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建民 | 红军东征与山西民众抗日
来源：《区域抗战史》公众号   2026-03-27 09:49:05

　　［作者简介］祁建民，太原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特聘教授，日本长崎县立大学国际社会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东亚汉学研究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抗日战争史与华北农村社会史。近年来重点关注日本对中共抗战活动与华北农村社会调查资料的研究整理。主要著作有《中国における社会結合と国家権力——近現代華北農村の政治社会構造》《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察绥地区》《自治与他治：近代华北农村的社会和水利秩序》，主编《中国の農民は何を語ったか——華北農村訪問聞き取り調査報告書（2007年—2019年）》。在《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社会科学辑刊》《抗日战争研究》和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東アジア評論》等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

　　日方对中共山西抗战的情报调查从红军东征时开始，其后对牺盟会与新军、山地游击战以及民众动员与改善民生活动及中共组织、军队等进行调查，发现了中共抗战的某些特征。

　　红军东征山西不只扩充兵力、扩大影响、宣示抗日决心，同时中共在山西设立党组织，播下革命火种，这对后来中共挺进山西并迅速打开局面产生深远影响。日方高度关注红军东征与山西政局及华北抗日形势的变化，担心华北“赤化”会扩大苏联的影响，对其侵华不利。日方调查还发现中共从红军东征开始就已经领导山西的抗日活动。

　　日本对中共在山西活动的调查已久，曾关注到1930年阎蒋对立时中共在平绥铁路工人和士兵中进行宣传，并对包括山西在内的华北地区中共活动进行调查。但在1935年以前，这些调查属于一般性的国际情报调查，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并东征之后，日本感受到中共的直接威胁，除外务省，军方、外事警察和满铁等也开始调查。1936年4月，日本出版的《外事警察报》刊登关于红军东征的调查报告，指出“红军东征不仅是筹粮和占据山西地盘，而且还要进入河北西南部组织抗日联军”。另一篇报告详细分析了中共的“国防政府”主张，认为如果将这个计划与红军东征以及中共在全国展开的救亡活动联系起来考虑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将红军东征与中国抗日局面的形成联系了起来。

　　关于红军东征给山西带来的影响，陆军新闻班的报告指出，高唱门罗主义的阎锡山已经平稳统治山西20年，这次红军进入对其来说犹如晴天霹雳。红军作战勇敢，政治工作富有成效，士兵优秀，擅长登山，可连日行军，战斗力强。红军开展思想战，一个团必有一个政治班进行宣传，鼓动民众脱离阎锡山的统治。中共在山西培植共产主义思想，不危害民众，受到欢迎。报告认为，中共提出民族团结抗日是日本“防共”的新课题。

　　红军东征引起日本对中国“赤化”和山西战略地位的关注，担心苏联在西北、华北的影响扩大。满铁的报告称，红军东征山西，一般被认为是为了获得补充以及在山西建立苏区，继而进入绥远和外蒙以打通国际交通线，但更应注意的是中共提出抗日，要进入“满洲国”边境开展活动。现在中共聚集于西北地区，要将甘肃、陕西和绥远与苏联连接起来，特别是新疆已有苏联势力进入，外蒙则已纳入苏联势力范围。现在整个西北不仅有红军活动，还有苏联影子。日方关注中共在红军东征时提出的民族团结抗日主张，认为这与共产国际七大的方针有关，对此必须予以注意。

　　近代日本一直把俄国和后来的苏联作为主要假想敌，警惕苏联势力进入中国，特别担心在华北形成联合抗日的局面。日本陆军画报社主事中山正男认为，“中国抗战的最大受益者不是中国，也不是日本，实际上是苏联。在华北已形成了共产与反共产的明确阵线，中国方面设法阻止亲日政权成立，就是由于苏联在背后捣乱”。近藤义晴在对以山西为主的华北地区中共势力进行考察后指出，“苏联虽然在内外蒙古边境避免发生事端，但其积极援助中共，与日方的内蒙古、山西工作对抗，强化外蒙与西部西伯利亚通道，在蒙疆、河北形成‘赤化’包围网”。

　　日方发现山西民众早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就已强烈感受到日本的威胁，抗日氛围浓厚。水野胜邦调查发现，日本扶植“满洲国”给山西带来巨大震撼，山西人对日本的关注程度远远超出日本人的预想。拥有丰富的资源令山西人感到不安，他们担心日本人会从河北进入山西来抢夺。由此阎锡山很容易将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思想教育与抗日活动结合起来，山西一旦进行抗日教育就会产生很大反响。华北宪兵队认为，山西的抗日氛围与中央军的进驻有关，阎锡山不亲日，但也不是生来就反日，从其派代表去关东军和访日可以看出其野心。长野朗认为，晋军由于长期实行门罗主义，虽然外出作战软弱，但在保卫本省时战斗力很强。日本日华问题研究会发现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山西的对日空气恶化”。其报告指出，1936年10月1日，太原新闻记者和学生等为动员民众组织了国际问题座谈会，以上海为本部的国防文学研究会太原支部、学生救国联合会也迅速结成，他们发行杂志，煽动排日、抵制日货。秘密结社的铁血除奸团暗中活跃，排日气氛浓厚。

　　山西的共产主义运动发生早，民众受红军东征影响抗日态度坚决。后来的华北特别警备队第二大队第五中队的调查报告指出，山西民众文化程度高，很早就受到共产主义洗礼。五四运动波及太原市及其周边，很多学校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共产主义思想也影响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即使在阎锡山残酷镇压下也继续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其活动更加积极。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方在调查中发现中共从红军东征开始就已领导山西民众抗日。1939年6月，黄城事务所和杉山部队宣抚班在关于和顺县的调查报告中指出，中共在山西活动从红军东征开始，日本搞华北自治运动时太原发生抗日救国行动，其背后就有中共指导。长野朗认为，山西已成为华北抗日思想最炽烈的地区。

　　中共山西抗战能够迅速打开局面的原因之一就是成功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动员民众，并处理好与阎锡山的关系。中共通过牺盟会掌握基层政权，新军在中共指导下成为抗战劲旅。不过，在统一战线内部也存在新旧势力的摩擦。

　　1939年6月，黄城事务所和杉山部队的调查报告认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取得很大成效。“中共进入山西表面上是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倡统一战线，避免与阎锡山势力发生摩擦，实际上是领导牺盟会，将公道团附属于牺盟会之下。共产党员开展地下工作，扶植红色抗日势力，掌握农村政权。”“灭共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指出，现在中共阶级斗争比较缓和，没有搞土地革命，坚持统一战线。只对动摇和投敌分子进行制裁，没收其土地，对于一般地主则不搞斗争。中共在统一战线范围内反封建，实行累进的合理负担，废除高利贷，限制高额地租，这对贫农和中农有很大吸引力。

　　中共政策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山西一些旧势力却予以抵制，不过中共势力的扩展已成必然。“灭共委员会”调查发现，阎锡山政权的社会基础是豪绅地主，雁北地区陷落后其大部仍由阎锡山时期的旧势力维持。太原、临汾沦陷后，中共以牺盟会为中心开展民众动员工作，从民众切身利益出发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和政治民主化，这不仅是宣传，而且是真正实施，由此发生了牺盟会、新军与豪绅地主的对立。旧军的民众基础薄弱，结果从晋西北败退，此后八路军与新军紧密配合，这里已处于中共控制之下。旧军自上而下的统治体制已经崩溃，在一些地区只能依靠阎锡山的个人威望来支撑。山西的新军扩大和旧军消亡是必然的。近藤义晴也持类似观点。

　　中共掌握了敌后民众组织的领导权，但旧势力在日军进驻后又得以恢复，新旧势力对立交织。满铁调查部报告指出，阎锡山为了保证其政治地位建立了各种民众组织，但这些组织的领导权很快就被共产党掌握，成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或地下工作据点。富有者一时被共产党驱逐，但随着日军进驻，阎锡山时代的旧势力又有恢复。

　　新军的主体成分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村青年，他们拥护中共的政策。日方在对抗敌决死队的成员构成调查后发现，队员中农民出身者多达58%，士兵出身者占30%，可见也有一些旧军人加入新军。新军文化水平不高，即使是对文化水平要求较高的机械兵和炮兵，其受过正规教育的也只有19.4%，识字数量在200以内的占到52%，文盲比例高达28.6%。政治工作者的年龄大部分在20岁至25岁，军事指挥员的年龄则多在25岁以上。总体来看，新军的主体是青年。满铁调查报告指出，八路军的政策得到农村青年的拥护。当1940年6月日军进占岚县时，牺盟会成员大多跟随八路军撤走。仅岚县第一区普明镇附近就有农民救国会员七八十名、妇女救国会员三四十名、工人救国会员六七十名和青年救国会员七八十名跟随八路军转移，他们多为下层青年。

　　日方认为，阎锡山长期经营山西，有民众基础，他抗战消极，与中共理念不同，可以分化利用。近藤义晴认为，“阎锡山统治山西30年，实行门罗主义，在军事和政治上防共，由于他提倡实行善政，大部分不开化的民众对其很是崇拜。当前阎锡山受到皇军和共产军两方面的压力，可能想与日本妥协，但是由于他身边的人都被蒋介石收买，其家属在重庆被当作人质，因此不得不继续抗日”。日方看到，阎锡山主张中国不能实行共产主义，只是借用共产主义中的公平分配一项。按照以上分析，日军便开展对阎锡山的谋略工作，呼吁阎锡山共同反共，引诱其参加所谓“日华合作”。日军认为双方根本理念一致，只是因为一些具体合作条件才没能谈成。

　　——本文转载自《战时日本对中共山西抗战的情报调查与“政治工作”》，《社会科学辑刊》2026年第1期，第166-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