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西对日情报战
来源：《世界军事》 2009年第9期 作者：余戈   2016-07-23 09:19:45

　　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败退怒江东岸后，重庆军委会军令部对于滇西日军敌情曾作错误判断，认为沿滇缅公路追击的日军不过是临时编成的快速部队，最多不过二三千人，孤军深入必不能持久。因此，于5月13日下令让第11集团军反攻腾冲、龙陵，想把滇西失地夺回来。第11集团军于22日渡江后打了五天，遭到日军猛烈反击，毫无进展。28日，第71军第88师第264团[1]在松山至龙陵间公路击毙日军第113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入部兼廉少佐，[2]从其图囊中缴获日军第56师团作战计划及地图一张，这才知道第56师团全部都在滇西，分设腾北、腾冲、龙陵、腊勐(松山)、芒市、新浓6个守备区，师团部及直属部队驻芒市，判断兵力约为1.5至2万人。文件迅速上报，蒋介石遂于31日下令停止攻击，将主力部队撤回固守东岸，留少量兵力在西岸打游击。这样，在滇缅路上的战争，演变为隔怒江对峙的局面。[3]

　　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后人方知今(其父为国民党第79军军长方靖中将)在其《中国远征军——血战滇缅印纪实》一书中说：中国远征军与日军第56师团隔江对峙的两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是宋希濂率第11集团军进行防守，做出了一定贡献;第二阶段是陈诚任期内，主要是接受美械装备和训练，无其他作为;第三阶段为卫立煌上任后，已经迫近反攻，只能积极加强战前准备。三个阶段的领导人各行其是，却有两个共同的疏漏：

　　第一，眼睁睁看着松山日军进行阵地工事建设，没有进行干扰活动;第二，对日军松山的防御措施没有进行充分的侦察。

　　在反攻准备阶段，宋希濂于1942年在大理开办的“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及一年后在昆明成立的“军委会驻滇干部训练团”，均开设有谍报工作班，选拔当地青年，培养了一些情报骨干。后来，组成谍报小组，派遣到敌后搜集情报。然而，由于滇西群众长期以来对滇系国民党驻军胡作非为印象恶劣，对远征军缺乏了解和信任，处于对立状态，工作很难开展。获取有价值的情报，往往靠一些偶然性因素。值得一提的事有如下几件：

　　1943年，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直属谍报组周炎涵少校一行，在腾冲以北的江苴街活动时，得到一位自称是教书先生的中年男子的主动帮助，提供了一个练习簿，详细记载着腾冲沦陷以来的详情，包括日军部队番号、兵力、装备及城内外工事位置、强度等重要内容。这是对腾冲方向取得的一份重要情报，提供者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未留下姓名。[4]此外，时任腾冲县政府民政科长、国民党腾冲县党部书记长的李嘉祜，于远征军反攻前20天，向保山第六区行政公署呈报了一份《腾冲敌情报告书》，较详细地反映了日军在腾冲的军事、政治等情况，亦有一定参考价值。[5]

　　在龙陵县镇安街，一位原从事滇缅公路养护工作的爱国青年余在海，主动参加了第71军情报队，并发展几位好友建立了一个情报组。后来，还配合日军建立了镇安区公所，以这一合法身份掩护远征军情报组活动，搜集了一些重要的军事情报。1943年端午节前后的一个深夜，根据余在海送出的一份重要情报，远征军第87师第259团第二营第六连杜伯章、屠伯豪游击组，在镇安街东北雷家寨附近伏击了日军一辆汽车，击毙日军7名，缴获机枪一挺、步枪数支及部分弹药、文件，在日军中引起很大震动。[6]1943年11月18日，由于叛徒张五九、汉奸张岁春等告密，余在海、张德周、赵金开、张小贵4人被日军龙陵行政班和宪兵队诱捕，在严刑拷打未取得口供的情况下，以缴获到的一封密信为依据将4人杀害，割下人头用盐腌过，悬挂在镇安小学门口的照壁上示众。同时，还秘密杀害了他们的8位亲属。此事在当地影响较大，此后远征军利用当地群众搜集情报日益困难。[7]

　　这件事在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一书中也有记载。品野实披露，在这次行动前，日军镇安街宪兵队和行政班曾捕获赵常国等5名远征军谍报员，其中2名为女谍报员。在严刑拷打下，两位19岁的姑娘始终没有招供，但日军宪兵军曹在其中一位姑娘的头发里搜到了装在竹节中密写的情报，内容为镇安街日军火炮、机枪、速射炮阵地部署及兵力、通讯设备等情况。后来，日军从汉奸口中得知，这两位姑娘曾进入昆明的远征军谍报培训班，经受过严格的训练。于是将他们送到了缅甸仰光的日军第33军司令部，在严刑拷打后枪杀。因为这2名外来的女谍报员的“良民证”，是由镇安区公所区长张德周、秘书余在海等所办，由此已引起怀疑。[8]

　　另外，由滇西籍国民党军官朱嘉锡、常绍群领导的龙潞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也获取了一些关于滇西日军的情报。

　　但总体而言，远征军对滇西日军情报工作是不如人意的。正如远征军预备第2师第6团团长方诚在其《八年全面抗战小史》一书中曾对敌我情报工作所做的比较：“我主敌客，理应我灵敌滞。事实上，我军战斗序列、兵力部署、师长以上主官之姓名及性格等，敌人都知道得非常详尽，且有相当正确，我们对之不得不惊奇而敬佩。反观我军情报，且多为推测判断之词，良堪痛惜。”[9]

　　笔者检索史料，未发现有关远征军对松山日军了解情况的记述。据原71军新28师参谋盛兆回忆，第11集团军曾对松山敌情多方进行侦察，但因松山日军戒备森严，只探知一些粗略迹象，而不了解其详细情况。

　　其实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来考量这个问题：当获取敌方情报不力时，那么就应该特别加强反情报能力，即保密工作。而远征军反攻两个月前被日军缴获密码本，却一直未更换;渡江前5天被日军通过无线电侦听破译，完全摸清了作战部署，实在令人遗憾。与此可以做比较的是，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作战，在正太路全线数百公里地域内，20多个团同时出击破袭日军交通线和重要据点，事先日军却毫无防备。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的《华北治安战》承认：“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投入巨款方能恢复。”[10]

　　第71军军长钟彬在战后所作的《龙陵会战》总结中，道出了当时搞情报之难：“第71军驻保山，为了腾龙以至腊戍之情报，非得人民之助，用重赏征求不为功。虽两年余来，对敌军装备、工事位置、强度及敌军动态，尚能熟悉预知，但已至感运筹此种经费之苦。尤以谍报工作本身，因知识过低及技术未精，每为敌间所利用而不自知。”钟彬在这里道出了“国军”搞情报的最大特点和难处：得靠重金赎买，这笔经费很难筹措;同时，还免不了被“双料间谍”利用。他举了一个例子：据战后调查，在龙陵附近的小勐柳乡，远征军从集团军到师级情报单位，在那里布置了5部电台，但远征军想不到的是，日军在那里也秘密安置了一个情报组，同受那个乡的保长保护，简直就是敌我双方的一个情报交换所!这个保长两头得好处，自在地当起了“双料间谍”。钟彬为此感叹，“故敌对我远征军之行动及国军内容，颇为熟悉，此乃无可讳言之事实。”[11]

　　方诚归纳远征军情报工作不利的原因，认为“敌军威迫我生活无依、缺乏爱国思想的同胞，不愿为而又不得不为者，予以训练，给予优待，有组织有计划地搜集我军情报。我军对情报，虽也重视，因待遇太低，通讯联络困难，实在难能如愿。”[12]

　　在自己的国土上搞情报还主要依靠重金赎买政策，还经常遭“双面人物”欺骗，抱怨“待遇”和“通讯联络”这些客观条件，这事情要被共产党、八路军知道了，不知当做何感想!日军在华北搞“治安战”，军事力量远比国民党弱小的共产党何以能打破“囚笼政策”，在日军无数次“铁壁合围”的大“扫荡”中生存发展，广泛发动群众、注重情报工作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要靠掏钱来买，共产党肯定出不起大价钱，他们有自己的办法。抗日根据地自不必说，即便在沦陷区，即日军所谓“治安区”，也到处有八路军的情报网络;对“双面政权”的利用，更是我得之实、敌得之虚。美国《时代》杂志派遣中国的记者白修德(西奥多·怀特)1944年访问延安后，评价八路军情报工作说：“他们的通讯联络网是初级的，依赖从沦陷区割来的电线，或是从日本人占领的城市里走私来的零件装配的无线电报机。但他们的情报工作却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准确地掌握日本师团的战斗序列;敌人的通讯网络;占领区的发射频率等。他们的情报工作可达到日本各级陆军将佐的书房，可依能力、出身、劣迹和合作态度对蒋介石的将军们分门别类。”[13]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的《华北治安战》一书则感叹：“中共掌握农民大众之方法极为巧妙，已在华北各地施行，此点，日本望尘莫及。”[14]

　　在滇西沦陷的两年里，在民国元老、时任云贵监察史的李根源及爱国士绅、腾冲“抗日县长”张问德等号召、组织下，也做了大量群众工作，在征粮、派夫、筑路等方面为配合反攻作战做出了较大贡献。但其性质仍属于民间精英人物领导的官方救亡路线，无法与共产党广泛动员群众、加强敌后政权建设的效绩相比。讲国民党片面抗战、不重视发动群众，反映在军事上，这个细节可为注解。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兵家最不了解的地方，正是要付出最大代价的地方。无论是钟彬、宋希濂还是卫立煌，他们在滇西战役中最不能释怀的战场，必然是他们在开战时才开始熟悉的松山。

　　[1] 宋希濂：《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见中国文史出版社《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41页;另一说为，第71军第36师第107团第一营于5月27日攻击松山5200高地战斗中缴获。见张组成：《龙陵抗日战争综述》，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一)，政协龙陵县委员会编，1999年12月印制，第6页。

　　[2] 有的资料误写作“如部兼康”。据查此人似未被击毙，后来曾任日军独立臼炮第1联队联队长，编入第32军序列参加冲绳战役。但据日方资料，5月24日我军在下腊勐白壁阵地击毙了日军野炮第56联队联队长田村中佐。见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33页。

　　[3] 宋希濂：《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见《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第55页。

　　[4] 周炎涵：《抗日战争中滇西反攻前夕的谍报工作》，《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滇西抗战”，第189页。

　　[5] 《日军侵华罪行实录——云南部分》，云南省档案馆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第457页。

　　[6] 屠伯豪(口述)张组成(整理)：《千军奋勇驱邪恶　我血亦染龙陵土》;李从枝：《忆滇西抗战中遇难的余在海先生》，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一)，政协龙陵县委员会编，1999年12月印制，第90页、第159页。

　　[7] 李从枝：《忆滇西抗战中遇难的余在海先生》，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一)，政协龙陵县委员会编，1999年12月印制，第160页。张国龙：《在侵华日军铁蹄下的日子——镇安沦陷区回忆》，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三)龙陵抗战续集《松山作证》，2004年7月印行。第185页。

　　[8] [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41-144页。

　　[9] 转引自陈祖樑主编：《浴血怒江》，纪念世界法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60周年滇缅印战场实录系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第165页。

　　[10]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第一版，第296页。

　　[11] 转引自陈祖樑主编：《浴血怒江》，第53页。

　　[12] 转引自陈祖樑主编：《浴血怒江》，第165页。

　　[13] [美]白修德：《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一版，第195页。

　　[14]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