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田朗 ：浅析日本原首相石破茂的《关于战后80年》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2026-06-25 10:26:56

　　作者：山田朗，日本明治大学教授；译者马晓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2025年10月10日，石破茂首相发表了题为《关于战后80年》的“内阁总理大臣所感”（以下简称“所感”或“石破所感”）。在战后50年、60年、70年的节点，日本时任首相村山富市、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曾分别发表“村山谈话”（1995年）、“小泉谈话”（2005年）、“安倍谈话”（2015年），但唯独此次石破发言被称作“所感”，据解释是因为其并非经过内阁会议决定，而是“首相的个人感想”。本文旨在概括“石破所感”的特点，并阐明其在历史认识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石破所感”的特点之一：历代最长

　　“石破所感”由7部分组成，分别为：“引言”“《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问题”“政府的问题”“议会的问题”“媒体的问题”“情报收集与分析的问题”“对今日的启示”，共6408字（含小标题）。这相当于“村山谈话”正文（1292字）的5倍，是“小泉谈话”正文（1143字）的5.6倍，约等于“安倍谈话”正文（3384字）的2倍。也就是说，“石破所感”的篇幅远远长于此前的三个谈话。篇幅变长的最大原因是，其在继承以往三个谈话历史认识的同时，详细阐释了这些谈话中较少触及的方面。“石破所感”的“引言”如此写道：“迄今为止，在战后50年、60年、70年的节点上，均已发表内阁总理大臣谈话，关于历史认识的历代内阁立场，本人亦予以继承。”

　　过去的三次首相谈话，对于日本为何未能避免侵略战争这一点，鲜有触及。战后70年发表的“安倍谈话”，虽提及“日本曾试图通过使用武力解决外交与经济上的困境，国内政治体制未能对其加以遏制”，但并未进一步深入探讨其中细节。那么，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体制，为何未能起到遏制作用？“石破所感”在以往三个谈话的基础上，把审视上述谈话中未详细阐述的日本没能避免战争的原因，尤其是国内政治体制未能阻止战争的原因确定为演讲的主题。石破将此主题拆分为“《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问题”“政府的问题”“议会的问题”“媒体的问题”“情报收集与分析的问题”5项，分别进行论述。正因为“石破所感”有意采取了这种主题设定的方式和结构，所以才比其他三个谈话的篇幅要长得多。

　　二、“石破所感”的特点之二：对“安倍谈话”的强烈顾虑

　　“石破所感”虽然提到“关于历史认识的历代内阁立场，本人亦予以继承”，但要全部继承“村山谈话”“小泉谈话”“安倍谈话”其实并非易事。因为“村山谈话”和“小泉谈话”均提及“殖民统治与侵略”，并对此表示反省与道歉。“村山谈话”表示：“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发生错误，毫无疑问，我们应谦虚地接受历史事实，并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向在这段历史中受到灾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沉痛哀悼。”“小泉谈话”称：“我国曾经通过殖民统治与侵略，给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与痛苦。我们虚心接受这些历史事实，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并向在那场大战中国内外所有的牺牲者谨表哀悼之意。”

　　然而，“安倍谈话”并未继承这些观点，对日本实施的“殖民统治与侵略”避而不谈，毫无反省与道歉。“安倍谈话”的表述是，“现在我国国内，战后出生的一代已超过了总人口的80%，我们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继续背负道歉的宿命”。

　　也就是说，“安倍谈话”的方向性与“村山谈话”“小泉谈话”不同，要毫无矛盾地继承这三份谈话何其困难。那么，“石破所感”究竟继承了哪些？无论石破茂首相的个人想法如何，其“所感”显示出对“安倍谈话”的强烈顾虑与揣度，也可以说其实原封不动地继承了“安倍谈话”的历史认识。本来，要论及日本发动的战争和殖民统治，有必要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开始论述，但既然“安倍谈话”赞许那些战争，“石破所感”的再审视就无法从那个时代开始。“安倍谈话”中有如下内容：“100多年前，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各国的广大殖民地遍及世界各地。19世纪，以技术的绝对优势为背景，殖民统治亦波及到亚洲。毫无疑问，其带来的危机感变成日本实现近代化的动力。日本首次在亚洲实现立宪政治，守住了国家独立。日俄战争鼓舞了许多处在殖民统治之下的亚洲和非洲的人们。”“安倍谈话”回避了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为开端的日本对中国台湾和朝鲜的殖民统治，反而强调“鼓舞了许多处在殖民统治之下的亚洲和非洲的人们”。既然对“安倍谈话”的这种历史认识抱有强烈顾虑，就不可能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进行批判性的探讨。“石破所感”中完全没有对“殖民统治”或“侵略”的“反省”与“道歉”，可以说是为了避免出现因改写“安倍谈话”而招致原安倍派为首的自民党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石破也不愿因此被解读为否定“安倍谈话”。这一点，正是“石破所感”虽然篇幅长，却显得有些缺乏力度的原因。

　　三、“石破所感”的特点之三：对战前国内体制的审视

　　“石破所感”的主题聚焦于为何战前日本的国内体制未能阻止战争。“所感”第一点“《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问题”指出了明治宪法体制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即“战前的日本，缺乏恰当整合政治与军事的机制”，“‘文官统治’原则在制度上并不存在”。对于这种结构性缺陷，石破认为，“从明治时期到大正时期，元老及其后的政党，通过运作弥补了文官统治缺失这一制度性问题”。作为对明治宪法体制的分析，这一分析大体妥当。

　　在第二点“政府的问题”中，石破指出，“统帅权独立逐渐被军部利用，作为排除政府及议会对军部政策及预算的干预与统制的手段”。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两大政党之一的立宪政友会在“干犯统帅权问题”以及“天皇机关说”等问题上与军部及右翼势力同流合污、攻击政府，导致“政府逐渐丧失了对军部的统制”。

　　在第三点“议会的问题”中，石破以1940年2月斋藤隆夫众议院议员的所谓“反军演说”引发的斋藤被议会除名问题为例，指出“本应履行对军部统制职责的议会，也逐渐丧失了其功能”，“在作为议会对军部最重要的统制功能之一的预算审议方面，当时的议会也完全没有发挥制约军部的作用”。此外，石破还指出：“我们不应忘记，从大正后期到昭和初期的15年间，包括3位在任首相在内的众多政治家被国粹主义者及青年将校等暗杀。被暗杀的都是重视国际合作、试图通过政治来统制军部的政治家。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等，极大破坏了议会和政府相关文官就军部政策及预算自由讨论和行动的环境。”“石破所感”论述了战前日本政治中制约军部的制度性脆弱，从而放任了军部的“暴走”。这作为历史认识，并无错误。

　　在第四点“媒体的问题”中，石破论述了报纸等当时媒体的报道助推了战争。此处写道：“另一个不可轻视的问题是媒体问题……（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关东军的一部分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仅用约一年半时间就占领了数倍于日本本土的土地。报纸对此进行了大规模报道，许多国民被此迷惑，民族主义进一步高涨。虽然也有一些来自民间的尖锐的批评，如吉野作造批判了军部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动向，清泽冽严厉批判了松冈洋右退出国际联盟的外交政策，但从1937年秋开始，随着言论管制的强化，对政策的批评言论遭到封杀，传达给日本国民的只能是积极支持战争的论调。”

　　石破至此已指出日本政府、议会以及媒体不但均未能制约军部，反而煽动了民族主义，误导了国民。石破对当时媒体拥护战争的描述，也基本符合事实。

　　第五点“情报收集与分析的问题”，与之前几次首相谈话的关注角度略有不同。此处如此论述：“关于当时的日本政府是否能够正确认识国际形势问题，我们也有必要重新审视。例如，在与德国就针对苏联的军事同盟进行谈判的过程中，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当时的平沼骐一郎内阁以‘欧洲天地出现了复杂怪异的新形势’为由总辞职。关于国际形势、军事形势，日本是否存在情报收集不足、对获取的情报分析有误、未能恰当共享等问题。”换个角度看，这也可以说是政治系统的问题。战前日本的情报收集与分析由外务省、陆军、海军、内务省（警察）负责，各机构分别进行单独的情报收集与分析，情报未能在各机构间共享，也缺乏进行整合分析的部门。这成为国家机构、系统上的重大缺陷。石破指出这一问题，其叙述也是妥当的。

　　“石破所感”中对上述五个具体问题的分析，基本能够得到学界成果的支撑，逐一来看并无大的问题。但是，各个部分妥当，是否就意味着其整体的历史认识妥当，应另当别论。

　　四、“石破所感”的特点之四：作为结论的“对今日的启示”

　　“石破所感”的最后“对今日的启示”，可以视作其谈话的结论。结论指出，日本战后吸取了战时《大日本帝国宪法》无法制约军队统帅权，因“缺乏整合政治与军事的机制，导致军部在统帅权独立的名义下独断专行”的教训，在制度上完善了文官统治，并且认识到“政府必须充分具备指挥自卫队的能力与见识；应正确理解当前文官治国的制度，并恰当地运用之。政治家必须拥有不屈服于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不随波逐流的执着与责任感”。另外，石破从“政府的问题”“议会的问题”“媒体的问题”等战前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政治必须始终考虑国民全体的利益与福祉，立足于长远视角，力求作出合理判断。当责任所在不明确、局面陷入僵局时，即使成功可能性低、风险高，也往往容易接受强硬的声音、冒险的解决方案……比起冷静合理的判断，如果更重视精神上、情绪化的判断，则会重蹈历史覆辙，误判国家前进的方向。为防止政府做出错误判断，议会与媒体应发挥掣肘作用。”

　　作为“对今日的启示”的总结，石破谈道：“所有这一切，基础在于以史为鉴的态度。重要的是直面过去的勇气，真诚且虚心听取他人意见的宽容之心，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真正的自由主义，健全而坚韧的民主主义。”因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对历史的谦逊，将教训铭记于心”。

　　作为一般性论述，这一观点表达到位。各个部分的叙述妥当，结论也体现了保守派政治家石破茂对自由主义的尊重。不过，即便石破基于史实论述了战前日本政治体制的问题及其在战后的变化，以及应如何运用新体制，但“石破所感”中没有体现出战前对于近代日本历史整体的认识，因此不得不说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结语

　　“石破所感”中对昭和以前历史的认识，是以战后70年的“安倍谈话”为前提的，所以仅谈到了昭和时期的战争。鉴于该谈话是面向日本国内，所以难免有不充分的地方。石破虽然使用了“反省”一词，但始终局限于仅对政党政治未能制约军部的“反省”。中国及东南亚地区因日本的侵略出现大量伤亡，但石破却只字未提战后50年“村山谈话”中提到的“殖民统治”“侵略”“反省”“道歉”等词。作为向日本国民和全世界人民发出的信息，我认为石破理应对战争的加害面进行更充分的阐述。

　　日本的政党政治、当时的舆论、媒体的态度确实存在问题，但日本自明治以来，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开始的对外扩张主义及对国民的暴力统治，才是导致昭和时期各种矛盾的真正源头。然而，石破继承了“安倍谈话”对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进行肯定的态度，没有对日本的对外扩张主义进行批判。1925年也就是日本进入昭和时代的前夕，日本政府出台了所谓《治安维持法》，任何对国体（天皇制）持批判立场的言论统统被定性为“犯罪”。今年是该法制定第100周年，“石破所感”也完全没有谈及对该法的批判。

　　石破将问题局限于政府、议会和军部，却几乎遗漏了日本自明治时代传承下来的对外扩张战略、殖民统治、以《治安维持法》为核心的高压统治等重要内容。虽然他在谈话中高呼“以史为鉴的态度”非常重要，但如果因此而被质疑是否真的以史为鉴，恐怕也难以自圆其说。

　　日本自民党保守派议员并不希望石破改写“安倍谈话”，石破对此也是充分接受，因此其谈话最终沦为了对“安倍谈话”的补白。原本希望他能够进一步发展“村山谈话”，发表可以被载入史册的内容，但不得不说，其“所感”与外界的期望相差甚远。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