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中的难民心理
来源：《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12月12日 16 版） 作者：张宪文   2016-07-26 17:25:36

日军大屠杀期间，南京市民处于极度恐惧之中，他们纷纷进入安全区避难，希望得到西方人士的保护与救助。在安全区被解散之后，他们回到残破的家中，在日军的严密控制之下，开始在废墟上相互救助，并力求恢复生计，忍辱求生。

南京大屠杀期间，为了免遭日军暴行，除了涌入西方人管理的难民所外，绝大多数难民在出行时都佩带有日本国旗的臂章。几乎每一个青年妇女脸上都抹满锅灰，穿着破旧臃肿的衣服，竭力将自己打扮得又脏又丑又老。当她们不幸被日军侮辱的时候，不仅自己因为恐惧不敢反抗，“路人看见虽然侧目，但是处于淫威之下，还是敢怒而不敢言”。中国守军军医蒋公大屠杀期间藏匿于美国大使馆，他记述了南京市民被日军活埋时的情景：“悲惨的哀号，那人类生命中最后挣扎出来的一种尖锐的无望的呼声，抖散在波动的空气里，远在数里以外，我们犹可以隐隐的听得。”日军在实施暴行时，还常常强迫南京市民在一旁观看，以此取乐。当时藏匿在意大利驻南京总领事馆的教导总队辎重营营长郭歧记述道：那一天，隔壁洋楼门外来了几十名鬼子兵，领章有黑有黄，但却既无部队番号，又无官长……先把大客厅里的男人统统撵走，再将半老徐娘们拉了过来，当着小孩子的面，光天化日，明目张胆，就在大客厅里，把半老徐娘们的衣裳剥得精光，然后集体演出丑剧，三对一，五对一，去而复来，周而复始…… 孩子们几回见过这种骇人的景象，一个个的全都吓哭了……客厅外，庭院里，那些女人们的丈夫们，一个个失魂落魄，面红耳赤。有人伏在墙上，哀哀的哭，有人双手抱头，木立不动……一个兽欲已达，裤带犹未系好的鬼子兵快步走出门来，上了大街，又遇见了一队鬼子兵，又是好几十名……这一批紧跟着又一哄而入……

南京大屠杀中的难民

因为极度惊恐，市民们畏缩在一起，显得无奈和无助。1937年12月15日，拉贝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家附近一条巷子的惨状：“下水道里3天来也已经塞满了好多具尸体。见此状况，人们不禁恶心地浑身颤抖。在院子里，许多妇女和儿童瞪着惊慌失措的双眼沉默地相互依偎在一起，一半是为了相互取暖，一半是为了相互壮胆。”同日，威尔逊医生记录了惨遭日军抢劫后南京市民的惶惑：“穷人的食物都被抢光了，他们处于歇斯底里的惊恐之中。” 1937年12月17日，日军闯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声称要搜查中国士兵，负责管理该校的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发现了他们的计谋：把负责人困在前门，由三四个士兵假装审查和搜捕中国士兵，而其他人则在大楼里挑选妇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情景:人们跪在路旁，玛丽、程夫人和我站着。枯叶瑟瑟地响着，风在低声呜咽，被抓走的妇女们发出凄惨的叫声。……时间似乎凝固了，在恐惧中我们长时间没敢动。”无休止的暴行，使南京市民饱受折磨和苦难。正如拉贝在1937年12月28日的日记中所记述的那样：“人们觉得自己像个重病人，以恐惧的目光注视着时针走动，觉得它走得太慢了，一天好像有100个小时而不是24小时，没有谁知道自己何时会康复。”由于中国守军的撤退，南京难民将希望寄托在20余位西方人士身上。许多难民在危难之际，找到拉贝、魏特琳等西方人士，寻求他们的保护和帮助。拉贝在1937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记述说：“德国顾问的房子几乎也都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抢劫。已经没有人敢出家门了!为了让汽车出入，有的时候要打开院门，这个时候外面的妇女、儿童就会涌进来，跪在地上磕头，请求我们允许他们在我的院子里露宿（我已经接纳了100多名极为困苦的难民）。眼前的悲惨局面是常人很难想象的。”

魏特琳

魏特琳在日记中记述了失去亲人的难民向她寻求帮助的情形。她在1938 年1月3日的日记中记述说：“下午来了两位妇女，要我帮助找回她们的丈夫。有一户在南门开鸭子店的人家，3个兄弟中有2人在12月14日被抓走。”她在1938年1月5日的日记中还记述说：“下午我在办公室时，一名刚结婚18天的新娘来问我能否帮助她找到丈夫。他是位无辜的裁缝，12月25日在家里被抓走，至今未归。另一位结婚两个月的新娘恳求我帮她找回12月16日被抓走的丈夫。虽然两人都不是当兵的，但找回他们的希望却很渺茫，因为我听说在最初几天疯狂的日子里，许多年轻人被枪杀。” 

在战争爆发前，许多中国人看到西方人时，都将其称为“洋鬼子”，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及其后，人们从内心里改变了这一称呼，他们将魏特琳、拉贝等人称为之“活菩萨”、“守护神”。1938年2月17日，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拉贝先生举行了告别茶会，当难民们得知拉贝要离开南京后，有两三千人跪在大草坪上大哭，恳求拉贝留下。在日军宣布要解散难民所的时候，“数千名妇女跪在我们面前，许多人发誓死在难民营，也不愿回家被日军强奸、杀死。”

拉贝  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

在日军大屠杀期间，许多难民开始接触或信奉基督教，他们试图将饱受创伤的心灵，在基督教的布道和礼拜中得到些许安慰与解脱。魏特琳在1938年1月2日的日记中记述说：“10时。李先生和我去了鼓楼教堂。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礼拜，布道者曾在我们位于南门的星期日学校工作，后来弃教从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私。他的布道表明，他已在精神上从苦难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有八十多人参加了礼拜，在许多人的生活中，宗教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支撑力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妇女们经常参加布道和礼拜活动，而且参加者有逐渐增多的趋势。魏特琳在1938年2月25日的日记中说：“下午3时，我在鼓楼医院的小教堂参加了南京基督教工作人员的会议。圣公会有5名男性、3名女性福音传教士出席，这同其他的传教组织相比，他们的出勤率不错。所有与会者都认为，现在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期，人们都真诚地渴望听布道和做礼拜。”

在安全区被日军当局强行解散之后，市民被迫返回原住所。他们不仅要面对失去亲人之痛，还要面对如何生活下去的难题，其中不乏辗转逃离南京者，也有因孤苦无依而自杀者。难民李明忠原为缎机工人，在日军进城之后，“妻女俱毙，家庭已散，孑然一身，激刺甚深”，“回思人生，乐趣毫无”，于是投老虎头水塘自尽，幸被附近柳姓居民救起，暂栖柳姓人家，然救命的柳姓亦为赤贫之家，无法长期供其食宿。似此“鳏孤年迈，衣食俱无，栖身无处，呼救无门”的人还有许多，他们不得不请求慈善机构或伪组织救助。当然，日军占领南京后，自杀者为数甚少，逃离者也为数不多，大部分难民仍继续留在南京。由于日军的暴行，南京市民对日军产生了切齿痛恨。1939年，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曾对80个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和不同教育程度的南京市民做了一次问卷调查，其结果是：“在未来的50年中这个地区的人民决不会相信任何有利于日本的词语。日军的所作所为对每个家庭——包括那些为了不致饿死而在傀儡政府工作的人——的生活伤害得太深了。” 魏特琳女士也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9位邻居中，“没有一个人对日本人有一句好话，他们都深深痛恨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