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与民族主义：南京保卫战中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来源：新浪历史 作者：张连红   2016-07-25 16:42:23

一、前言

1937年11月16日，在日军占领上海向南京进攻之时，留在南京的20余位西方人士酝酿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组织，[1]仿效上海法国神父饶家驹领导的南市难民区，在南京成立一个战时保护贫民的安全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是德国商人约翰·拉贝(John H.D. Rabe)，其核心成员主要有：金陵大学的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斯迈思(Lewis S.C. Smythe)、李格斯(Charles H. Riggs)、南京长老会的米尔斯(Wilson P. Mills)、金陵神学院的索恩(Robert L. Sone)、南京圣保罗教堂的马吉(John G. Magee)、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负责人费奇(George A. Fitch)、金陵大学医院(即鼓楼医院)特里默(C.S.Trimmer)、威尔逊(Robert O. Wilson)、麦卡伦(James H. MaCallum)、德国商人克勒格尔(Christian Kroeger)、施佩林(Eduard Sperling)等。他们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基督教徒，其中大部分是由美国教会派来布道的传教士。在南京保卫战的过程中，作为中立国的西方人士，他们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冒着生命危险，竭尽全力设立安全区，以保护无法离开南京的贫穷难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同时他们也积极斡旋中日双方“和平”交接南京城，他们这些努力，同决心保卫南京的中国军队以及攻打南京的日本军队之间有无冲突？其演变情况如何？本文通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敦促中国军队从安全区撤离、日军攻占南京前夕的和平斡旋、解除被围困城内中国士兵的武装三个案例的解剖，试图观照人道主义与民族主义相遇的实像，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二、敦促中国军队从安全区撤离

西方人士酝酿中的南京国际安全区位于南京城内的西北部，该区域占地面积3.86平方公里，约占当时南京城区面积的八分之一，其具体范围为：“东面：以中山路为界，从新街口至山西路交叉路口；北面：从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划线(即新住宅区的西边界)，至西康路；西面：从上面提到的北界线向南至汉口路中段(呈拱形)(即新住宅区的西南角)，再往东南划直线，直至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路口；南面：从汉中路与上海路交叉路口起，至新街口起点止。”[2]将这一地区设定为安全区，主要有下面几点原因：这里有众多公共建筑，如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鼓楼医院、华侨招待所、首都饭店等，便于收容难民。这里是国民政府的高级住宅区，由于富人们都撤往外地避难了，紧急情况时这些建筑也可用来收容难民。而且这里远离军事要地和飞机场等，较为安全。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是美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德国等外国使领馆和美国教会大学及西方传教士们居住较为集中的地区，在战争期间，由于其外交方面的特殊性，这里应该是当时南京最为安全区的区域。

南京国际委员会深知南京安全区能否成立其关键在于交战双方即中日当局的态度。1937年11月22日，国际委员会将成立安全区的建议通过上海美国总领事转交给日本驻华大使，呼吁日本当局“切恳迅予考虑答复，俾立即向中国当局接洽，并筹备一切。”[3]24日，美国大使经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将国际委员会的请求书交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竭诚希望日本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尊重安全区，并盼对国际委员会的提议赐予答复”。[4]但直到12月初，日本政府通过不同渠道回复称：日本“出于军事上的原因不同意设立南京特别保护区或要塞区域。”日本其拒绝承认南京安全区的主要理由有二点：一是“考虑到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委员会不具备完全切断安全区与外界联系的自然条件与人工设施”。委员会也没有能力“能够阻挡中国武装部队进入安全区寻求保护或将安全区用于军事目的”。二是“不论是在安全区内，还是在安全区的附近都有中国的军事设施和据点，一旦在南京发生战斗，这些设施和据点很难做到不会被中国军队使用。”[5]日军当局主要担心安全区内中国军队的军事设施对日军进攻南京带来威胁，他们表示：“只要中国军队不在此设防，日本人就不打算进攻这个地方。”[6]因此，对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而言，如何说服中国军队撤离南京安全区显得十分关键。

同日军当局相比，中国方面在南京安全区酝酿的过程中，对南京西方人士的建议反应则较为积极。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为此曾专门致函拉贝表示支持，信中说：“鉴于在上海已有设立这类区域的先例，考虑到这样一个区域能拯救许多穷苦人的生命并减轻他们的苦痛，我原则上完全赞同成立这么一个区域的想法。……我会在我的权限范围内满足您的愿望，因为作为卫戍司令，我钦佩贵委员会的工作并愿意竭诚与您合作。”[7]但是，在南京安全区成立的实际过程中，“在军事当局每晚同外国人举行的会议上，对从安全区撤出任何形式的军事设施进行了激烈的争论。”[8]国际委员会希望中国军方能尽快全部撤出安全区，以便安全区能正式对外特别是向日方宣布启用。

直到12月3日，南京军事当局才开始陆续从安全区内撤出有关军事人员和军事设施，并制止一些下级军官试图在安全区内新挖战壕和构筑高射炮阵地的计划，但西方人士认为总体进展并不理想。12月5日上午，国际委员会的拉贝、施佩林和贝德士三人专门拜访了唐生智，希望他能立即下令将所有军事人员和军事设施都撤出安全区，但唐生智显然对整个战局的把握过于乐观，认为日军攻到南京尚需要相当时间，安全区的建立并不迫切，所以他认为军事设施全部撤出安全区至少需要两周，不过唐生智作了三点声明：“(1)在安全区域内不设立新的军事设施、战壕或其他掩体，同时也不得在区内留有火炮。(2)在安全区域作出明确标记后，下令禁止所有军事人员进入安全区。(3)所有属于军事指挥所或其他部门的军事人员必须逐步撤出安全区。”[9] 拉贝对此十分不满，并于12月6日致函唐生智，再次敦促他能积极配合安全区的计划，“尽快从安全区内撤出所有部队”。[10]12月7日，国际委员会提供给报界的一份专稿中说，唐生智已经发布命令从安全区内撤出全部军事设施。当天，国际委员会的施佩林实地考察时发现，高射炮阵地已经从五台山撤出，其他一系列军事设施也在准备迁走。[11]但是，中国军队及军事设施从安全区撤出的速度同日军向南京推进的速度相比，还是显得十分缓慢。8日，金陵大学贝德士教授发现在安全区的汉口路小学、徐府巷、陶谷新村等地仍有不少中国士兵。同一天，中国军方某部曾试图让国际委员会更改安全区的西南界线，有的士兵甚至拿走了国际委员会刚竖起的一些界旗，他们声称并不知道军事当局已经同意有关安全区的相关协议。12月9日，国际委员会的拉贝、贝德士、施佩林和米尔斯不得不再次会同军方一起勘察安全区西南界线。[12]为了能使驻防安全区内的中国军队尽快离开，国际委员会曾专门派一名董姓主教带领一批信徒，到驻扎在五台山的中国军队中去做说服工作，劝说他们放弃安全区内的阵地。[13]

由于南京军事当局不能从安全区撤离，南京国际委员会就无法对外正式公布安全区的成立，拉贝等人对此非常不满，拉贝曾对军方威胁说，如果军方不肯让步，他将甩手不干，并称他“将致电元首，由于唐将军的失信，难民区无法继续存在。”[14]才到12月10日，唐生智才明确承认了安全区在五台山一带的界线，国际委员会于是立即在五台山一带竖立了安全区的旗帜，以标明界线。[15]同时双方还达成协议，即南京卫戍司令部的三名代表和委员会的三名成员共同巡视安全区，沿路遇到的每个士兵都将被逐出安全区。该协议还确认了唐生智所派三名代表中的任何一人都拥有全权驱逐在安全区内活动的任何士兵。[16]

在南京安全区酝酿与运作之初，南京军事当局对国际委员会的倡议表示赞成，并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协助，但未能完全按照国际委员会的要求将所有军事设施全部迅速撤出安全区，直到日军逼近南京之时，在安全区的边界附近还保留甚至构筑了一些新的防御设施。12日，“在安全区内仍然可以不断地看见佩戴黄袖标的中国军人，他们全副武装，带着步枪、手枪和手榴弹。”[17]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南京安全区的成立遭到南京守城部队中民族主义的抵制，城内许多守城军官反对设立南京安全区。一位姓黄的上校与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的谈话中，坚决不赞成设立安全区，他认为这样一个区会瓦解南京部队的士气。他对拉贝说：“我们是因为自己的过错才输掉了这场战争，我们应当能守卫得更好一些。我们应当用自己的热血来保卫祖国，不让日本人占领一寸土地。但是我们退却了。南京应当守卫到最后一个人。如果你们不建立安全区，那些现在搬进区内的人们本来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士兵的。”[18]一份小报(蚊报)也反复告诫中国人，不要进入外国人设立的难民区，“这家煽动性的报纸写到，即使城市遭到炮击，中国人也应当正视危险，这是每一个中国的义务。”[19]拉贝认为中国军队守卫南京城毫无希望，既然不会有结果，为什么要牺牲生命？“当然，设立一道外围防线是必要的，也不能要求一个要面子的将军拱手交出城市，但是展开城墙战斗，展开巷战，这是地地道道的胡闹，是残忍的大屠杀！”[20]拉贝无法理解为了政治家的“荣誉”可以牺牲数十万贫穷同胞的生命。

三、日军攻占南京城前夕的和平斡旋

12月8日，日军已全面突破南京外围防御阵地，并向南京复廓城垣步步进逼，南京危在旦夕。当天晚上，南京卫戍军总部决定下令全军退守复廓阵地，集中兵力，背水一战，固守南京城。9日中午，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向南京城内空投“劝降书”，要求南京守军派遣司令官代表，“在12月10日正午，在中山门至句容道路之步哨线”的收领处与日军代表“达成关于接收南京城之必要协定”，“立即和平开放南京城”。[21]

随着战争危险日益迫近，南京国际委员会西方人士在敦促南京军方尽快从安全区撤出军事设施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找促使双方能够和平移交南京城。9日下午，拉贝和贝德士、施佩林、米尔斯等人商量一起去面见南京卫戍军总司令唐生智，力争说服唐生智放弃南京城内的保卫。“令我们感到十分意外的是，唐将军竟然表示同意，但条件是我们必须征得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同意。”[22]随后，拉贝、米尔斯、贝德士立即起草相关电文，并在卫戍军司令代表的陪同下前往停泊在南京下关附近的美国炮艇帕奈号，通过美国大使馆的艾奇逊向中日双方当局分别发出电报：“建议南京附近的所有武装力量停火3天，在这3天内，日军在现有阵地按兵不动，中国军队则从城内撤出。”但是，美国大使约翰逊从汉口回复电报称，他们已将电报递交给张群和外交部长，随即在汉口的中国外交部已经正式口头通知他，他们认为唐将军同意停火3天并从南京撤出部队的看法是错误的。此外，他们“进一步地得知蒋介石将军已经表示他不能接受那个建议”。[23]12月10日晚上，米尔斯和贝德士再次冒着危险前往帕奈号拍发电报，通过德国驻汉口大使陶德曼，请求再次转达蒋介石同意：“卫戍司令唐将军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欢迎停火建议。但由于唐将军必须奉命保卫城市，因此关于中国军队撤退的问题须交最高统帅决定。南京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因为军事行动已经流离失所，还有20万人的生命正处于危险之中。在此紧要关头，国际委员会冒昧地再次重申自己的建议，望迅即接纳该建议。”[24]10日，美国驻东京大使馆的秘书麦柯克也拜访了日本外务省美国局芳泽局长，递交了国际委员会的电报，但日本方面认为交换该建议的时间已经过去了。[25]10日中午，最后通牒时间一过，日军便开始向南京城发动猛烈进攻。

12日，日军已攻至城下，各大城门纷纷告急。上午11时，唐生智派遣两位代表来请国际委员会做最后一次努力，希望能签订停火3天的协议。在这3天内，守城部队撤退，然后将城市交给日本人。因此，国际委员会起草了一份新的致美国大使的电报、一份和谈代表应遵守的行为规则。米尔斯立即回平仓巷住处取回一白色大床单准备制作白旗，德国人施佩林则毛遂自荐充当和谈代表，准备举着白旗到中日双方阵地前沿，向日军最高指挥官递交停火协议。但后来一直没有等到唐生智同意停火协议的信件，到了下午快6点时，唐派遣代表来称：“对停火来讲，一切已经太晚了。日本人已经到了城门边上了。”事实上，唐生智已于下午5时召开了师长以上高级将领会议，下达了全军从晚上9—10点各部队分别撤退的命令。

拉贝、贝德士和米尔斯等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冒着生命危险积极斡旋中方军队能和平撤退南京城，希望能保护数十万难民能够幸免于战火之灾。但是，这一和平努力并未能实现。一是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从战略的角度不能接受南京城不战而退，在日军发出劝降信的当天，中国权威人士声称：“防守南京之华军，只要一兵一卒，均必坚守到底。中国有利之战略，在尽量延长抗战，以待日本之枯竭。”[26]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在致美国国务卿的电报中称：“无论如何，这儿的中国人会不会接受它是一个问题，因为它意味着城市的投降。”[27]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也深知：“在通知日本人时，‘投降交城’这四个字是无论如何不能提到的。”[28]二是唐生智不希望自己签订停火协议，以免受到蒋介石和社会舆论的谴责。拉贝认为：“在起草停火的申请或请求时，一定要让人觉得这个动议仿佛是由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换句话说，唐将军打算躲在我们的身后，因为他预料到最高统帅和在汉口的外交部会有严厉的指责，他害怕受到这个指责。他想把全部的责任都推到委员会及其主席拉贝身上。”[29]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唐生智接受西方人士的和平斡旋，并非出于真要和平交出南京城的考虑，而是一种军事谋略的需要。12月9日他在接受西方人士和平斡旋的同时，当天下午则针对日军的劝降下达了“卫参作第三十六号”命令，重申“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土”[30]，并为背水一战而收缴各部队所有船只。12日下午，唐生智派代表请西方人士前往日军阵地前沿签订停火协议的前一天，即在11日中午12时，唐已接到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从南京撤退的电话通知和蒋介石关于撤退命令的电报：“如情势不能持久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31]而在12日下午，唐在准备全军撤退的同时，请西方人士出面同日军斡旋停火，显然这可能也只是权宜之计。

西方人士从人道主义出发的和平斡旋之举，没有得到汉口国民政府上层的认可，并受到批评，其主要参与者米尔斯事后在写给其妻子的信中曾对此做了十分深入的反驳，他说：“有些人批评我们，说我们在打消中国人保卫城市的勇气。提出这个批评的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可是到现在，我一直觉得那是不合理的批评。事实是：1. 外国军方一致认为句容防线和江阴要塞被攻破，中国人不可能守住南京。2. 即使认为外国军事专家做出了错误判断，南京外围的中国军队士气低落，也不可能组织有效的抵抗。据说对停火的批评来自那些南京外围战斗刚打响就已经撤离的人，他们看问题的方式与留下来的人不同。可是就算这样，事实是，当地军事指挥部急切地希望停火，我在这里没有遇到过不希望停火的人。如果我们成功了，就可能避免了在沦陷之后不久的毁城(我们提议的主旨是双方保证不再毁坏城市)，这一点就足够为我们辩护了，只是停火没有实现。邪恶势力对于我们来说太强大了，这只是实情之一。我们只能站在一边，眼看着形势每况愈下。”[32]

四、解除被困城内士兵武装

当唐生智下令全军于12月12日晚间分头撤退时，南京已深陷日军四面包围之中，绝大多数士兵已无路可撤，他们被迫困在城内到处寻找避难之处。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最担心南京城被日军攻破时安全区内发生巷战，从而导致安全区计划失败，殃及安全区内的广大难民。因此，12月13日一整天，拉贝、斯迈思、米尔斯、费奇、贝德士、李格斯、马吉等便前往安全区周围巡视。

在巡视过程中，西方传教士们发现许多中国士兵带着武器在安全区附近以及安全内，四处焦躁不安、漫无目的地奔跑。传教士第一反应是迅速劝说他们放下武器，并进行集中安置，或者让他们换上平民服装分散到各个难民营中逃身。拉贝在日记中说：“沿途我们通过缴械救下了3个分队约600名中国士兵。有些士兵不愿意执行放下武器的要求，但当他们看到不远处日本人已经逼近时，最终还是决定放下武器。我们将这批人安置在外交部和最高法院。我们委员会的另外两名成员则继续往前行驶，在铁道部碰到了另外一支约400人的中国部队。我们的人同样也要求他们放下武器。”[33]在山西路广场，李格斯带着一批约数十位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到最高法院安置。13日夜，索恩和米尔斯在路上还遇到一队带着武器的中国士兵在到处跑。米尔斯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们一直在宣布安全区无法对士兵提供保护，可是我们真的以为日本人会公平地对待放下武装的人。当士兵们跑过来时，我们就告诉他们，我们认为如果他们放下武装，到某个难民营，会得到安全。上午，有些兵来了，放下了武器。下午，拉贝先生、刘易斯和我都在四处宣讲。越来越多的人来了，放下武器，请求我们营区给一个地方。”[34]传教士们认为：“如果在安全区的边上发生了巷战，那么逃跑的中国士兵毫无疑问会撤进安全区，这样安全区就不是一个非军事化的区域。它即使不被日本人摧毁，也会遭到日本人的猛烈射击。因此我们一直希望这些完全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除了被日本人当作战俘之外，不会有其他危险。”[35]“我们本以为日本人会公平地对待俘虏，而且我们以为他们放下武装，换上百姓服装，可能会逃脱，最糟糕莫过于被俘。”[36]传教士们担心如果这些士兵分散到难民中去肯定会影响平民的安全，“如果我们已经试图把他们分散到平民中去了，那么我们将失去更多的平民。”[37]因此，这些放下武器的士兵都被集中安置。

但是，不幸的是，被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集中安置在外交部、司法部和最高法院以及各难民所中的中国守军和伤兵，很快便遭到日军搜捕，并被集中屠杀。“我们安置了大约1000名中国士兵在司法部大楼里，约有400人～500人被捆绑着从那里强行拖走。我们估计他们是被枪毙了，因为我们听见了各种不同的机关枪扫射声。我们被这种做法惊呆了。我们安置伤兵的外交部已经不允许我们进去。”[38]第二天又有200—300人被抓走。其后，在安全区内不断有中国士兵被日军挑选出来集中枪杀。

在成立难民区之初，留在南京的西方传教士并未预想到在日军攻陷南京时，会出现大规模中国守军涌进安全区寻求避难的情况，他们临时决定通过收缴中国士兵的武器，并将他们集中居住，以等待日军处理。但日军却用最野蛮粗暴的方式进行屠杀，此举令西方人士措手不及。14日，他们分别用英语和日语草拟了一封信，准备面呈恳请日军指挥官能“宽恕这些士兵，考虑他们的愿望，准予重过和平的平民生活。”但是，日军先遣队的军官级别均不高，国际委员会遇到的6个不同的日本军官均称必须联系在明后天才能抵达的谷寿夫将军。

15日，国际委员会针对收容中国士兵一事再次专门写信给抵达南京的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对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的命运深感震惊。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力争做到安全区没有中国军人，到星期一，也就是12月13日的下午之前，这方面的工作成效良好。但是在这一天的下午，有数百名中国军人接近并进入了安全区，他们(出于绝望)请求我们帮助。委员会明确地告诉他们，无法提供保护。但是我们同时向他们解释说，如果放下武器，放弃对日本人的一切抵抗，我们认为，他们可以期待得到日方的宽待。那天晚上，由于匆忙和混乱，再加上有些士兵已经脱下了军装，委员会未能将已经解除武装的士兵同中国平民区分开来。委员会当然认为，这些中国士兵，一旦验明身份，根据法律就应当被看作是战俘，但是同时又希望，不要因此而殃及中国平民。此外，委员会还希望，日军能够根据有关战俘的战争法律规定，并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给予这些过去的士兵以宽大处理。战俘适合充当劳工，他们自己也会因为能够尽快重新过上平民的生活而感到高兴。”[39]

当天中午，拉贝、斯迈思等人在交通银行会见日军参谋部参谋长和福田，日军参谋长回复称日军将在城内继续搜索中国士兵，并称：“如何处理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您交给日军办理，您可以相信日军是有人道主义的。”[40]

但在会见当天下午，日军仍一直在不断搜索枪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拉贝在日记中说：“一队日本士兵要带走一部分已经放下武器逃到我们安全区的原中国士兵。我以德国人的身份向他们担保，这些难民已经不会再战斗，应将他们释放。我刚回到委员会总部还没进办公室，杂工就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好的消息，日本人又回来将所有1300名难民捆绑起来。我、史迈士和米尔斯3人试图再次将这批人解救下来，但是白费口舌。大约100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将这批人围起来，捆绑着拖走，准备拉出去枪毙。我和史迈士又一次开车去找福田，替这批人求情。”[41]但结果依然没有效果，日本人声称“在济南中国人枪毙了2000名日本战俘。”[42]

传教士们在劝说和收缴中国士兵武器的时候，曾遭到一些中国士兵的反对和威胁，一些士兵拒绝放下武器选择离开安全区，甚至有军官四处射击阻止士兵放下武器，“不知从什么地方有人朝我们射击。我们只听见子弹呼啸而过，但是不知是从哪儿射来的。最后我们终于发现，是一名中国军官骑在马上拿着一枝卡宾枪四处扫射，可能是他不同意我们的做法。必须承认，从他的立场出发，他这样做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经过考虑仍然坚持我们的做法，我们别无选择！那个朝我们射击的中国军官后来怎么样，我们无从得知，我只看见了我们的汽车专家哈茨先生夺下了他的枪。”[43]同样，当传教士们为了营救这些放下武器的俘虏时，也要遭到日军的威胁殴打。如13日这一天，查尔斯·李格斯为了保护中国士兵曾3次遭到日本军官用军刀威胁和拳头重击。

五、结束语

在南京保卫战过程中，留在南京的20余位西方人士，手无寸铁，冒着生命危险，在中日战火纷飞中，他们以人道主义为武器，竭尽所能保护收容难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充当第三方积极斡旋和平。特别是其后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们收容保护20余万南京难民的壮举，不仅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高度评价和难民的真情感激，同时也在人类文明史上谱写了一曲人道主义的赞歌。但在南京保卫战的过程中，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努力进程来看，人道主义同民族主义相遇的实像，发人深省。

一是人道主义遭到了民族主义的强力抵制。虽然国民政府上层和南京军事当局支持西方人士建立南京安全区，以收容安置南京难民，但由于南京守军的防空军事设施位于安全区内五台山之中，从军事角度而言，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南京军方却很难对人道主义妥协，从难民区撤离。对于军人而言，军事利益第一。另外，军方认为难民区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则会瓦解士气。对于西方人士而言，拯救数十万难民的生命远远大于军队的无效抵抗。但深受民族主义教育的部分军官认为，军人放下武器投降，无疑是军人耻辱，军人应该战死疆场。西方人士则认为在安全区内发生交战无疑摧毁安全区存在的希望，放下武器不仅可以保存军人的生命，而且可以保存安全区难民的生命。人道主义力量基于对生命的尊重，但遇到民族主义，却举步维艰！

二是人道主义遭到了民族主义的利用。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十分希望南京能够避免炮火的破坏，实现和平移交。但南京守城部队却尽可能利用安全区内有利地形，“在安全区，而且就在德国旗子的附近建立了一些指挥部，他们用种种破绽百出的理由直到最后一刻都赖在比较保险的地方。”[44]唐生智在南京城陷前夕布置撤退之时，也曾试图利用国际委员会居中调停，以便中国军队撤退。而日军也利用了国际委员会劝说中国士兵放下武器集中安置的便利，在安全区内没有遭受任何抵抗而搜捕枪杀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士兵，“由于我们解除了所有在13日下午进入安全区的(滞留在城内的)中国士兵的武装，我们的安全区内根本就没有狙击行动。但这并没有阻止日军最高层下达命令把在安全区内发现的每一个已经解除武装的士兵以及许多平民绑在一起带走枪毙。”[45]对此，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十分自责内疚，米尔斯曾说：“这就是我们所体会到的，一个真实的彩衣吹笛手”。[46]

三是人道主义在一定的时空下遭到民族主义的误读。西方传教士的人道主义壮举，在1951年初中国反对美帝国义武装日本军国主义的浪潮中却遭到批判，美国传教士组织的安全区被描绘成日美“忠诚合作的产物”，是“受难的难民区”，“‘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用许多巧妙名词欺骗中国人民、世界人民，说什么‘南京难民区’的地位是‘中立’‘特殊’的……日寇在这里找到了怀着无限诚意并听其摆布指挥的‘合作者’和代理者了。”所谓“美国鬼子点名，日本鬼子执行。”[47]“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参与了当时南京的大屠杀。他一面在金大向同学们传布亲日思想，一面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义下，把大批的中国难民移交给日寇，让日寇集体屠杀了”。[48]这种误读持续了很长时间，才到1980年代之后，随着思想解放和一大批原始史料的挖掘，包括拉贝、魏特琳等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西方人士重新得到中国民众的公正评价，南京大学专门设立拉贝纪念馆、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竖立了魏特琳铜像，供世人瞻仰，永远铭记。

注释：

[1] [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

[2] [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98页。

[3] 章开沅：《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5页。章著中所引安全区成立的建议书是中文原稿，拉贝日记中所载为由英文译成的德文稿，可参见《拉贝日记》第98页。

[4] 吴天威辑译：《美国新公开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资料》，载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外籍人士证言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页。

[5] [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135页。

[6] 《米尔斯致妮娜》(1938年2月9日)，朱成山主编：《海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175页。

[7] [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137页。

[8] 《德国驻华大使馆留守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7年12月24日)，《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2期。

[9] [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142页。

[10] 《拉贝致唐生智将军先生函》(1937年12月6日)，[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142—143页。

[11] 《供报界专稿》(1937年12月7日)，[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146页。

[12] 参见张宪文主编，张连红、王卫星副主编：《南京大屠杀全史》(中)，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2版，第479—480页。

[13] 《史迈士致家人函》(1937年12月20日)，章开沅编译：《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第281页。

[14] [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155页。

[15] 《米尔士致妻子函》(1938年1月24日)，章开沅编译：《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页。

[16] [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160页。

[17] [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166页。

[18] [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140页。

[19] [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130—131页。

[20] [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140页。

[21] 陆军省新闻班编：《支那事变经过概要》(1938年1月25日)，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2册，王卫星编《日本军方文件与官兵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26页。

[22] [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55页。

[23] 《美驻华大使(约翰逊)致国务卿》(1937年12月10日)，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3册，杨夏鸣编《美国外交文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页。

[24] [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163页。

[25] 《东京致华盛顿日本驻美大使馆电报》(1937年12月11日)，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3册，杨夏鸣编《美国外交文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00—501页。

[26] 《保卫南京 抗战到底》，《申报》1937年12月11日，第2版。

[27] 《美驻华大使(约翰逊)致国务卿》(1937年12月11日)，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3册，杨夏鸣编《美国外交文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1页。

[28] [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167页。

[29] [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167页。

[30] 《陆军第七十八军南京会战详报》(1938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22页。

[31] 《南京卫戍军战斗详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13页。

[32] 《米尔斯致妮娜》(1938年2月3日)，朱成山主编：《海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181页。

[33] [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171—173页。

[34] 《米尔斯致妮娜》(1938年2月9日)，朱成山主编：《海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185页。

[35] [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171—173页。

[36] 《米尔斯致妮娜》(1938年2月9日)，朱成山主编：《海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184页。

[37] 《斯迈思致友人》(1938年3月8日)，朱成山主编：《海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250页。

[38] [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176页。

[39] [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180页。

[40] [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181页。

[41] [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182页。

[42] [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182页。

[43] [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171—173页。

[44] 《德国驻华大使馆留守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7年12月24日)，《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2期。

[45] 《斯迈思致友人》(1938年3月8日)，朱成山主编：《海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250页。

[46] 《米尔斯致妮娜》(1938年2月9日)，朱成山主编：《海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185—186页。彩衣吹笛手是一个童话故事，指中世纪欧洲哈默尔恩镇曾发生鼠灾，有一位身穿五彩长袍的神秘吹笛人，他的彩笛都声极具魔力，老鼠受笛声魔力的吸引，纷纷从房屋里跑到街上，跟着他来到威悉河，结果老鼠全部溺死在河中。后来由于镇上百姓失信没有给予他报酬，因此，彩衣吹笛手又通过吹笛将全镇130名儿童带走失踪。

[47] 《追记日寇南京大屠杀的血海深仇》，《新华日报》，1951年2月26日。

[48] 《金陵大学对美帝的控诉》，《人民日报》1951年1月31日。参见刘燕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