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国共抗战表现要用两把尺子
来源：参考消息网 作者：徐焰   2016-07-20 16:23:41

近些年来，社会上有些关于抗战的历史宣传只突出民族斗争而淡化国内正义和反动之分，导致国内许多人尤其是中青年人对抗日战争的认识也出现了一些片面化倾向，即简单地认为抗战时的任务只是打日本而不区分国内进步和反动，一些颂扬国内反动人物和贬低中国革命力量的舆论也在网络等媒体上有了市场并造成部分思想混乱。

当年进步的中国人其实都知道，抗日战争进行的是毛泽东所说的民族、民主两个革命——“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衡量哪个政党、哪支军队或哪个政治代表人物在抗战中的贡献，同样要用这两把尺子，即一方面看其是否积极抗日，另一方面看其是坚持社会改革进步还是维护腐朽的黑暗制度。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同国民党当局片面抗战的根本区别，正在于很好地完成了这双重任务，不仅在敌后打鬼子战绩辉煌，也建立了代表中国光明未来的广大解放区，这就名副其实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抗日需革除腐朽社会制度

近代中国多灾多难，内忧外患交织。过去被清朝视为“蕞尔小邦”的日本能有“以蛇吞象”之心大举侵华，除了其自身的狂妄和凶悍，也是利用了旧中国统治集团的极度腐朽和无能，否则偌大的中国也不会如此受尽欺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人数仅2万的日本关东军在几天内便轻取东北多数城市，在南京政府和东北军首领的不抵抗命令下，当地20万以上的中国驻军或降或逃。关内抗战初期，也常有百十名日寇就能长驱直入一县城、省城，不仅未遇抵抗，还会有一些汉奸忙着挂“维持会”牌子并打太阳旗相迎。

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一年内，面对几十万日军入侵，国民政府丢失了东部2亿人口的最富庶地区。直至1944年春至1945年初，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面对已是强弩之末的日军进攻，国民党军仍在豫湘桂大败，丢失了6000万人口的地区。直至抗战胜利时，仅从中国战场上看，日强中弱的形势并未真正改变。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当年中国受日本欺负，外在原因是新兴的法西斯国家特别具有扩张性和疯狂性，内在原因则是国内社会条件造成一些人的媚外心态，长期封建宗法思想又导致重家庭个人、轻民族社会的恶习，导致一些只知个人私利而不顾民族大义的人投靠日本。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后来在战犯管理所中忏悔道：“我从懂事起便只知祖宗基业而不知民族国家。”国民党内二号人物、副总裁汪精卫率20多名中央委员和50多名将官投日，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还以降敌的国民党军为基础建立起数量最多达90万的伪军，也是一个社会腐朽群体对抗战失望而想降日自保的表现。后人常唾骂抗战时期国内“汉奸多”，伪军数量有时超过侵华日军，这不能仅仅用个人品质来解释，而主要是旧中国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

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中国要有效抗日，除了大力抗击民族敌人而不能妥协外，还要对本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其措施就应该是改变代表官僚买办和封建豪绅的专制体制，实行民主、改善民生。抗战时期，蒋介石也谈“抗战建国”，提倡强调“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不过国民党高层同社会上腐朽的既得利益集团关系紧密，自身权贵家族势力又在战时继续膨胀，未搞任何社会改革，这使国统区的经济日益恶化，党部、官场和军队的腐败更为严重，其控制面积至抗战末期还大为缩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在1937年夏天只有人口不过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至1945年夏天发展为拥有1亿人口的19块解放区，其根本原因就是将民族、民主两个革命结合在一起，进行了深入的社会改革。这一改革恰恰又代表了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的人类进步大潮，因而受到国内进步团体和人士的一致称赞，连1944年进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报告都预言中国的未来将属于共产党。

共产党改善民生赢得民心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是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高超之处，当年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主要方式便是避开日军正规战之长，以游击战攻敌之短。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是在装备最落后、条件最艰苦的条件下以弱抗强。八路军出师到抗日前线的3万多部队，只有1万多支过去缴获的杂式枪，每支枪平均只有30发子弹。在这种艰难环境中，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的游击队自然不可能同有绝对优势装备的日军硬打硬拼，而是靠发动群众打游击战，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巧妙的斗争形式。

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解放区能在严酷的战斗条件下得到大发展，从根本上讲是人民战争的胜利。通过充分动员人民，就能弥补武器条件的不足，就能长期牵制并拖垮强大的侵略者。当年中国共产党人能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靠的就是将民族、民主这两个革命相结合。

以游击战打日本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根据地内建设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向全国人民展示了社会改革的方向。当年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0%，农村中的贫苦农民又占绝大多数。发动人民抗战，主要的内容就是动员贫苦农民参军和支前。如果解决不了他们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还要因战争增加人力、物力负担，就不可能得到这一最广大群体的拥护。当年八路军、新四军走到哪里都能发动起群众，得到老百姓拥护，就在于不是只取之于民，而是造福于民。共产党的军队群众纪律好，“哪家住八路，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这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能解决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最期盼的土地问题。

抗战开始时，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停止土地革命，援引了孙中山提出、国民党却不能实行的政策——减租减息。这在保证不当汉奸的地主还有一定收入的前提下，大大减轻了贫雇农的负担。如同一些边区领导人所说的那样，减租减息实际是变相的土改。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大幅增税却仍不减贫农租赋，同时还征走大量壮丁，人民生活更加困苦，逃兵役成为普遍现象。而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内却出现另一种情形，虽然农民支援战争有不小的负担，却由于减少了地租，并通过减息摆脱了过去地主的“阎王债”，大多数人反映生活比战前还改善了一些。当时解放区不抓壮丁而实行自愿参军，到处是踊跃报名，是一幅“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得人心者得天下，打击侵略者时也要给群众以实际利益，这就是抗战时敌后根据地能开辟和坚持的根本原因。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建设根据地时，还注重发动群众监督政府，建立共产党员、群众积极分子和开明士绅组成的“三三制”政权，斗争汉奸恶霸，真正实行了清廉政治。除了众多知识青年向往陕北，纷纷投奔延安外，连海外有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国考察了国统区和陕甘宁边区后也说：“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没有贪污，那就是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