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记历史 振兴中华 巩固和平
来源：张京育 2016-05-09 09:04:16
张京育先生在海峡两岸湖湘文化学者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
首先，战争是人类的悲剧，侵略战争是人类最大的罪恶。人为万物之灵，上天有好生之德，动物中自相残杀者不多，不幸人类自相残杀之例倒不少，侵略战争也累见不鲜。战争造成的损害是巨大的、深远的；侵略战争所带来的杀戮和破坏是残酷的、大规模的、持久的。近现代战争更是如此。因此，侵略战争是人类最大的罪恶。发动者和参与者应受到最严厉的谴责和制裁。二次大战后，对若干战争罪犯的处置还不过是处理了冰山一角而已。
其次，战争既是最严重的冲突，侵略战争既是最大的罪恶，战争不会偶然发生，战争常常是处心积虑、长久准备的结果。侵略战争是有计划的作为。在一个安全没有保障的世界里，任何国家可以没有伤人之意，但不能不时时保持警惕，防人之心不可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不能时时注意外围环境的变化，不警惕有侵略野心国家的动向和实力，那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很可能就成为野心国家侵略的对象。一国如果既无警惕，又无实力，那就只能任人宰割，下场悲惨。
第三，中国与日本在东亚比邻而居，历史学家郭廷以先生认为：「两千年来，中国施于日本者甚厚，有造于日本者甚大；百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为祸于中国者独深。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创痛，虽然不能说全部来自于日本，但实际上以日本所给予的最多最巨。」
任何熟悉东亚历史的人士都会认识到：两千多年来，中国在工艺、文学、学术、政制、建筑、文字、宗教等各方面，带给日本深远的影响，日本吸收、转化、升华，使它们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份。除元代外，中国从未有侵略日本的企图。然而，日本在我国唐代、明代皆有征韩、侵华之战争；明代并有倭寇掠夺、扰乱为患中国东南沿海。
十九世纪西方势力大举进入东亚，日本明治维新，国力增强，并吞琉球、染指台湾、觊觎朝鲜。甲午之战，中国被迫割让台湾、澎湖，赔偿巨款，承认朝鲜「独立」，接受日本在朝鲜半岛的特殊地位，导致朝鲜被日本并吞而亡国。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先生曾于民国13年到日本演讲，勉励日本成为「东方王道的干城」，警告日本不要成为「西方霸道的鹰犬」。但是日本的野心日益扩大，积极夺取在华权益，终于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我东北，扶植伪满政权。继于1937年发动芦沟桥事变，企图「三月亡华」，演变成长达八年的侵华战争与将近四年的太平洋战争。
从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中叶，日本的所作所为是一部赤裸裸的侵华史、掠夺史。其所采行的战争手段是野蛮的、残酷的、血腥的、非人道的、违反国际公约、国际惯例与人类文明准则的。
第四，日本对华侵略不是偶然的，是有计划的；日本对华侵略不是一时的，是有极大野心的，但是我国政府和民间对日本认识太少、太浅，因而时常尝到失败、屈辱和死亡的苦果。
我想举两个例子：
1871年（清同治十年）有琉球宫古岛渔民漂流至台湾被原住民杀害。1873年二月至1874年十二月，日本陆军少佐桦山资纪（1837-1922）奉命到中国华北、华南与台湾，进行出兵前对我国军情、民情的侦察调查。1873年九月曾到淡水、宜兰，1874年年初，第二次来台，并于五月间加入日本侵台军的行列。二十年后，桦山资纪升任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指挥日军消灭了我国北洋舰队。1895年，他以首任日本台湾总督身份进入台北城。与其同时进行侦察调查任务的水野遵担任总督府民政长官，田中刚常任台北县知事，儿玉利国担任台湾县知事。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四川。在成都档案馆里保存着1943年从战场上缴获的日本十万分之一的日文军用中国地图，图上标明：陆军省测绘局根据1913年四川地图重新测绘。经过核对，此图全部正确。图上标明了全部两公尺以上的马路与河流，以及河上的桥梁；注明了每个地方的土质，以给汽车或马车作为参考。据了解，1917-1919年时年34岁的日本著名特务河本大作在成都停留了两年。他走后，另一个特务板桓征四郎又在成都待了半年。前者策动了刺杀张作霖事件，后者策画了九一八事件，他们都成了侵华的急先锋。
这些特务还在上海办了一所大学─东亚同文书院。其办学的一大特色，即组织学生进行调查，从1901年－1945年间，该院学生五千余人先后参与调查，旅行路线700余条，遍及西藏以外中国省区，内容涉及地理、工业、商业、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这些「中国通」，对中国作全面性调查，为其侵略行为作前期性准备。在战争中，同文书院学员充当随军翻译、间谍，为军方搜集和提供情报，直接参与对华侵略。
在这么长的时间中，中国虽然一直受到日本的渗透、压迫与侵略，但是因为政治不上轨道、科技经济落后，民族凝聚力低落，未能做出足够的努力来抵抗日本的侵略。日本的节节胜利也助长了它征服中国、征霸世界的野心。
第五，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是全国同胞、全体军民奋斗的结果，也是中华民国政府坚忍不屈、持久抗战的结果。列强的欺凌，特别是日本的着着进逼，迫使中华民族觉醒，迫使中华民族不能不救亡图存。早在1919年5月4日前夕，因为日本要求在山东的特权，北京大专院校学生发表宣言，呼吁各界「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高喊：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这种民族意识的凝聚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三月亡华的迷梦。日本人虽然占领了我国大片的国土，屠杀大量的我国同胞，但只要侵略者一天不退出中国国土，我们就不与他讲和，日本也就一天不能从中国抽身。在这里我想引述一段1939年8月间德国元首希特勒派其私人代表冯‧戈宁（非其空军元帅戈林）来华调停中日战争的故事。蒋介石委员长在八月八日与宋美龄女士一齐接见了戈宁，然后留下蒋夫人与戈宁对谈。
戈宁拿出手稿，对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一字一句的唸：「目前，中国已经丢掉平汉、粤汉两铁路以东的全部地盘，后方贫瘠，物力不继。通海上的孔道即将完全消失，败局已定，灭亡在即。希特勒念及长期德中友谊，不希望蒋元帅遭灭顶之灾，特出面斡旋，中日缔和，结束战争。」
宋问如何和法？答以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的状况，中日亲善。实际上是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庸国。
宋问：「何以安置汪精卫？」「还有我们东北三省呢？」来使表示：满洲问题早已解决，而汪原系蒋元帅的部下。
蒋夫人正色的表示：「敝国领袖蒋中正，我本人，敝国的全体政府官员、全国将军、军官、士兵，以及全国国民万众一心，誓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一定要把侵略者全部赶出中国国土。现在、将来，都绝不和侵略者─日本强盗讲和。」「如果日本打不下去了，要求结束战争，则必须全部撤退他们的侵略军，将汪精卫、伪满洲国的皇帝、大小汉奸，一齐引渡给我们，以接受国民政府之审判。」
戈宁问凭什么打赢战争？宋答：「我们靠自己，靠全国上下精诚团结，同仇敌忾。」需要武器，但不完全指望英美，也可向俄国订货。
戈宁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不能不想起：在贵国，还有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问题。你们不是和共产党打了好几年吗？中日战争以来，中共发展迅速，你们不考虑这个心腹之患吗？」
宋美龄女士睁大眼睛的说：「我们中国有一句奉行了几千年的成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说的是两弟兄在家院里斗殴得很厉害，可是外面来了强盗，弟兄立刻停止斗殴，同心协力去抵御强盗。今天，日本侵略者乃一江洋大盗，要亡吾人之国家，灭吾人之种族，我中华之全体国民，包括本党与中共，除了弘扬兄弟手足之情，同心同德，共御日寇之外，别无选择！」（参见：张紫葛《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台北，九十年代杂志社，1995，P.293-301）
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我们常是孤军奋斗，没有精良的武器，没有雄厚的工业，沿海精华之地沦于敌手，敌人也企图切断我们一切对外联系。日本用残暴屠杀、用狂轰滥炸，企图摧毁我们抵抗的意志。但是在蒋委员长和各级政府的号召下，「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也就是在这种决心和责任心的驱使之下，终于赢得最后的胜利。
第六，史家认为在长达八年的抗日圣战中，有22次大会战，始于松沪，终于湘西。其中6次在湖南进行，包括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第四次长沙会战）和湘西会战。湖南人、湘军和其他省人在湘作战的部队，在这六大会战中英勇的抗击日本侵略者，对稳定战局，最后迫使日本投降，可说是做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
抗战胜利已70年了，当年参战的英雄大多已离我们而去。曾经受过战争苦难的人，也垂垂老矣！但从十九世纪下半期到二十世纪中叶，中华民族遭逢外患，争生存、争自由的历史不容忘怀！
从1937年到1945年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三千五百万人，大批国人流离失所，直接、间接经济损失更是天文数字。南京大屠杀即有三十余万人死伤，遗憾的是：日本虽于1945年8月无条件投降，其政治领导阶层中有些人迄今并未诚心悔改，甚至时为日本昔日所犯罪行有所辩护。我们不能不有所警惕，防止日本侵略势力再起，为祸于亚洲，为祸于世界。
中华民族自存与维国际和平之道，首先是建立一个富强、康乐、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诚信的国家，上下同心，发扬优秀中华文化，提升创造力，进而与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共同努力，来巩固和平，共同发展，以实践世界大同，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
乙未年八月十五于长沙
（作者系湘潭人，现任中华湖湘文化协会理事长，曾任政治大学校长、陆委会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