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警世钟——重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的启示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向隆万   2016-05-09 14:38:04

2012年，向隆万访问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阅读东京审判检察长季楠的私人收藏文件。

1948年11月4日至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勃宣读了法庭判决。《判决书》不仅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作出罪状认定和量刑，而且用很大篇幅阐述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发展、膨胀的过程，今天重读仍深受震动！

根据《判决书》，可把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作为”梳理如下：

一曰“造神”。1920年前后以甲级战犯大川周明为代表的“理论家”，大肆鼓吹“八纮一宇”和“皇道”的原则，为扩张领土寻找依据。“八纮一宇”出自中国古书，“皇道”就是“天皇之道”，他们解释为“把世界置于天皇一人统治之下”。大川曾出版一书，狂妄声称日本是大地最初成立的国家，统治万国国民是日本的天命，并预言1925年前后东西方将发生战争。另一名狂热鼓吹者是甲级战犯桥本欣五郎。他还是个阴谋实干家，他建立的“樱会”，就是一个中佐以下现役军官的激进组织。《判决书》判定“他是建立阴谋的首谋者”，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正是这种带有邪教色彩的“造神”蛊惑，煽动了狂热的狭隘民族情绪，产生了自杀“神风队”这类怪胎。

二曰“滋事”。1930年前后，激进分子还是以中下军官为主。他们阴谋制造事端，造成既成事实，从而逼军部高层和政府就范。东京审判中日本战犯的罪行自1928年始，原因就是谋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判决书》指出：“一个日军大尉在地雷周围埋伏兵士，1928年6月4日，当张作霖的列车到达那里时地雷爆炸，日军向张作霖卫队开火。”当时田中义一首相并不知情，向天皇报告后准备将责任者交付军法会审，但在陆军部干预下，不了了之。此次滋事成功助长了军国主义者的气焰。1929年7月1日田中内阁被迫辞职。不久，军国主义者再度滋事，包括1931年7月1日的“万宝山事件”，1931年7月17日的“中村事件”，特别是1931年9月18日的“沈阳事变”。被判绞刑的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当时仅是一名陆军大佐，《判决书》第五章详细叙述了他和石原莞尔以及大川周明、桥本欣五郎等人阴谋策划的始末，认定：“大量可靠证据表明，‘沈阳事变’是由参谋本部将校、关东军将校、樱会会员及其他人事前周密计划的。”最会滋事者，当推送上绞架的另一名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九一八事变”前后土肥原以特务机关长的身份供给参谋本部有关中国的秘密情报。为诱骗胁迫溥仪从天津到沈阳，土肥原采取各种阴谋手段，包括向溥仪送藏有炸弹的水果篮，寄恐吓信等。“1931年11月10日晚上，土肥原秘密将溥仪押上一辆有持枪队伍保护的汽车，从住处转移到码头，上了一艘小型日本游艇”；土肥原还策划成立傀儡政权“内蒙自治政府”和“华北自治政府”,并多次转移汪精卫等等。正如《判决书》第十章所述：“土肥原凭借政治谋略、武力威胁和武力实施，在促进日本在中国其他地区侵略事态进展上担任了显著任务。”

三曰“逼宫”。政党内阁是日本军国主义兴起的一大阻力。为扫清障碍，军部对内阁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方针。1932年1月17日桥本著《议会制度的改革》一文，文中说：“责任政府——政党内阁制度——完全与宪法背道相驰。为了建立全新的日本，我们认为紧迫要做的是让现有政党当替罪羊，摧毁他们。”从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中，日本内阁竟换了17届之多，政党出身的首相仅7名。1934年到1936年的冈田启介首相本是军人出身，但因不满过激派的武力扩张而招致嫉恨。“1936年2月26日，由一群青年军官企图暗杀冈田本人而达到顶点。22名军官和1400余名士兵叛变政府，占据了主要官厅，使东京处在恐怖状态中达三天半之久。大藏大臣高桥和内务大臣斋藤被恐怖分子暗杀。十天以后，冈田因不能控制军部而提出内阁辞呈”。文人首相中除广田弘毅、平沼骐一郎和近卫文麿赞同军部方针外，田中义一、若槻扎次郎被迫辞职；滨口幸雄和犬养毅遭军人少壮激进派暗杀。1937年到1945年的9名首相中居然有6名军人。1941年10月东条英机任首相时，身兼陆军大臣、内务大臣、文部大臣、商工大臣、军需大臣等要职，集大权于一身。他当然没有想到，4年之后成为阶下囚，7年之后上绞架。四曰“愚民”。为了欺骗和绑架民意，军国主义者对日本国民特别是青少年实行疯狂的愚民政策。1933年6月，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发表谬论，例如“日本天长地久，命定要扩张”，“国民应走的道路就是‘天皇之道’，日本军队就是天皇的军队。凡是反对宣扬‘皇道’使命者，陆军就要和他作战”。日本所有学制都强迫实行军事训练。“九·一八”发生前不久，日本就以满洲是日本“生命线”来教育学生，“九一八”之后，则完全是极端国家主义的“新精神”。1938年5月荒木转任文部大臣，上任即发布新训令，学校完全处于陆军省所派军事教官的支配之下。荒木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日本军国主义在控制舆论上也不遗余力。1936年5月20日陆军部成立情报局，控制面向公众的一切通讯。《判决书》指出：“出版自由在日本是经常受限制的。一切演说和公开发表的言论事先都必须经警察核准。”“1931年之后，特高警察对凡是反对现政府政策和公开发表意见的人，都加以监视。”

五曰“扩军”。实现侵略野心必须扩充军备。《判决书》历数了日本各届政府发展与军事密切相关的工业发展计划和实施。例如：“1936年5月29日，为充实国防和本国工业，以建立汽车制造工业为明确目的，特别制定了法律。”“1936年底，日本在世界各国中已具有最现代化的商船队。”1937年5月29日林铣一郎军人内阁通过陆军部提出的五年产业计划，“选定十三种产业优先发展——兵器、飞机、汽车、工作母机、钢铁、液体燃料、煤、通用机械、铝、镁、电力和铁路车辆。”日本军国主义者并不隐晦扩军的目的是备战，不仅针对中国，而且以苏联和英美为目标。“这些计划是为对抗苏联的五年计划而制定，为了想使日本的国力较苏联更为优越。陆军认为苏联是亚洲政策不可避免的敌人。”1936年8月15日五相会议决定“海军军备必须加强到足以保持西太平洋制海权而与美国抗衡的程度。”“同一期间，桥本公开主张向南方，尤其是向荷属东印度方面进行扩张。他认为英国海军是此计划的主要障碍，要求建立无敌空军为中心来扩充军备。”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军国主义者处心积虑掠夺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的资源。

六曰“毁约”。军国主义扩张另一障碍是国际条约的约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政府签署了许多国际条约，包括保护中国领土和行政独立的《1922年华盛顿九国公约》，禁止生产、运输和使用鸦片及类似毒品的《1931年鸦片公约》，尊重太平洋地区各国领土利益的《1921年四国条约》，保持中立国领土不受侵犯的《1907年海牙第五公约》，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的《1928年巴黎条约》，战争状态下人道行为的《1929年日内瓦红十字公约》、《1929年日内瓦战俘公约》，等等。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国联李顿调查团对日本侵略扩张予以谴责，使军国主义者十分恼怒。1933年日本退出国联。“日本的发言人说：日本再不能与这种组织合作。”对于前述各种条约也陆续退出。1933年海军大臣大角岑生公开说：“就华盛顿条约而言，这是十二年前签订的，由于国际形势与那时完全不同，早已不适合保障日本帝国的安全了。”华盛顿公约规定缔约国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总吨数，以防御之需而定；对舰艇的大炮口径也有限制。按条约日本的数量在英美的70%左右。1934年12月19日日本枢密院一致通过废除华盛顿条约的政府决定。日本摆脱各种约束后，践踏亚太各地，肆无忌惮，猖狂施暴。《判决书》第八章整章都是揭露日军“违反战争法规的暴行”，仅列举一些小标题即可见其手段之残酷，人性之灭绝：“杀害被俘飞行员”、“死亡行军”、“解剖活人和吃人肉”、“对俘虏及被拘平民的非法使役、饥饿和虐待”等等。笔者想特别提一下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期间检方提出大量人证物证，光出庭作证的证人就有8名之多，包括侥幸逃生的受难者代表，杀戮奸淫的中外见证者，特别是美国神父玛吉拍摄了一百多分钟的纪录片，日本令人发指的罪恶震惊世界！这些证人的发言连同大量书面证据在《庭审纪录》中有493页之多。《判决书》又有9页对南京大屠杀做了专门阐述，明确指出：“据后来估计，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东京审判被判处绞刑的7名战犯中的两名——松井石根和武藤章曾经指挥和参与南京大屠杀。

七曰“结盟”。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结成的“轴心国”联盟，是战争罪恶的渊薮，世界人民的公敌。日本在建立三国同盟中非常主动。1937年11月6日日本枢密院批准了“德意日防共协定”。1938年秋季三国同盟条约的文本由日本驻徳大使大岛和德意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齐亚诺草成。虽然遭到有田等人的抵制，由于陆军坚持，1940年9月27日缔结了三国同盟。

中国法官梅汝璈和顾问倪征 、秘书杨寿林等法学家参与《判决书》的撰写。梅汝璈曾高度评价《判决书》：“上部事实部分，确极详尽，不啻一部翔实之二千年来远东关系史或日本对外侵略史。就历史学术言，将为一不朽之贡献，有重大之价值。”1948年11月11日法庭对甲级战犯宣判前夕，梅汝璈再次致电外交部：“判决书长计千二百页，约六十余万言。对战前日军阀专政与备战以及逐渐遂行侵略之经过，均有翔实之叙述与明快之论断。日军在各地之暴行则另列专章。（南京屠杀为该章中最特出之一节，占首要地位）在叙述日本对外侵略事实经过之四百数十页中，‘对华侵略’部分为璈所亲自交稿提出，约二百五十页，占篇幅半数以上。对于十七年来交综复杂之中日关系，论列甚详。是非曲直所在，将可大白于天下后世，私衷引为快慰。”

总之，《判决书》每一页既是历史教科书，又是现实警世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比今日日本当权者的言行，似乎看到当年军国主义者的阴魂：到靖国神社“拜鬼”；在钓鱼岛滋事；频繁改换内阁首相；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否定二战后世界格局；修改教科书，误导青少年；扩充军备，建造航母规模的“驱逐舰”；图谋修改和平宪法，甚至放言效法纳粹；拉拢一些国家组成反华同盟……真是何其相似乃尔！难道日本当权者还想走军国主义前辈的老路吗？警惕啊，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