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来源：《军事历史》2015年第3期 作者：荣维木   2016-07-27 15:48:46

如何评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长期以来一直是抗日战争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见仁见智，至今没有统一定论。 

分析这个问题，我以为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对抗日战争性质的分析；二是对两个战场关系的分析。 

先说第一个问题。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什么性质的战争？如果仅从中共党史的角度来看，一般把它定性为是中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战争，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是从中共党史的视角来看，而是从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阶段荣维木，中国社史来看，这样的定性并不能涵盖抗日战争的全部内容。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它的演进、变化和最终结局都是合力的结果。因此，我们判断历史事物的性质，就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而要把影响事件发生与结局的多种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察。中国抗日战争的发生有极为复杂的原因，推动这段历史演进的原因也有多种因素，其中既包括日本的政策，也包括中国的内政，还包括国际局势的变化。以中国共产党当时所处的地位，它的活动虽然对战争发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以国民党当时所处的能够主导国家决策的地位，它的活动显然对战争产生了更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同样是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忽略了影响战争进程与结局的其他因素，显然会模糊历史的全貌。在这样的视角之下，我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对外反侵略战争，而不是任何一个政党单独的反侵略战争，这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性质。

确定了上述中国抗战性质，再来讨论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中国抗战是从局部开始最终演进到全局，因此我们要从源头说起。 

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如何应对日本的侵略，是中华民族所有成员都十分关注的问题。江桥抗战、义勇军抗战、东北抗日联军抗战，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但一个客观存在是，由于国民党处于执政地位（国家是民族整体的符号），它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对中国能否实现全面抗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它却制定、实行了与上述人民支持的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相反的不抵抗政策，使得中国东北很快沦丧。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积极地看待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的政策，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之下，采取不抵抗政策是理性的选择，而不表明它放弃了抗日准备。应当承认，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确实着手了抗日准备，并且有过长城抗战和绥远抗战的军事行动，但上述观点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史实，即面对着日本的侵略，国民党实施的总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在这样的总政策下，国民党把“剿共”和剪除其他异己放在了首位，而对日本却步步妥协，《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的签订，使得日本的侵略不断扩大，最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因此可以断定，在中国局部抗战时期，国民党不仅没有起到领导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积极作用，相反是阻碍了中国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使日本局部侵略轻易得逞。这种作法违背了民族整体利益，从而极大地破坏了抗日所需的民族凝聚力，因此遭到了全国多数人的反对。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的发生，即表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行不通。 

中国的抗日战争怎样从局部走向了全局，国民党在这个过程中地位与作用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仍然要从抗日战争的民族性来考察。任何一个政党都有它的党派利益，但作为执政党，它的党派利益必须与民族整体利益、多数民族成员利益一致，否则它就会遭到人民的反对。而人民的反对又往往迫使执政党修正自己的政策。以西安事变的发生为标志，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被迫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开始向积极筹划抗日的方面努力。最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一方面，共产党是这个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维护者；一方面，这个统一战线又是以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为表现形式，因此，国民党的地位开始上升。 

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到1945年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国民党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也仍然要从抗日战争的民族性来考察。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华民族整体与民族成员的利益高度一致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地位的高低与作用的大小，一个最重要的衡量尺度就是它的政策与行动是否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民族整体与多数民族成员的根本利益。抗战初期，国民党的总体政策符合民族与人民的利益，如开放民主的政策，改善民生的政策，都有利于全民族抗战的顺利进行；抗日战争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开始对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实行限制和打击的政策；抗战后期，国民党重新回到一党专制的政策。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地位呈下降趋势，而伴随着这样的趋势，它在抗战中的作用也不断缩小。

再说第二个问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什么样的关系？这首先要从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说起。毛泽东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对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进行了精辟分析，具体内容这里不再重复。我只想强调，中日双方矛盾着的各自特点决定了中国抗战的一个基本军事规律，即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不仅同时存在，而且互为依托、相辅相成。这是因为，敌强我弱决定了日本可以比较快地占领中国大片国土；而敌小我大、敌寡我众又决定了它不可能很快占领全部中国。于是，在日军推进线之后，形成了广大空间，这就使中国抗日军队在这里有了用武之地。既然有两个战场并存，那么就存在着军事任务的分工。全面抗日战争开始时，国民党已经完成182个陆军师的整编，空军拥有600余架飞机，海军舰艇百余艘共6万吨，而红军改编时仅有4万余人，且武器装备简陋。正是由于这种军事实力的悬殊，在共产党参加的国防会议上，两党进行了抗日作战的分工，即由国民党军队担负正面抗击日军侵略的任务，而由共产党的军队担负侧面牵制日军的任务。

国共两党有这样的军事分工，由此而来的一个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是，到底谁是抗日战争的主力？据国共两党战后公布，国共两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战情况如下：国民党正面战场，在八年期间共举行过22次重大战役，军队伤亡321万（其中阵亡131万），歼灭日军100余万；共产党敌后战场，大小作战12万余次，军队伤亡60万，歼灭日军52．7万，此外还歼灭118万伪军。 

上述情况反映出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是，如果从作战规模、伤亡人数和歼敌人数来看，正面战场都大于敌后战场。怎样看待这个现象？出现了尖锐的意见对立。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提出的共产党避开了主战场的说法得到了一些人的呼应，顺理成章的结论当然是，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敌后战场是次战场。而我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真实，存在着严重的认识误区。 

首先，从军事战略方面考察。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采取的是速战速决战略方针。战争初期，日军倚仗优势军力沿交通点线迅速推进，并希望在大规模的战役中歼灭中国军队主力而使中国屈服。但是，直到武汉会战结束，日本没有达到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不能否认，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是日军被迫陷人长期作战境地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在中日战争进人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也仍然发挥着阻敌于前的重要战略作用，如1939年至1940年的攻势作战，尽管由于敌我力量对比而不可能击退日军的进攻，但仍然起到迟滞日军推进的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敌后战场的开辟创造了条件。 

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敌后战场对于日军的牵制，也是导致日军无法迅速征服中国的重要原因，并且与正面战场相比较，这种牵制作用更为明显。早在太原失守后，中共军队就开始深人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独立对日作战，直到武汉、广州失守，敌后战场作为中国抗战的战略布局，已经形成很大规模，发挥出重要的战略作用。这种战略作用在1940年以后已经上升到中国抗战能否坚持的程度。如八路军百团大战，正是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发动的，这个战役的作用不仅表现在直接歼灭了两万日军，更表现为迫使日军改变了它的进攻战略，从而延缓了在中国正面的推进。日军的战史资料显示，百团大战之后，日军被迫抽调大量兵力进入华北，华北“治安战”成为日军作战的重点，从而缓和了正面战场中国军队的作战压力。上述情况说明，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都是抗日战争的主力，两个战场缺一不可。没有战争初期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就没有敌后战场的顺利开辟；反过来，没有敌后战场对敌人的牵制和消耗，正面战场也难以长期坚持。 

其次，从作战方式方面加以考察。什么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仅从上述两个战场的战略关系来分析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现在有一比较流行的说法，即共产党的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没有打过大仗，因此它不是抗日战争的主力。应当承认，从作战规模来看，除去百团大战，中共军队确实没有打过大规模的战役。但是，正是那些数以万计的小规模的游击战，真正使日军陷人到了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国民党也承认游击战的巨大威力，并请中共派教官讲授游击战战术。但游击战的作战方式是中共特有的，这样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要从敌我力量对比中分析。在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特点之下，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力量也相差十分悬殊。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军队不可能采取游击战以外的作战方式，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和消耗敌人。第二个原因要从中共的政党性质来分析。共产党与人民群众有着天然的联系，而敌后游击战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无法展开的。尽管国民党想学习中共的游击战，并且成立了游击战区，但从始至终都没有取得效果。

分析了两个战场的关系之后，再来看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前面讲的以抗日战争的性质来考察这个问题一样，后一个考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地位和作用由于它的抗战努力而上升。这也正如毛泽东所说：“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到了抗战中期，敌后战场的战略作用迅速上升，也正如朱德所说：“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又没有解放区战场这种与敌人相持的战争，如果解放区战场的战争不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下来，那么敌人就会继续长驱向西南、西北进攻，而国民党的反人民的政治机构及其军队，则又必然招架不住。”这里说的国民党的反人民，是指它在战争中期开始的限制人民抗日力量发展的种种政策和行动，典型事例就是发动皖南事变。到了战争后期，豫湘桂战役表明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更大消极性。事实上，这次战役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也是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失败。这不仅导致了中国其他政党、派别及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也使得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国开始认为，单独依靠国民党向日军作战是不行的，因为它的军队有很多不是用于对日作战，而是用于监视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正是在国民党军队豫中会战惨败之后，美国正式决定向延安派赴美军观察组。 

综上所述，最后结论是：由于抗日战争不是任何一个党派单独的对外反侵略战争，又由于中国抗日战争是由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共同组成，因此，国民党在全部抗日战争时期的地位与作用，与它能否处理好这两种关系有重要关联。在它处理好党派利益与人民利益关系的时候，在它积极支援配合敌后战场的时候，它的地位就会上升，作用就会增强；反之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