大东亚省评价政治攻势是中共“‘军事三分，政治七分’策略的深化，目的在于与日方争夺华北农村，斗争的主要手段是两面政策”，所谓“两面政策”即将“亲日农村先转变为既亲日又抗日两面色彩的农村并最终成为抗日的农村”。1944年末，“北特警”一线部队亦汇报在中共的政治攻势下“华方机关逐渐消极”。

　　可见，中共和八路军本身重视对日军活动特点的研究和反“扫荡”经验总结，加之将反情报工作与群众动员相结合，强劲的伪军工作和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应对日军的“扫荡”和渗透。通过比对中日双方资料，可以说中共和八路军的反情报工作都是行之有效的。

　　四、结 语

　　应该说纵观全面抗战期间，华北方面军对中共的情报调查是比较系统和完整的。通过情报调查，日方确实掌握了游击战和敌后抗战的一些面貌，亦制定了一些“封杀”游击战的策略，给八路军和根据地造成重大损失，然而却始终无法消灭八路军的有生力量，更遑论达成其“俘获党、军高级干部，破坏和摧毁党组织”的根本目的。从而也可以说日军的情报调研工作是失败的。日军在华北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就本文管见，关键在于情报中充斥着诸多错误的、非真实的、延迟的信息。如日军在调研中所指，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力量是建立在党军政民四位一体之上的，并非单纯的武力对日反击战。华北方面军有些军官在战后亦曾反思他们在对中共作战中失败的原因，如第59师团参谋折田贞重在回忆中称：“虽然日军努力研究各地区中共党军政民一体的真相、根据地建设状况与其势力扩大的秘诀等等，但现实却是追着八路军四处跑，而无法破坏其党、政、民的组织，这让身为‘皇军’的我等深感耻辱”。日军和八路军在对群众态度上亦有根本差别，“北特警”高级参谋大森三彦指出“当时八路军对民众的军纪极其严格，常常以恻隐之心与深受战争之苦的农民相处”，而日军在华北大行“三光”政策，使得民众深受其害。

　　从造成日军情报工作失败的外因上讲，即是中共和八路军有效的反情报工作。坚实的军民一体关系是有效反情报工作的保证。刘伯承总结129师反抉剔“扫荡”时曾指出，八路军在被合击或敌我夹杂相处斗争时，战术上采取机动的急袭、伏击、袭击、麻雀战及其分遣与集结交互实施以化解危机，然而这些战术都是建立在八路军基干部队、便衣队、地方武装与民众的结合之上。连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都承认八路军的民众工作使民众抱有“军队是人民的军队”的情感。因此在两军博弈之时，八路军往往能提前转移主力部队或分散隐蔽致使日军扑空，让其“无功而返”。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八路军付出了惨重代价才得以保存有生力量，这在前述日军资料中就已体现，但中国共产党并未退缩，如1943年“驻上海总领事”矢野征记向大东亚省汇报中日战局时指出“事变以来中共屡遭‘皇军’讨伐，仍忍受着苦难而斗争着，足见其坚定的力量”。可以说，以侵略者视野可以观察到中共在敌后持久抗战中的困难和曲折并不断壮大发展，也反映出中国人民抗日意识的觉醒、民族团结的增强从而共同抵御外敌，中共抗战领导权的地位亦在坚定不移不断反击日寇的过程中自然形成。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5年第8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