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专集之六：战后补偿
来源：南方周末   2016-03-10 14:05:02

　　60年代末以来，日本企业进入亚洲国家和地区一个除经济活动以外的收获，是它们的人员在和当地人的交往中，了解到日本侵略战争给当地民众带来的灾难。

　　从70年代起，韩国、台湾、香港的受害者在日本陆续提起战争赔偿诉讼。80年代起，日本和平运动开始在日本举行亚洲战争受害者的证言集会，通过书籍和多媒体在日本社会传播受害者的声音，许多日本人非常震动。一直以来，大多数日本人根据他们在日本本土的战争经历，只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亚洲各国和地区受害者的声音使他们开始思考日本作为加害者的战争责任问题。日本民众开始形成以推动日本对其侵略战争受害者进行“战后补偿”为主题的和平运动。日本和平运动的“战后补偿”主要指的是：日本作为加害国对战争受害国受害者个人就他们因战争遭受的各方面的物质的和精神上的伤害，进行补偿，作为对已造成的伤害的弥补和挽救。在广义上，除了经济上的补偿外，还包括谢罪，追究真相，历史整理，资料公开，历史教育等等。涵盖了除法律责任之外的历史、道义、人道、和政治上的责任。日本和平运动对“战后补偿”的定义中最为强调的是对受害者个人的补偿。他们认为，这是国家政府之间没有解决的，实际还遗留着的问题，甚至与胜国与败国无关。

　　日本的“战后补偿”和平运动应该说是日本社会的和平力量，继承日本战后改造的和平与民主的基本理念，诚实地、勇敢地面对随着冷战结构的解体，亚洲民众向日本发出的呼声。

　　日本和平运动开始全面支持亚洲各国受害者的在日诉讼。1991年８月日本和平运动在东京召开了《亚洲太平洋地区战后补偿国际论坛》，参加会议的亚洲战争受害者声明要求日本对他们进行赔偿。这一年里，韩国的受害者在日本的法院提起了七件诉讼。

　　1993年11月日本《朝日新闻》的民意调查结果∶ 57%的人表示关注战后补偿问题；51%的人认为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对亚洲的战争受害者个人进行战后补偿。20、30岁一代的人中持这一看法的达70%。1994年7月《朝日新闻》的有关民意调查结果是∶只有17%的人认为日本对亚洲受害者的补偿已经够了；认为不够的达72%。许多日本人已经意识到，冷战政策对日本战争责任的宽大似乎使日本一时受益，但是留在亚洲战争受害者心中的怨恨和不平使日本背上了负面的遗产。日本只有清算过去，和受害国家的人民达成和解，才能重新回到亚洲。

　　1995年6月，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在日本和平运动的支持下首次在日本法院提起诉讼。 1996年，日本全国律师协会通过决议，号召律师们帮助亚洲的战争受害者在日本法院提起索赔诉讼。当时的日本全国律师协会会长就是细菌战诉讼的日本律师辨护团团长土屋公献先生。到目前为止，亚洲各国战争受害者（包括一些欧洲二战同盟国的受害者）在日本法廷提起的诉讼已达78件。这些诉讼，几乎全部由日本律师免费代理。每一件诉讼，都有一个以上由普通日本市民组成的和平运动团体支持，具体做事，从大到小，从上到下，联系国会听证、走访议员、受害地调查、查找资料、编集出书、举办国际会议、组织世界性联盟、跑联合国、办展览、游行集会、安排受害者来日出庭、开庭旁听（日语叫“埋席”）、一分一厘地筹集经费等等。

　　他们认为，对于亚洲的受害者来说，日本的战后补偿不是过去而是现在的问题。民众之间的相互信赖和尊重是国家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是日本在亚洲地区的安全保障的基础，也是亚洲和平的基础。

　　目前，亚洲地区除了韩国等个别国家与地区以外，绝大部分的受害者，还基本依靠日本市民和平运动的力量在日本的法庭进行战后索偿。要求日本实现“战后补偿”是来自亚洲民众的共同的呼声，亚洲地区市民力量的成长，成熟以及和日本市民和平运动的联合，是实现这一目标不可缺少的区域性政治和社会基础力量。除此之外，为实现日本的“战后补偿”在这个区域环境中还需要以下两个必要条件∶亚洲各个受害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积极明确的立场和态度。这是基本的政治条件；其次是各个受害国在技术上操作这一社会工程的系统。这是基本的社会条件。这两个条件将最终促使日本政府作出历史性的决断。

　　去年9月29日东京地方法院与今年3月23日新泻地方法院判决中国受害者全面胜诉。虽然被告日本政府和企业已分别上诉，但以上的判决结果说明被告方提出的法律根据是可以推翻的，明确了原告方的赔偿要求在法律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另点已经突破，坚冰必将消融。日本实现“战后补偿”，将使她和她的人民在回归亚洲的一途上充满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