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军：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叙事的多维探析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5年第5期   2026-01-06 10:11:45

　　［摘  要］

　　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争取对外话语权，是中国共产党塑造国际形象的重要手段。抗日战争时期，为打破国民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污化宣传，澄清国际社会的诸多猜疑，我们党积极设置进步革命话语主题，书写对外革命话语叙事。通过多方面努力，我们党建构起一整套具有强大传播力和感召力的革命话语体系，有效塑造了多维立体、客观真实的革命形象。从学理层面探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叙事的书写与传播，对我们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讲好中国故事、塑造良好国际形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

　　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  革命话语叙事  形象塑造

　　抗日战争时期，构建进步革命话语体系是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故事的重要前提，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形象进行有效塑造的重要手段。这一时期，国民党实施严酷的文化统制，向外界抹黑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领导的进步革命事业。为澄清国际社会的种种猜疑，中国共产党借助一系列进步革命话语，积极塑造自身正面形象，使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到我们党在抗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探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叙事的内在机理、主要内容和价值意蕴，可以为今天更好地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提供有益镜鉴。

　　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

　　革命话语叙事的内在机理

　　话语的生成源自特定的历史语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加强外宣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积极构建了切合实际、富有特色、行之有效的革命话语体系。

　　（一）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原初意蕴

　　马克思主义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是“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无产阶级应当以话语为媒介，借助理论的手段，“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

　　“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只有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它“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深刻”。由此，社会革命成为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生成的原初起点。围绕社会革命这一重要理论命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了丰富详实的论述，以“无产阶级”“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形态”等重要概念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又以“暴力”“共产主义”“联合体”等概念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路径方向。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鲜明指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历史使命，是“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明了社会革命的根本动因，指出当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时，社会革命就会到来，而“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为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在此基础上，列宁基于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以“帝国主义”“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先锋队”等概念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革命话语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书写革命话语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二）现实需求：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叙事自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受制于国内外的复杂形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话语的建构与传播中长期处于被动状态。国民党歪曲我们党的进步革命理论，诋毁我们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严重误导国内外各界人士对我们党的形象认知。在对外宣传和形象塑造中的“失语”使我们党深刻意识到，必须积极构建系统科学的革命话语体系，开展多元立体的革命宣传工作，提升革命话语叙事能力，如此才能更好地塑造和展现我们党的形象。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通过制定政策、设立机构、出版报刊等，将党的革命理念、军队战斗情况、边区生产生活状况“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吸引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实现了革命话语的有效传播。1941年8月，《共产党人》第19期刊载《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指出：“我们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任务，是在宣传党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党的纲领与主张，党的战略与策略，在思想意识上动员全民族与全国人民为革命在一定阶段内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同时强调：“这种宣传与鼓动，同时包含有对共同思想进行联合，对敌对思想进行斗争的两个方面。”这一提纲就宣传鼓动的主要特点、基本原则、工作方法、主要形式、干部培养等问题作出详细指示，充分展现了我们党对宣传工作规律的深刻把握，为革命话语的书写与传播提供了重要遵循。

　　（三）话语博弈：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交锋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话语霸权，凭借对舆论资源的控制，大肆散播污蔑与诋毁中国共产党的反动言论，极力遏制我们党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与反动宣传，严重妨碍了中国共产党正面形象的塑造与传播，误导了国际社会对我们党的真实认知与公正判断，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为了改变这一不利局面，我们党在同国民党的话语交锋中积极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力图建构有效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这一时期，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提出将“革命的三民主义”作为国共两党达成第二次合作的思想纽带和理论基础。1937年6月，董必武在《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员可以而且应当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同时强调，国共合作应当有“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1938年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随着我们党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国民党内掀起反对共产党和研究三民主义的高潮。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掌握关于三民主义之争的话语权，我们党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公开发表党的主张和相关理论文章，对蒋介石集团予以坚决反击，为我们党抗战革命话语的出场提供了重要场域。

　　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

　　革命话语叙事的多元呈现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核心革命话语的书写与建构，使国际社会深感“救中国，非共产党之力量不可”，充分展现了我们党高超的政治智慧，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污化宣传。

　　（一）“克己奉公为民众倡导”

　　中国共产党10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依靠艰苦奋斗创造伟大功业的历史。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受到外部封锁，边区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我们党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畏惧一切艰难困苦，形成了勤俭节约、克己奉公、清正廉明的优良作风，为领导抗战胜利铸就了强大精神力量。

　　当年一些外国记者和海外华侨来到抗日根据地，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一般的中国人，他们是新中国的人”。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描述了中国共产党人乐于清贫、以苦为荣的生活细节，并称其为真正的“东方魅力”。毛泽东的生活和普通红军战士一样，他的全部财产也只不过是一卷铺盖和几件随身衣物。周恩来睡的土炕上挂了一顶蚊帐，这是他唯一可见的奢侈品。炕头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一张木制的小炕桌被当作办公桌。彭德怀的司令部是一间简朴的屋子，他同部下一样，只有两套制服，而穿的背心则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戴着一副已经断了腿架的眼镜，损坏的一端用绳子系在耳朵上。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中指出：“在共产党地区，政府官员的生活是艰苦的，物质报酬是谈不上的”；“政府工作人员没有固定薪金，他们每日配给二十五盎司的粮食和三个半美分的菜金，每月发三分美金的津贴费。他们两年发一套棉衣”。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朴素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的“住居与办事所亦是山洞，大小与余寓略同。屋内十余只木椅，大小高下不一，写字木桌比学生桌较大，系旧式乡村民用家私，盖甚简单也”。他深切感受到了延安军民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由衷发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感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努力锻造一个清正廉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938年7月，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一年来的政况》中指出：“在行政系统内及一切国家机关群众团体中，均以‘廉洁’、‘尽职’的原则为选任和鉴别干部的标准。边区一切行政人员和一切工作人员，从最高负责人至下层工作人员，都是领着等于普通劳动者工资的薪水，克己奉公为民众倡导。”1941年5月，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中国共产党清正廉明的优良作风给外国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共产党没有高薪的和贪污的官员和将军，这是事实，而在其他的中国军队中，这些人侵吞了大部分军费。在军队和苏区中厉行节约。”贝尔登指出：“贪污勒索在中国久有传统，但在这里却没有什么机会。”冈瑟·斯坦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中指出，边区在行政方面最大的成就是“腐败现象真的消除了”，而这件事曾经在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看来是不可能的。这些都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清正廉明的良好形象，有力破除了国民党的丑化和污蔑，使我们党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同和支持。

　　（二）“延安有民主政治，有政治自由”

　　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秉持的核心理念。我们党在革命实践中始终强调要实行民主，关注人民政治诉求，扩大人民政治参与。这使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不断增强。

　　中国共产党构建民主政治话语，目的是要动员全国人民抗战建国。“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模范代表。与重庆国民政府实施独裁专制政策相比，延安则是民主自由的乐园。恰如毛泽东所描述的那样：“延安的确不好，树木很少，经费不足；但是延安有民主政治，有政治自由。”

　　抗战与民主互为条件、相因相成，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是发动全民族一切力量实行抗战的推进器，“民主政治”“政治自由”的核心革命话语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了重要思想共识。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阐述了实行民主政治的主张。他明确提出：“革命政策中特别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必须实现民主改革，以动员全体民众加入抗日战线。”1939年9月，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也表示：“我们需要民主，不仅是作为外交上的词藻，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有民主，才能赢得抗日的胜利。”我们党对民主政治话语的塑造和传播，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进一步凝聚了人心，为争取抗战胜利作了思想上的准备。1941年5月，我们党颁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中国共产党与各党派、各群众团体按照“三三制”原则组织抗日民主政权，使边区各级政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对于团结凝聚各方面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中讲道：“边区政府是由普选出来的代表选举产生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陕北绥德考察时也谈道：“现在民主多了，政府是由人民管理并且为当地人民做事，而不是只要本地老百姓纳税的累赘，生产大有增长，社会繁荣昌盛。”

　　（三）“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

　　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存在和发展的坚实根基，是其不断壮大的根本力量。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为了人民的解放而不懈奋斗，在中国和世界人民面前展现了崭新的政党形象。

　　中国共产党是唯物史观的忠实践行者，“一切为了人民”是我们党领导革命事业的不懈追求。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中国人征服中国》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最常使用的词汇是“人民”，他们的口号也是“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这其中“表达了一种永恒的爱和一种最终的信念”。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我们党竭力削减自身开支，尽量减轻群众负担，比如取消军队传统的节日会餐，减少制服的发放数量，每天只吃两顿小米和萝卜汤，把省下的食物分给群众。“八路军对人民的关心，官兵们吃同样的食物，这不断地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同几星期前我在洛阳见到的中央政府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正是因为始终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我们党才获得了牢固的群众基础。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赢得了边区人民的全力支持。“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它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军队凯旋后，广大群众带着水果、鸡蛋慰问部队。“过去有人告诉我们说……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谣言已被事实揭穿了。我们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作战，人民热爱八路军。”1945年2月，雷蒙·拉登在一份关于共产党晋察冀根据地民兵组织的备忘录中写道，华北共产党军队和政府得到人民支持的证据十分广泛和明显，因此“不能再认为这仅仅是为了欺骗外国来访者的一场表演”，必须承认其已经“真正与人民团结在一起”。同年4月，美国外交官鲁登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向世界报告中国共产党区域的最新情况：“共产党在他们所活动的那个区域内，是确实得到人民大众的拥护的，而且这个结论是凡到过那个区域出来的人士都众口一致的”，共产党“到处都受到当地人民极高的敬爱”。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阿契包德·斯蒂尔在延安目睹了边区群众欢迎八路军的盛大场面，使他真正体会到了边区的军民一家亲。

　　（四）“兄弟阋墙外御其侮”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处于严重的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1933年1月，我们党发布宣言揭露蒋介石不抵抗的投降政策，呼吁共同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同年4月，我们党再次向全国人民发表宣言，重申愿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共同抗日。“根据目前的情形与我们的胜利，必得重述今年一月间我们的提议，来粉碎国民党关于红军及苏区工农阻碍有效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污蔑。”这两个宣言都强调，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革军委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强调“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这个宣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准备抗日的坚强决心，有力回击了国民党提出的“中国无力抗日”“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动宣传。1935年10月，《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比较完整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强调“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同年12月，为适应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新形势，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呼吁“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

　　为贯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路线，我们党注重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向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爱国人士致信，希望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促使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1936年6月，《中共中央为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指出：“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我们伸着手向着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人们！”同年9月，毛泽东致信宋庆龄，对她同蒋介石反动政策进行坚决斗争表示敬仰，深切地讲道：“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同月，毛泽东派人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送给蒋光鼐和蔡廷锴，提议双方早日就实行对日抗战达成共识，并提出：“真正之救国任务，必须有许多真正诚心救国之志士仁人，根据互相确信之政治纲领，为联合一致之最大努力，方有彻底完成之望。”这些工作有效争取了国民党内爱国人士的信任和支持，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敌后战场成了中国抗战的最重要战场”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外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贡献长期缺乏了解。为消除人们的误解，我们党积极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介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斗争事迹，同时主动联络国际友人到根据地采访和考察，扩大党的国际影响。

　　1937年9月，八路军第115师赢得平型关大捷，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是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提高了我们党的声望。任弼时在《真理报》上发文指出：“平型关大捷，是对现有‘恐日病’的一次沉重打击。它说明，采取运动战的战术是完全可以粉碎已经武装到牙齿的日本精锐部队的。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实，还促使中国其它部队改变其军事战略战术，它说明，必须把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三者结合起来进行。”1938年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转变为对日作战的主要战场，八路军、新四军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继续与日军作坚决斗争。1940年11月，香港《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就刊载了《华北的反击战》一文，介绍了八路军在百团大战最开始三个星期取得的战果。1944年夏，由美联社、合众社、塔斯社、《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国外重要媒体记者组成西北参观团，赴延安和晋绥抗日前线采访。期间，毛泽东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强调“事实上敌后战场成了中国抗战的最重要战场”。周恩来在《致史迪威将军说帖》中指出:“中国敌后战场（华北、华中和华南）与正面战场恰成相反的对照，在正面是节节败退，在敌后战场是节节胜利。”叶剑英在同参观团成员谈话时也介绍了我们党领导抗战的一般情况，包括八路军和新四军七年来的战绩、我们党领导建设抗日根据地的情况等。此后，外国友人也纷纷发表报道和出版著述，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敌后的英勇战斗。斯坦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中讲述了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努力：从1937年战争开始到1945年3月，共作战115120次，对敌人的运输、补给以及敌人占领城市的堡垒、矿山、工厂和发电厂都造成了巨大破坏。“根据我所找到的所有证据，我得出了结论：延安所宣称的战争记录，比我在重庆和西安听到的，更令人信服得多。”一位美军飞行员在《我从中国解放区回来》一文中介绍了华北解放区的见闻：“在这里，我看见了八路军和民军所进行的抗日战斗的确实证据。”通过国内外的积极报道，我们党和抗日根据地的国际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国际社会对我们党领导的抗战有了更加积极的评价。

　　（六）“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建构革命话语，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1931年9月，我们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屠杀中国人民的万恶强盗，他们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目的是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在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坚决的斗争”。同月，我们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指出国际联盟是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国民党将民族命运寄托于国际联盟的做法无异于与虎谋皮，号召必须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得民族的解放与独立。同年12月，《红旗周报》发表张闻天《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一文，指出：“必须更大胆地广泛地提出中国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口号，更积极的参加与领导广大工农以及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民族革命的斗争，使这一斗争走上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正确道路上来。”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宣传，并深刻论述了国际主义与革命的民族主义的密切关系。1938年4月，《解放周刊》发表《国际主义和革命的民族主义》一文，指出：“反对异族的压迫，保卫祖国的生存，争取民族的解放是社会主义者的民族的任务亦即它的国际的任务。在这里革命的国际主义和革命的民族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也精辟地讲道：“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争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1941年6月，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一文，指出当前提倡民族至上，就是要从抗战中达到民族解放之路，全体人民要冲破敌人的武力、挑拨和利诱，为民族利益而同日寇坚决斗争；同时，要积极联合国际主义者求得自身解放。“国际主义者在中国必须坚决实行中国民族主义，才能使中华民族得到独立解放，走上国际舞台。同时，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必须同情和联合国际主义的运动，才能共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求得国际上真正的民族平等，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

　　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

　　革命话语叙事的价值意蕴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革命话语的书写与传播，有效塑造了多维立体、客观真实的革命形象，赢得了国内外进步力量的广泛认可，有力推动了自身革命理论的创新发展。

　　（一）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统制与舆论封锁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导下，与国民党开展了既联合又斗争的多番话语交锋，通过各种路径积极向外传递自身革命主张，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统制与舆论封锁，改变了外界对我们党的刻板印象和固有偏见。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宣传引起了国内外密切关注，众多友好人士历尽艰辛，突破国民党的严密封锁，访问根据地，只为看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政权的真实情况。1936年，斯诺探访保安时表示：“红色苏区分明是个文明友善之邦，哪里是什么‘匪’？我这次苏区之行，我的工作、我的事业良心、我的报导，必定会使国民党电台、报刊在世界上的谎言、欺骗破产。”1944年，赵超构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到陕甘宁边区参观访问，后在其著作《延安一月》中直言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功，“边区在多处是可以刺激那些自我陶醉的人的”，有力证实了我们党实为国民党“大量流传的谬论的受害者”。

　　（二）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感

　　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我们党革命话语叙事的广泛传播，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唯一中坚力量。

　　这一时期，外国友人不同程度借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叙事，为我们党树立真实形象、摆脱负面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哈里逊·福尔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中指出：“边区最重要的特点是边区政治由内战期间的共产主义进化为代议民主制”，共产党严格遵守“三三制”原则。詹姆斯·贝特兰在《中国的新生》中记录道：“红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它曾“被人视为放火抢掠者的角色”，“然而有些真正碰到过红军的难民却说红军是全中国最有纪律最有秩序的军队”。

　　国际社会对我们党日益增强的政治认同感也源自对国民党腐朽统治的失望。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批判国民党“用控制一切舆论机器，进行新闻检查、收买外国通讯社、情报机构的记者等等专政手段，让西方世界的人民无法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并辛辣讽刺“国民党中国的新闻报道奴才性十足，恐怕是世界最罕见的”。斯坦提出，如果像国民党政府一样，“人民要供养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官僚专权的做法必然会导致无休止的拖延时日、摩擦和失望，以至于最后失败”，而“共产党选择了自下而上的方法”，“通过自治政体的发展”最大限度给予人民权利和义务。

　　（三）团结了全民族抗战力量

　　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极为重视围绕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开展宣传工作，并针对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等不同群体制定差异化的宣传策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书写强调，要满足统一战线中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的要求”，从而实现“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人民的力量，以反对全中国人民的公敌”。

　　为贯彻瓦窑堡会议制定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路线，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团结广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根据地建立起“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另一方面主动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多次向国民党爱国人士和将领积极宣传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争取了其信任和支持。同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也是对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的重要武器，使其“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唤起民众，一致抗日”。

　　结  语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要彻底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政治污蔑，粉碎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专制，就必须加强自身革命话语建设，积极开展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工作，以客观真实地宣传党的革命理论，展现党的抗战形象，搭建起与国际社会交往联系的话语桥梁。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故事，是我们党加强对外话语传播的一项重要任务。

　　加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叙事相关问题的研究，需从档案文献中着力提炼引领我们党革命话语叙事建构的标识性概念，努力打造易于为国内外学界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要深化这一时期我们党革命话语叙事的学理性阐释，挖掘我们党在领导抗战事业中的重要价值观念，进一步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推动相关问题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本杂志纸质版）

　　作者单位：井冈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