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强||全面抗战时期袁浦盐场盐民的“日常反抗”与上海地区盐业制度的变动
来源：《史学月刊》 桂强   2026-03-14 17:12:20

桂强，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后，日伪政权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来收购袁浦盐场产盐，米价的上涨，致使米价与食盐收价的比率持续扩大，进而影响盐民生计，使得盐民主要采取走私方式来反抗日伪政权的盐统制。盐民的“日常反抗”再加上其他因素，使得日伪政权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未能在上海地区建立起有效的食盐运销体系，致使日伪“官收官运官销”的盐业制度陷入崩溃。虽然盐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反抗基本上是自发的、分散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或低估这种作用。抗日战争是一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全民族战争，我们需要关注到这些被迫留在沦陷区生活的民众，他们对日伪政权的“日常反抗”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全面抗战；“日常反抗”；盐民；盐业制度；上海地区

　　抗日战争是一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全民族战争。目前，国内学术界有关沦陷区民众反抗日伪政治统治的成果可谓硕果累累，但主要集中于探讨沦陷区民众的武装反抗，对“日常反抗”的研究，较少涉及。大多数学者虽然都认为“日常反抗”破坏了日伪政权的统治，但是未能深入探究如何破坏了日伪政权的统治。另外，还有学者认为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反抗基本上是自发的、分散的，既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受压迫、被宰割的悲惨处境，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鉴于此，本文以沦陷时期上海地区为中心，来探讨盐民对日伪政府的“日常反抗”及其意义。

　　一、全面抗战前食盐生产、流通与盐民的日常生计

　　全面抗战前，上海范围内所设的袁浦盐场对盐民生产严格控制，食盐运销主要采取专商引岸制。此外，被严格控制的盐民生活十分贫苦，再加上食盐收价与售价之间的巨大差异，致使盐民常常采取走私的方式来反抗政府的统治，尤其在米价上涨时，反抗行为则更为明显。不过总体来看反抗行为仍属可控，所以专商引岸制度仍得以维持。

　　1.全面抗战前食盐的生产与流通

　　全面抗战前，上海范围内的袁浦盐场对盐民生产活动严格管控。民国初年上海范围内的盐场共有4个，分别是袁浦场、青村场、两浦场、崇明场。到1932年，由于崇明场每年产盐量仅为4900余担，不符合经济生产条件，因此裁撤该场。1933年，由于袁浦、青村、两浦三场场境相近，因此合并为袁浦场。盐民晒盐，要向主管机关盐廒或盐公堂申领执照，方准晒制。每天晒成的盐也须全部解送到盐廒或盐公堂去。袁浦盐场产盐由廒商向盐民购买，收价由盐场公署核定，民国初年，每斤盐给钱30文，合银元每担1元有零（银元时价有所涨落，每元约有2800-3000余文），没有淡旺季收价之分。

　　抗战前，食盐的运销主要采取专商引岸制度。食盐流通自古受地理环境和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唐以前，并没有法定销区。销界制度的实行源自唐专卖制度。宋、元、明、清相承，均划定引岸，行销范围依旧。抗战前上海属于两浙销区。民国初年，沿用清制，采用专商引岸制，招商认运。所谓专商引岸制，就是由政府特许的固定商人，向指定的产地购盐，运往划定的销地行销。在食盐引销区域内，政府只准一家或数家盐商专卖。百姓购盐也不许跨越引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各界强烈要求废除专商引岸制。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新盐法》，规定废除引岸，食盐就场征税，任由人民自由买卖，任何人不得垄断。但由于各种原因所限，《新盐法》在抗战前未能实行。袁浦盐场的产盐也称松盐，其行销区域为两浙盐区中的苏五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及安徽的朗溪县，有引地、帑引地、减税地和租界及特区之分，其实主要运销上海地区。另外，专商引岸制度的顺利运行，也要得益于政府对盐民的控制，因为只有盐民上缴足够的盐到盐廒或盐公堂去，才能保证运商能够买到所需的食盐。

　　2.盐民的日常生计

　　政府严格控制下的盐民主要以制盐为生，并且生活十分穷苦。因为袁浦盐场地处东海之滨，虽然周围面积广大，但是不适宜种植谷物，所以附近的民众除了极少数做工或捕鱼外，大多都是引水制盐，以为生计。另外，由于食盐的收价，政府控制得过低，再加上其他各种剥削，所以盐民生活十分悲惨。据当时相关资料估计，1户盐民按每个晒板日出3斤，10块盐板出盐30斤来统计，每天至多能生产3角钱，并且如果遇到雨天又全无收入，所以5口之家较难维持生计。当时还有很多歌谣反映袁浦盐场盐民生活之苦。比如有歌谣唱“有了早晨没夜头，东头搬到西头，搬来搬去没有吃头，有女不嫁海头”；“前世不修，投到海头，肩压重担，尽晒日头，屁股向前，夹根竹头，走路向后，手拿讨饭棒”。盐民穷苦的生活在当时也并非袁浦盐场所独有，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同属两浙盐区的余姚场，盐民住的是草舍，吃的是糙米和臭腌菜或是已经霉化了的咸鱼，茶水是带咸味的，就是所吸的空气也是带了一种令人受不了的咸气味。除此之外，各地有关盐民生活艰辛的报道也比比皆是。

　　面对收价过低导致的生活困苦，盐民也常常提出酌加盐价，不过常为政府所拒绝。1934年，袁浦盐场盐民代表王春友等人致函松江盐运副使，称近来因为生活成本提高，而盐价仍和以前一样，导致盐民虽然尽心竭力，仍然不能瞻养一家，势必尽为饿殍。所以，盐民联名呈请松江盐运副使下令盐商公会酌加盐价，每担给洋1元2角。然而，盐民的请求却被盐运副使所拒绝。因为盐商要求在增加盐价的同时增加售价，所以盐运副使认为这会影响食盐销售。

　　另外，官盐的售价，不像收价一样，而是处于相对较高的价格，致使收价和售价之间，存在较大的价差，因此生活穷苦的盐民主要通过食盐走私进行“日常反抗”也就成为一种常态。据记载，袁浦盐场的官盐在成本1元以外，要加上国税7元以上，再加上水脚、装包、搬运等各项杂费，最终售价在十二三元一担。显而易见，其中盐民所得有限。由于官盐的售价如此昂贵，而盐民缴盐的价格又相对低廉，袁浦盐场的盐民，为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以及有感于官盐售价的高利，贩卖私盐也就应运而生。而食盐事关国税，所以政府也不得不严密防范私贩。在金山卫，盐场每天都派有巡警到盐民家中去查看，不准有私藏事情，甚至在括板盐的时候，前去监视。完毕以后，在盐筐中敲上“硬印子”，以防偷藏，并且插上竹牌，命盐民速去盐廒缴盐。另外，到1936年6月，松江盐运副使为了防止盐民走私，甚至规定每年每板至少缴盐317斤，倘若至年底缴盐不足定额，须缴纳罚金，每担罚金8角2分7厘，或者将其制盐特许证吊销，将盐板打破。

　　另外，由于食米是盐民生活成本的最重要部分，所以每当米价上涨时，就会导致食盐收价相对较低，致使制盐成本上升，从而更加严重影响盐民的日常生计。每当此种情况发生时，盐民的“日常反抗”则更加激烈。比如清末民初，由于官盐低廉，米价上涨，漕泾镇盐民难以糊口，所以盐民想方设法把食盐拿到农村去换米充饥，运的地方离盐产地越远，所能换取的价值越高，挑到阮巷每斤可换价值5枚铜板的米，比漕泾多得价值2枚铜板的米，到亭林每斤盐则可换价值10枚铜板的米。1921年7月，柘林乡沿海一带的盐民因米珠薪桂，釉米每斤涨到百文，导致入不敷出，生计出现困难，所以6日上午聚集数千人到南桥袁浦场公署，请求场长救济。

　　虽然全面抗战前，史料中多有记载盐民生活贫苦以及走私泛滥，但是一般来说还是能够满足生存所需，所以这一时期走私原因主要是收价与售价之间巨大差价所带来的利益。那么收价定为多少，方能满足盐民的生活呢？抗战结束后，有关人士在整理余姚盐场的时候就提出，米价不断增高，导致盐民不断请求提高场区收价，又因为从来没有一定标准，致使往往迁延数月，不能解决，收盐停顿，走私益盛。因此，他认为应该规定核价标准，即“千盐石米”（盐1千斤换米150斤），这样方能满足盐民生活。而“千盐石米”按照下表1中1936年米价（1石8元）和盐价（50公斤8角）来计算，正好1千斤盐可以换1石米。另外，总体上看，反抗行为仍属可控，所以专商引岸制度仍得以维持。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到抗战前袁浦盐场的收盐数量相当可观。据统计，战前袁浦场共有晒板145 935块，收量为42万余市担。而到沦陷时期更加糟糕的生活状况，使得民众“日常反抗”行为更加激烈，尤其是到抗战胜利前夕，盐民为了生存，不得不起来反抗，从而致使日伪盐业制度陷入崩溃也就顺理成章。

表1 全面抗战时期松盐产区食盐收价及其与米价对比统计表

注：本统计表中米价除全面抗战前和1945年7月使用的是袁浦盐场米价，其他时间由于资料原因，均使用的是《奉贤县物价志》中中等粳米的价格替代。

　　二、全面抗战时期盐的收购与“日常反抗”的兴起

　　全面抗战时期日伪政权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来收购袁浦盐场产盐，先是奉贤盐业合作社，后被裕华盐业公司所接收。战时盐民的“日常反抗”同样主要表现为食盐的走私，在后期还表现为盐民消极生产。另外，“日常反抗”也表现出阶段性特征：1943年前，由于收价过低，再加上日伪政府对盐场控制较为薄弱，使得盐民的“日常反抗”持续存在；1943年，汪伪政权通过一系列措施，使得走私暂时处于低潮；自1944年年中开始，由于沦陷区经济的崩溃，通货膨胀越发严重，盐民的“日常反抗”再度高涨。

　　1.盐的收购

　　战争使得袁浦盐场在全面抗战初期陷入混乱。这一时期国民党游击队长期活跃在奉贤等地。盐场控制权在国民党和日军之间交替。1939年7月，日军攻入浦南及浦东大团一带。七八百名日军配以机械化装备，攻入位于柘林的盐廒，并且意图继续占领奉贤盐廒，但是在大团近郊及沿海一带，遭遇激烈抵抗。被日军占领的柘林盐廒，其盐场民众全体逃散。紧随其后，游击队丁锡山部，派大队包围浦南奉贤产盐区域，与日军发生激战，钱家桥失而复得三次，才被完全收复。奉松边境的柘林盐区亦被丁部攻入，日军退回南桥。丁锡山部为避免被日军轰炸，于7月29日将部队转移到乡间，所以柘林一带，中日双方均无派兵驻守。因为频繁地交战，这一时期袁浦盐场完全崩溃。

　　等社会秩序初步稳定后，日伪地方政府为加强对袁浦盐场的控制，成立奉贤盐业合作社，之后该社由裕华盐业公司所接收。1939年，日军一面在浦东地区加紧扫荡，一面大搞诱降活动。到下半年，此地区“忠义救国军”基本上已垮台。伴随着社会秩序的初步安定，日伪开始强化对松江产盐区的控制。同年，日军成立“奉贤盐业合作总社”，下辖漴缺、西湾、钱家桥、柘林、褚家聚、金山卫、戚漴墩、平安泐八个分社。该社由日人岩本出资，理事长由中国人张斌担任。1940年，由于资本不足，日商粟津投资二三十万日元。1941年，理事长由王森接任。该社社员合计五六十人，其中日本人6名。另有查产队百余人，保安队200余人。袁浦盐场收盐事务，由奉贤盐业合作社独家经营，不容他人过问。1943年后，上海范围内的袁浦盐场，依照淮南、浙东的惯例，由裕华盐业公司收买所产盐斤，照章纳税、运销。接收手续由裕华公司与奉贤盐业合作社洽商。同时，设置袁浦场场长公署，管理该场盐务行政暨征税各项事务，周之光代理该场场长。

　　全面抗战时期，盐的收价与战前一样由盐场定价，并且随着通货膨胀的不断发展，盐场持续提高食盐收价，不过增速远低于米价上涨速度。1939年，奉贤盐业合作社开场收盐时的盐价为每50公斤法币2元。1940年2月，改为2.4元，秋天改为4元。1941年，因生活成本增加，收盐价格随之改为6.8元。不过，同时期米价增长速度超过食盐收价，致使盐民“每日三餐均无一饱，嗷嗷待哺，乞援无门”。据统计，1939年食盐收价与米价的比率为1∶10.9，而到了1940年2月，这一比率提高到1∶20.8，之后在较长的时间里一直维持在1∶20左右。而正是盐价与米价的比率失衡，致使虽然收盐价格不断提高，但是盐民仍然无法满足基本生活。柘林镇长在给伪奉贤公署的请示中说，“据查盐民贫苦者，数在万户，若不妥筹补救方法，长此以往，非至饿死，亦必流为匪类”。而钱桥乡长更是直接请求伪奉贤公署署长照会盐业合作社先行增加盐价，以安众心。

　　2.日常反抗的兴起及其阶段性特征

　　盐民的生计受到影响，而走私可以获得较高收益，也使得盐民主要采取走私方式来反抗日伪政权的统制。据统计，战时袁浦盐场产地附近各镇的盐价不及上海市私盐价格的四分之一，而售于盐廒的官定价格，又不及各镇私盐价格的四分之一。比如1942年盐廒收买价格为每担18元，附近各镇私盐价格为每担七八十元，而上海市私盐价格为每担200元。所以，1942年7月，奉贤盐民王继宗挑食盐98斤到县城出售，售价每斤8角5分，而对比同时期食盐收价，每斤才1角8分。

　　走私能获得较高收益，也使得抗战时期每年因为走私而发生的缉私案件频繁出现。1939年9月29日，伪奉贤公署署员刘亮率领巡官林汉文、警长徐锡生、严公达及警士陈凤田等19名，在柘林镇西首、西湾镇一带搜查“匪徒”，搜得私盐船9只，装有食盐300担。1940年，上海市警备队缉获川沙龚自新所贩私盐62担。1942年，上海市警备队查获上川铁路工人张景元利用铁路从浦东私运食盐到上海市区。而日伪政府的缉私队员甚至和私贩合谋，共同走私。1942年，奉贤区警察局就查获了奉贤盐业合作社总队部队员庄来生和王英弟、王铃第等合谋走私案件。据庄来生称，是他叫王英弟等人挑食盐到县城出售，而他每担收取好处费7元。

　　除此之外，私盐泛滥还表现为全面抗战初期百物价格上涨，但离袁浦等两浙盐场较近的苏五属各地，因私盐贩运较为方便，所以盐价较为便宜。1937年，奉贤县食盐年均价格为0.085元每市斤，1938年为0.115元每市斤，1939年为0.125元每市斤，食盐价格的上涨微乎其微。上海市盐价情况类似。相比之下，同一地区，其他日用品的价格却大幅上涨。据《申报》1939年12月3日报道，抗战前1元可买一二十箍，但此时只能购买8箍。煤球的价格也一涨再涨，为七八十元1吨，3元8角1担。米价则更是飞涨，常顶粳高达41元，昆山粳米也在39元以上。与上述地区相反，沦陷初期，远离两浙盐场的其他苏五属各地，私盐贩运较为困难，盐价较高。镇江自日军盘踞后，商业萧条。日用百货物价，因来源短少，物价飞涨，如米面油盐等，都供不应求。昆山也因为盐价暴涨，居民莫不叫苦。另外，不仅仅是在上海地区，抗战时期整个两浙盐区私盐的泛滥甚至还引发了国民政府的不满。1944年2月，两浙盐务管理局台属下发训令称：当时沦陷区走私侵销的食盐数量占据了市场大半，因此下令长亭场公署查明私盐销售情况。

　　另外，这一时期食盐走私是盐民和走私贩共同合作的结果，盐民往往负责走私链条中其中一个环节。比如，1942年8月，叶榭督运处查到私贩沈姓从柘林盐民手中购买600担食盐运往上海销售。不过，大私贩往往并不是直接运往上海市区销售，而是运往靠近上海市区周边的各镇销售。据伪三林镇镇长康锡栋称该镇私盐由大贩户（俗称私盐贩子）向产地叶榭（松江属）、青村港（奉贤属）等处运来，在三林售予小贩户，分销东昌路沿浦一带，在产地每担（百市斤）售2元8角左右，再加上水脚运到三林每担售3元6角左右，每日约销三四十担。然后，大量的上海市区私贩到周边各镇购买私盐运往市区。如私贩陈小三子、胡成敏在七宝购得私盐数十斤，拟带往周家桥贩卖，行经宗家巷，被警查获。私贩张汉林、沈根青在龙王庙地方各购得私盐50斤，意图贩运至租界，变卖赢利，经过陆家渡被警察查获。最后，被小贩带到上海市区的私盐有时由他们自己贩卖，有时候也卖给商家，再由他们卖给上海市民。如私贩周阿坤在门口零卖的食盐是他自己从虹桥贩来的，而私贩卢金标、余柳生所卖食盐是从小贩浦东贩来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场私是食盐贩私之源，自清代以来一直如此。所以清代两浙盐课监察御史卫执蒲曾判断说：“场舍为产盐之所，灶户乃煎办之人，除此之外，盐无他出，故官引之配销不足，枭徒之肆横行私，皆场灶多煎卖之所致。”这种场灶煎卖的情况到抗战时期一直存在。

　　这一时期，私盐进入上海市区的一个最重要的中转站就是浦东的龙王庙。在抗战时期有大量的缉私案件都与龙王庙有关，仅1940年就发生多起。如，施阿林在龙王庙购得私盐50斤，拟携往浦西出售，在行经东昌路小菜场被警察查获。倪氏、徐陈氏等均因生活困难，在龙王庙地方买得私盐40斤或30斤不等，前往租界贩卖，被浦东警察署查获。朱和祥、陈根发、吴小林至龙王庙贩卖私盐以船装运至租界变卖，行至白莲泾港被水上警察查获。其实龙王庙不仅是食盐走私的重要中转站，也是米粮走私贸易的中转站。《申报》上曾提到走私路线：“在米粮统制时，松江金山各地之米粮，由于封锁严厉，均转辗由小路走私……上南路及周浦至北蔡至龙王庙，原是偷运米粮的大道。”私盐贩卖也大致如此。

　　因为私盐充斥，必然导致收盐数量的大量减少，这也反映出战时盐民走私规模之大。《上海工商周报》中称，1941年，褚家聚盐廒收盐成绩仅500余担，尚不足旺收时期三四日的产量，其余食盐，皆已流入黑市。1942年，据松江区盐务管理局叶榭督运处的报告称：“合作社所收不过十分之二，其余十分之八走私”。抗战胜利后，袁浦盐场公署场长章云秋在《袁浦盐场概况》中记载：“敌伪时，每年收盐不过二万担”。奉贤盐业合作社给日本大使馆的报告中，对于收盐成绩的估计虽较为乐观，但也称合作社收盐数量不足三分之一，大部分食盐都被盐民私自售于周边各镇。收盐数量过少，甚至引发了日本政府的不满，这也是奉贤盐业合作社创办之初由日人岩本和中国人张斌负责，后被粟津和王森替代的重要原因。

　　1941年，王森接任理事长后，试图通过增加收价等方式来增加收盐数量。所以叶榭督运处刚开始称他竭力整顿，一面严杜场私，以防走漏，一面平准秤量，增加收价（每市担已增至5元8角4分），以结民心。实行整顿以来，板户极端“感恩戴德”，无不尽量缴廒，又因时值旺月，于是收数实增。每遇天气晴朗，合作社管辖的六座盐廒，每日可共收2千担左右，成绩不亚于战前，该社自亦日臻巩固。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增加的收价十分有限，赶不上物价增加速度。故叶榭督运处在1942年6月份的报告中又称，板户方面售私盐每担可售40元（旧币），到廒仓缴纳食盐每担仅有18元，所以也不愿意缴廒。以至于到1942年末，褚家聚、戚漴墩、钱家桥、漴缺、金山卫等五廒只留少数员役看管，并不收盐，仅有西湾、柘林两廒尚且维持残喘而已。具体情况如下表2。由此可见，虽然日伪建立奉贤盐业合作社，试图加强对袁浦盐场的控制，但是在战时盐民为求生计的背景下，食盐收价和私盐售价存在巨大差异，因而私盐泛滥。当然私盐泛滥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日伪政府对袁浦盐场的控制力薄弱有关，不过也方便了盐民对日伪政府的反抗。所以有人指出，欲使盐政办理完善，必须增加收买价格、提高员警待遇、武装保护盐廒。

表2 1942年底奉贤盐业合作社各分社现状统计表

　　“日常反抗”也表现出阶段性特征。虽然1943年前，由于盐民的“日常反抗”再加上其他因素致使走私泛滥，但是1943年日伪袁浦场设置之后，即通过各种方式提高了收盐成绩，从而也反映出盐民的“日常反抗”暂时处于低潮。其中的方式之一就是提高盐的收价，由1942年底每50公斤的20元（中储券），提高到1943年的29.97元，再提高到1944年1—8月份的76.923元，使得食盐和米价比率保持在相对合理状态，甚至1944年1月份的食盐和米价比率还略低于1942年底。具体情况见表1所示。除此之外，袁浦盐场还通过恢复团保制度，着手调查统计各廒团板户、盐民人数及盐板数等方式加强了对盐民的控制。另外，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的“清乡”运动同样加强了对盐民的控制。在“清乡”运动期间，浦南各要道，均设有检问所。每口相距六七里，有日军4人及伪军6人驻守盘查，上午8时开放，下午5时关闭。乡民经过均须由保甲长出具证明书，以致盐民前往海滩工作都变得十分不便，私盐走私随之减少。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之下，袁浦场的收盐数量、效率也远高于奉贤盐业合作社时期。据统计，到1943年，袁浦场大约有盐板6万块，按照年产317斤计算，约可产盐18万担左右。而1943年收盐数大约在10万担，约占总产量的二分之一以上。同为两浙盐区的余姚盐场大致收盐情况和袁浦盐场类似。直到1943年3月，伪余姚县政府举办清乡，并大力进行缉私，在日军的协助下用竹篱笆将整个盐场封闭，并派遣士兵在海面巡逻，次月该场食盐收运由裕华公司委托华丰公司接办，是以收盐范围能达于全场。

　　但是从1944年年中左右开始，盐民的日常反抗再度兴盛，其原因同样和食盐收价和米价比率的上升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一时期沦陷区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致使物价飞涨，其中突出表现就是米价的上涨。1944年5月，上海市的米价为4600元每石，但是到了6月，米价急剧上涨到8000元每石，7月涨到1万元每石，到1945年1月更是涨到4万元每石。部分地区的米价甚至一天中早晚不同。如大团镇1944年11月4号午前米价为每石16 000元，午后傍晚时涨至16 500元，7号晨米价已涨至18 000元，真可谓“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同时期食盐收价虽然也在上涨，由1944年1—8月每50公斤76.923元（中储券）上涨到1945年的350元（中储券），但是上涨速度远不及米价的上涨，这也就导致了食盐收价和米价比率再次发生了大幅提升，由1944年1月的1∶29，涨到8月的1∶105，再涨到1945年1月的1∶114.3，最后到7月的1∶257.1。具体比率情况见表1。食盐收价和米价比率的巨大增长，也就意味着盐民制盐成本的飞涨。1945年7月，据伪袁浦盐场公署调查，以一家四口全体工作而论，即能摊晒盐板最多不过60块，全年产量只190担，即按场价计6万余元。而其全家一年食用每人每月以2斗5升计，需费已达90余万元，故以工食及其他费用计算，每担成本应合9000余元。制盐成本是收盐价格的25倍左右。制盐与收盐之间巨大的差异使得盐民依靠制盐，然后缴给盐廒根本无以生存。

　　这一时期日常反抗再度兴盛，同样表现为收盐数量再次减少。太仓、松江、川沙、宝山、崇明、上海市区及上海周边等处食盐，向来由上海转拨，每月配给额约19万担。但是，自1944年7月份以后，裕华公司仅交到上海直渡盐斤1万余担，杯水车薪，即使上海一区也不敷分配，致使各处断盐均达数月之久。因为“清乡”运动后，日伪对盐民控制的加强，所以此时盐民的“日常反抗”方式除了走私以外，更为重要的是盐民消极生产。1945年4月30日，柘林场所主任在给袁浦场场长的报告中称，虽然现在每板收数可以估计，但最终收数如何，还要看盐民工作的积极性。而现如今米价的飞速上涨，导致生活成本远高于战前，盐民难以生活，所以为了提高产量，必须迅速增加盐的收价，从而提高盐民生产的积极性。

　　三、日伪“官收官运官销”制度的建立与崩溃

　　因为袁浦盐场是上海食盐的重要来源，所以袁浦盐场盐民“日常反抗”的阶段性特征也对应起上海地区日伪食盐运销体系演变的整个过程。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到1942年，民众的“日常反抗”再加上其他因素使得日伪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未能建立起有效的食盐运销制度，1943年汪伪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于食盐运销的控制，从而使得“官收官运官销”制度正式建立，但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随着抗战即将取得胜利以及日伪统制下沦陷区经济的崩溃，“日常反抗”再度活跃，最终致使“官收官运官销”制度陷入崩溃。

　　战争使得原有的专商引岸制度陷入崩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战争致使上海市场所销售的食盐出现新的来源，并且原有的运输路径被阻断。上海原为两浙销区，抗战爆发之后，两淮等处的食盐也开始在上海出售。另外，全面抗战初期，浙东岱山、余姚食盐运往上海租界，十分困难，因此停止向浙东采办食盐。同时，由于余姚、岱山食盐销区苏五属等地的沦陷，此路的盐商也停止收运，所以此地食盐的销售大受打击。而且，厫商也乘机减少额盐，收盐每月只有1次，有时二三个月收1次。战争同样使得上海郊县各地原有的盐子店、官栈，大多被迫关闭。嘉宝官盐栈战前负责嘉定、宝山两县官盐销售。嘉定总栈设在南门内。“八一三”战事发生后，所有存盐损失无余，到1939年仍未复业，各职员也均被解散。宝山结一、结九公永和官盐栈，设于闸北邢家木桥堍，营销宝山结一、结九等官盐。“八一三”战事爆发后，该栈地处战区，损失殆尽，无法营业。至于附设各子店因为都在战区，所以同时停歇，职员一律解散。原有食盐运销体系的崩溃，甚至伪上海市政府允许各地区自行向盐区采购食盐。1937年12月，高桥镇长丁凤山请求以镇务会议的名义向产盐区域购买食盐，供给商店使用，得到了伪上海市大道市政府的许可。

　　由于对华侵略陷入长期战争，日本认识到，单凭自身国力难以维系。为此，日军在沦陷区极力推行战时经济统制政策，以便更好地掌控和利用沦陷区的经济资源。盐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自然成为日伪政府统制的关键对象。1938年3月18日，日军出台华中政权区域内盐务有关方案，决定盐务采用专卖制度。在该区域内贩卖的食盐，由政府指定的官署按照一定的价格，统购本区域内的产盐，由外地运入的食盐，也由政府以一定的价格收购。另外，盐由政府发卖，大致因袭旧有制度，对原有总批发人及分销人的营业，除认为有特别不适宜者，原则上都不加变动。盐务管理局，设于上海，在叶榭、浏河、苏州、南京、芜湖、杭州设盐务管理分局。这一做法表面上是日伪试图恢复旧有的专商引岸制度，但同时日伪又强调所拟之盐专卖制度，并非“旧政府”盐务的因袭，实为新创，凡是与旧有盐务制度相关者，一切概不继承。1938年5月，日军成立通源盐业公司，统一负责苏、浙、皖的食盐运销事务。所有苏、浙、皖三省境内盐务，由日本军部直接统制，交由通源盐业公司独家专卖。并且由军部设立盐务署，协助通源盐业公司推行业务，举办缉私。通源盐业公司在各地所需盐斤，统由和平组合供给。1939年，在日本军部暨兴亚院的指导下，改组为德源实业公司，扩充资本为日金300万，为隐名合伙性质，仍以通源盐业公司为出名营业人。后又加入维新政府及华中盐业公司暨旧盐商股本200万元，扩大了德源实业公司组织，共计资本500万元。该公司承销食盐主要来自于海州盐场，先由华中盐业公司运到上海，然后再由它贩运苏、浙、皖及长江各地，转售各地盐商。

　　位于该地区的上海，食盐运销自然也由通源盐业公司垄断。上海、南汇、川沙所属各地应销盐斤由通源盐业公司呈准苏浙皖盐务署委托吉源盐栈承办。嘉定亦是如此。这也是沦陷前期，上海日伪政府官卖食盐的主要来源。另外，上海租界的食盐运销也受到日伪政府的侵袭。全面抗战爆发前，上海租界的食盐由公茂盐栈承销。全面抗战爆发后，日伪先后组织同茂、隆茂盐栈并与通源盐业公司签订承销合约。而原有的公茂盐栈面临着很大的经营危机，前文已经提及主要是食盐来源被切断，余姚虽然产盐丰富，但无法供应，原因在于上海系沦陷区域，沿海为日舰封锁，以致浙盐运沪，事实上有困难。这也导致淮盐（主要来自海州盐场）取代浙盐充斥上海。除此之外，袁浦盐场的产盐仍由奉贤盐业合作社独家经营。

　　值得注意的是，新成立的盐业公司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标志着“官收官运官销”制度雏形的出现。正如人们所判断的：“这些公司多为产销一体的企业，与过去的民制、官督、商运、商销不尽相同。这些公司侵占中国盐田，增加盐产，垄断运销，其主要目的为牟取暴利和掠夺中国盐输日，以战养战。”

　　不过，沦陷前期盐民的“日常反抗”，再加上日伪政府对袁浦盐场控制力薄弱等因素，导致走私泛滥，而该盐场也是战时上海食盐供应的重要来源，从而也致使以掠夺为本质的食盐运销体系并未建立起来。据全面抗战爆发前统计，袁浦盐场年产食盐42万市担，按照《中国盐政实录》中记载的一人一年10斤盐来算，大约可供420万人食用；奉贤盐业合作社时期，袁浦盐场有盐板10万余块，年产食盐30万市担，大约可供300万人食用。而据统计，抗战时期上海市人口没有超过400万人，即使再加上所属各县，人口大约550万人。由此可见，袁浦盐场确实是战时上海食盐供应的重要来源。另外，1939年6月21日，因为私盐泛滥，上海隆茂盐栈甚至宣布放弃租界食盐销售权，通源盐业公司试图自己设栈承销。还有，据1939年10月《中国商报》称，因为盐民在日伪的盘剥下，将食盐低价售与私贩，设法运入上海，这也导致了上海租界私盐充斥和盐价降低。并且据1941年11月5日《申报》记载，近年两租界华籍居民所用食盐，大半购自浦东乡妇。同时，据日伪盐务署统计，1940年松江区即整个苏五属的销盐数量仅为452 262.35市担，1941年也仅为622 402.14市担，而战前1936年这一数字为1 791 000市担。邻近上海的平湖鼎丰酱园的食盐供应与使用状况，则说明不仅仅是上海，靠近盐场的周边情况也大致如此。另外，平湖境内的芦沥盐区紧临袁浦盐场，所以平湖的食盐流通状况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上海地区的情况。在裕华盐业公司建立之前，鼎丰酱园靠零户、客商作为食盐的主要供应渠道。

　　然而，这一情况在1943年发生了改变。到1943年，日本发动数年的全面侵华战争使得国内国际形势对其都极为不利。因此日本政府为了解决“中国事变”，开始重新考虑对华政策，采取“以华制华”的新方针，试图通过加强汪伪政府的能力，从中国战场抽出兵力。同时，汪伪政府也希望借助日本对华新政策之机会，巩固其政治地位。在此背景之下，1943年2月，汪伪政府通过《战时经济政策纲领》，开始实行战时经济统制，其主要内容是“调剂物价”“增加生产”“改造经济机构”“节约消费”“稳定币值及调剂金融”以及实施经济统制。

　　早在通源盐业公司成立之初，维新政府就对日军控制食盐专卖表示不满。1938年8月5日，维新政府财政部致函军特务部长，认为盐税为国家收入大宗，关系财政，至关重要，盐政法规有悠久的历史。通源盐业公司专卖食盐，不仅损害国家盐税，多数盐商和人民都受其害。因此，请特务部重新考虑，另商办法，并且希望饬令该公司先行停止。汪伪政府成立前，汪精卫等人也提出，“盐税为我国收入大宗，但目前则毫无收入，华中有所谓通源公司，系日人经办之食盐运销机关，几不纳税，中央政府成立前，应商得日方同意，中央政府成立后盐税税务行政及纳税办法，均须恢复事变前状况”，“如不办到，则中央政府不能成立”。1941年9月裕华盐业公司成立，并开始逐步取代通源公司。自1942年1月1日以后，通源公司停止收买、搬运、贩卖食盐，由裕华盐业公司接手，通源公司所存仓盐及在途运送之盐，交由裕华盐业公司接收。

　　上海的食盐运销同样逐步由裕华盐业公司接收。特别是此前通源盐业公司未曾开设分销处的奉贤，此时也被纳入到裕华盐业公司运销范围之内。1943年4月，裕华盐业公司奉贤子盐店在南桥镇十保十甲八户设立，规定凡属奉贤境内制酱业、腌腊业及其他需用食盐的各业与民间所需盐斤，均应向该店购办，方属合法。

　　裕华公司接手之初，食盐运销体系还是运转得较为顺利。这一点从盐价上有比较直观的反映。1944年以前，江浙沦陷区基本没有发生过盐荒。食盐也一直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1943年，尚有人把沦陷食盐供应与国统区对比，以沦陷区盐价的稳定来反映统治的稳定，他说：

　　“食盐和食米，同为安定民生的必需品。重庆治下的民众，自从事变以来，因为海盐的来源断绝，五年来无时不在闹着食盐恐慌，民众苦不胜言，但是国府治下因为有产量丰富的海州盐、余姚盐，在战争中虽然一度闹过食盐恐慌，可是不久恢复和平，今日的国府治下，再没感到食盐不足的民众了”。

　　这些都表明了在一段时间内，日伪建立的盐政制度还是颇有效果。另外，据日伪盐务署统计1943年松江区销售额为1 038 043.30市担，远高于1941年的622 402.14市担。除此之外，1943年，裕华公司在平湖正式运营之后，当年即为鼎丰酱园提供98%的食盐，这一数量远超前几年。到1944年，鼎丰酱园仍有将近一半的食盐来自裕华盐业公司。至此，再加上前文已经提到1943年裕华盐业公司接收袁浦盐场收盐事务，并通过一系列措施提高了收盐效率，食盐制度也由战前的专商引岸制，转为由日伪政府统制下的“官收官运官销”制度。

　　但是，这一情况到抗战后期又发生了改变，盐民“日常反抗”的再度高涨，致使食盐运销体系再次出现问题，从而迫使日伪政府不得不改变“官收官运官销”制度。因为供盐过少，裕华盐业公司名存实亡。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裕华公司仅交到上海直渡盐斤1万余担，杯水车薪。另外，曾是上海官卖食盐重要来源的海州盐场，此时也出现严重的生产危机。通货膨胀以及日伪政府收购定价过低，造成海州济南场伪财政部出资的7家官督商办公司资金困难，到1945年仅剩1家在勉强维持。所以，1944年12月，上海市民宋元发出质问，为什么食盐未见有一次正式的配给：

　　“我国对于食盐向采统产统销之国家专卖制度，所以是我国最早具有统制经济意味之商品，以常理推之，在目今实行食盐之统制及配给当较其他一切商品为容易，可是事实告诉我们：在上海虽然各种市民必需的重要物品都已实行按口配给的制度，但食盐却只有配给证，而从未见有一次正式的配给，这真使人百思而不解其原因。”

　　另外，食盐供给不足，也导致食盐价格的飞涨，甚至上涨速度超过了其他必需品。据《申报》记载，到1944年4月份，上海居民才感受到了盐价高涨的压力。他们称，在日用品上涨的今天，素来不为人注意的食盐，居然也珍贵起来。它的价格，亦步步上升。1943年1月食盐官价为1元9角1斤，5月之后便逐渐上涨，现在官价已是4元5角1斤。私盐的卖价暴涨至15元至16元左右。并且，他们觉得就最近食盐上涨幅度而言，实际已凌驾于一切必需品之上。

　　除上海外，其他地方也出现类似情况。1945年1月至8月，裕华盐业公司为鼎丰酱园提供的食盐由前一年的近一半进一步下降到24%。由于食盐运销出现问题，在此背景下，日伪政府开始改变盐业制度。1945年6月，汪伪财政部颁布了招商承办运销食盐办法，其中规定各区食盐运销事务由财务部核准商人承办，区域内各市县则由大包商再招小包商承办，并且小包商由大包商负责。此外，汪伪财政部也规定了承办商的资格，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中的一个：具有旧运销商资格而确有成绩者；具有地方历史与盐务有关者，并对于金融业、运输业有相当联络者；认销盐额每担筹足资本在2万以上者。另外，所有浙东、松江、淮南三区官收盐斤事业，也随之停止。在各该区未恢复廒商以前，暂由承办运销商一面将存盐陆续运销，一面将新产盐斤一并收购入廒。1945年7月，袁浦场的收盐工作由恒顺公司接办营业。不过这一时期因为米价暴涨，招商承办也并非易事。余姚盐场招商承办时，规定盐价为每担9000元，致使无人愿意承办。

　　当然，这一时期盐业制度的崩溃还和整个沦陷区经济的崩溃有着直接关系。由于物价增长过快，使得日伪政府也无力通过快速、大幅度提高食盐收价的方式来抑制盐民的“日常反抗”。在当时因为通货膨胀的发生，甚至出现了现金缺乏的现象。1944年底，上海市民余二就在《申报》上公开倡导：“春节以前，本市现钞流通奇缺，大家以为现钞可贵。所以，我们也不能随便消耗靡费。敬盼上海市民诸君，尤其是比较富裕阶级，在崇尚节约中度此春节。”另外，即使是公务员也因为物价暴涨而导致生活困难。公务员虽然一再加薪，但是工资增加速度赶不上物价增长速度，从而迫使日伪政府采取免费配发俸米的方式加以解决。

　　四、结语

　　全面抗战时期，袁浦盐场盐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反抗基本上是自发的、分散的。日伪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来收购袁浦盐场产盐，先是奉贤盐业合作社，后被裕华盐业公司所接收。米价的上涨，致使米价与食盐收价的比率持续扩大，进而影响盐民生计，使得盐民主要采取走私方式来反抗日伪政权的统制，而这也必然导致奉贤盐业合作社收盐数量极其有限。另外，盐民的“日常反抗”也表现出阶段性特征。1943年前，食盐收价过低，再加上日伪对盐场控制薄弱等因素，导致“日常反抗”持续发生。1943年，日伪通过“清乡”运动、提高盐的收价等措施，使得走私暂时处于低潮，袁浦盐场的收盐量也大大提高。不过从1944年年中开始，由于通货膨胀越发严重，米价与食盐收价的比率再次扩大，盐民的“日常反抗”也再度高涨。

　　我们不能忽略或低估“日常反抗”的作用及意义。盐民的“日常反抗”及其阶段性特征对应了上海地区日伪食盐运销体系演变的整个过程，在上海盐业制度的演变中扮演重要角色。从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到1942年，盐民的“日常反抗”，使得日伪政府始终未能在上海地区建立起有效的食盐运销体系。1943年，“日常反抗”暂时处于低潮等，从而使得“官收官运官销”制度正式建立，但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随着“日常反抗”的再度活跃，最终致使“官收官运官销”制度陷入崩溃。不可否认，其中还有其他原因在起作用，如抗战后期日伪统制下沦陷区经济的崩溃，日伪政府无力通过快速提高收价来增加食盐收购数量，但是盐民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盐民的“日常反抗”，从而加速了沦陷区盐业制度的崩溃。总而言之，抗日战争是一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全民族战争，我们需要关注到这些被迫生活在沦陷区的民众，其对日伪政府的“日常反抗”也发挥着重要意义。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5年第1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