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失去血性如何还有生命尊严
来源：国防参考 2015-05-15 作者：金一南   2016-07-06 09:28:25

　　今天，每当我们谈到血性的时候，很多人以为血性与人性是对立的，好像人性、血性是两回事。其实从生命一开始，人性中就被注入了血性。人性代表人的最基本要求：生存、温饱、尊严。这三个要素无不包含血性的支撑。

　　当原始人在森林里寻食求生的时候，没有血性，就只有被饿死、冻死。尊严更要靠血性支撑。如果只有温饱没有尊严，人类与其他动物又有什么区别？还能走出周口店的洞穴吗？

　　一部社会发展史证明，不管是生存、温饱，还是尊严，人性中无不包含有血性。没有血性的人性，不是完整的人性，容易滑入放弃担当、仰人鼻息、逆来顺受的奴性。真正有血性的人性才是完整的人性，缺乏血性的人性，就是奴性。

　　一个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讲过这么一段话，“有些汉奸如汪精卫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欺压人民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反过来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生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他还说，“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应该说投降是正确的选择”，“如果我们以这种观点看历史，几千年的历史可以改写”。

　　这位所谓的著名教授讲的还是人性吗？还有一点生命的尊严吗？这种一丁点血性都没有的人，戴着大学教授的“帽子”，在当今社会大行其道，以活着为第一要务，见风使舵、卑躬屈膝，实在不行就投降，投降了还要主动跟人家合作。他还说：“投降了就要遵守人家的规定，不能胡来，投降了还胡来，别人就不按战俘公约标准对待你，你就得吃亏。”我们中国人如果都变成他说的这样，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

　　举一个例子。东北抗日联军将领杨靖宇，第一路军总司令，面对日寇围追堵截，抵抗到最后只剩自己一个人，有打胜的希望吗？没有。但他却没有像那位教授说的为活命而投降。他继续抵抗，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日本人对杨靖宇特别佩服。杨靖宇一米八几的大个，身高腿长。东北大雪天，雪深过膝，日本人个矮腿短，在雪地里怎么也追不上他，抓不到他，后来还特别佩服他，甚至把他神话了。但杨靖宇身边出了一个又一个叛徒，最终置杨靖宇于绝境。那些叛徒都如那位教授所讲的，只要能活命，什么卑贱的事都做得出来。

　　第一个叛徒：程斌，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人之一。1938年率部投敌，组成“程斌挺进队”，将杨靖宇逼入绝境。程斌虽不知道杨靖宇身处何处，但却知道抗日联军分布在深山老林里的密营地点。杨靖宇之所以能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东北深山老林中生存下来，就是因为山里有很多密营，每一个密营里都有粮食、柴火，所以他冻不死、饿不死。程斌知道这些密营的地点，带领“挺进队”把密营全部破坏，从而使杨靖宇陷入绝境。

　　第二个叛徒：张秀峰，军部警卫排长，父母双亡的孤儿，由杨靖宇抚养成人。1940年2月，他带着机密文件、枪支及抗联经费叛变投敌，向日军提供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等机密情报。张秀峰是杨靖宇的贴身警卫，掌握杨靖宇的活动规律。此人于2月叛变，杨靖宇于3月牺牲。

　　第三个叛徒：张奚若，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特等机枪射手。叛变后在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开枪射杀了杨靖宇。

　　第四个叛徒：蒙江县“保安村”村民赵廷喜，上山砍柴发现了杨靖宇。当时，面对日军疯狂的围追堵截，杨靖宇已好几天没吃饭了，棉鞋也跑丢了一只，对赵廷喜等几个上山砍柴的村民说：“下山帮我买几个馒头，再买双棉鞋，给你们钱，不要告诉日本人。”赵廷喜张皇失措跑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发：杨靖宇在山上。

　　程斌、张秀峰、张奚若、赵廷喜，哪一个不是中国人？他们又都是失去了血性、最终只能给别人当奴才的中国人。如果按照那位教授所言，连汪精卫这样的汉奸都“没有错”，都是“真正的英雄”，那程斌、张秀峰、张奚若、赵廷喜等人还有错吗？既然“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投降是正确的选择”，那么，这些叛徒都要归入这位教授的“英雄”行列。这种错位和荒唐的价值观对中国社会的毒化，无怪乎美国人要给他颁发“弗里德曼奖”。

　　还有一段赵廷喜与杨靖宇的对话。赵见杨几天没有吃饭，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赵说：“我看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赵廷喜哪里知道，岂止是不杀，如果杨靖宇投降，日本人还打算让他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利用杨靖宇制服东北抗日联军。

　　杨靖宇沉默了一会，对赵廷喜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句话真是震人心魄。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围之下，杨靖宇用周身沸腾的血性和整个生命，顽强地表现出中国人惊天地、泣鬼神的人性。今天之所以还能有中国，恰是因为有千千万万杨靖宇这样的共产党人，在最黑暗、最困难、最无助、大多数人万念俱灰的时候，仍然用他们的灵魂、他们的血性，支撑着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什么叫人性？什么叫人性的光辉？看看共产党人杨靖宇。如果中国人没有这种由血性养育和浇灌的人性，怎么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大学教授讲的话，居然还有人喝彩。面对反对之声，居然还有国家级刊物发表社评，要求保护那位教授的“言论自由”。奇之怪哉！难道只有他毒化民族心理的自由，反倒没有反驳这种毒素的自由？

　　一段时间以来，这种无原则、无条件、无界限的“人性”，成为一批人的旗帜，而且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汶川地震中的“范跑跑”，网上就有不少人对其表示同情。一些电视台还以“思想解放”为由组织“正方”“反方”，在节目中激烈辩论。

　　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这种现象实在可悲！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有维护自己生命的自由，但“范跑跑”作为一名人民教师，课堂里还有几十个孩子啊，你就没有一点责任？遇到危险撒腿就跑，把自己的性命看得远远高于几十个孩子的性命，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能够得到社会道德和公众舆论的认可？

　　如果说这种行为被我们一些人肯定为“人性”表现，那么这种“人性”与兽性又有什么区别？如果这类理论横行于我们的社会，我们又怎样避免20世纪初孙中山曾发出的感叹：“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2014年3月1日21时12分，昆明发生暴恐案，暴徒持刀在昆明火车站临时候车室肆意砍杀无辜群众，最终导致31人死亡，141人受伤，其中40人重伤。

　　有多少暴徒？最初传说是“十几个黑衣人”，后来说是8个，最后证实是5个，其中还有1个女的，被捕后发现有孕在身，只能判她无期徒刑。只有5个暴徒，却肆意挥刀砍杀致使31人死亡，140多人受伤，平均每个暴徒砍杀30人以上。在对方赤裸裸的血腥暴力面前，该怎么谈我们的血性？

　　暴行发生后，网上到处是逃生技巧，保命举措，教人“不能激怒歹徒”“见黑衣者躲避”；还有人教维吾尔族语：“朋友，住手，自己人！”这还有一丁点儿血性吗？暴恐案发生时，有200多人躲在火车站内的一个小商店里，几位男士想冲出去制止暴徒，马上被周围人拦住：“谁都不许开门，谁开门砸死谁！”

　　事后，我们的媒体都在谴责暴行、祈福逝者，却不去反思为什么国民失去了血性，不去讨论失去血性还有没有生命的尊严。你可以“人性”不离口，但如果失去了血性，你的人性能保全吗？让毫无尊严的保命哲学流传开来，暴恐分子的活动空间是会变得越来越小还是越来越大？人们的精神状态没有血性与正义的提振，谁敢说五六个日本鬼子带着百十号伪军就把几万人赶得到处“跑反”、一把屠刀就能砍下一百多中国人脑袋的所谓“百人斩”的遭遇未来就不会重现？

　　美国建构主义的鼻祖亚历山大·温特说：“一个国家在生存、独立和经济财富这三种利益之上，还必须加上第四种国家利益，那就是集体自尊。”我们有些人以为国家利益就是温饱，就是发展，就是韬晦与抓住机遇期，不知道“集体自尊”也是国家利益。

　　为什么今天有些人“提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排除个别别有用心者，更多的人是因为觉得自尊受了冒犯，虽然今天我吃饱了，我有车、有房了，但或许中国外交的所作所为和海外公民的权益保障与民众心目中的大国形象还有差距，民族自尊心从而受到了伤害，所以总觉得心情烦躁、不满意，要骂人。这就是亚历山大·温特说的“集体自尊”问题在作怪。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国家，宁愿人来犯我，也不可我先犯人。“以和为贵”，儒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明哲保身，忍气吞声，忍辱负重。为了一己利益或苟活于世，什么都可以不顾。人的尊严，社会价值，是非曲直，真理道义，都在忍、隐、退的思想灌输下，变得无足轻重。

　　活着就是第一要务，能攫取点利益则是第二要务。至于什么“尊严”，有没有无所谓。什么“正义”，能不能实现无关紧要。所以，“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识时务者为俊杰”“活麻雀比死老鹰强”等厚黑哲学，在我们的社会大行其道。

　　今天看，唯有血性才能冲破种种过于精细的利益考量，彰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做人的品德与生命的尊严。精细入微的利益算计，丢掉的恰恰是国家和民族的品德和尊严。我们谈人性与血性，离开了血性，怎么可能拥有完整的人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