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隆万
(2012年3月3日上海交大老图书馆会议室)
尊敬的张司长、徐处长、高处长:
尊敬的郑校长、蒋处长;
各位专家、各位同仁:
上午好!刚才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已经把这个重大项目的指导思想和实施路线作了概要的汇报。我没有多少补充,只是对这个项目的意义谈一点认识。
六年前,我到美国收集东京审判的资料时,认识是非常肤浅的。无非是想寻找我父亲当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在亲友的支持下,复制了一些照片、讲话和记录片,2010年在交大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本书。当时我觉得我所能做的事情也就差不多了。去年读到江泽民同志、刘延东同志重要批示之后,我才认识到收集、整理、研究东京审判历史档案的战略意义。教育部袁部长、李副部长都有具体批示,袁部长还亲切接见张校长、郑副校长和我们中心的同志;国家图书馆周馆长亲自带队到上海,在北京也亲切接见我们,推动国图和交大的紧密合作。现在,教育部又下达重大研究项目,确实是对我们的莫大支持和鞭策,我们没有理由不努力完成这项工作。
我是负责研究“中国代表团的组成与贡献”这一子课题的,这正是我以往工作的继续和深化。“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许多有价值资料还是有可能挖掘和复制到。除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外,许多地方分散藏有大量资料。最近我们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看到当年南京政府应我父亲的要求增派一位秘书的文档;程教授最近买来不少日本书刊,有一位作者在台湾“国史馆”看到我父亲和梅汝璈法官与南京政府许多来往信函电报;又比如最近我收到哈佛法学院图书馆寄来的两张与我父亲有关的文档,出自检察长季楠纪念室,一张是他请父亲赴宴请柬的回执,一张是感谢我父亲安排他晋见蒋介石的信。他们说那里有不少季楠的文档照片,欢迎去访问;此外,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也有庭长韦勃的专门纪念室。等等。我想尽可能多收集一些第一手资料,是开展深入研究的基础。
中国代表团前后共17位成员。他们的背景是什么?如何作为团队成员?他们在东京审判时作了什么工作?有什么言论?审判结束后的去向?这些问题的解答,将弘扬这些先辈当年为正义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还有几位不清楚下落,我们当尽力寻找,历史不应当遗忘他们。
作为一个跨学科、开放性、国际化的研究平台,我们中心不仅要了解和研究国外动向,也应当向国外传递我们的研究成果。最近我收到父亲的母校之一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访问邀请。我想,中国学者在东京审判问题的失语现象不应当继续下去了。不久前,名古屋市长大放厥词,公然挑衅,妄图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其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有专门一章,在大量人证物证基础上,作出如下论断:“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白纸黑字已成定论的铁案,他们都敢翻!更令人不解的是,据报道,在场的南京市领导居然听之任之,被日本媒体宣传成“默认”!这就说明,对东京审判的研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回复历史真相,驳斥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思潮,也是对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的教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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