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靖 |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药工作
来源：《党的文献》2025年第5期   2026-01-22 09:26:46

　　制药工作是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基石，关乎国民健康、国防建设乃至综合国力。全民族抗战时期，战事频繁、疫病流行、伤病员数量激增，药品需求急剧上升。保障药品供应，与保障武器弹药一样，成为维系根据地生存、影响抗战胜利的关键因素。当前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医药卫生事业的研究，多集中于医疗与防疫领域，对制药问题关注较少。有鉴于此，本文拟聚焦全民族抗战时期，运用相关文献资料，就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制药工作的背景、举措及成效作一探讨，以期深化相关研究。

　　一、历史背景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制药工作，既是保障革命力量、密切党群关系的客观要求，也是基于边区药材资源丰富而未得到充分利用的现实考量，具有深刻的时代必然性。

　　（一）药品严重短缺制约革命力量保存

　　全民族抗战初期，部队药材“主要是依靠国内外团体人士的赠送，如中国红十字会，保卫中国大同盟，以及侨胞和国内外个人或团体等；其次由军政部军医署发给一部；再次是自行购办”。但随着战争持续，日军加紧“扫荡”和封锁，国民党方面也实行严密的物资禁运，“向敌区购买药品已非易事，而缴获药品亦为数甚微不敷应用”。陕甘宁边区中央医院就曾因缺乏葡萄糖、氯化钙、强心剂、消毒剂等基本药物，严重影响传染病治疗效果。药品短缺导致伤病员难以得到及时有效救治，非战斗减员增加，直接削弱了部队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对此高度重视。早在 1929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即明确提出：“药少的问题，要尽可能设法解决。”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进一步强调：“制药疗伤，不怕封锁，是战胜敌人的条件之一。”朱德也提出：“加紧团结，努力生产，多造药品，输送前线，医好战士，打大胜仗。”这些论述深刻表明，党已将制药工作提升到关系抗战胜利、革命力量保存的战略高度。

　　（二）制药工作是解决民众疾苦、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任务

　　由于长期深受封建压迫，加之频繁的灾荒、战乱侵扰，近代中国社会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困苦，患病后往往无力购药治疗，造成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与生产发展。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强调，必须注意群众“疾病卫生问题”，切实解决其疾苦，这样“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党进一步认识到：“民众的健康，在政治上有着很大的意义，它与巩固和提高党，军队和边区，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绝不可轻视。”

　　事实上，党在革命早期就将制药工作纳入政权建设范畴，红军医院建立后，便尝试自制药物并为群众服务。比如，1929年 5月，鄂豫皖苏区第一个红色医院建立后，自采自制中草药，给根据地群众治病送药。然而，随着战争规模扩大、根据地拓展，特别是疫病流行时，仅靠部队医疗机构难以满足群众用药需求。1941年，林伯渠在总结陕甘宁边区政府一段时间以来的工作时曾坦言：“应该承认因为医生不够与药品缺乏，我们对群众的帮助实在太少。”为此，党决心加强制药工作，明确要求“各级干部加强群众观点，深切认识到‘救命第一’的意义，以高度热情，为民众服务”。这表明，加强制药工作不仅是医疗卫生问题，更是密切党群关系、巩固执政基础的重要任务。

　　（三）根据地药材资源丰富但利用不足

　　我国幅员辽阔，药材资源丰富。各抗日根据地大多位于山区农村，拥有大量可资利用的药用植物。比如，“陕甘宁边区满山遍野是药草：黄岑、柴胡、麻黄、车前子、甘草、薄荷、枸杞……驰名三边的盐池里也可以提炼出药物，还有大量的可以从植物、矿物、动物制成药的原料”。晋察冀边区太行山区也是“药材济济，盛产大黄、黄岑、丁香、野百合、杏、枣、花椒、黄花、山菊花等”。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为根据地发展药品制造提供了有利条件。

　　然而，根据地药材资源开发利用明显滞后。究其原因，在于专业药学人员严重短缺。比如，晋察冀根据地曾经仅有少数从城市参军的人员具备一定的药材工作基础；新四军四师曾一度全师无一名正式药剂师。由于药学知识分子严重不足，且采药的工人大多只知俗名用途，不了解中草药在分类学中的类别和药材的有用成分，植物学家只知学名或拉丁名，而不知其俗名，更不了解其药用价值，以致货弃于地，往往还要从边区外或国外购买。

　　在西药价格猛涨的背景下，充分利用根据地药材资源，运用科学技术研制有效中药制品，成为“既便于全边区保健事业，又系提倡国产挽回利权”的必然选择。为此，毛泽东特别指示：“应研究边区出产之药材”。朱德也要求：“边区出产丰富的药料，现我边区制药厂应尽量加以利用，扩大生产量，不但供给军队和边区人民，并且运销全国，供各地迫切需要。”这些指示为开发本地药材资源、发展制药工作指明了方向。

　　二、主要举措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解决药品供给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系统谋划、统筹推进，逐步构建起以药厂为核心的制药工作体系。在具体举措上，就是“以政府的力量或联合各大药房，在后方各地建立许多大小的制药厂，聘请高等技师，从事大量必要药品的制造”。我们党以开办药厂为基础环节，以健全管理为关键支撑，以人才培养为核心要素，以开发本地资源为重要保障，推动制药工作体系不断发展完善。

　　（一）开办药厂药社，构建药品生产体系

　　这一时期，各根据地克服设备简陋、技术薄弱等困难，着力建立独立自主的生产体系，兴办了一批制药厂。其中，陕甘宁边区的实践起步早、成效显著，其经验具有示范意义，聂荣臻曾专门号召“向延安学习制造药品”。陕甘宁边区规模较大的药厂包括八路军制药厂（即八路军卫生材料厂）、光华制药厂、边区卫生材料厂等，其中又以八路军制药厂建设最早、影响最大。

　　八路军制药厂由八路军总军医处委派药材科科长李维祯等人创建，于 1939年元旦正式投产。该厂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迅速形成生产能力，投产仅 3个月便成功研制出 40余种药品，包括西药福白龙、康福那心、吗啡注射液等，中药止咳丸、健胃散、仁丹等。随着生产体系的不断完善，其技术能力持续提升，部分产品经严格检验，疗效优于市面所售品种，其中从马牙碱中结晶提纯的小苏打纯度高达99.6%，技术水平超越同期国际标准。到 1944年 5月，该厂累计生产药品达 200余种，占部队用药总量的 86%，成为保障军民用药需求的重要力量。朱德评价该厂“已建设起来社会主义前途的初步基础，是科学做基础的，又采取了陕北落后的地点和条件，利用新旧兼用、中西并用的发展，是最实际和最有前途的”。

　　其他根据地的药厂建设也取得显著成绩。晋察冀根据地先后创建了 18个制药厂、分厂或制药组，其中伯华制药厂在全民族抗战期间生产的药品器材达 140余种。胶东根据地的新华制药厂成立于 1943年初冬，秉持“就地取材，中西并举，制造与经营结合，军需与民用兼顾”的方针，约两年间便制造了百余种中西药品，供应了该根据地军需民用。

　　在大力开办药厂的同时，各根据地还推动成立了保健药社，以更好地服务根据地群众。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首创于 1939年 7月，地点设在安塞。1940年 7月迁到延安，设为总社，并开始在各县陆续设立分社。到 1943年，分社数量已增至 22个。保健药社为药品消费合作社性质，负责推销药厂产品，同时也自行研制药品。如曲子保健药社两年内研制出锡类散（治喉症）、林树散（治大头瘟）等特效药 20余种，治愈病人 1万多名；清涧保健药社 1年中自制土产药材 100余斤，治疗病人 6000多人。保健药社的建立，拓展了药品供应渠道，为根据地群众提供了有效的医药救济。

　　（二）健全管理制度，规范生产运行秩序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药厂的制度化建设和科学化管理，明确提出药厂应“在现行编制下，充实健全组织，加强生产力，克服浪费现象，建立合理的工厂制度”，进而将健全的运行机制与高效的经营管理相结合，以保障制药体系的有序运转和持续发展。

　　一是明确生产任务方向。根据为全体军民服务的宗旨，党要求药厂立足实际，主要生产军民急需药品。八路军野战后勤部在 1941年召开的药品材料厂工作会议上提出：“药品生产种数现在不必求多，力求效能确实，适合实际需要，对普遍病症常用的药应多造；应依据本区药物及外购情形规定数十种主制药品（如治痢疾、疟疾、伤寒、感冒、肠胃病、疥疮等等）为药厂制造的中心产品。”1943年八路军野战卫生部进一步要求“发展群众化的生产，大量制造群众习惯应用的日常必需药品，如婴儿、妇女用药，……并且取名要通俗化、地方化，用法要简单化”。这些规定为生产药品指明了具体方向。

　　二是建立质量监督体系。药品质量关乎生命健康，这就要求药厂必须建立严格的监管机制。1939年《陕甘宁边区卫生处组织条例》规定，医政科负责“药商及药品制造之监督事项”。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强调：“各公私药厂药店所配制的药品，必须呈交卫生处，经由卫生处检验核准，方得发卖。”1943年八路军野战卫生部规定：“每造出一种新药，要先交卫生部转医院试用，以考查其效用”，并要求“实行普遍轮流监制，做到每制一种药品，必须有技术干部监制”，“监制的药品，如发现有不合应有的效用与副作用时，由监制者负完全责任”。这些规定严肃了工作纪律，有助于增强制药人员的责任感，减少差错事故，进而保障了药品的质量效用。

　　三是优化管理体制机制。针对药厂一度存在的管理分散、效益不彰等问题，党对药厂体制进行了调整与整合。比如，1941年，晋察冀军区将二级军区药厂收归大军区合并经营；次年要求各药厂“统一生产计划，所出产的药品统由军区卫生部分发”，并指示各药厂“互相联系，共同发展”。管理体制机制的优化促进了药厂壮大，如伯华制药厂与冀中军区化学制药厂合编后，技术力量增强，产品逐步增多。

　　四是保障资源、加强核算。面对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党多方筹措为药厂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1940年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明确要求：扩大包括制药应用化学在内的现有公营企业，要“集中人力财力，突出这些企业，使之有迅速的成效”。同时，积极组织原料采购。毛泽东曾指示为药厂“设法购买原料”。在保障投入的同时，强调经济性与实效性的统一，明确提出“制药须有成本计算”。八路军制药厂深入实施成本核算，固定资产均造表登记，原料每日限领一次，产品入库时需开具收据。如此，使职工更加注意节约、保证质量，厂方也更容易发现生产上的漏洞，及时纠正不足，使工序井井有条。

　　五是完善激励、激发热情。为推动药剂生产“提高创造性，发扬研究”，相应的奖励政策是必要的。八路军野战后勤部规定，对新研发药品“经实验后，确有成效者，应给以各种奖励”。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的《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草案》也明确规定，奖励在医药上有发明创造的医士、药师。同时，各药厂深入开展以赵占魁运动为代表的劳动竞赛，将模范精神转化为具体生产实践。八路军制药厂将运动要求具体化为系统的“劳动英雄”评选标准，从生产任务、学习纪律到生活规范等方面对职工提出明确要求，极大激发了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六是加强宣传推广应用。为确保自制药品有效服务军民需求，党构建了系统的推广机制。晋察冀军区明确要求各级干部“必须进行说服和解释”，消除干部群众对自制药品的疑虑，同时要求医务人员通过研究药品用法提高“使用自制药品的信心”，并规定“凡有自制代用药者，则不再购买西药”，将教育解释与实践应用紧密结合。八路军野战卫生部还建立了常态化宣传制度，规定“每次出产新药和每季药品，须在报纸上做广告宣传，并要在各大城镇散发广告”。这些举措构成了从思想引导到制度保障的完整推广体系，显著提升了干部群众对自制药品的认可度，有效拓展了药品应用范围。

　　（三）建设人才队伍，夯实制药事业技术基础

　　人才是制药事业发展的核心支撑。中国共产党通过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的方式，不断加强制药技术队伍建设。

　　一方面，积极引进专业技术人才。这一时期，党多次派人赴敌占区动员药学专家和技术工人到根据地工作。比如，在八路军制药厂筹建时，药材科科员郑文甫到西北制药厂学习西药制法之际，积极传播我们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成功动员了十余名青年工人加入，他们后来成为制药厂的技术骨干。1941年，陈毅指派沈其震赴上海邀请中法大学药学科恽子强教授、阮学珂助教到苏北根据地开办华中制药厂。

　　为有效凝聚专业药学人才，党制定了系统化的优待政策。1942年 5月，中央书记处颁布《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将药学人才按专业背景与实践经验分为三类：国内外正规医科大学毕业的专家、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非科班人才，以及经过短期培训的药剂人员，分别在工作和生活等方面给予相应优待。同年 7月，晋察冀军区出台《医务人员技术津贴等级暂行标准（草案）》，将药剂工作者等专业技术人才，依据实际业务能力、现任职务及工作年限等标准，划分等级并发放津贴待遇。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感召下，一大批药学志士从大后方和沦陷区奔赴根据地。从 1938年到 1940年，仅陕甘宁边区新参加八路军的卫生技术干部就增加约30%，其中制药技师占6.6%。这些技术干部大多毕业于国内外专门学校，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为党的制药工作注入了活力。

　　另一方面，自主培养多层次药学人才。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和制药工作的发展，仅靠少数正规医学院校毕业的药剂师已无法满足工作需要。为此，党决心采取初、中、高等教育并举的方式，自行培养制药人才。

　　初级药剂人员主要通过开办短期训练班培养。如 1938年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开办调剂员训练班，学习 3个月后分配至各单位担任调剂员。训练班主要教授药品的作用、性质、剂量等知识，边上课边实际操作，用时短、收效快。

　　中高级药剂人员则依靠专门学校教育培养。1932年红军卫生学校正式成立后即开办有调剂班，迁至延安后，于 1940年扩建为中国医科大学，并开办了药科。1942年，药科独立为药科学校，设在八路军制药厂，由厂长李维祯兼任校长，实现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

　　为推进药科学校建设，党施行了一系列特别举措：不仅给予物质支持，免除所有费用，提供书籍、文具、食宿等必需品；还实行民主管理，让学生有权参与校务会议及教育会；同时注重开展党风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技术学习观点。学生讨论后一致认为：“党现在要我学的药科事业，就是我的革命职业，今后要死心塌地的安心学习，将来在卫生部门药科事业上为党工作。真正做到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的服从党的利益。”由此极大提升了学生的思想认识，使其更加热爱党的制药工作。

　　到 1945年抗战胜利时，药科学校共培养三期学员，其中两期为中专班，学习周期为一年半；还开设了一期大专班，学习周期为四年。其他根据地也开办了类似药学教育，如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白求恩学校）设有调剂班，从学校开办到抗战结束的 6年间，共设 6期，培养学生 339人。通过这类药学教育，培育了一批专业过硬且思想素质高的制药技术人才，他们毕业后，奔赴华北、东北、山东等地筹办药厂，成为根据地药厂的技术骨干或管理干部。

　　（四）开发本地资源，推动药材科学利用

　　为建立稳定、自主的药品生产体系，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有计划的研究、培植、采挖和制造边区土药及制造其他外来中西药的代用品”的战略方针，系统推进本地药材资源的调查、开发与利用。

　　一是开展系统性资源调查。只有全面掌握边区土产药材分布生长情况，才能合理地开发利用。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明确要求，将药材作为山地调查的重点。延安生物研究所组成调查团，深入边区山林进行了系统采集研究，并将调查结果写成《陕甘宁边区药用植物志》。八路军制药厂技师程闻芷也开展了相关调查活动，将边区各种草药的产地、药用部分及采挖季节整理成文。这些调查资料为边区药材资源的开采利用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二是组织群众性采药运动。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群众的力量，在制药工作上也主张“走群众路线，把行政、技术、药品、群众结合起来”，“通过商店、合作社发动与组织群众开展采药运动”。朱德曾特别指示部队：“土货以药材为主，可发动军队和老百姓去开采。”为确保群众利益与资源永续，党还特别强调“收买药材的价格应按人民生活程度规定”，并对出产不多可能采绝的药物提出“设法培植，免致绝灭来源”的要求，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早期理念。

　　三是推进药材科学化研究。为进一步弄清边区土药中的有效成分，党特别号召“用科学方法研究中药”。聂荣臻强调，对于中药的效验，要“以实践为凭，并予以系统的说明。同时名目不要太多，应集中力量于几种特效药的制造”。实践中，科研人员不仅从莨菪草中提取了阿托品，解决了战争期间需用量最大的镇痛药的原料问题，还从洋芋中提炼出淀粉作为葡萄糖的制备原料，从盐池中化炼出碳酸镁、硫酸钠、硫酸镁等西药基础原料。这些实践有效破解了战时药品原料的供给难题，更在中西医结合上作出重要探索，为根据地制药事业的自主发展奠定了科学基础。

　　四是促进技术成果共享。为使研发成果迅速转化为战斗力，党要求“自制药品须将成效结果，搜集编印新药集，广泛传播”，进而编印了一批药物手册，分享交流草药制备的工作经验。1940年，光华制药厂编就两册《通俗药物学》，叙述中药的药理，并综合了他们的实践经验。同年，八路军军医处出版《抗战新药集》，记录了新药剂的采集、提炼、配方、成分以及临床试验结果等。各根据地药厂纷纷仿照此书中介绍的方法生产药品，形成了知识共享与技术扩散的良性循环。

　　三、成效与意义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系统推进制药工作，有效缓解了根据地药品短缺问题，不仅直接保障了部队战斗力，而且增进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同时促进了制药技术的革新与进步，为新中国制药事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有效保障部队药品供应，维护军队战斗力

　　通过创办药厂、建立保健药社体系，各根据地自制药品的产量与覆盖面持续扩大。至 1944年，陕甘宁边区实现三分之二药品自给；华北地区的伯华、光华、利华、新华等五大药厂共同提供了当地所需药品的 70%。可见，这一时期已形成相当规模的药品生产网络，基本满足了前线部队的日常用药需求。

　　在保障数量的基础上，各药厂研制出一批疗效确切的药品，显著降低了因伤病造成的非战斗减员。伯华制药厂成功研制出合格的乙醚，解决了重大手术缺乏全身麻醉剂的难题，使大批重伤员得到及时救治；八路军制药厂用猪肝浸出液制出的肝精注射液，对治疗部队指战员伤病后并发的虚弱症效果极好。在全民族抗战期间，太行区共收治伤病员 13万人，治愈约 10万人，自制药品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自制药品的成功生产和应用，不仅在物质上支援了前线，更在精神上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士气。毛泽东高度评价制药工作的成就，称其“等于打了一个大胜仗，大大鼓舞了指战员英勇杀敌的士气”。前线官兵使用到自己药厂生产的药品时，深受鼓舞，纷纷表示：“我们的军队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出来，我们一定能战胜敌人。”党的制药工作由此超越了其医疗功能本身，成为鼓舞军心、坚定抗战信念的重要力量。

　　（二）切实解决群众用药困难，增进党群关系

　　制药厂所产药品不仅疗效可靠，更以低廉价格面向群众供应，极大缓解了长期困扰民众的“用药贵”问题。1945年胶东区流行黑热病时，许多群众为治病变卖家产，而党的医疗队采用廉价的“吐酒石”替代进口高价药品，又研制出新的特效药，取得良好治疗效果。光华制药厂生产的胜利茶功效不逊于阿司匹林，而价格仅为后者的十分之一，深受群众欢迎。这些质优价廉的药品，使普通百姓在战时经济困难时期也能获得必要的医药救济。

　　通过组织医疗队深入乡村为群众看病送药，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展现了对人民健康的高度负责。晋察冀军区在全民族抗战期间组织 40个医疗队（组），发放药品 5600余磅，经治病人 23.85万人，使用药品多为伯华制药厂产品。这种“送医上门、送药到人”的服务模式使群众深受感动，一位病愈老人由衷地说：“鬼子给咱们造成病，八路军给咱们治好病，真是救命的恩人！”

　　在切身感受到党的关怀后，群众将感激之情转化为对制药工作的实际支持，形成了“军爱民、民拥军”的生动局面。胶东制药厂建设时，群众主动腾出房屋作工房；山东军区制药厂所在地群众严守保密纪律，确保药厂在敌情紧张时仍能安全生产。这种由用药救济而产生的政治认同与情感联结，不仅增进了党群之间的血肉联系，更将广大民众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为抗战凝聚了深厚的民心基础。

　　（三）推动制药技术发展进步，奠定新中国制药工业基础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下，根据地制药工作者秉持自力更生精神，成功攻克多项技术难关。1945年 4月，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项经费、物资的保障和延安多家医院的协同支持下，由国际医生傅莱主持的中国医科大学粗制青霉素实验室成功研制出粗制青霉素。这一重大科研成果，标志着根据地成为当时国内极少数掌握抗生素生产技术的地区，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艰难条件下推动医药科技创新的卓越能力，制药科研水平由此迈上新台阶。

　　各根据地在积极研制西药的同时，注重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发传统中药资源，开创了中药现代化的新路径。太行利华药厂采用科学提取方法，成功研制出柴胡注射液、苍术油注射液等新型制剂。其中，柴胡注射液对流行性感冒、回归热等疾病疗效显著，还可替代奎宁治疗疟疾；苍术油注射液的解热功效与进口阿司匹林相当。这些成果不仅丰富了药品供给，更通过科学验证提升了中药的治疗效果和社会认可度。在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的马海德医生评价道，该院药物“有三分之二是由中草药组成的，完全继承了李时珍古老的中国医药学知识的全部遗产”。

　　全民族抗战时期形成的制药体系和技术积累，为新中国制药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正如时任八路军卫生部副部长饶正锡所言：经过多年来的“埋头苦干，自力更生，不仅谋求解决本军药品需要的困难，也为我国今后制药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这一时期创办的众多药厂，在新中国成立后发展成为制药工业的骨干企业：如延安的制药厂迁至西安，改名为西安制药厂；晋东南制药厂迁至北京，发展为北京制药厂；晋察冀军区制药厂发展为石家庄制药厂；胶东制药小组和新四军制药所合并为山东新华制药厂。这些企业的延续与发展，充分体现了全民族抗战时期制药工作的深远历史影响。

　　四、结语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制药工作摆在关系抗战全局的战略高度，通过开办药厂药社，构建起适应战时需要的药品生产供应体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党采取健全管理、建设人才队伍、开发本地资源等一系列举措，不仅有效保障了广大军民的用药需求，直接支持了抗战胜利，而且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制药工业发展道路。这一时期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制药工作精神，积累的管理经验，形成的技术成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25年第5期，作者：胡靖，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