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良：蒋介石部队的抗战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来源：国防参考 2015-08-31　作者：乔 良    2016-07-27 09:38:23

　　摘要：“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一个模样……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战争的胜利取决于细节

　　70年前，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中国领土上进行的历时最久、战线最长、伤亡最大、损失最重的抗日战争，最终以日本侵略者的失败而落幕。

　　毫无疑问，中国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者。但同时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场极为悲壮的惨胜：作为胜利方，我们为这场胜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何等令人痛切的事实！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随着抗战胜利纪念日的临近，各种回顾与反思文章对这场战争及至百年中日关系史进行了宏大的描述和概括。但以笔者有限的阅读所见，其中极具深刻洞见者，莫过于刘亚洲将军的一段话：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一个模样……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

　　这是对甲午战争的痛彻反思。但其所指出的中国人的毛病，却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中，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细节，无不浸透和反映出我们民族优秀品质之外的盲目自大、大而化之、重言轻行的一面。适逢战时，这些特点在中国旧军队身上的投射便尤为明显。

　　战争的胜利取决于谋算、取决于细节。在这些每一只马蹄铁的丢失都可能决定战争最终胜败的细节中，有一项至关重要的细节——“兵要地志”。在这方面，与早于半个世纪前就下手做准备的日军相比，中国军队一开始便先天不足。

　　蒋介石输在了起跑线上

　　20世纪初，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批早期中国军人，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返国（何应钦、阎锡山、唐继尧、何成浚等，蒋本人在预备校东京振武学校结束两年课程后未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他们为中国军队带回了《步兵操典》《筑城教范》《阵中要务令》等日军的“典范令”教材，但唯独没有“兵要地理”类教范。这是因为此类在日本陆军大学才会教授的课程，作为“陆士生”（陆军士官生）是无从接触的。这一先天不足，自然也就构成了当时中国军队的先天不足。而后来国民党成立的陆军大学设置的多达70课时的“兵要地理”课程，则是蒋百里从德国留学归来担任陆大校长之后的事情。而此时，作为“国军”骨干的“黄埔系”早已形成。蒋介石等人未能学到的东西，他的门生们在早期黄埔军校中同样也没能学到。此后八年全面抗战的事实表明，这一先天不足，对战争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不止一篇的战争回忆文章中，都可读到当事人对中国军队自己绘制的地图的抱怨，亦能读到因缴获日军绘制的作战地图而喜出望外的描述，闻之令人唏嘘。

　　那么，何谓“兵要地志”？它又因何对战争如此重要？

　　用我国当下首屈一指的“兵要地志”专家沈尼克先生的话说：“兵要地志是根据作战需要，对某一地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因素及其对作战行动的影响进行综合记述和评价的一种军事资料。”

　　中国人喜欢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其实比粮草更先行一步的，是一支军队特别是战场指挥官对其作战地域“兵要地志”的掌握。兵法云：“先谋而后动。”从哪儿开始“先谋”？就是在“兵要地志”上。对战场情况、敌我态势了如指掌，焉有不胜之理？因此，相关作战地域准确详实的“兵要地志”对交战双方来说都至关重要。先于对手掌握作战地域的地形地物、水文天气、民风社情、粮秣供给、道路情况等，就成了交战双方在战争之前先要打响的战争。谁在这场战前之战中输了，谁就等于输在了战争的起跑线上。这一点，也是蒋介石和他的部队抗战一开始虽仗仗血战，打得艰苦，但仍不免一再失利的重要原因。

　　日军的准备早了半个世纪

　　1867年，最后一任德川幕府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归政于明治天皇后，统治日本六百多年的幕府政治宣告结束，曾经长期一分为二的权力与权威合二为一，集于天皇一身。1876年，明治天皇下达“废刀令”，在全国范围内解除武士阶层的武装。自此，曾经在日本历史上地位显赫的武士集团成了无首可依、无主可忠的散兵游勇。但身为时代中人，个人命运几何，往往取决于当时的国运。武士没落之日，适逢“明治维新”之时，日本国运正处于上升期。在福泽谕吉等日本“大脑”的煽动下，整个日本集体向西转，从教育体制到工业体制，开始全盘西化。不过一二十年间，日本国力骤然膨胀。而膨胀的国力与狭小的国土、匮乏的资源之间的矛盾日渐显现。于是，日本再拜西方殖民帝国为师，“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邪恶念头在日本朝野上下日渐滋生。特别是在1894年甲午之战中击败大清国海军，1905年日俄战争中又大获全胜之后，开疆拓土的念头已升腾为日本人不可抑制的野心。这一时代背景给没落武士这一“失业大军”带来了历史机遇，“占领满洲”“征服支那”，这些在日本军政界半公开谈论的目标，使落魄“浪人”、社会阶层的失意者与日本军政界的狂热分子一拍即合，找到了他们人生新的用武之地，成为实现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迷梦的先遣队。这些人中老有桦山资纪、岸田吟香，青壮有荒尾精、浦敬一。特别是浦敬一，因曾三度试图单枪匹马独闯中国西部，后失踪于第三次冒险途中而在日本轰动一时，成为“大陆浪人”（从明治时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在中国大陆、欧亚大陆、东南亚等地区从事各种政治和间谍活动的日本人）的“楷模”，其“事迹被间谍界人士大肆渲染。在这种‘英雄人物’发酵效应的推动下，日本间谍和浪人纷纷踏上了侵略中国的不归之路”。

　　那么，这些日本的“先遣队”到中国来都干了些什么？表面上，他们开货栈、餐馆、书店，甚至开妓院，但暗中所做的却都是一件事：搜集与中国有关的一切情报，为不久后的侵华战争做准备。

　　在所有情报搜集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中国的“兵要地志”。

　　“兵要地志”是侵华日军的利器

　　在异国土地上作战，如果事先不了解、不熟悉对方的地理环境、风土民情、气候变化，那就如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也就是为什么日军在侵华战争早期，其一线部队指挥官，大多是精通“支那兵要地志”的“中国通”的原因。其代表人物就是最后站在东京大审判战犯被告席上的板垣征四郎。早在1924年担任日本陆军大学的“兵要地学”教官时，板垣就在他的讲义中详细讲授过有关中国的人文自然地理。讲到“北支那”的情况时，他特别提醒日军注意，“关内各道路，能通野炮的少。京津地区地形低湿，遇降雨增水，则影响作战”。

　　要知道，板垣所讲内容，并非照本宣科，大多是他多次秘密潜入中国实地考察得来的。令同时期中国军人汗颜的是，像他这种掌握作战地域第一手资料的日军前线指挥官并非凤毛麟角，而是大有人在。看看本庄繁、河本大作、影佐祯昭、今井武夫这些我们熟悉的名字，这些人与板垣一样全都担任过参谋本部兵要地志中国班的班长。

　　沈尼克先生在他的《百年来日本对中国战场调查——日本侵华兵要地志纵横谈》一文中这样写道：“日军参谋本部要求，对区域的地质、山地、平原、河川、湖沼、森林、居民等地理要素进行战略战术上的评述。如山地的比高、起伏、状态、植被状况等对军队展开、运动、指挥、联络、展望、射击及方向维持的难易，河川的水深流速、河高性质、泛滥区景观、障碍程度、两岸地形、天候季节对水量的增减影响，以及桥梁徒涉长情况”等。要求之细微详尽，可谓无以复加。

　　在如此严格的要求下，一线部队的情报细节掌握就更加精准。如当时中国军队缴获并翻译的日军《野战骑兵排长必携》手册，更是细致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满洲之土地，稍遇阵雨，则忽成泥泞，因此发生粘着力，以致增加马掌脱落之事。”又如，“水井水量一般均少。一小时之涌入量不过约为五斗。故对井口一个之分配人员约以百名（马匹则约为其五分之一）限度”。

　　当你的对手对你的情况熟悉到这般地步时，他在你的土地上作战，自然也就可以进入《三十六计》中所说的“反客为主”的境界。由此可知，日军在侵华战争早期打得较为顺手，除了其气焰正盛，加之武器装备、训练水平等优势因素外，对作战区域“兵要地志”情况的先期掌握，不能不说是一大关键要素。

　　中国军队缘何疏于“兵要地志”？

　　1944年8月，蒋介石在黄山召开的整军会上，提到苏联代总顾问古巴列维赤对“国军”作战指挥能力的评价：“团以上到师、军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时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业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这样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

　　这几乎可以被看作是“国军”屡战屡败的极为隐秘又极为关键的原因，也就是说，导致“国军”作战不利的原因可能还能找出许多条，但这一条却是极其致命的。那就是，从抗战开始直到结束，蒋介石及其手下都未能有效地为这支军队建立起一整套近现代军队必不可少的“参谋制度”。而没有有效的“参谋制度”，使得当时的“国军”除中央军外，大多还残留着旧军阀的尾巴，其特点就是兵随将有，指挥官把部队看作是自己晋升的资本和私人财产，所以，在这支部队中，只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不可能弄出一个参谋制度来与自己分权。同时，也是因为这些部队的指挥官们对近现代作战及参谋制度作用的无知。许多从旧军阀摇身一变成为“国军”将领的指挥官，对参谋及其作用的理解还停留在“师爷”“幕僚”的水平，以为这些人只要识文断字、能为自己起草公告文书就堪当参谋重任。但这些人不曾经过基本的参谋业务训练，连辨识现代地图的能力都没有，甚至会闹出把黑白相间的比例尺认作铁路的笑话。这样的军队，不懂“兵要地志”为何物，不是很正常吗？而正是这种“正常”，才导致了八年全面抗战打得艰苦异常，牺牲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