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专集之三：粒粒皆辛苦
来源：南方周末   2016-03-09 14:41:09

　　细菌战诉讼一审中，中国原告要作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向法庭证明，战争中那场给他们带来灾难的流行病是日军撒播的细菌引起的。那是发生在60年前的事情，疾病的流行早已止息，但是犯罪和危害留下痕迹。原告方为了争取法庭对日军施行细菌战作出认定，使之成为不争的史实，就以下六个方面全面举证：原日军731等部队实施细菌战的加害行为、受害的发生、加害与被害的因果关系、原告们受到的伤害、细菌战的残酷性、以及日本政府的掩盖，向东京地方法院提交了430多件事实证据，由18名中日专家、当事人出庭作证，24名原告多次在法庭陈述意见，。这些证据大体由以下构成：

　　原日军有关人员的证据

　　原731部队队员筱冢良雄、飞行员松本正一、摄影班队员德留一男、原日军大本营作战参谋朝枝繁春自愿作为原告方证人向法庭提交证据。筱冢良雄与松本正一开创了日本诉讼史的先例，作为731部队队员公开出庭作证。原731部队队员的证据内容包括细菌武器的人体实验、活体解剖、大量生产及使用等。朝枝繁春提交的证词内容主要是1945年8月10日，他当面指示原731部队司令石井四郎销毁所有证据。

　　除此之外，原告方还向法庭提交了原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员新妻清一、原日军22师团86连队军医林笃美自愿公开的个人资料；日本研究者发现的原日军中国派遣军作战参谋井本熊男工作日记有关内容，原1644部队负责人体实验的近食秀大、原731部队大连支队春日忠善的论文。原告方还提交了公开出版的原731部队队员的回忆录等。

　　新妻清一的资料证实731部队上级军官用手中的细菌战技术资料与美国进行交易，以获得免除追究战争犯罪责任。林笃美的日记记载了日军1644部队近食秀大等在诉讼受害地之一浙江义乌崇山村的细菌战有关活动。近食战后出版的有关论文证实了林笃美日记的上述内容。井本熊男的工作日记记录了日军1940、1941、1942年对湖南、浙江的诉讼有关受害地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细菌武器攻击，是细菌战诉讼中原告方的决定性证据。

　　国家档案资料

　　原告方向法庭提交了苏联、美国、中国、日本4个国家的大量国家档案馆所藏历史资料。其中数千页美国国家档案资料，包括战后日军细菌战罪犯作为交换向美国提供的技术资料及证明美国掩盖日军细菌战的美国官方文件是由美国历史学家、日军细菌战历史专著《死亡工厂》作者谢尔顿?哈里斯提供的。中国方面最为重要的资料是战时防疫部门、有关专家、医务人员，以及战后防疫部门的有关论文、报告等专业文献。苏联方面主要是1949年在伯力城举行的对12名日军细菌战战犯的审判材料。

　　中国许多重要的战时防疫文献是用毛笔书写或手刻油印的文件。先人以古老的文化挣扎着抵抗大量杀伤性武器，以保护百姓，苦心昭然。

　　日本国会会议记录

　　日本国会会议记录是4位在野党议员分别于1950、1982、1997、1998、1999年6次在国会向政府及有关部门就细菌战的责任追究、调查、资料公开等提出质询的国会正式会议记录。（1997、1998、1999年的4次质询是受原告辩护团的委托。）

　　此后，日本国会议员川田悦子也受原告辩护团的委托，于2002年8月、2003年5月、10月就细菌战资料的公开等问题向政府各有关部门提出质询，并安排原告方在场同时进行交涉。

　　令人遗憾的是，自1997年以来进行以上国会质询的3位议员相继在随后的选举中落选。

　　日本媒体报道

　　战后以来，日本媒体一直有揭露日军细菌战的报道。原告向法庭提交的媒体报道有1992年日本国家电视台，1995、1996年日本电视台，1995、1997年日本朝日电视台拍摄的有关日本细菌战的记录片；日本报纸的有关报道，其中包括1942年战地记者在诉讼受害地之一义乌的摄影报道。其中1997年日本朝日电视台拍摄的记录片首次报道了日军在中国战场使用细菌武器，和受害者提起的诉讼。编导近藤昭二也是原告方的专家证人之一。

　　专家作证

　　作为原告方证人出庭作证并向法庭提交鉴定书的有日本各方面的第一流专家学者：庆应义塾大学历史学者松村高夫教授、中央大学历史学者吉见义明教授、立教大学历史社会学者上田信教授、东京女子大学文化人类学者聂莉莉教授、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细菌学者中村明子教授、著名记者、研究者近藤昭二；中国专家证人有：浙江省宁波防疫部门医生黄可泰、衢州防疫部门医生邱明轩、黑龙江省社科院历史学者辛培林。另有7位原告作为细菌战受害幸存者出庭作证。

　　中村明子教授证明：中国战时的有关防疫文献，按照现在的学术标准，也是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的。松村高夫教授以专家的身份向法庭正式提出，根据诉讼各受害地志愿者的调查，遇难人数至少一万人以上。松村高夫先生也是日本著名的教科书诉讼案原告东京教育大学家永三郎教授的证人。家永三郎先生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中有关731细菌部队的存在和该部队用活人做实验的记载被文部省在审查中删除，因而状告文部省违宪。这场官司打了三十多年，在1997年8月我们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起诉后两个星期，家永三郎先生获得了部分胜诉。

　　调查研究结果

　　向法庭提交的80年代以来公开出版或发表的日本、中国、苏联、美国的有关日本细菌战的专著和论文有数十件，其中日本研究者的成果占大多数。上海出生的美国记者约翰?鲍威尔最早揭露美国政府掩盖日军细菌战的文章也在提交论文之中。

　　但是在所有证据材料中，富有独特史料价值和人性魅力的是28副原告本人和志愿调查者手绘的受害地各种地图、辩护团摄制的180名原告的肖像、和每位原告的受害申述书。

　　结尾

　　已经东京地方法院全面认定的，原告团1997年第一次与1999年第二次提交的诉状中申述的受害事实，包括遇难者的人数，是自90年代初以来日本和平运动人士包括学者、律师、记者等20多次到中国各受害地调查，与中国的受害者及其家属、当地志愿者通力合作调查的结果。在受害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数百名不闻于世的老百姓，其中大多是农民，组成调查会，多数花的自己的钱，风里来雨里去，前后六、七个年头，调查整理出了这一万多遇难者的名册，其中湖南常德7643人，为受难的父老乡亲们留下了姓名。

　　在细菌战诉讼的过程中，有关各地区的受害历史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了如此系统、详尽的整理，细菌战诉讼也因之具有了一个超越自身存在的意义。这些拼起来的碎片似千万条线索刻画出一幅大图像的轮廓，和其中大片余下的空白。有专家估计，在中国日本细菌战的受害人口可达一百万以上。这部数国几代万家共书的历史还要写下去。

　　我们倘若失去历史，还将失去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以得进步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