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为战伤或因重病不能跟随部队长途跋涉的中国远征军1500余人,以宁为烈士死,不作降虏生的决心,于1942年5月21日凌晨1时引火自焚,含恨而终。这段悲壮的历史,在台湾和大陆官方的记载中亦未出现,更不为众人所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特约撰稿戈叔亚的报道为我们再现了当年的历史场景。
宁为烈士死,不作降虏生
在许多中国远征军老兵的回忆中,均提到缅甸曼西这个地方,这个被称为“公路尽头”的地方,成为中国远征军败退途中的中转站。
在这里,身为第五军军长的杜聿明,没有听从孙立人向西抵达印度的建议,最终选择了一条让跟随他的万千军民死伤盈野的不归路。
时任第五军新22师第65团第二营第六连连长的邱中岳在由台湾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印制、1999年6月出版的《抗战时期滇印缅作战》一书中提到,直至5月15日,蒋介石令驻守昆明的空军司令王叔铭,与杜聿明恢复无线电通讯后,告知可前往印度,但这份电报迟迟于一周后的5月23日才被杜聿明收到,“这时第5军已深深陷进了明京山脉的茫茫林海和崇山峻岭之中,既同外界联络中断,一切生活来源也彻底断绝,全军身处绝境之中。”
而在此时,另一份来自断后部队的电报让杜聿明更感悲怆。邱中岳在文章中记载:原先留在莫的村,或为战伤或因重病不能跟随部队长途跋涉的1500余中华儿女,咸以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华魂的志节,宁为烈士死,不作降虏生的决心,慨然于5月21日凌晨1时引火自焚,含恨而终!莫的村位于缅甸实皆省英多县曼西镇以北。
邱中岳称,傍晚,杜军长警闻此讯,不禁恻怆动怀难以自已,踉跄步出帐外,面对西南莫的村方向,俯首肃立、默哀致敬,而后仰视苍穹,朗朗而誓:“光庭(杜聿明字),只要一息尚存,誓灭日寇,报此仇雪此恨,以慰诸烈士在天之灵!”
关于留置莫的村的1500余名伤病员,邱中岳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第五军工兵团以一个营,在当地民众的协力下,利用佛塔东侧空地,用砍伐来的竹木和从汽车上拆下的篷布搭盖简陋的兵舍,野战医院则以佛塔附近的五六间只有顶盖的草棚子为医疗站,收容了各部队重伤患1500余人。各级部队长应充分发扬“爱护袍泽”的军人本色,劝导尚能勉强行动的伤患,由连队派人扶助随队重伤患一律进入收容站。军野战医院酌留必要医护人员与必需药品及食物,负责照顾。依万国红十字会公约,悬挂白底红十字旗于收容站外,以保障伤患及工作人员的安全。
伤兵讲,留一点汽油给我们
个别幸存老兵,也提到1500名伤病员自焚一事,目前身在安徽合肥的原第五军新22师卫生兵刘桂英向记者回忆说,她是随后续部队抵达莫的村的,“在村子外面山脚下的一块平地上,搭着几个棚子,看到有工兵在掩埋被焚烧后尸骨。尸骨不是集中埋葬,大的坑会多一些,小的少点,都是好多人在一起。”
刘桂英曾听说了关于伤病员自焚的一些细节:“有军官把伤兵集中起来问他们,现在我们无路可走了,你们跟我们走也是死路一条,你走不动,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你们自己想个法子处理吧。后来伤兵讲,你留一点汽油,你们走吧!”
“看到那么多伤兵自焚而死,我们跪在地上哭起来。”刘桂英说:“是哭他们,也是哭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下来,出国打仗,怎么能败成这样子。”
已故的第96师士兵董祠兴在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的部队是断后,等到莫的村时,伤病员已经被烧死了,现场还留下很多痕迹,能看出来,伤病员不是集中到一个地方烧死的,而是被分为好几块,在烧毁的汽车上也有遗骨,“伤病员应该不是直接被烧死的,而是先开枪自杀,死了后战友再用汽车将其焚烧。”
现居湖南洞口县的原新22师66团一营重机枪连联络兵黄瑞祥说,他还亲眼看到另外一种处理重伤员的办法:装在卡车上连不能带走的装备一起沉到江里,“好多伤员不知道,以为坐着车要回国了,有些轻伤员还抢着上了车。”
提到这段经历,黄瑞祥至今心有余悸,那时他也是一名伤兵,在一次突围过程中,部队遭到日军伏击,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下颌骨,又从右肩部穿过。枪伤的痕迹,尤其是右肩后侧,子弹穿出后留下的凹陷,至今赫然在目。
抗战结束后流落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杨伯方,在生前接受采访时,也曾谈到过撤退途中部队处理伤兵的一件事情:“有一个伤兵腿断了,大家抬着他走了很长时间,后来要翻一座山,实在没办法了,一位军官下令,给他一枪,因为留着他,也是死。”
是“自焚”,还是“被自焚”
在莫的村,记者进行了三天的寻访,访问了当地十多位年长的村民,均知道中国部队在此烧毁了许多的汽车,但对1500余名伤病员“自焚”一事,并不知晓。
对这一事件留下唯一文字记载的邱中岳,已在台湾去世多年。他在文章中称,当时收容伤病员的野战医院,位于“佛塔东侧空地”,记者在莫的村发现了一座早已失修的佛塔,旁边已长满了树木,没有任何发现。
在莫的村的一条河边,我们发现了多个疑似坟墓的小土包,也选择了两个深挖两米,亦没有任何发现。
随同采访的二战史研究专家戈叔亚分析,提到这件事情的有台湾的邱中岳,也有大陆的刘桂英等幸存老兵,互相都有印证。邱中岳后来在台湾还参加了 “国防部”《滇印缅战史》的编撰工作,而且他个人的记述这段历史的著作《抗战时期滇印缅作战》又由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印制,非常权威,所以这段历史的真实性基本上是可以确定的。
“在到达莫的村之前,第五军辖下的三个师打了很多仗,重伤病员达到1500人是完全可能的。”戈叔亚分析:“但存疑的是,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分析,即使在当时情况非常危急的情况下,也很少会发生1500人主动要求‘引火自焚’的事情,自焚是极端痛苦的事情,尽管他们有汽油。”
戈叔亚说,如果说这些人是用枪自杀后再被烧掉,也是有疑点的,好多重伤员,哪还有力气拿起枪,“这些人,很有可能是‘被自焚’!”
“如果是‘被自焚’,肯定是需要上级军官下令的,那又是谁的命令?邱中岳写的文章里,提到杜聿明‘警闻此讯,不禁恻怆动怀难以自已’,显示出他是事后才知道此事的,是他真的不知道,还是有人故意为他开脱?”戈叔亚说。
上个世纪80年代,杜聿明曾写过两万多字的回忆文章 《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仅一句话提到部队途经曼西,对烧毁汽车和1500余名伤病员“自焚”只字未提。
有关1500余名伤病员“集体自焚”留下的文字记载,也仅在邱中岳个人著作中有百余字的描述。真相如何,或许永远成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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