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水谣：日本对中国海关的人事渗透：以岸本广吉的动向为中心（1921—1937）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2026-03-10 09:55:21

　　作者：姜水谣，山东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内容提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对中国海关的人事渗透是与政治、军事入侵并行的一种隐蔽性侵略方式。自华盛顿会议后至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日本有计划地在中国海关安插日籍关员，并千方百计确保岸本广吉占据海关总务科税务司的职务。岸本三度执掌海关总务科税务司职权，在巩固自身地位的同时，扩张日本在中国海关的势力，并阻挠华员收回关权。汪伪时期，岸本出任汪伪海关总税务司，将海关变为支持侵华战争的财源。日本对中国海关的人事渗透为全面侵华时期控制中国经济铺垫了人脉基础。

　　关键词：中国海关　日籍关员　岸本广吉　人事渗透　梅乐和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方式多种多样，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海关是近代中国重要的征税和贸易管理机构，其税收长期占据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1/3—1/2，日本对中国海关的侵略，是其经济侵华中极其重要的方面。既有研究对日本阻挠中国关税自主、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干扰东北海关征税与缉私、伪满洲国控制东北海关、全面侵华时期日本逐步控制沦陷区海关等史实多有探讨。这些研究揭露出日本对中国海关的直接侵略，却忽略了一种隐蔽但危害深远的侵略手段：人事渗透。事实上，日本动用国家力量，在中国海关逐步安插人员，为全面侵华时期完全劫夺海关、控制中国经济积蓄了人脉力量。

　　近代中国在海关行政权、关税税率和关税结余保管权三方面受制于列强，直至20世纪20年代关税自主和海关华员收回关权运动高涨，该局面才逐渐改善。海关以外籍税务司制度为基础，外籍关员凌驾于华员之上且掌握关权，加之关税收入成为外债和赔款的担保，外籍税务司又取得关税结余的保管权。因此，海关不仅是中国政府的征税机构，更是受列强干涉的“国际官厅”，英籍关员长期占据中国海关高层的主体。1899年，第一位日籍关员黑泽礼吉以四等帮办的身份受雇于中国海关。从此，日本效仿英国的策略，不断安插日籍关员，并令其在不得罪英美的前提下，隐蔽地增进日本的利权。日俄战争后，大批日籍关员进入中国海关，但这一阶段，中国海关常被视为“日本年迈官僚的养老院”，并未受到日本政府的特别重视。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英日同盟解体和日本在华势力增强，自华盛顿会议后到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日本外务省有计划地对中国海关进行人事渗透，费尽心机确保日籍关员中地位最高的岸本广吉出任权力仅次于海关总税务司的总务科税务司一职。日本全面侵华后，岸本仍任此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担任汪伪政权的海关总税务司，将中国海关变为日本侵华战争的重要财源。

　　岸本广吉三度执掌中国海关总务科税务司的职权，其中1927年2月至1929年4月任代理总务科税务司，1931年4月至1933年3月、1935年1月至1941年12月任总务科税务司。本文主要利用日本外交档案和中国海关档案，以1921—1937年间岸本任职、休假、复职的动向为线索，考察在中国反帝民族运动兴起的年代中，岸本不顾华员收回关权的要求，在海关巩固地位并强化日本势力的过程，以及日本外务省对他的支持，从而揭露日本对中国海关人事渗透政策的实施细节，深化对日本侵华方式的认知。

　　一、 日本对海关人事渗透政策的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亚格局剧变，日本实力增强，英国霸权衰落。华盛顿会议期间，美、英、法、日四国签订条约，在东亚问题上以四国协商体制取代英日同盟，被日本视为“英美为颠覆日本在东亚主导地位而进行的合谋”。此时日本已不满足于在英国的庇护和牵制下获取在华权益，加之20世纪20年代日本奉行对华“协调外交”，即以经济侵略代替武力扩张，因此，日方高度关注中国海关的人事问题，欲打破英国人在海关的垄断地位。

　　1921年12月，日本代表在华盛顿会议的关税委员会会议上称，“希望海关体系做出公平适当的调整，尤其是在关税结余的保管银行及关员任命问题上”。而对中国而言，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九国间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则是走向关税自主的重要一步，该条约规定，中国在废除厘金制度之前，可以对进口货物征收2.5%的附加税，即二五附加税，并规定将召开特别关税会议以决定征收附加税的实施细节。这一时期，随着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的呼声不断高涨，日本扩大其在中国海关势力的企图与华员收回关权的追求之间形成了激烈的矛盾。

　　在中国东北之外，日本对华贸易最活跃的地区当数上海。华盛顿会议后，在日本驻上海领事和商务官的推动下，日本外务省形成以国家力量对中国海关进行人事渗透的政策。1925年，时任江海关署税务司的岸本广吉因其优秀的综合素质被日方视为最有希望进入海关高层者。

　　1925年2月、9月和10月，日本驻上海商务官横竹平太郎和驻上海领事矢田七太郎向日本外务省提交多份报告，欲以当年将要召开的特别关税会议为契机，干涉中国海关的人事问题。这些报告强调的内容有三点：第一，日籍关员“比起领事等外交官更能保护贸易利权”。英日在华商贸（尤其是棉纺织品）竞争日趋激烈，“英籍关员在验货和税率等方面对英国商品大开方便之门，对日货则严格照条约执行”，对日本不利。第二，日本扩大海关人事势力的正当性。报告称，英国垄断海关管理权的依据是1898年清政府总理衙门与英国驻华公使的协议：“英国贸易较他国为多，已迭次允准，嗣后仍照以前办法，聘用英人为总税务司。将来他国各口贸易较多于英国，则届时自不必聘用英人矣。”1898年，英国对华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60%。1924年，英国对华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30%，与日本持平，但同时，日籍关员的人数和级别与日本对华贸易额不相称（当年中国海关英日关员人数对比见表1）。第三，日本扩大海关人事势力的方法。1.应以国家力量支持日籍关员。2.应提升日籍关员地位，并争取使其进入中国海关高层。比如要求在与日商利益关联最密切的安东、营口、天津等地的海关中任命日籍税务司，以及在总税务司署设副总税务司一职并由日本人担任。3.应按贸易额比例增加日籍关员人数。“欧洲人可在伦敦参加正式选拔考试，但日本人只能以日本驻华公使照会总税务司的方式被推荐。应促进驻华外交官积极游说总税务司”。

　　横竹和矢田都认为岸本广吉是最应进入中国海关高层的日籍关员。从资历上看，大连关税务司立花政树（1900年2月入职）和杭州关税务司大泷八郎（1899年9月入职）于1925年相继退休后，日籍关员中已无人比岸本更资深，且岸本曾在总税务司署汉文科任职多年，中英文俱佳，通晓海关内“源自英式制度的种种不成文规定”，熟悉英籍总税务司安格联（Francis Aglen）的处事风格，善于处理复杂的内外关系。从年龄上来看，英国政府在选择总税务司及其后继者时，往往选择较年轻者，这是因为年长者的任职时间短（海关退休年龄为60岁），每次职务交替时会引起列国竞争，故日本应效仿英国，选择较为年轻的岸本（1925年时42岁）进入中国海关高层。此外，岸本任江海关署税务司期间，在关务上协助日商，得到横竹和矢田的赞赏。例如，由于不少日商进行走私和虚假报关，英籍江海关税务司赖发洛（Leonard Lyall）曾欲对日货一律实施严格检查，但经岸本斡旋，最终决定对信用较好的日商的货物实行无检查通关。横竹和矢田认为“岸本来任后，以中正的立场，圆满解决了各种事件”。

　　然而，由于日本在中国海关高层的势力微弱，日方新设副总税务司职务并推举岸本广吉任职的企图最终搁浅。1925年11月，岸本接替立花政树任大连关税务司。在职期间，岸本被英国驻大连领事评价为“中国海关的忠仆”，“遵守海关的传统”，“受外国人和日本人的尊重，在国际问题上不会偏袒日本”，成功地在欧美主导的中国海关巩固了地位。

　　1926年6月，在日本驻华外交官的反复请愿下，安格联同意日本外务省9月在东京举办日籍关员选拔考试。岸本广吉作为日籍关员的领袖，与英籍铨叙科税务司贺伦德（G. C. F. Holland）一道赴日任主考官。日本外务省高度重视此次考试，在《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报刊上进行大规模宣传，为争取6个帮办名额，动员273名高校学生报名。考试合格者来自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日本一流大学，足见日本政府亟欲将优秀人才安插入中国海关，以储备侵华人力。

　　在日本形成对中国海关人事渗透政策的同时，海关华员不断要求驱逐外籍关员，收回关权。1908年，专门培养海关内班华员的税务学堂（后改称“税务专门学校”）成立，每届毕业生中成绩最优秀的3—5名任帮办，其余任供事（后称“税务员”）。从此，高阶华员的势力开始缓慢成长。1921年，税务专门学校同学会向该校校长提交陈情书，要求“取回主权”，“裁减洋员，凡本校毕业生一律派作帮办以收主权而重国体”。可见，日本扩大其在中国海关势力的图谋与华员收回关权的追求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此后该矛盾也一直延续。

　　二、 岸本广吉出任代理总务科税务司（1927—1929）

　　1926年10月，广州国民政府开始对进口货物征收二五附加税。1927年1月初，北洋政府也决定开征该税。但安格联认为此举将危及海关秩序，拒不服从北洋政府指示，并私自南下武汉，与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商谈征税问题。1927年1月底，安格联被北洋政府罢免，该事件标志着中国对海关影响力的增强和英国霸权的衰退，同时也成为岸本广吉进入中国海关高层的关键因素。

　　1927年2月，接替安格联职务的英籍代理总税务司易纨士（Arthur Edwardes）为巩固权力，欲拉拢日籍关员，与之结盟，于是推荐岸本广吉出任代理总务科税务司。英外交部和驻华公使蓝普森(Miles Lampson)都支持此举，蓝普森指出，“当海关体制需要被保护时，日方的实质性协助应为最后的手段”。任职期间，岸本一面巩固自身地位，一面作为日本驻华公使与总税务司之间的信息中介，配合日本的外交方针，安插日籍关员，阻挠中国收回关权和关税自主的进程。

　　日方对岸本广吉任代理总务科税务司一事感到欢欣鼓舞，因为“日本人终于加入了由英国人垄断的海关行政中枢”。岸本甫一就任便向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提出，“易纨士履职时必将遭遇诸多难关。他会向日本求助，我们应抓住这些机会达成（扩大日本人事势力的）目的”。岸本所谓的“难关”很快到来。192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计划设立新的海关总税务司署，得知此事的易纨士立刻派岸本联系芳泽。在英日驻华公使看来，中国海关若出现“一国两署”、各自为政的局面，将是“最严重的事态”。蓝普森和芳泽提出警告后，南京国民政府放弃了该计划。作为对日本提供协助的回报，易纨士将日籍关员福本顺三郎升为安东关署税务司。英国外交部也授意蓝普森支持日本增加关员以维持中国海关中的英日合作。但是，鉴于1927年2月易纨士在中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已宣布暂停招募外籍关员，英日外交官欲新增日籍关员的图谋实际上难以实现。192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将于当年9月1日实行国定税率，初步实施关税自主。岸本转告易纨士，“日本公使在与南京国民政府会谈后，告知列强，日本政府决心反对增税”。由于日本反对，加之8月蒋介石下野、北伐暂停，此次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税自主尝试以失败告终。

　　1928年1月，随着一年的代理期将满，易纨士仍面临权力不稳的局面。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宣称“难以接受北洋政府任命的总税务司”，加之1925年沙基惨案发生后，时任粤海关税务司的易纨士曾违背广州国民政府的命令，关闭粤海关，这导致他一直被国民党敌视；另一方面，英籍江海关税务司梅乐和（Frederick Maze）也显露出对总税务司职务的野心，在频频向南京国民政府示好的同时还密切联络海关中的华员。为牵制梅乐和，易纨士于1928年1月计划在北京和上海各设一名副总税务司，由岸本广吉驻上海，负责与南京国民政府交涉，由贺伦德驻北京并兼任总务科税务司。日方对此强烈反对，认为“易纨士欲以英国势力巩固海关中枢，而让岸本成为与南京国民政府交涉时的挡箭牌”，“英国欲阻止海关内日本势力的快速扩张”，“岸本必须担任总税务司之下第二位的职务，并留在北京”。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堀义贵“向易纨士主张，若其退休，总税务司应由日本人担任”。对此，蓝普森“授意易纨士严正否定”。最终，易纨士的计划并未实行。鉴于英日实力相差悬殊，芳泽谦吉也主张继续“利用英国，专注于扩充日本在海关内的实力”，维持英日合作。

　　事实上，日本扩大其在中国海关势力的最大挑战并非英国的牵制，而是崛起的中国反帝爱国力量及海关华员。例如，1927年10月，易纨士曾欲任命日籍关员为长沙关税务司，但因当地官民的反对而作罢。此外，以高涨的工人运动为背景，江海关华员于1927年3月发起以“提高职权”“改良待遇”“关税自主”为口号的海关外班华员俱乐，后又成立全国性的组织——海关华员联合会。易纨士在1928年2月赴上海与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商谈税率和总税务司地位问题时，也同海关华员联合会代表进行了交涉。易纨士同意将4名江海关华员提升至副税务司级，并擢升丁贵堂为署理副税务司。但其实，丁贵堂既是华员领袖，又是梅乐和的心腹，而易纨士对此尚不知情。易纨士告知岸本广吉，“中方的要求并非无理……迟早要给予一些满足”，对此，芳泽谦吉指示岸本进行抗议。

　　易纨士与梅乐和的斗争贯穿1928年整年。易纨士以英日驻华公使为后盾，梅乐和则努力拉拢华员并称“自己是中国政府的官吏，不需要英国政府的支持”。1928年6月，国民党内反对易纨士的声浪越来越高。芳泽谦吉的态度也开始转变，他认为“英国公使的态度极为随机应变”，“我方无须在支持易纨士的问题上比英国付出更多努力”。此后，虽然上海的银行家们及宋子文曾希望通过支持易纨士来发行公债，整理财政，但鉴于梅乐和已取得胡汉民、张静江等国民党元老和海关华员的支持，1929年1月，易纨士黯然辞职，梅乐和出任总税务司。

　　岸本广吉作为曾与易纨士紧密合作的副手，难以被梅乐和留任，且当时中日关系因济南惨案急剧恶化，芳泽谦吉认为岸本应暂作回避，俟日本改善与梅乐和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后再返回中国海关。日本转向支持梅乐和是自然的选择，因为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支持总税务司（无论是谁）和海关体制来控制中国的财政命脉，而此时日本在中国海关的实力尚不能取代英国。对梅乐和而言，日本的支持必不可少。毕竟，日本在中国海关的势力仅次于英国，其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中国关税自主的进程。此外，日籍关员可以牵制华员的崛起，有利于延缓英国在中国海关势力的衰退。于是，梅乐和与芳泽达成协议，岸本“休假回国一年，再在一流港口任职一年，合计两年后可再任总务科税务司”。1929年2月，岸本及其他海关高层干部向梅乐和发信称“海关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们衷心接受中国政府任命您为总税务司的决定”。自1929年4月16日起，岸本返日休假一年。

　　三、 岸本广吉正式出任总务科税务司（1931—1933）

　　1930年5月，岸本广吉结束休假后，按照梅乐和与芳泽谦吉的协议，先出任大连关税务司。此时，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恢复关税自主与收回海关行政权的努力，中国海关内外情况已发生变化：其一，1929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并实施《国定进口税则》，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得到各国承认。一直反对中国关税自主的日本也迫于形势，于1930年5月与中国签订《中日关税协定》，有限度地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其二，1929年1月，直属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的关务署组织并成立改善关制审查委员会，以进行海关改制。2月，该委员会通过了停止招聘洋员的决议，并规定华洋关员应享受平等待遇。对于日本，第一个变化的影响体现为，中国进口税率提高后，日商中走私者显著增多且与中国海关间矛盾频发。第二个变化的影响体现为，在难以安插新关员的情况下，日方对于可能威胁到现有日籍关员势力的动向皆全力抵制。比如，岸本任大连关税务司期间，曾奉关东厅之命上书梅乐和，要求将验估科仅到任半年的一名英籍关员和一名美籍关员从大连关调走，并强调大连关是日本之“禁脔”。

　　1931年4月，岸本广吉正式出任总务科税务司。虽然海关已停招洋员，但日本外务省仍指示驻华公使重光葵“只要有机会，就要通过岸本来增加日籍关员”。作为例外，当时新入中国海关的日本人是大连关和安东关的数名外班关员。由于日本走私者常对关员施加暴力，中国海关被迫在日商势力较大的地区聘用日籍外班关员验货，以缓和同日商的矛盾。

　　九一八事变后，海关华员要求解雇全部日籍关员，但梅乐和鉴于日本在华的巨大势力并未同意。对岸本广吉的地位和日籍关员势力的更大冲击，是1932年伪满洲国当局对中国东北海关的劫夺。在此期间，除大连关帮办吉田五郎批判日本的侵略行径并离职外，东北海关的日籍关员全部转投伪满洲国税关。在大连关被劫夺的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曾欲任命岸本为大连关税务司，负责对日折冲，但遭到力保岸本总务科税务司职务的日本外务省的强烈反对。为避免与南京国民政府发生冲突，在日本外务省授意下，岸本从1932年7月3日开始4周的休假，后又延至8月15日。在中日关系高度紧张的状况下，岸本欲借助英国的力量稳固自身地位。返回海关后，岸本向梅乐和施压：“日本承认英国人为总税务司的条件是，总务科税务司由日本人担任”，“无论中日关系如何，总税务司都必须依赖日本的势力”。之后，岸本又于1932年10月15日、12月10日、和1933年1月17日申请短期休假， 以避开海关华员的反日声浪。

　　当时，不少关内的日籍关员因中日关系恶化申请回国休假或调职、辞职，岸本广吉曾就此询问日本外务省关于确保日籍关员地位的政策。在日本外务省的指示下，重光葵令日籍关员“不必离职，维持现状”。同时，日本驻中国关内各地的领事仍频繁致电重光，要求岸本进行斡旋，增加日籍内班关员和验估员，以向日商“行方便”。可见，在中国东北，日本操纵伪满洲国当局直接劫夺海关，但在关内，日本外务省则仍在中国海关的既有框架内扩大势力，这两种侵华方式并行不悖。

　　1933年初，“海关内部的反日情绪增强，而岸本作为总务科税务司，不得不在进口用于抗日的武器弹药的文件和以排斥日货为目的的税率决议上签字，自感处境艰难。梅乐和劝告岸本，中日关系若继续恶化，南京国民政府随时可能将他调任，与其如此，不如与日本公使商议，休假一年”。3月4日，岸本广吉申请一年休假。同日，梅乐和在密信中向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保证，只要南京国民政府不反对且条件允许，他不反对一年后岸本官复原职。

　　四、 岸本广吉再度出任总务科税务司（1935—1937）

　　1933年5月，中日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日本对华军事侵略暂时告一段落。此后，蒋介石和汪精卫合作主持的南京国民政府实施“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本采取妥协态度。见中日关系有所缓和，日方开始谋求岸本广吉复任总务科税务司。

　　1934年1月，岸本广吉休假即将期满，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指示有吉明打探梅乐和对岸本复职的意向。梅乐和建议先让岸本任江汉关税务司，有吉明则坚持岸本必须复任总务科税务司。此时恰逢梅乐和因“历十有余稔，未请长期假”，自“1934年4月1日起，请假回英，多则六个月，少则五个月即行回华销假视事”，并派英籍“总务科税务司罗福德（L. H. Lawford）为暂行代理总税务司，代行一切职务。递遗总务科税务司之缺，拟派汉文科税务司丁贵堂暂行代理”。于是日方也将岸本的休假延期至1934年10月15日。梅乐和返英时经过横滨，与岸本会面，建议日本政府直接与南京国民政府交涉。在日方看来，这是梅乐和逃避责任，“违背对日本的承诺和义务”之举，并推测梅乐和受到了英国政府“保障罗福德次于总税务司之地位”的压力。

　　在日本政府积极谋划岸本广吉复职一事的同时，1934年8月，休假中的岸本致信日本外务省，要求后者训令日本驻华领事，不得纵容日商走私或逼迫日籍关员协助走私。信中指出，“帝国政府过去35年来努力让日本人进入中国海关任职，是因为帝国政府欲在英国的势力范围——海关内也保有日本的正当势力范围。日籍关员只需忠于职守，确保各自的地位并不断晋升，自然会使日本势力在总体上增强，从而达到帝国政府的目的。因此，国家不应总要求日籍关员去做一些鸡鸣狗盗的勾当，日商也不应期待能从日籍关员那里得到不当的好处”。这段话表达了岸本对日本的中国海关人事渗透政策的看法，也体现出岸本之所以反对日商走私，其目的在于帮助日本更有效地控制和影响中国海关。

　　1934年9月，有吉明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汪精卫、财政部部长孔祥熙、财政部关务署署长沈叔玉等人就岸本广吉复职一事进行交涉。希望扩大华员势力、收回关权的沈叔玉表示：“岸本也可担任津海关税务司”。他“不在的这段时间，丁贵堂很好地履行了总务科税务司的职责。况且，若此职务成为各国竞争的目标，将对海关的运营和效率有恶劣影响。因此，华员认为应由中国人担任此职”。“岸本复任一事，不必等到梅乐和返华，我和罗福德会相机行事”。

　　9月27日，罗福德发电报给岸本广吉，令他立刻返沪。日方调查后认为，“孔祥熙欲直接与岸本会谈”，“恐怕会趁梅乐和不在，强行任命岸本任总务科税务司以外的职务”。于是，日本外务省令岸本拒绝返回并再度将休假延期至11月末。10月1日，丁贵堂被罗福德正式任命为总务科税务司。此时，日方决定将岸本复职问题政治化。广田弘毅指示有吉明：“此事不仅关系到岸本个人，更是我国对华政策的重要部分。”强调“岸本是由于排日风潮才暂时离任的，他能否复任，是检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态度的试金石”。10月12日，汪精卫会见有吉。欲“改善”中日关系的汪精卫提出将日本驻华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有吉则提出先决条件是岸本官复原职。此时，由于梅乐和在英国采购缉私船只设备而推迟返华，岸本第三度将休假延期至1935年1月16日。

　　尽管日方不断向南京国民政府施压，罗福德还是任命岸本广吉担任津海关税务司。日方经调查发现，这是“沈关务署署长和罗福德及丁贵堂等人的策谋，梅乐和及财政部部长并未直接参与”。此事激怒了日本政府，广田弘毅训令“为保我国人永续死守海关内第二位的职务，不得赞成岸本临时复职一事”。

　　1935年1月，梅乐和返华，这为岸本广吉复职一事带来转机。据曾任关务署署长的张福运回忆，“梅乐和返华时发现一项由罗福德、丁贵堂及关务署署长沈叔玉勾结的阴谋，他们想要撵走梅乐和。梅乐和相信背后的主谋是丁贵堂，于是想要开除他”。鉴于关务署力图收回关权，张福运的说法可信度很高。当时梅乐和已经63岁，超过海关退休年龄的60岁，而罗福德不失为总税务司的合适人选，毕竟他已代理总税务司近一年。罗福德把丁贵堂提升为正式的总务科税务司，这表明他退休后，很可能由丁贵堂出任总税务司。地位受到威胁后，梅乐和于1935年1月14日发密信给有吉明，声明岸本的津海关任命是罗福德违背其意志的专断之举，并要求岸本即刻复职为总务科税务司，只是鉴于华员的强烈反对，岸本的任期并非永久性的。最终，丁贵堂被任命为财政部考查欧美关政特别代表，而岸本则再度正式出任总务科税务司。

　　要之，以丁贵堂为代表的中国海关高阶华员和沈叔玉希望以总税务司一职为筹码与罗福德结盟，将日本势力逐出中国海关高层并提升华员地位。但在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妥协、梅乐和坚持不退休的背景下，该愿望未能实现。

　　1935年1月岸本广吉复任总务科税务司后，曾4次在梅乐和不在时任代理总税务司。岸本在中国海关的地位得到巩固和提高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侵华程度的加深，日本越发觊觎海关财源，并欲借海关控制中国经贸。1935—1937年，中国海关税收持续增加，从284104425法币增至310508584法币，约占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50%。同一时期，日本对华出口额也不断增长，1935年为139320000法币，占中国进口总额的15.16%，仅次于美国。至1937年，仅1月到7月，日本对华出口额就达到136579000法币，几乎与美国持平。因此，日本政府极力促成岸本复任，并在其复任后继续提供支持。此外，岸本也试图安抚华员以稳固地位，例如，他在代理总税务司期间曾向关务署上呈改善华员中帮办与税务员之间不平等待遇的人事改革方案。1937年4月，梅乐和陪同孔祥熙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代表赴英参加乔治六世的加冕礼，“所有总税务司职务暂由岸本广吉代拆代行”。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梅乐和仍未返华，岸本遂代理总税务司直至8月下旬。身为日本人，岸本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时掌管中国最重要的征税机构，可见日本对中国海关的人事渗透政策效果明显。

　　结语

　　从华盛顿会议后到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虽然日本野心渐长，欲取代英国在中国海关的霸权，但出于对英美势力的忌惮，在东北以外的地区，日本仍在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框架之内，遵守列强在中国海关的默认规则，以不断增长的对华贸易额为依据，动用政府力量以人事渗透的方式影响中国海关行政，安插侵华人员。在此期间，中国反帝声浪高涨，在海关华员的斗争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要求下，1929年，总税务司宣布停招外籍关员，因此日本实际未能大量安插人员进入中国海关，其人事渗透的主要成果在于维持并强化原有势力，尤其是确保日籍关员领袖岸本广吉担任总务科税务司一职。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岸本广吉三度执掌总务科税务司职权。岸本的任职离不开日本外务省及驻华外交官的大力支持，而其两度长期休假皆因中日关系恶化，须避开海关内外的反日声浪，以退为进，谋求此后更长久稳定地在海关任职。在华员力量崛起但尚不足以完全排除列强干涉、彻底收回关权的情况下，以岸本为代表的日籍关员被英籍总税务司视作牵制华员的盟友，因此获得英籍关员的支持。在任期间，岸本配合日本的外交政策，力保日本在中国海关的势力。为巩固自身地位，岸本也试图安抚华员，反对日商走私。1935年1月再度正式出任总务科税务司后，岸本多次担任代理总税务司，反映出日本对中国海关人事渗透的成效。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完全劫夺中国沦陷区海关，岸本广吉出任汪伪政权的海关总税务司，作为日军的傀儡操控海关，使之成为日伪控制中国经贸的中枢和资助侵华战争的财源。可见，日本对中国海关的人事渗透作为近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一种重要手段，其来也渐，其入也深，隐蔽性强而贻害深远。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