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七”芦沟桥走向“九.九”金陵城——赵振英的抗战路
来源：晏欢    2016-06-24 23:24:59

赵振英老人于2009年6月再拍摄纪录片《发现少校》期间摄于卢沟桥上。龙淼渊 拍摄

      这篇文章是我2008年8月21日完成的，之所以强调日期，第一，是想澄清由于当年手头史料图片匮乏，尚未赴美国国家档案馆收集中国远征军滇印缅抗战图片，也没有发现赵振英老人在南京受降仪式上留下的影像和黑白电影，更没有找到照片中的其他健在者。当年既没有博客，也无微博，只能发表于中国黄埔军校网，传播受到极大的限制。所有文字和图片都限于2008年8月21日之前我对史料的认识和掌握，因此，决定一字不改将其登出。但是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后来我寻找到的照片附在原文照片下面，另做注解，这样反而会很清晰地让读者了解我寻找历史真相的过程。其次，受当时的认知所限，对其中另一位王姓亲历者也有提及并且赞誉有加，后来此公被质疑有许多不实之处，更有文章予以揭露，这里仍事实求是地不加修改和删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这篇文章就是这一年秋天我用来请求越众影视的邓康延先生考虑拍摄成为纪录片的脚本，后来，大家知道了，拍出了一部脍炙人口的纪录片《发现少校》；再后来，就是同样在卢沟桥，2014年“七、七”，赵振英少校被中流砥柱的当局恭请到此，与总书记握了个手，接了个见..........。 今年八月，赵振英少校就要度过他人生的第99个生日了。

2014年7月7日，赵振英老人在卢沟桥抗战博物馆亲切接见总书记。

      从“七.七”芦沟桥走向“九.九”金陵城

      访黄埔十四期学员、新六军南京受降警卫营长赵振英

      黄埔后人、远征军文史顾问晏欢撰稿二OO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于深圳

      今年5月1日我专程赴北京拜访了90高龄的新六军14师军官赵振英。电话里听了赵老给我简述他的‘履历’，我立刻意识到他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见证人！赵振英，1917年生，黄埔军校14期学员，1939年加入54军，1944年任中国驻印军第14师40团1营营长，后归辖新六军，亲历1945年8月湖南芷江的受降。最令人惊叹的是，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举行的受降仪式上，时任新六军14师40团1营少校营长的赵振英，负责整个签字仪式会场内外的警卫工作，亲眼见证了何应钦接过冈村宁次递交投降书的历史时刻！ 联系上如此一位重要的历史见证人，背后还有许多曲折离奇的故事，都是我前两年在‘中国黄埔军校网’发表的系列文稿《远征军老照片里的故事（三）》带给我的丰硕收获，该文在全中国各类有关抗战、爱国、军史网站上被无数次地转载、引用，也因此让我寻找到了几位照片中人物的子女，带给他们后代极大的欣慰。然而，迄今为止，能找到照片中仍然健在的，唯独赵振英一人！ 以下是根据对赵振英老人近五个小时的谈话记录整理而成，绝大部分是赵振英的口述。推出本文之目的在于，在我们即将迎来‘9，9’南京受降六十三周年之际，让世人知道，除了南京的王楚英老先生外，还有一位赵振英也是仍然健在的南京受降仪式亲历者！赵振英应该享有他应得的荣誉！我们的民族应该给予他高度的尊敬！

今年‘五一’笔者登门拜访居住北京的90岁抗战老兵赵振英

2011年1月，笔者和赵振英再次相聚。

      北平沦陷投笔从戎

      赵振英1917年出生在北平，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1934年前后，读高中的赵振英加入了抗日的‘河北省学生第一集训队’，黄杰将军（黄杰，字达云，黄埔军校一期学员，陆军二级上将）任总队长，这是一种准军事组织，人数约有三千多，目的在于培养军政青年学生干部，学生们接受爱国及政治教育多于真正的军事训练。1935年，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在塘沽签定《何梅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这个协定实际上放弃了华北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学生集训队首当其冲遭受打击，日本人条件之一是‘解散学生集训团体’。

青年时期的赵振英

      据赵振英回忆，同学们依依不舍，黄杰将军在解散时召集我们三千多同学讲话，他在台上含泪向同学们说：“我们学生集训队队的解散是由于‘何梅协定’中日本人强加的条件，迫令我们必须解散。今天我们被迫解散，是一种屈辱。今后同学们若有需要我相助之时，尽管来找我，我会尽力安排你们”。同学们在台下也哭成一片。 “我记得当时在北平由于日本人占了上风，我们这些曾经的学生集训队员留在此地心里有些担心，怕日本人秋后算帐，于是乘高中毕业就回到通县就读通县师范，我记得当时我们这些学员还身穿绿色军装。”赵振英对1935年的局势还能清楚记忆。 “后来1935年11月在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任‘主席’），公开打出其叛国‘自治’的旗号。我们通县师范不愿意沦落在汉奸傀儡政权下，于是又毅然迁到北京皮库（音）胡同继续开学，我是在这儿毕业的。” “黄杰将军一年前的承诺，令到我们有的同学早在1936年毕业后就去投靠他，黄将军总是乐意推荐同学们去军校接受正规训练。” 风华正茂的的赵振英努力读书，一心想考北京大学，实现其大学梦。岂料梦想随着芦沟桥的一声枪响而破碎。1937年7月7日，驻华北日军悍然挑起事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

图为国军在芦沟桥奋起抗击日军；下图为日军占领永定门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我是搭乘最后一列客车出北平的。当时北平城内局势十分紧张，我还记得列车是由西站发出的，要知道，那时西站通常不发客车的。还记得我们的列车前面挂有白旗，为了避免日军向我们开火，车过宛平时，行驶得较缓慢，我能看见远处的日军举着望远镜在向我们列车观望，铁路另一边是国军29军的阵地，两军处于对峙，平民客车从中间地带缓缓驶过，那的确是最后一列开出北平的客车，车上挤满了逃离北平的难民和学生，那一时刻的经历，我至今难忘。” 听赵振英回忆70年前的屈辱悲奋情景，不禁让人想起古北口长城抗战失利后，广为流传的一首刻在长城上的无名诗：“忽闻协定说班师，十万儿郎涕泪时；忍辱不堪回首望，城搂不见汉家旗。”

国军在长城抗战时的壮烈场面

      投身黄埔矢志从军

      年轻的赵振英目睹日寇强占了自己的家园河山，亲历了流离失所的惨痛，决心与同学们一起逃离沦陷区，奔赴华东，从军报国。 “我们乘着逃难的火车出了芦沟桥一路到了连云港，找到了黄杰将军，他见我们当年的学生集训队员都来投奔他，便挽留我们加入他执掌的税警总团，我们觉得税警不是正规部队，难以接受，于是黄杰将军便推荐我们上黄埔军校，并派人送我们去江西，这样我们一行同学才从连云港辗转到了江西庐山脚下的星子县，在那里我们被编入黄埔军校特训班。不久武汉战事紧张，大会战前夕政府开始大迁徙，将学员们向大后方转移。” 在江西星子训练时，学生分为许多专业班，赵振英接受步兵战斗训练，是一位叫杨涟的教官负责，步兵班不多，就两三个班，其它还有诸如汽车修理班、通讯班、交通队、运输队、炮兵队以及政治特训班等。学员由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组成，赵振英还记得自己的步兵队里有两位来自广东的学员，甚至清楚记得他们一位姓关，一位姓郑。 “1938年武汉会战前我们又步行经湘西一线入川，在丰都的分校继续学习受训，正式成为14期10总队。我还记得在丰都的校址是在一座戏院旁边。1939年又随校迁移到重庆的鱼洞溪，担任高等学校集训队区队长，十三期的学员也曾和我们在一期；学校离陪都重庆很近，有一次坐船去重庆，还在沙坪坝听过一次汪精卫的报告，后来才明白那实际上是汪叛逃出走前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因为不久后我记得我们就听说了关于‘艳电’一事。”

      转战粤桂卫戍滇南

      1939秋年赵振英黄埔十四期十总队毕业，离开四川大后方，奔赴前线，自己通过认识的关系欲投报驻扎常德陬市的54军（军长霍揆彰，字嵩山，黄埔军校一期生，陆军中将）18师（师长罗广文，陆军中将，曾任十八军军长，是陈诚‘土木系’的重要将领之一，曾任第十五兵团司令官及陆军第七编练司令官等职。）效力。“我还记得师参谋长叫赵秀昆（笔者注：1949曾任第七编练司令部参谋长兼112军军长），是我一个同学的哥哥，那时听说师长罗广文治军很严格，所以想去18师”。但凭着黄埔生的背景，赵振英被“截留”在54军军部任坿员，很快便升为参谋，从此挤身于陈诚的‘土木系’基本部队。由于‘黄袍’出身，有文化水平，赵振英在常德还一度服务于54军的志愿兵团，团长叫李X秋，湖南人，赵被派遣去贵州完成接新兵的任务。不久霍揆彰升任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军长由陈烈（陈烈，字石经，黄埔军校一期生，追认陆军中将）继任，军部迁往常德的德山。在常德期间赵振英已经当上了上尉连长，年底随军南下衡阳，准备驰援粤北友军抗击由广州北犯韶关一线之日军。“我记得当时军参谋长好象是叫文小山，我不能肯定，时间太久远了，70年前的事。我作为参谋，在幕僚班子里工作，是集中办公。”（笔者注：文小山后任新一军副军长、新30师师长，辽西战役后被俘，有传闻1949年后任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教官） “那时候我们54军被称为‘救火队’，哪里急需就调往哪里，因为我们54军的战斗力很强，装备也是国军中一流的，所以粤北吃紧就将我们作为预备队的54军顶上去。”赵振英说起54军，显露出自豪感。 1940年的头几天，54军长途奔袭，在粤北的翁源、佛岗、清远、从化与日军交手，日军不敢恋战，退缩回广州。被问起初次参战有何感受时，赵振英回忆：“我当时是在军部参谋处任职，没有亲临战争第一线。我记得我们54军的14师、50师都参加了粤北战役，但198师是否参战，我也记不太清楚了。有关粤北的战事记忆，留下的还有一段广东话我还会模仿，那就是‘飞机一架，从水头往南飞。’”赵老说起了他那北京人学讲的广东话，把人逗笑了。赵老还回忆起他在粤北战场时由于在军部工作，没有配戴14师战斗人员的那种德式钢盔，但作为上尉参谋（赵没有经过少尉这一级），他的配枪是勃郎宁手枪。 54军驻扎滇南时期，赵振英曾担任军部参谋，获得军长黄维将军（黄维，号悟我，陆军中将，黄埔军校一期生，曾任十八军军长、五十四军军长、十二兵团司令官）的赏识，以至于黄维一度调任昆明城防司令时，也不忘记将赵振英带去当参谋。“在黄维身边的日子，我有机会接触许多‘土木系’军、师级官员，因为我是北平人，说一口标准的国语，所以军长总是要我宣布每次的例会内容，我们当时叫‘朝会’，54军多来自南方，南腔北调，我就因此而发挥语言优势。” 也许是黄埔军校和54军的背景关系，赵振英在此期间还获得被保送去陆军大学参谋班进修的机会。“我参加的这个参谋班是在桂林，属于陆大参谋班六期，教官是一位少将，我们主要学习参谋业务、作战及后勤等理论知识。”当被问及班上有哪些后来成为知名将军的学员，赵振英回忆道：“我那个班有位‘高干子弟’叫商鼎新，他是商震将军的公子（笔者注：商震，字启予，陆军中将，第20集團軍司令，1941年奉派为赴缅、印、马军事代表团团长，与美、英商谈中国远征军入缅事宜，1943年开罗会议随蒋中正前往埃及），这我记得很清楚。他还与我同在14师共过事，我任第一营营长时，他任过第三营营长。我记得抗战胜利后，他们全家从上海移民去美国了”（笔者注：商震将军后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中国驻联合国参谋团首任团长）。无独有偶，抗战时期的14师的确令到许多知名人士投报门下，后来成为旅居美国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回忆录中，多次描述了他和田汉之子田海南一起，经田汉推荐给14师师长阙汉骞（阙汉骞，字拨云，黄埔军校四期学员，陆军中将，14师师长，54军军长，台湾防卫副总司令）将军加入该王牌师的情形。 陆大参谋班后回到54军，赵振英的晋升加快了，被分派到战斗部队14师，曾经担任过40团（团长杨温，副团长宁伟）团副，后又升任40团第1营少校营长。当被问及14师的一些人事时，赵振英仍然显示了他对14师的熟悉了解：“14师三个团长，40团杨温、41团潘裕昆（笔者注：潘裕昆，字孔希，黄埔军校四期学员，陆军中将，曾任50师师长、新一军军长）、42团龙天武（笔者注：龙天武，字啸云，黄埔军校五期学员，陆军中将，曾任14师师长、新六军副军长、新三军军长），我都常和他们在师部开会，经常见面。部队在云南祥云受训期间，我曾与宁伟同宿舍上下铺，那时宁伟任40团副团长，入缅前他升任了42团上校团长，之前是许颖任42团团长，那时杨温、潘裕昆、龙天武都升到师级了。宁伟和我的关系非常好，后来在东北他做了我的主婚人。在东北长春我也曾找过我的老上司潘裕昆和杨温帮忙解决困难”。

赵振英效力54军、14师及新六军时期所接触的、熟悉的各人物

      我所熟悉的几位健在的抗日老兵都在1941年前后服役于当年驻扎在滇南的54军军部，他们清一色的都是黄埔军校生：南京的王楚英老先生，由湖南武冈分校毕业后，当年就重回黄维军长身边工作；南宁的98岁的张永龄老人，当年亦在军部教导队；北京的尤广才老人，1941年由綦江的黄埔16期分校毕业后直接分配到54军，在黄维身边也工作过；现居长沙的黄埔八期生黄福荫，当时在54军第50师任营长。

89岁的尤广才（左）曾在同一时期服务于54军军部，在北京和赵振英同叙旧请，追忆往事

      赵振英1944年4月入印征缅时，已经官至54军（军长方天，别号空如，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陆军中将，曾任11师师长、18军军长及54军军长）第14师第40团（王啟瑞）第1营少校营长，时年27岁，距离他走出军校踏足54军不足五个年头，而自1937年7月离开北平投身军校至今已近七年。

      远征印缅收复南京

      1944年4月，14师（龙天武）、50师（潘裕昆）脱离54军，从云南驿机场被空运至印度的列多（LEDO），加入中国驻印军（史迪威、郑洞国）战斗序列，旋即投入到盟军缅北大反攻第一期攻势的密支那战役中。 “我们飞机降到列多后，全部换上全新的美式军装并发给新式武器及所有用品。14师是预备队，没有投入到密支那（Myitkyina）前线战场，50师在那儿打仗，我们师只投入了宁伟的第42团，记得是许颖副师长带过去的，42团打得也很厉害，伤亡不少，宁伟团长还负了伤，可以说我们团没有直接参加密支那战役，战后我到过密支那。” “我们在后方列多进行了丛林训练，用大砍刀在原始丛林里开路，塔建帐篷，训练丛林作战战术，也经历了所有驻印军在缅甸丛林里遭遇的那种艰难困苦。” 密支那战役之后，14师和50师同时划归刚成立的廖耀湘新六军，与劲旅新22师并肩作战。

印缅战场上的新六军战士，不知赵振英能否辨认出熟悉的身影？

      1944年底，湘桂失守，日军突至贵州独山，直逼重庆，陪都告急。蒋介石急调精锐廖耀湘新六军从缅甸回国救火，赵振英随新六军被空运回云南沾益。新六军次年作为预备队参加了湘西的雪峰山会战。国军在此役集中了包括有18军、74军、100军及新6军等部队在内的优势兵力，在美国空军的强力支援下，重创日军，取得了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场大战的胜利。转眼间到了1945年8月，传来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部队奉命进驻湘西芷江接受日军洽降，并担任受降仪式的警卫工作。

新六军被空运到湖南芷江参加湘西会战

      在美军联络官甘浦中校位于旧金山家中找到的新六军14师40团1945年春在云南沾益开赴湘西前的照片，赫然发现赵振英营长身影。2010年

      在美军联络官纽西少校家中找到的赵振英1945年春天在云南沾益的军装照.。2009年

      “在芷江，我们是借住在一户当地老百姓家中，这家人大概是家境殷实，有两进院子，我记得是住在前院里。”1945年8月21日,举世瞩目的中国人民抗日胜利受降仪式在湖南芷江举行,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受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指派主持受降仪式。新六军担任了全过程的警戒任务。“我亲眼看见了日本降使今井武夫的飞机降落，记忆最深刻的是，飞机前面插着白旗，连日本人下机后坐的车子上也挂着白旗。”赵老的描述提醒了我他八年前正是坐着挂着白旗、满载手无寸铁平民的火车走出北平城，踏上了他八年全面抗战的军旅之路。整整八年，从‘七.七’走向‘八.一五’。

日军代表赴芷江洽降的历史时刻一直有14师官兵现身见证

      芷江受降一结束，新六军便奉命空运南京，被陆军总司令部委以收复南京第一支部队的光荣任务。蒋介石之所以选定新六军进驻南京，用意在于以这支全美式装备的驻印军震慑日本人，在南京人民面前树立国军形象，另外廖耀湘又是他的得意门生，对他绝对忠诚。“我们当时只知道是魏德迈指名要新六军去南京的。” 赵振英所在的40团（王啟瑞）第1营是打前站的先头部队，比师长龙天武去得还早，约在8月20几号便开始飞往南京做准备工作。“我的营是14师的第一个团（40团）的第一个营，所以派我们营打前站。记得我们在南京降落的机场叫大校场，也驻扎在大校场机场警戒，陆续要有许多大人物要在这里降落。那时南京的日军还在活动，协助国军维持秩序，局面还有些混乱。我还记得我们曾抓过日本兵，好象有一次日军开的汽车有些毛病，送到我这儿来修理。后来军长廖耀湘、师长龙天武陆续才到南京，好象是九月初吧。” 赵振英还清楚记得，军长廖耀湘来到南京后，即往新六军各部驻地视察准备工作。

新六军14师在南京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前期的活动

新六军14师到达南京机场。美国国家档案馆图片

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的车队进入南京市区。美国国家档案馆图片

      赵振英的一些回忆，与其他亲历者的记述大致吻合。关于新六军奉调进驻南京的一些描写，这里有时任新六军14师的美军联络官JOHN GARDNER约翰 葛顿南少校（文前所提的那张珍贵照片的收藏者）写给远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家乡父老的家书原文： “我有千言万语要告诉你们但不知从何开始。首先，我是九月五日到达南京的，我乘坐一架C-46运输机，机上载有两辆吉普车、两桶汽油、重达1000磅的无线电器材和10名军人以及我们的行装，这对一架飞机来说相当满载了，您不认为吗？行程相当不错，一共飞了三个半小时。前两个半钟我们沿一万英尺高度飞行，然后下降到一千英尺左右再飞了一小时，俯瞰下去绿色水田的景色实在是太美丽了！我们沿着长江飞行了大约30分钟，看见江面上有川流不息的汽船。我是随新六军（我在过去18个月里一直并肩战斗的部队）的先遣部队到达这儿安排接收投降日军事宜的，部队是由芷江运来南京（约700英里），我们军有三万五千人，以每日运载1500人的速度（每架飞机38人加上武器装备）。我们到达受降仪式举行之地中央军校（中国的西点）时，中国人已经在此专门搭起了一个巨大的牌访，我们到达礼堂时看见大约有50个日军还在此，并且仍然拥有武器。我们通过翻译命令他们立即离开，不一会儿他们协助我们进入后便离去，他们还很实在地帮手抬进了所有的重设备。我们前两天到这城市时，整个南京（约人口一百二十五万）是由日军警戒的，当时中国军队尚未进驻，因此日军不得不暂时维持城内秩序和治安，而我们的队伍一到便接替日军，日军便很快被缴械并且集中在战俘营。 最糟糕的事你们可能从来没有听过，城里到处跑的都是日本兵，中美士兵走过或是驶过街道时总是会与日本兵擦肩而过，双方又都是全副武装；日本兵表现出极其谦卑和对我们的极其尊重。周围一切都显得非常平和而我的确无法习惯身边有这些小杂种们的出没。今天中国将书写历史的巨大一页-接受日本签署投降书。仪式在今早九点钟举行，我们都参加见证了历史的一刻。有六个日本军官参加，我拍摄了许多珍贵照片已经寄给Verlee，我会再洗多一些寄来给你们。我买了一台德国造的相机拍出来的片子效果好的连我自己都吃惊，这一天从什么角度看都是一个大日子，仪式选在九月九日九时举行，而我正是前年的九月九日离开美国赴中缅印战场的，今天是我出国远征的两周年日。真想早点儿回家呵！我很难相信战争已结束我还站在这里，但这是山姆大叔所要求我应该做的事。我敢肯定我还将在这儿再待四个月。 这个国家物产丰富，有充足的食物，南京是个大都市，许多建筑和商业和我们家乡相似，有霓虹灯、街灯、交通灯、大型漂亮的酒店和咖啡馆，许多人会讲英语。现在描述一下我们的总部，它是一座漂亮纯正中式四层建筑，之前是军校的军官俱乐部，有地砖铺设、冲水马桶、自来水龙头、电灯以及精致设计的前后花园和车库等等。这真难得呵！这地方在我们刚来时还残破肮脏，我们请了50个民工花了3天时间来打扫，擦洗、剪草、洗窗等等，现在看上去相当不错，我们加建了淋浴，将水管接入厨房，安装洗脸盆、冰盒、书架等许多设施，能有助于我们创造美好的居住环境。我们还将破烂的窗户换下将住地围合起来，这里的蚊子非常可怕，当然我们是用蚊帐的。 天气已开始转凉了，这和我们的北卡罗来纳的气候差不多，我计划很快飞去上海，只需要30分钟的飞行，我期待着看见那座城市，我想当我回来时真是有许多说不完的故事讲给你们听，真希望你们一切都安然无恙，每个人都记住我。” GARDNER葛顿南少校是随14师由缅北密支那一路走来南京的美军联络官，熟悉14师的中上级军官，赵振英当年也算是与他相熟的一位国军军官，从照片以及赵留给GARDNER葛顿南少校笔记本上的告别签字留念可见一斑。

赵振英以及新六军众军官与GARDNER少校的友情被记录保存至今

      亲历受降警戒会场

      公元1945年9月9日上午，举世瞩目的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会场的选址定于南京黄埔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中央陆军军官校）大礼堂，当天的总司令部门口用松柏枝扎起了彩坊，上面高悬“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烫金大字，从大门口往里行，还有几处彩坊，上书“和平永奠”、“胜利和平”等标语。 赵振英回忆起那一天仿佛仍然历历在目：“黄埔路一路彩旗高挂，大门口里的广场道路两旁，每十步就竖有彩旗（笔者注：实际为52个联合国国家的国旗），每根旗杆下就有一名我营的警卫士兵肃立，我营担任整个仪式的警戒任务。我在前一天已经分别布置了任务给部下。我们营的士兵全部换上了吡叽呢的新军装，头上戴着美式钢盔，全部戴白手套，端美式冲锋枪，精神焕发，威武庄严。”

左图为当天中央军校礼堂外赵振英营的警卫士兵；右图为每根旗杆下的警卫士兵身影

      2015年才发现的图片：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南京中央军校礼堂举行的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开始前一刻，日军代表冈村宁次率众投降官进入会场的一刻，警卫营长赵振英少校站立在门的左侧。美国国家档案馆图片

      “我在会场里面，我肯定在会场里面，因为我营是14师的第一个团的第一营，第二营是谢济踪，任务交给第一营完成，有点儿象征意义。我看见了各国的记者聚集在上面的记者席上，当然我亲眼见到了何应钦、顾祝同、冷欣等大人物，也看见了盟军的几位高官，我叫不上那些人的名字。还有，我们军长廖耀湘、副军长舒适存和师长龙天武也在场内。” 据说在当时国军数以百计的师长中，有幸获准出席签字仪式者，唯有14师的师长龙天武少将。

签字仪式会场内处处可见赵营士兵身影，不知营长今日仍能辨认出他们是谁吗？
根据这张放大的照片看，赵振英在1945年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会场中的位置是在日方投降代表们的右后方。
美国国家档案馆图片 2010年复制回来，2015年才辨认出来赵振英。

      受降仪式很简短，约十几分钟便结束。新六军自入南京城以来，特别是在整个受降仪式的出色表现，口碑载道，颂声盈耳。“受降仪式结束后没几天，南京举行军民大庆祝活动，倾城欢庆，军民上街游行，全南京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彩旗飘扬，热闹极了。我还记得，在游行的队伍中，我曾骑着一匹大马，那时营长配有座骑，走在第一营的队列最前面，非常威风，后来留有一张那时拍的照片，我一直视为珍贵纪念品珍藏，后来文革中我不敢保留，销毁了”。

新六军官佐签字仪式后不久在南京与美军顾问告别合影留念
      赵振英可以在此照片中寻找回己的自信，照片中的赵振英站立在手端酒杯的宁伟身后，露出半个身子来。
      这张照片是2009年在美国拍摄纪录片《发现少校》期间，在甘浦中校家中发现。具体就不多说了，有中文的时间地点解释。

      “后来在南京夫子庙，我记得，团长和我与军长廖耀湘一起合影留念，这事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因为后来廖军长在照片背面签字，给我一张，给王啟瑞一张，亲笔写了”振英营长凯旅回京纪念”，其中‘旅’字要我揣摩了很多年，在我看来应该是‘凯旋’而不是‘凯旅’，是军长笔误？也许‘凯旅’也是‘凯旋之旅’的意思，没有错误。那照片我一直保存到文革时期，后来不知道丢失在什么地方去了。”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此时此刻，还未到‘而立’之年的赵振英，已经跨越了万里征程，从燕赵之地到西南边陲，从印缅丛林到扬子江岸，从陪都重庆到还都南京，历经了整整八年的抗战之旅！赵振英人生两个重要的里程碑，‘七.七’芦沟桥和‘九.九’南京城，恰恰与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的两个历史时刻相重叠！1937.7.7-1945.9.9

1945年9月9日上午，赵振英率全营官兵负责举世瞩目的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会场内外的警卫工作

      转战松辽解甲归学

      南京警卫受降的光荣使命将新六军推上了荣耀的巅峰，赵振英个人也因此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他永久的记录。然而，接踵而来的国共内战，又让赵振英感叹饱受命运无情捉弄之无奈。 1946年初，新六军奉调北上，出关与东北民主联军作战，在白山黑水间与林彪两年半的较量最终在辽西决战败落，期间赵振英所在的14师又脱离新六军（李涛）划归新成立的新三军（龙天武），1948年，赵振英已经升任14师（许颖）第41团上校团长一职。 “我一直想圆我上大学的梦，无奈抗日战争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有书不能读。现在战争结束，我就着手准备参加‘留美军官考试’。我的确是想离开战场，沈阳是‘留美军官考试’的考点之一，我于1947年参加了公开考试。在等待考试结果的几个月时间里，我离开部队回到北平老家静侯通知，没料到东北战事又趋紧，部队电报通知我归队，我本想拖延等到考试结果再作打算，可是部队军令如山，最后一封电报命令我立即归队，否则要通缉我。我只好服从命令，也许这是我错过的最后一次脱离内战的机会。”记得黄仁宇先生就是当年考上的幸运儿之一，后来旅居美国，从此改变后半生的命运。 1948年10月底国共辽西决战在黑山结束，赵振英奉命突围，成功抵达葫芦岛，受到老长官54军军长阙汉骞将军的收容，这位14师的老师长请赵振英吃了餐饭，并挽留赵留在54军继续效力。一心想上大学的赵振英婉言谢绝了老长官的邀请，回北平继续寻找机会上大学。随着解放军进军北平的隆隆炮声，在北平安心读书的梦想又一次破灭。赵振英继续南下走避战乱，1949年在杭州又巧遇刚刚被委任为14师师长的罗锡畴少将，罗当年是14师元老，后任50师副师长，辽西失败后亦突出重围经葫芦岛来到江南。由于14师师长许颖被俘，逃出生天的龙天武力荐罗锡畴重组14师，罗正四处招募散失的官兵，他力劝赵振英重新归队，继续当团长指挥部队作战，赵振英对部队前途已经不存幻想，心灰意冷，再次婉拒。 赵振英的大学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圆的，八年全面抗战和四年内战使他不得不推迟实现个人的理想12年！他在政权更迭之际成功考入南京的一所化工学院，读完本科后分配在一家国营工厂任技术员，直到文革爆发前他一直埋头工作，默默无闻，历史问题没有带给他太大的厄运。 身为前国军抗日军人，赵振英和千千万万的‘同类’一样，终于没能在文革动乱时期逃脱深重的一劫，惨遭十年怨狱之难，心灵深处留下永不复合的创伤。伤口之深，以致于赵振英老人极少向周围的人提及自己曾经拥有的无尚光荣之经历，甚至对自己的儿孙亲人都有些‘羞于启齿’心理阴影。 几个小时的访谈激发了这位90高龄的抗日战士开启尘封了半世纪的记忆之门，熟悉的名字、事件让老人对许多已经开始模糊的征程往事又逐渐清晰放大，浮现出来。最令人欣慰的是，老人讲述那些荣耀和辉煌的经历时，眼里开始闪烁出自豪之光，他显然知道如何重拾自信了。

幸运的王楚英留下了自己光荣的一刻
签字仪式结束后何应钦（中）与中外来宾意气风发地步出礼堂
王楚英（前排左二）当时就站立在咫尺之间，脸上流露出豪迈之情

      2005年9月9日，海峡两岸抗日军人首次聚首南京，共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南京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60周年，盛大的活动举国关注，白发苍苍的国共两军抗日战士齐聚当年的签字仪式会场-中央军校礼堂。然而，真正亲眼见证过这场六十年前盛事的幸存者寥寥无几，两鬓白发的王楚英老先生在礼堂内向出席纪念大会的近千来宾讲述了六十年前他站立在会场内目睹何应钦接过冈村宁次递过投降书一幕的激动人心的场景，无数摄像机、照相机闪耀着灯光，人们屏住呼吸在倾听着60年前这一天的历史………，此刻，无人知道谁是赵振英，这一点儿也不出奇，此时远在北京的赵振英也许也在电视机前观看着对千里之外南京的现场转播，身边也许有他的儿孙，也许他们也同样不清楚老人和六十年前在南京举行的这场盛典有任何关连，眼前观看的仅仅是中国人民举国上下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一系列大型活动中的一则新闻报道而已。也许只有年近古稀的赵振英在心中默默地回放六十年前那一天自己的所见所闻、自己在镁光灯前的威武英姿，暗自将那份荣耀和喜悦继续埋藏在内心深处，慢慢品味………。

‘九.九’良辰，见证历史，无上光荣，永生难忘!

      这张照片是一段黑白纪录片的定格截图，影片由美军拍摄1945年9月9日上午在南京中央军校礼堂外签字仪式即将开始前，警卫营长赵振英少校正在布置会场内外的警卫工作，被摄影师抓拍到了这个瞬间。2009年4月发现

      本文完稿之时正值2008北京奥运热办中，接近尾声，同时亦逢‘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九.九’日本投降63周年之际，由此联想到在上个世纪最值得中国人民举国欢庆的盛事莫过于1945.9.9南京的这场庄严的盛典和首都人民万人空巷的狂欢了，由于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共同胜利，它也是一场国际盛事，也有许多国家代表出席，更有记者云集，也是全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了八年所盼望到的历史时刻。与北京奥运有关的任何一个环节、一个人物都会被无数次地记载、颂扬、暴光，让国人永远记住他们对这场盛事作出的贡献。每当看见电视上有一位光荣的火炬手在热情高涨、夹道欢迎的人群中自豪地奔跑时，脑海里不禁会切换出赵振英63年前骑马戴花行进在举国欢腾的南京大街上的镜头。我总忍不住问自己，眼前色彩鲜艳、清晰无比的鲜活电视画面能与那些个早已发黄、模糊不清的黑白照片作对比吗？无需对比，这些都是我们国家民族历史重要时刻的定格画面，这些人们都为国家民族尽过自己的职责，本应该被记住，遗憾的是特殊的时代刻意地将这一批特殊的人群遗忘了，将深深铭刻的历史记忆抹平了。

      此文谨献给所有投身于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的人们！

      2015年，正值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98岁高龄的赵振英少校获得了两岸政府颁发的纪念章，图为赵老胸前佩戴中华民国政府颁发的纪念章，手捧信封。

赵振英的传奇故事已经被各种中外媒体报道，上图为英文《中国日报》的一篇详细报道。

《发现少校》的三位人物：左起：赵振英少校、美军少校约翰 葛顿南John Gardner之子尼尔 葛顿南Neal Gardner、本文作者晏欢2009年5月摄于北京赵振英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