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抗战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来源：《抗日战争》杂志 作者：贺新城   2016-07-25 11:48:50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一个关键性的重大事件。抗日战争胜利使中国摆脱了近百年来受人欺凌的惨痛历史，使中华民族由向下转为向上的发展趋势，所以它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在这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参加抗日战争的各党各派各个阶层各个阶级如何表现，直接决定着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中国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由于抗日战争是极其重要的一次事件，这次事件对各政党各阶层各党派是一次重要的考验、是试金石，所以在回顾抗战过程中间，各个党派都下意识地为本党在抗战中的表现鼓一呼，国民党如此，中国共产党也如此，各党各派都一样。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胜利，各党各派合作的结果。但是，各党各派在这场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表现的确是不一样的。经过系统地研究回顾以后，我感到中国共产党在参加抗战的各党各派中可以说表现是最出色的，所以就有“中流砥柱”一说。现在，社会上，包括海峡两岸，有一部分观点对“中流砥柱”这个观点提出质疑，一般不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过程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但是不是够得上中流砥柱，对此有很多人持质疑态度。我个人认为，“中流砥柱”四个字比较准确、比较恰当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胜利中所作的伟大贡献，在各党各派中间中国共产党贡献最大，称得上是中流砥柱。

下面我具体就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几个方面来谈一谈自己的认识。由于题材比较大，所以很具体、很细微的东西我就不谈，我抓住抗日战争几个重要问题来谈，因为一个党派在抗日战争中到底是否起到决定性的中流砥柱作用，关键要看其在关系抗战前途、命运、结局的最关键的问题上做的贡献如何。我个人有这么一句话：之所以说中共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许多事关抗战结局的一些带有根本性和战略性的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并且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并且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大家知道，抗战14年，前6年是局部抗战，后8年是全面抗战。为什么“九一八”以后不能全面抗战，非得经过一个6年局部抗战阶段？这是由中国的内战决定的。所以，前6年的局部抗战阶段实际上面临这两大任务：一个是抵抗日本侵略，一个是尽快结束国内内战局面，凝聚全国的力量来一致对外。

经过6年时间，中国才解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问题，才取得七七事变以后举国奋战的局面。因此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关中国能不能结束一盘散沙，各党各派能不能合作一致抗日的关键。这个问题怎么说都不为过。因为国内是否团结是关系到抗战前途命运、抗战结局的一个政治基础。没有国内团结，就不可能有全国抗战，更谈不上抗战胜利。这是我反复在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14年抗日战争中至关重要的地位。

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做出的贡献是没有其他党派所能替代的。共产党倡导建立并且始终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意义就在于解开了国共十年内战的死结，是凝聚全民族力量唯一的可行之道。没有中共倡导建立并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可能出现举国一致全民奋战的一幕，而对日本的抵抗也只能停留在局部的有限的分散、自发的状态。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内战情况下，不是说不可能抵抗日本，但是那种抵抗只能是分散自发的，是绝对不可能形成全国一致局面的。那种此起彼伏的零乱局部抵抗状态，谈不上抗战的胜利。这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伟大意义。

我们之所以说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里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首先是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是中国共产党倡导提出的。“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普遍认识到了，在国内战争各党各派的内部纷争的情况下，中国是无法抵抗日本侵略的。所以，各党各派各阶层普遍认识到必须凝聚全国的力量来一致对外。但是怎么停止内战、结束内战？它不能停留在口号上，它不只是一种愿望，这个愿望普遍都有了，各个阶层都看到了问题所在了，但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在这个情况下，真正拿出解决问题办法的是中国共产党，什么办法呢？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九一八”以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意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问题，就提出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一些初步的政策。比如，在东北地区——那是抗日战争第一线，东北地区党组织就开始联合，不论是山匪、溜子、义勇军，还是东北军的残部，不管你是什么阶级背景、政治背景，当时在东北第一线已经开始实现要联合起来，这就是最初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萌芽。随后不久，中共中央又提出，国民党军队里的下层官兵、部队，只要愿意和红军携起手来抗日的，一概联合。这都是最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当然，当时还不彻底、还不完整。因为当时还是排斥上层的，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到了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了七大，面对法西斯在世界范围肆虐的情况，共产国际七大形成一个精神，就是要建立人民战线。人民战线就不是按阶级斗争的方法去分析形势，不分党派，不分阶级，只要反法西斯、反侵略，就可以团结起来，站在一个战线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草拟了著名的《八一宣言》，10月1日在法国的一个杂志上公开发表，很快传到国内。《八一宣言》比较完整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的情况，结合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第一次向中国国内各党各派发出号召建立抗日联合政府、国防政府，包括各党各派也捐弃前嫌。《八一宣言》在国内引起的反响非常大，正当各党各派、广大爱国人士都在苦苦寻觅如何才能结束内战、结束纷争，如何才能团结一致对外的道路，又苦无对策的时候，《八一宣言》的发表使人看到了希望。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得知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看到《八一宣言》以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瓦窑堡会议最终确定了将土地革命政策（阶级斗争政策）改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它的前提就是认识到，由于日本的侵略，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全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民族矛盾上升为第一位矛盾，因此国内各党各派的阶级分歧、阶级矛盾要服从于民族矛盾。按照这个理论分析，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正式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接下来就是逐步完善政策过程，由最初的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逐步完整。这不仅仅是对蒋介石的问题，虽然是反蒋、逼蒋、联蒋，实际上“蒋”代表着一种政治势力，代表国民党的一种主流的东西。所以，这几句话政策发展演变过程实际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整的发展演变成熟的过程。

当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国内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注意，但大家还将信将疑，因为说的和做的是不是一回事，还很难说。这个时候一次历史性机遇降临了。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这件事情在中国抗战历史上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周恩来、毛泽东都讲过这是时局的转换枢纽，处理不好就全国大内战，处理好了就可能由内战转向为合作抗日。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这个事情，知道了以后，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只要蒋结束内战，联共抗日，中国共产党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放回去领导抗战。这时候就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把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这股势力看作是可能联合抗战的，承认他们有抗日的一面。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当时出乎全国很多人的意料。他们都认为国共两党血战十年，血海深仇，大家知道毛泽东一家几口、红军的徐海东一族70多口，其他红军将士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惨痛的经历。所以，谁都认为国共两党的死结是不可解开。但是各界没有想到共产党在蒋介石被控制的情况下不杀蒋，要放蒋，要和平解决，目的就是要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这是试金石，由于西安事变中共产党的具体表现，全国各个阶层以前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抱怀疑态度、抱观望态度的人，通过这件事相信中国共产党是怎么说的就是怎么做的，中国共产党真的是以全国、全民族大局为重的。

所以，西安事变解决之后，蒋介石在西安也承认要停止内战，联共一致对外、一致抗日。当时他在西安做承诺后并没有作书面的签字，是口头答应，并以他的领袖人格担保。当时，中共内部西安方面有一部分人对蒋介石不相信，说他口头表示不行，但中国共产党敏锐感觉到经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放蒋以后，蒋介石不可能再翻盘了。因为全国都看到了中共在和平解决和放蒋的问题上表达出巨大的诚意，如果这时候蒋介石被放回南京以后再出尔反尔，他在政治上将威信扫地。所以，人们都说西安事变是和平转变的枢纽，其实再准确地讲是西安事变中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决的主张和放蒋的主张，这才是关键，这个问题才可以说透。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国共两党的合作局面初步形成。后来，经过多次的双方谈判，在两党合作形成过程中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日本全面侵华无疑是加快了两党谈判进程，促使两党的合作局面能够及早形成，因为两党合作的前提就是要抗日，日本大举进犯，抗日的迫切性增加了，所以两党合作的谈判进程大大加快。所以，我认为“七七”卢沟桥日本侵华在某种意义上对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9月蒋介石发表谈话，国民党中央社刊登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一个宣言。蒋介石谈话中间表示他看到这个文章，对其中的观点、政策表示赞同，这就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局面的正式形成。

国共两党合作局面正式形成以后，全国上下欢欣鼓舞。宋庆龄在南京听到这个信息后感动地流下了眼泪，因为他们深知国共两党合作对抗战前途来说是至关重要，没有国共两党合作，就没有停止内战，全国就不可能凝聚团结在一起一致抗日。所以，国共两党合作是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当然，抗日民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核心，包括各党派各阶层各阶级的团结一致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倡导、推动并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解决了自“九一八”以来导致中国难以抵抗日本侵略的一个最大的政治问题，就是如何克服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各阶层都有这个愿望，但都拿不出解决的办法来，只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以及它的实践，才解决这次问题。这样一来，前6年局部抗战局面变为举国奋战。

全国抗战爆发以后，我们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全国抗战，但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不是“包治百病”的。大家可能注意到我们讲的是国共合作，合作就是双方是都有一定保留的。现在有一个观点好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就“包治百病”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共两党出于抗日大局相互进行一些妥协让步达成的，这个妥协让步就说明国共两党都保留了自己的一些不同的主张。用我的话说，就是在抗日的前提下，把自己的一些分歧、见解暂时搁到第二，党派阶级的矛盾问题服从于抗日的需要，但服从于抗日需要不等于消失，不等于没有，矛盾分歧仍然存在。所以，就出现大家所共知的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国共摩擦不断，统一战线内部矛盾冲突迭起，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发生了皖南事变这样的武装冲突。所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还有一个如何维护两党合作、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既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两党内部求同存异的一个结果，这个“异”长期存在，这个矛盾依然存在，虽然退为次要，但次要也是矛盾，那么就有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在八年全面抗战中间内部矛盾不断情况下，通过正确的策略有效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两党合作的局面，一直到抗战胜利没有破裂。有矛盾，但是我们把矛盾控制住，有对立、有分歧都控制住了。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提出一系列有效的政策主张，所以说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矛盾虽然不断，但始终保持着两党合作不破裂，保持两党合作抗战到底的局面，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

所以，我们在讲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贡献时候，我们前面讲是前半句，在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中国共产党的贡献，下半句是八年全面抗战中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党合作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贡献。在这里我想多说几句，因为社会上有人不断提出来这样一问题：既然抗日战争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举国奋战的结果，为什么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又存在那么多的内部矛盾，国共两党为什么频繁发生摩擦冲突，甚至武装冲突。我个人觉得这实际上就是要回答中国共产党如何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我认为要讲这么几句话：

第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造就了两党合作、举国抗战的大势，但是绝不能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想化到“包治百病”的程度。经历了十年内战，两党合作本身就建立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在民族矛盾的制约下，两党久已存在的主义之争得到了淡化，并退居次要，但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消失。抗战阵营中各派政治势力的关系也是如此，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毛泽东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部矛盾作了一个表述，他说：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与磨擦不可避免，只能减弱不能消灭，应在发展抗日运动与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下解决与和缓内部矛盾与磨擦。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八年全面抗战中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头脑非常清晰，一方面承认内部矛盾摩擦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又承认它必须服从于民族矛盾。这跟一厢情愿地天真地认为不存在矛盾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很冷静，很客观，承认事实，然后找出解决的办法。而解决的办法就是控制、缓和这些矛盾。

第二，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合作中的矛盾冲突还有一个责任问题，不是各打五十大板的。抗战期间，国共两党摩擦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但它绝对不像当年国民党所说的是中共破坏导致国共摩擦。中国共产党不是执政党而是在野党，其实两党关系的矛盾摩擦的主要责任应该在执政党，他掌握着国家政权，掌握着国家绝大部分军队。所以，国共两党在全面抗战期间摩擦冲突存在的原因在于执政的国民党，他是首要责任。

为什么这么说？全国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其实意识到了国共之间的矛盾客观存在，为了避免这种矛盾扩大，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刚一爆发提出的就是全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敌后，国民党退出哪里，我去到哪里发展。这里面包含了一种深刻的政治用意，就是避免两党两军在一起。在一个碗里刨食吃，必然会加剧矛盾。国民党负责正面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在这里不和你争什么东西，我们到敌后去，到你的力量达不到的地方去。实际上就是一种物理的空间隔绝，各自承担自己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把全部力量、全部注意力放在敌后，其实包含着兼顾内外两个大局的考虑，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打击日军，对内通过把主要力量放在敌后，尽可能减少和国民党军队的摩擦冲突。到敌后发展，既能实现对日作战的战略构想，又可以避免与国民党的矛盾。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以后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很大的一个内政上的考虑。以前大家对这点认识不足，总以为到敌后作战仅仅是对日的问题，实际上还有避免和国民党摩擦的问题。

1939年初的一件事情也特别说明问题。1939年初周恩来奉中共中央的指示，到皖南新四军部，对华南一带新四军的发展问题作出一些指示，进行一些探讨。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一贯精神对新四军提出在华中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三项原则，这些原则是这么表述的，新四军怎么发展，往哪儿发展呢？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有日军伪军，没有友党友军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减少摩擦，利于抗战。这些关于新四军发展方向的基本原则，既包含对敌斗争的一面，又包含回避、减少和友党友军摩擦的一面。这是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基本的战略方向，其中包含的处理国内矛盾一些考虑。

但是国民党方面不是这样，在1938年10月武汉会战之后，中日战争的形势缓和了，就是日军大规模急风暴雨式占领进攻结束了，速战速决破产了，转入持久战争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减轻，紧跟着年底南岳军事会议。1939年初，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国民党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一个方针，“融共、限共、防共”成为五届五中全会的会议主旨。为什么这个时候提出来“融共、限共、防共”？因为他们认为，日本侵略的最困难时期、最危险的时候过去了，同时他们看到了经过一年多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在敌后迅速发展壮大，国民党担心出现了抗战胜利、党国消亡的局面，他们不愿意看到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壮大，所以提出“融共、限共、防共”，也就是要限制、防范共产党在抗战中力量发展，担心日后跟国民党形成争天下强有力的对手。这种“一党之私”就在五届五中全会上反映出来。从1939年初制定了方针以后直到抗战胜利，这一直是国民党对付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态度。在这个方针下，国民党包括在敌后的一些武装，在大后方的一些政治势力，在全国范围里都按照“融共、限共、防共”的政策来对待共产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两党之间出现的矛盾冲突等一系列的摩擦均由此而来。

所以，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矛盾冲突是客观存在的。而这种存在又由于国民党的原因导致了不断的激化，如果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两党合作面临挑战的话，国民党难辞其咎。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两党的合作仍然是主流？这就是因为民族矛盾压倒阶级矛盾，抗战必定高于一切，特别是加上中国共产党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在国共矛盾斗争的问题上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一系列政策策略，就是当你进攻我的时候，我站在自卫的立场上防御，给你一定教训以后适可而止。这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

由于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党关系上的矛盾冲突，第一是有清醒的认识；第二认为它是可控的，制定了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下处理缓和国共两党冲突的政策，在整个8年中间一直贯彻这个政策，特别是皖南事变以后。皖南事变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最严重的一次摩擦冲突，两党关系几乎达到破裂的边缘。因为国民党把新四军军部打掉了，当时党内一部分同志很愤怒，就提出来要军事上反击，但是中共中央很冷静，权衡利弊，仍然坚持既定的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前提下来处理这个问题。具体采用的是，军事上防御，但是不主动挑事；政治上我反击，所谓政治进攻就是发动全国的舆论，向全国进步力量、各种政治势力披露真相，要求国民党结束反动军事行动并作出道歉等。也就是，军事守势，政治攻势。事后看来，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当时处理这么严重的危机真是很高明，头脑非常冷静。

通过这样的一系列做法，既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这是大家很熟悉的话，这些话不是绕口令，当你了解具体的历史史实后，就会发现共产党处理得很灵活，很有原则性，一切是为了团结，斗争也是为了团结。在这样的政策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合作，抗战到底才得以维持。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间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中共倡导提出建立并且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政治基石。这个问题大不大，是不是关键性的问题，我想大家一听以后都应该明白，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连全国抗战的局面都行不成，何谈抗日胜利。而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举国抗战的局面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冲突，由于中国共产党积极维护，政策对头，保证了合作是主流，矛盾冲突是支流。

二、中国共产党以弱敌强的战争方略指导抗战取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作用的第二个表现，也就说他解决的第二大问题是，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如何以弱胜强的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政治问题，解决了国内不能凝聚起来一致对外的问题。但即使是全国动员了，各党各派都合作了，还有战略是什么、战略对头不对头的问题。如果战略方针是错的，就是再团结，战争也不免失败。特别是在中日两国国力军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全民族的抗战就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用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战略去指导这场战争来达到以弱胜强的目的，这就是战争方略的问题。战争方略问题也是决定抗战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而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同样表现出的就是其他党派所不具备的眼光，他提出的主张也是唯一正确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战方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抗日战争必须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它是什么意思呢？国民党的抗战也是要举国抗战，但他说的举国抗战是在政府和军队主导下抗战，偏重军事。而中国共产党认为，面对日本这么强大的敌人，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去组织抗战是不行的，必须充分发动全国4亿5千万民众，把所有人民群众力量全部调动起来，才能去以弱敌强，才能弥补国力、军力的不足。国民党的抗战动员是有局限性的，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动员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是彻底的。这就是我们说的中国共产党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中国共产党认为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中国只能和日本这个敌人打持久战，用时间来把它拖垮。我们虽然军力、国力、经济力量、军事力量不如日本，但是我们人多地广，日本是小国寡民，他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

中共提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的价值意义在哪儿？他破解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战争的难题，为中国的抗战提供了唯一正确的战争指导方略。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讲的抗日战争实际上是近代以来第二次中日战争。第一次中日战争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近代以来中日两国进行过两次战争，两次较量。在第一次中日战争中，中国惨败，第二次我们胜利了。为什么一胜一败呢？从甲午战争（第一次中日战争）情况看，当时中国清朝国家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和日本基本是相当的，却割地赔款，输得那么惨。而第二次中日战争，中国的国力、军力和日本的对比，相对甲午战争时候来说距离是拉大了，而不是缩小了，结果反而胜利了。在国力军力比较平衡的时候失败，在国力军力相差悬殊的时候反而胜利了，这里边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就因为这两场战争中国的战争方略完全不一样。

两次中日战争最大的不同，甲午战争（第一次中日战争）打了一年多，可以说是实现了日本的速战速决，中国卷入到战争里边只是一部分的军队，淮军、北洋水师，战争涉及的空间范围是辽东半岛、胶东半岛。第一次中日战争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和绝大部分民众不涉及，有的地区普通民众还不知道中日之间有战争，也就是我们投入的国力是极其可怜的。第二次中日战争不一样，战争面积空前广泛，中国4亿5千万人全部动员起来，在前方后方为战争服务，而且这场战争一打，如果从“九一八”算起到日本投降14年，从“七七”事变算起到1945年整整8年，在时间上旷日持久的。也就是说，第一次中日战争是短期的战争，第二次中日战争（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争，这是两次战争在战争指导方略上根本的不同。

而第二次中日战争也就是我们说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争，它并不是客观使然，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观设计。中国共产党提出来持久战，要打持久战，要把强大的日本拖垮、拖死，也就是说持久战完全是主观上的一种决策，而不是随波逐流的一种结果。

抗日战争必须是持久战，这一战争指导上的变化使中国避免重蹈甲午战争的覆辙，为抗日战争找到了一条扬长避短，以弱胜强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持久战方面具体怎么反映出它的作用，可以结合几个问题谈。因为在持久战的问题上，社会上也有不同的认识，比如说，现在有一种观点不否认中共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论持久战》大名鼎鼎，在世界范围都有名的。但是他提出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国民党也是持久战，言外之意就是持久战的专利并不是共产党的。甚至还有人提出来要考证持久战谁先提出来的问题，他说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就提出来今后对日战争是持久战，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国民党首先提出持久战。

根据我的研究，国共两党确实都是持久战思想，对全国抗战前途，抗战能不能胜利都认为取决于是不是持久战，这一点两党的认识是完全相同的。至于谁先提出来持久战，实际上通过我的研究，持久战的思想、持久战的最初提法并不是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或者国民党先提出来的，持久战思想的提出实际上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战屡败、总是处于以弱敌强的情况下的一个必然产物。我看到的资料是1882年李鸿章曾经就国防问题请他在镇压太平军时期的洋枪队的好朋友戈登来华，戈登当时和李鸿章密室密谈就提出：中国在外敌不断入侵的情况下，应该发挥自己地大物博人多的优势。他们首次提到了持久战的思想。他给李鸿章建议，再发生外国入侵时候，要定下决心，迁都，至少准备打它几年。所以，持久战最初出现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解决同一个问题，如何面对强敌。到甲午战争时候最初几个月时候，陆上、海上失败，包括李鸿章和淮军一些将领就提出“不如久战”，就是把战争拖延下去，日本就受不了，就熬不起。但是当时实行持久战是要魄力的，当时清王朝完全没有持久战思想准备，也没有这种胆略，所以说促成了日军速战速决，割地赔款，息事宁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的时候，日本人仍然是故伎重演，重新幻想三个月结束战争。要从物质力量、军事力量对比来说，把战争当算术计算的话，三个月很有可能的。但是此时的中国已经吸取了甲午战争的教训，已经确定了不打则已，一打就要全国一致对外、一致抗战。我们就要把战争引向持久战的道路上去，已经把持久抗战作为最终打垮日本的战略总方针，并在各个方面全面贯彻，国共两党都如此。比如说抗战一爆发，东南沿海的企业工厂内迁，大量的院校、知识分子内迁，内迁干什么呢？这就是要保存血脉，准备与之长期周旋。毛泽东很快写出了《论持久战》，鸿篇巨著全面论述了怎么实现持久战。

我个人觉得是谁先提出来持久战，并不重要。持久战，我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因为所有中国人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只不过到了抗战这时候把这个问题理清楚，形成了共识。

把国共两党持久战的思想、持久战的理论、持久战战略方策相比较，就会发现从理论层面、实践层面，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思想要远比国民党提出得完善，可行性、可操作性更全面、更完善。国民党也提出持久消耗，但他是一种正面战场，死打硬拼，坚决抵抗。而共产党持久战不否认正面抵抗时候要坚决抵抗，争取时间，以空间换时间，以积小胜为大胜。这些大家都以为是白崇禧讲的话，实际上你翻《论持久战》，这两句话在《论持久战》里边都有。而《论持久战》包括的还不仅仅是这些东西。国民党认为持久战要层层设防、节节抗击消耗。而共产党持久战不仅主张正面要节节抵抗，而且主张要在敌后开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把日军的后方也变成战场，也变成前方，让它陷入首尾不能相顾的局面，把它的兵力一分为二，同时对付它的前方和它的后方。没有敌后战争开辟，正面战场能不能实现持久还真是个问题。

所以，我们说中国共产党持久战思想有这么几个非常突出的特点。第一，持久战的思想必须回答一系列相连贯的问题，必须有一整套贯彻措施，也就是说它必须是完整的，不仅仅是口头上、头脑里想象的东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争持久战争战略，是一种主动性选择，是谋定而后行的。在抗日战争爆发前，1936年斯诺访问延安的时候，就跟毛泽东就谈到这个问题。毛泽东就已经提出对日战略要想胜利必须持久战。因此，他们在全面抗战还没开打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么设计的，因此它是一种非常成熟的而不是一种仓促的被动的东西，是一种谋定而行的贯彻战争始终的主动自觉性，是一种深思熟虑统筹全局的大的战略构思。持久战战略建立在洞悉敌优我劣的基础上。持久战的提出，头脑必须清楚，它的一个前提是承不承认敌人比你强大，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承认的话，那就是蛮干。所以说，持久战思想是很理性地站在承认敌优我劣这个严酷的现实基础上的，它体现在战争指导上，知己知彼，不夸大自己，不空谈快意，不一拍脑袋，不一厢情愿，一切从实际出发。它体现了战争指导上的知己知彼和冷静客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把速胜论看做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空谈快意，谈起来痛快淋漓，实际上于事无补。他反对一切企图速胜的空谈快意，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必须经过三个阶段：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战略反攻阶段。这三个阶段演变轨迹和抗日战争后来实际进程出奇吻合，这说明持久战的战略指导在思考、在制定的时候真是非常理智，真是有眼光。他描绘出这个演变轨迹，为全面抗战实际上事先地勾划出完整的路线图。科学路线图指导实践的意义是很大的，它使整个战争指导不再盲目。

中共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坚持持久抗战，还必须有胆略和牺牲精神。因为持久战是以弱胜强的，而且在长时间里边去以弱胜强，这意味着无穷无尽的灾难，艰难困苦难以想象，所以说敢于坚持制定持久战战争方略，包含着一种胆略和排除万难的精神。这种战略表现出我们对长期抗战中艰难困苦和巨大的牺牲代价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表现出长期残酷战争所必须的一种牺牲意志和坚强决心。没有这个决心，一看伤亡人数这么大、损失这么大，这么艰难困苦，如果没有思想准备或超出思想准备的话，他就可能动摇，但是事先你就把这些东西充分估计到，估计到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一定要经过长期战争、长期流血，一定要付出这么大代价，有思想准备和没思想准备结果完全不一样。

中国共产党抗日持久战的完善性还表现另一个方面，中共还提出了很多战略战术原则。持久战还有一个问题是怎么打？怎么才能持久？中国共产党提出一整套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具体的就不一一例举。出于持久战考虑，中国共产党反对在战争中间蛮干和呆板的战法，像拼死活、争一日短长、意气用事等，还有一些投机取巧的办法。把发挥主动性、灵活性和能动性，作为持久战一切战略战术的原则，不管采取什么战略战术都必须要满足主动、灵活、能动。我把它概括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不按你的游戏规则来。你跟它死打蛮干，战争无法持久，迎合了日本的需要，日本正想你和它尽快决战，死打硬拼。所以，中共提出来的持久战战略方针，我用我的一句话概括：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按我的游戏规则，你按你的游戏规则，而且最终我要迫使你按照我的游戏规则来。这就是毛主席在《论持久战》里提到的，要尽量避免单纯正面死打硬拼，避免不计消耗的死打硬拼，要把战争从壕沟里解放出来，要让战场流动起来。我和你打，利用广大的国土空间，你正面进攻，我到你侧后，伏击你，游击你，消耗你，用很灵活方式让战争流动起来。同时，还提出必须在正面坚持抵抗的时候，积极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要在敌人后方组织战场，要把战争引向敌人的后方去，造成使日军首尾不能相顾，必须分兵的局面，这就是持久战的要旨，迫使敌人分兵，使日军在它的占领区也不能停止战争。

这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都服务于持久战的需要，按照这些独特的战略战术原则，中国解决了如何实现持久战的问题，实现了持久战战略的具体化。

在研究抗日战争史过程中，我看过国民党方面的持久战的东西，包括蒋介石、白崇禧，他们的确也是主张持久战的，所以我得出个结论：国共两党在要不要持久战这个问题上没有分歧，但是在怎么贯彻持久战战略方针，持久战战略的完善与否，是不是成体系成配套等方面，中国共产党持久战方针更科学、更完整。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方面也有一些涉及游击战、持久战的论述，但是没有一个能像《论持久战》这么丰富完善。1965年9月3日抗战胜利20年，国内也大大庆祝一番，当时叶剑英元帅在大连棒棰岛，在20年胜利日，他重新看《论持久战》，看完以后，他写一首七律。时隔20年，他对当年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有《论持久战》战略指导思想仍然感慨万分，他的这首七律名字就叫《重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最后两句是：“一篇持久重新读，眼底吴钩看不休”。他的言外意思是，20年后重新回顾持久战略，仍然感觉到太高明了。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提出了一整套科学的以弱敌强的战争方略，解决了战胜强敌的一个大难题。这场战争，中国方面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军事力量都不如日本方面，但是我们在战略指导上的确比日本高明。我们是八年全面抗战一开始，就确定是持久战争，而日本的战略总方针在不断变化，刚开始要三个月灭亡中国，三个月不行了，又调整为持久战，一步一步在调整自己，在总的战略方针上是跟随着中国走的。我跟日本朋友开玩笑时问，你们日军很强大，也很能打，战场上屡战屡胜，但最后失败的却是日军，是怎么回事呢？结果，他说，我们战略眼光不如你们。这就是我说的战争方略的问题。

三、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战争和敌后战场的开辟造就有利于中国的战争格局

刚才我们讲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战争指导方略这些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决定性作用。下面我们接着讲第三个关系抗战全局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间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开辟了敌后战场，创造了全新的战场。中共的游击战争和敌后战场的开辟，是实现持久战宏大构思的关键一步,是中日两国大棋局具有造势意义的关键一步。中共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和在敌后开辟新战场，构造了一个中日战争的基本格局。按照日本来说，他想象的战争就是正面进攻，两国在正面较量，他从来没想到会是两个战场这种格局。所以，中共开展的游击战争和开辟的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就是，在根本上造就了一种有利于中国的战争格局。

从“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局部抗战开始了，中国14年抗战最先开始的其实就是游击战。“九一八”以后不久首先转入抵抗日本侵略的就是东北几十万抗日义勇军，就是游击战。全面抗战一爆发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就按照持久战的设想去谋篇布局。持久战怎么才能实现持久呢？我们提出要敌进我进，用超常胆略，到敌人后方去，在日军的后方占领区开展广大游击战争，通过这种游击战争造就一个全新敌后战场，使中日战争的阵线不那么分明，呈现出犬牙交错、前后夹击的战场态势。战场格局越复杂对中国越有利，越简单对日军越有利。复杂以后，日军的兵力就必须分散。

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这关键的一步造成了两个战场，最终结果是造成敌后和正面两个战场，这两个战场辅车相依，互为依靠，互为支持，形成了前后夹击日军的有利于发挥中国优势的战场格局。在这种战场格局下，由于敌后战场开辟，战场空间大大增大了，特别是敌后战场的形成，造成了有利于发挥人民战争威力的犬牙交叉的战争形态。敌后战争有大量的民众参与，如果仅仅是正面一线作战、正规作战，就只是军队作战，但是游击战争开展起来就不一样了，广大人民群众就有用武之地。这样就为发挥中国地广人众的潜能创造了条件。中国的优势在于幅员广大，人口众多，但是这只是一种潜在的条件。如果仅仅是正面作战的话，这两个条件都发挥不出来，作战地域是有局限的、确定的，参与正面作战的只是军队，大量的人民群众是用不上力的。但是进入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不一样了。大量的人民群众可以参战，而且战场空间大大打开，东方不亮西方亮，广泛机动，地广的优势、人多的优势全部就可以发挥出来。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抵消日军装备上的一些优势，达成力量上相对平衡。

中共进行敌后游击战争造成两个战场，形成了有利于发挥人民战争威力的战争形态，为中国发挥地广人众的潜能创造了条件，打开了展现人民战争威力的广阔空间。所有这些都为构建持久战争大格局奠定了重要基础，对把战争纳入中国设想的持久战争的轨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朱德总司令曾经说，没有敌后游击战争，没有敌后战场的牵制，正面战场想要做到持久是不可能的，敌后和正面两个战场犹如一个车子的两个轮子，单轮驱动是不可能的，是要翻车的。

敌后游击战争和敌后战场开辟是一个钱币的两个面，只有通过敌后进行广大的游击战争才能形成战后战场。讲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游击战争中间的贡献作用，我们把它看作中流砥柱另外一个方面表现，但是社会上可能也有人会提出不同的观点，我在回答这些观点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要加深中国共产党在游击战争和敌后战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解。

当年在抗日战争过程中间，国民党就否定、贬低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游击战争，认为中国的武装在敌后是“游而不击、光游不击”，这是当年国民党诋毁中共在游击战争中的贡献的一个标准说法。现在很少有人再重谈这个老调了，因为事实不是如此。但是认为“游击战是小打小闹，远不如正面战场正规战作用大”等这种观点，在年轻人中间比较盛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其实是不了解游击战的表现。游击战的确是“小打小闹”，毛泽东在《论持久战》早就说过要积小胜为大胜，游击战并不谋求一时显赫的战果，它贵在持久，贵在零打碎敲，贵在积累，所以才出现积小胜为大胜。就游击战本身的每一场游击战斗、袭击来说，的确不如大会战来的壮观，但是，成年累月，千百万人民群众都致力于这样一个游击战争，它的威力就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了解中共领导抗日战争与旧式游击战重大区别，没有看到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巨大的威力和跨时代的发展，忽视了中共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抗战全局和全过程中发挥的重大战略作用。注意！我提的是重大的战略作用，就是全局性的作用。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严重低估中国共产党抗日游击战争地位作用的浅薄之见，是一种不了解情况的表现。

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战争的地位作用通过它的效果来看。抗战开始以后，中国共产党当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等所有武装力量只有5万多人，但毛泽东当时说，我们这5万多人在正面战场上是发挥不了战略作用，但是我们要把这5万多人放到敌人后方去，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而且是长期的游击战争，他的战略作用是非同小可的。事后也证明了，经过八年全面抗战，最初四五万人的武装到日本投降的时候，打到了100多万，在日军的占领区解放了拥有1亿多人口的广大地区。你说这个游击战争威力大不大。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从一开始就和一般的小打小闹不一样，出发点就不一样，他给自己定的目标很高。我说的是立意高远，是什么样的高远立意呢？一开始进行游击战的时候，中共中央主席就要求八路军，要在日军的后方，打出一个持久稳定、规模宏大，能够长期吸引打击和消耗日军主要力量，并对中日战争全局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一个崭新的战场。

而经过八年全面抗战游击战争，中国共产党进行游击战争的目标完全实现了，从四五万人到100多万的武装，还有200多万民兵，19块抗日根据地，拥有1亿多人口。这样大的一个局面。一般小打小闹的游击战能够有这么大的战略作用吗，能够打出一个全新的战场来吗？这个战场是什么分量呢？日军半数以上的军力必须投入到这个战场来。你说这个战场规模大不大，这就是中共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威力。这恐怕不是任何小打小闹所能解释的。这样的一场抗日游击战争，这么立意高远的抗日游击战争目的完全达到了。

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改变了战争的格局和节奏。改变战争格局指的是，从日军希望的单一战场正面战场变成两个战场，日本兵力必须一分为二，这就是改变了战争的格局，这种格局显然是有利于中国的。同时还改变了战争的节奏，单一的正面战场如果没有敌后游击战争、敌后战场开辟的话，日军全部主力将用于对付正面战场国民党军，攻城略地，进行一场一场大会战，而大会战恰恰是日本的强项。他装备训练水平都很高，喜欢打这种大兵团作战，追求决战，而我们要避免决战。因此，抗日游击战争也改变了战争的节奏，日本三个月要灭亡中国，结果打了整整8年，说明敌后游击战使战争节奏在改变，没有按照速战速决的节奏进行，是按照持久战的节奏去进行的。怎么能够把战争节奏由速决战战争节奏扭转到持久战战争节奏来呢？正面抵抗有功劳，但是敌后游击战争新战场的开辟，迫使日军分兵，是第一位的功劳。

这改变了战争的节奏，改变了战争的格局，同时还改变了双方的作战游戏规则，前面我们一再讲到，日军擅长是大兵团作战、机械化作战，部队武装训练水平很高，追求决战。会战越大，他越高兴，他希望把你一勺烩了，把你多少万军队通过大会战一口吃掉，才能达到速战速决。但是由于敌后游击战争的开辟，敌后游击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敌后战场相应不断发展，这样就迫使大批的日军主力从对付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回师后方。大量擅长大兵团作战的日军回到后方以后，等于放弃了他擅长的作战方式，被迫回师后方以后，进行分散配置。因为他的敌人都是小的，不是整军整师整个集团军这样的敌人，而是看不见摸不着到处存在的游击队，所以他必须把擅长大兵团的主力部队高度分散配置，一个炮楼一个据点，用这种高度分散的配置来对付无处不在的游击战。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游击战不仅改变了战争的格局和节奏，而且改变了双边作战的游戏规则。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实际的作用效果。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改变了战争格局，改变了战争的节奏，改变了中日双方交战的游戏规则。改变来、改变去，实现中国的持久战主张，把战争由速决战纳入到有利于中国的持久战的轨道。在整个八年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独当一面。所谓独当一面就是敌后和正面两个战场，游击战争负责开辟新的战场，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独当一面支撑起抗战的半壁江山。游击武装由最初出兵时候的几万人发展到日本投降100多万人，还有200多万民兵，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这19块抗日根据地上包括1亿多人口，面积达到100多平方公里。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抗日战争）中间，日军的占领区在关内面积一共有一百五六十万，到1945年的时候，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敌后抗日武装在敌人后方开辟的根据地人口有1亿多，面积就已经有100多万平方公里。这样的游击战争其局面之大，水平之高，战略作用之显赫，远远超出日军的想象。

在讲到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游击战争时候，我们可以再把视野放广一点，和二次大战中其他国家的游击战争做个对比，有这么几个特点。抗日战争是反法西斯战争一个组成部分，反法西斯战争也叫二次大战，在二次大战中，在德日意占领的这些地区都出现游击战。有的地方游击战搞得很厉害，像南斯拉夫、欧洲、法国，游击战都很有名。但是，与同一个时期游击战相比，中国的游击战局面最大、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战略作用最显著。为什么这么说呢？据我们统计，整个二次大战期间，世界各国进行游击战的游击武装在欧洲有300多万人，亚洲不包括中国也有一二百万人。中国一个国家进行游击战斗的八路军、新四军正规部队军有100多万人，还有200多万民兵，这么大的规模。而且在二次大战中，中国的游击战显示出巨大的战略价值的。它的战略价值显示在哪儿？就是能够把半数以上的日本侵略军牵制、捆绑在敌后战场，而且缔造了一个全新的战场，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战场。这是其他国家游击战做不到的。一般国家的游击战正像我们有些网友所说的是小打小闹，是分散孤立的游击战斗，袭击、伏击，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不仅有小打小闹，袭击、伏击等战斗，而且有游击兵团的战役，水平达到很高。比如1940年8月的百团大战，1940年8月到1941年1月，百团大战打5个月的时间，参战的八路军有105个团，至于参战的民兵群众人数就更多了。据我了解二次大战期间，世界各地的游击战能够达到发动游击兵团、游击战役级别的有苏联，1943年库尔斯克战役期间，苏联的游击运动总司令部曾经组织敌后武装100多支游击队、十几万人，进行了一次持续时间一个月的代号为“铁道战”的游击战役。所谓游击战役就是对零散的游击武装进行统一部署、统一指挥，高度协同作战、配合作战，达到一个战役目的。当时，苏联对德军后方支持库尔斯克前线必须依赖的铁路交通线进行大破袭，很成功。但是我们的百团大战比他还早，他是1943年夏秋之际，我们是1940年8月，他打了一个月，我们打了五个月，他们动用了十几万游击武装，而我们参与的正规部队八路军就有20多万，还有不亚于这个数量的民兵游击队。战果也比他显赫。所以，二战世界大战中，游击战争水平发展有明显的提高，其中一个标志就是游击兵团进行的游击战役。而在这个问题上，百团大战是最典型的例子，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水平之高，也是世界之最。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搞得非常成功，在战后的影响也很大。战后各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凡是以弱敌强的时候这些国家普遍都搞游击战，而这些游击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当年游击战的翻版。

在肯定中共在抗日游击战中地位作用时候，我们还想回答一个观点的疑问。有一种观点认为，游击战争固然重要，但据他所知国民党也搞过游击战，他的意思实质就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作用多少有点稀释的作用。我们不否认国共两党都搞游击战，都重视游击战，但是我们把具体事实讲一讲。中国共产党开展游击战争是在八路军出师之前，毛泽东在1937年洛川会议上就提出来了。我们的拿手好戏就是在敌后搞游击战，要打开一个新的战场，这在抗战爆发之初就提出来。而国民党对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视是在1938年10月武汉会战以后，1938年底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召开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提出了要高度重视游击战，并且成立了两个游击战区，一个苏鲁战区，一个冀察战区，派了十几师的正规武装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他开始重视游击战是从这时候开始的，而且他重视游击战时候，在南岳开设游击干部培训班，请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从各地抽掉游击战专家当老师，给国民党各个战区培训游击干部。这个时间顺序和请中国共产党来主持游击培训班说明什么？在游击战争问题上，他们是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启发。在1938年底举办的南岳军事会议上，国民党提出三分之一力量用于敌后游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游击武装在华北一带，已经很成气候了，已经显示出巨大的作用，所以引起国民党的重视。我个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共产党很好地给国民党上了游击战争如何重要的一课，促使国民党方面开始重视游击战争，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他们请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干部来进行讲述游击战，也说明当时他们以中国共产党八路军为师的，至少在游击战这个问题上是这样。

另外一方面，我们进行国共两党两军的游击战比较的时候，我认为最好的裁判是日军，因为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游击战，作战对象都是日本人，所以日军对国共两党游击战的评价应该说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早在1937年12月华北，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武装最早开辟游击战的地方，日本华北方面军就提出了，要把讨伐有组织的匪贼（日本把敌后武装叫匪贼）的重点指向共匪。当时在华北敌后各种游击武装，日本把重点指向所谓共匪，说明他当时就已经认识到，在各色游击武装中间，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是最值得重视的，这是1937年12月。1938年9月，也就是武汉会战快结束的时候，日本的认识又提高了。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指出，共军的影响已经波及到华北的全域。1937年的时候还基本上在山西，到1938年9月的时候，华北方面军日军司令官就已经意识到共军的影响已经达到了华北的全部地区。日本已经把中共的敌后抗日武装视作眼中钉。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举行一次各个师团的情报负责人会议，这次会议得出个结论：中共势力是华北治安肃正最坚韧的敌人，中共军队是今后华北治安之癌。1940年春，日本中国派遣军对国共两党在敌后的游击战作出评价说，重庆军比较容易打破，而捕捉消灭中共军极其困难。1940年8月，百团大战发起以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对几年来跟中国抗日游击武装作战做了个总结，他说：自前年以来，尽管集中了华北方面军的所有政策努力剿灭中共势力，但中共势力却日益增大，活动区域蔓延到整个华北，今后要统一一切政策，采取一切办法，集中剿灭中共势力。这就是日军对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的评价，对国共两党敌后游击战争的评价。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又一个表现，就是在敌后开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开辟了新的战场，为中日战争造就了一个有利于中国的全新格局，使得中国抗日战争走向了持久化。

四、中国共产党是抗战意志最坚强的政治力量

在抗日战争中，各党各派都是竞相表现的，但是综合比较各党各派特别是国共两党在抗争中的表现来看，他们又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党各派中抗战意志最坚强、承担的任务最艰巨、模范作用最突出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全党全军的工作重点全部在敌后，不言而喻敌后的环境最艰苦。

抗战期间中共武装孤悬敌后，面对远较正面战场更为艰苦的环境和更为凶险的敌情，从来没有畏惧，从来没有退缩。最困难的时候苦到什么地步？部队没吃没穿，包括各根据地的首脑机关——延安机关连办公用的纸都没有。在这种艰巨情况下，中共及其抗日武装仍然担当并且完成了其他任何党派所无法胜任的敌后抗战的使命。我个人认为，当时不仅是国民党，中国统一战线内部的其他党派，都无法承担在敌后这么艰苦的环境下长期坚持抗战这样的任务，只有共产党做到这一点。所谓中流砥柱，就是别人做不到的，我能做到。

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意志最坚定。从“九一八”以后国民党一度曾经对日不抵抗，后来对日不断妥协，签订了何梅协定、塘沽协定等等，当然也有抵抗，但是往往局部抵抗以后就妥协。而相比较之下，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这个主张是从“九一八”事变一开始就提出来的。1932年，当时还在内战，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就宣布发表对日作战宣言。尽管由于内战牵制，红军到不了抗战第一线，但是一纸对日抗战宣言就足以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日抗战的坚决性，也包括当时在鞭长莫及的地方——东三省，先是几十万草莽义勇军被击溃，1932年开始中国共产党逐步掌握了东北地区抗日领导权，按照统一战线政策，组成抗日联军。大家所熟知的杨靖宇、赵一曼这些共产党人在那样的冰天雪地里，在艰苦卓越的情况下进行抗日，那种抗战意志真的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的坚强。

从“九一八”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中共是中国各党派中抗战到底主张最坚决，从来没有动摇的一支政治力量。大家知道，八年全面抗战中，日本曾经好几次对国民党政府进行诱和，跟他谈条件，结束战争，迫使他妥协投降。但是，日本和侵华日军没有一次敢奢望能和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接触，谈什么妥协。他们压根想都不想这个事，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的意志最坚决，反对任何与日本妥协。早在1936年7月，斯诺在延安窑洞曾经跟毛泽东一次谈话，他向毛泽东提问，假如战争拖了很长，日本又没有完全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能否同意日本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毛泽东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这种主张在整个八年全面抗战期间一以贯之。所以，抗战期间日本屡屡对国民党政府又打又拉，不断诱和，但从来没敢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武装涉及到所谓谈判妥协这类东西。在日军眼里跟共产党谋妥协是不可想象。

中共这种抗战到底的坚定意志不仅反映在敌后抗战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每个党员英雄人物身上，而且在抗战整个全过程中，全党都是如此的。中共抗战到底的坚定意志为全国军民在整个抗战中树立光辉的榜样，而且对任何可能的对日妥协的力量还形成了强大的制约作用。

我们在抗战中的很多文件都会看到，每到中国抗战出现挫折的时候，不管国际形势还是国内形势，不管是战场上还是政治上出现困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总是要发表宣言、公告，警惕妥协投降，坚持抗战到底，这种号召、警示不绝于耳，贯彻整个抗战的始终。这不是无病呻吟、无的放矢的。整个八年全面抗战中，日本屡屡诱降，向国民党政府伸出“橄榄枝”。我没有证据说中国共产党了解国民党和日本接触的内情，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成熟政党，敏锐地感觉到、意识到每当抗战出现困难局面时候国内特别是国民党内部就很可能出现的妥协风气和可能，每当出现这种危机的时候，出现这种可能性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总是以宣言、公告等各种方式向全国民众大声疾呼，要警惕妥协投降放弃，要避免抗战半途而废，要把抗战坚持到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坚定抗战的意志，不仅表现在承担的任务最艰巨、模范作用最突出，不仅表现在它为全国军民树立了抗战到底的榜样，他还有另外一层作用，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战中具有表率作用的政治力量，实际上对国内任何可能出现的对日妥协动摇的倾向，形成一种制约监督作用。这是以往我们在谈抗战时候，谈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作用时候很少触及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贡献之一。

每逢执政的国民党内部出现动摇迹象的时候，我们总能感受到来自延安窑洞在野党的一种威慑。抗战没有中途夭折，国民党没有对日妥协，中国共产党监督作用功不可没，这是我们要讲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中流砥柱也罢，历史地位作用也罢，我认为这是第四个方面。

五、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不断推进中国社会进步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的又一个重大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不仅是对日斗争最坚决的政治力量，而且是推进中国社会不断改革，走向进步的政治力量。

国共两党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都提出了不仅要抗战而且要建国的主张。但是，八年全面抗战证明了国民党的抗战建国停于口头上，到抗战后期，国民党最失败的就是在内政上，最后搞得民不聊生，国民党威望急剧下降，腐败横行，而且在镇压民族力量等方面累累劣迹。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却是可圈可点。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在陕甘宁边区大力推行社会改革。减租减息，调整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包括在政治上搞三三制民主政权，这和国民党一党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国民党不仅不允许其他党派参政，包括对共产党还要限制、防范。而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除了减租减息，在经济领域中发展生产，最重要政治上推行民主化，突出的表现就是三三制政权。所谓三三制政权，就是共产党人不包办政权，根据地各级政府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中间人士占三分之一，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它的政权建设是开放的民主的。

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仍然在自己控制的抗日根据地里边，推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改革，包括推行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大众化，为工农兵服务，这都是重要的社会改革。它使根据地面貌一新，使根据地出现了一种生动活泼的局面，成为中国进步的一个缩影，以致于各中间党派、民众党派组团，各国记者，包括美军延安观察组到延安后，都对中国竟然能有这么一块生机勃勃的地方始料不及，都认为它代表了中国未来前进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根据地里，推行各项社会主义改革，一是着眼于长远，指出中国向何处去，推进社会进步。同时，通过社会改革直接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加抗战的积极性。发展生产、改善军民关系、改善党政关系、推进三三制政权，调动了各行各业的人民积极性来参加抗战。所以，推动社会改革的两个目的，一个是直接为了抗战的需要，发动群众；另一个是扎扎实实在谋求中国的进步。

我认为这几个方面足以回答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历史的地位和作用，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解决和实践的这些问题，都是抗日战争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整体性的问题，所以中国共产党够得上“中流砥柱”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