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育与东亚和平
来源：新浪博客 作者：荣维木   2016-07-28 09:44:48

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罹难66周年的悼念日，同时也是在中日两国签署和平友好条约25周年纪念日，我们来探讨东亚和平问题，应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是因为，第一，南京大屠杀作为中华民族的灾难，它已经成为中国人民难以抹去的历史记忆，而由于日本右翼否认历史的不断叫嚣，这种记忆的痛苦并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得到缓解。于是，怎样平复历史的伤痕，把痛苦的历史记忆化作中日两个民族共同寻求东亚和平的现实动力，就成为了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第二，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1978年中日两国签订的和平友好条约，是自19世纪马关条约之后，两国之间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这对于中日两国，对于东亚地区乃至亚洲与世界和平，无疑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由于日本右翼否认历史的不断叫嚣，使日本社会的右倾保守化趋向日益严重，这又不能不使人们产生这样的疑虑，中日两国能够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继续向着和平的未来迈进吗？

问题的出现是客观的现实，而问题的解决则需要主观的努力。如何扫除影响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障碍，进而维护东亚和平？目前已经有了形形色色的方案。诸如“新思维”的方案，又诸如“外交革命”的方案。而这些方案是否正确，在它没有得到实践的验证之前，我不想做任何的评判。这里，我仅想从另外的角度来说明，历史教育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途径，因为这已经被历史实践和现实实践所验证。

首先，从历史方面进行考察。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它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教育，而历史教育又是一切教育的中心环节。这是因为，历史教育比其他任何教育都能更大地起到体现国家意志和传输民族情感的作用。以日本为例，自明治维新走上了近代化道路以后，国家意志的核心是“富国强兵”，而为了实现这个意志，对外扩张成为日本的基本国策。围绕这一国策，一方面，日本制订了以朝鲜与中国为侵略目标的大陆政策，一方面，日本政府特别重视把这一国策贯彻到对国民的教育之中。因此，在1890年第一次帝国会议确定以侵略中国与朝鲜为目标的大陆政策的同时，天皇发布了《教育敕语》。这部《教育敕语》的要害，就是要向日本国民灌输军国主义的国家意志，并且以皇国史观来维系国民的民族情感。如果对日本战前和战时的教育实践稍作考察就会发现，这种教育确实发挥了它所期望的作用。当日本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对天皇的效忠使得多数国民以加害者的身份卷入了战争。而在战争中发生的诸如南京大屠杀这样的灭绝人性的暴行，也表明近代日本教育造就出的官兵所具有的非人的精神状态。关于这一点，日本教育家津田道夫先生已经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这就是，对于那场战争，受到军国主义教育的全体日本国民，都负有无法推御的责任。而我想补充说明的是，任何扭曲人性的教育，对于实施这种教育的国家和民族，如同对于受害国家和民族一样，最终也会产生极大的危害，这同样是应该记取的历史经验。

其次，从现实方面进行考察。有人主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仅以历史教育为视点，我赞成这种说法。这是因为，历史教育的最主要功能是为现实服务，而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教育者不仅要描述史实，更重要的是要向被教育者灌输史观，这个史观便是当代人对历史的认知。于是，一切历史便都成为了当代史。我们今天在这里要探讨的并非史学理论，而是在历史教育中应该宣传什么样的史观，如果与东亚和平联系起来，这也是我们考察历史教育现状的一个焦点。仍然以日本为例，战后历史教科书的反复改恶，实际就是错误史观与正确史观的较量。特别是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右翼教科书，表明这种较量已经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在右翼教科书里到处是对历史事实的篡改和歪曲，尽管作者不肯承认，但在这种对史实的篡改与歪曲中，军国主义和皇国主义史观已经被真实地宣扬。以这样的史观来教育年轻的一代，必将妨碍他们正确地总结历史教训。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是，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和韩国，青年都是未来的主宰。于是，问题的严重性便暴露了出来，当错误的历史认知在那些将要主宰未来的年轻人头脑中占据了优势地位的时候，历史的悲剧必将有重演的极大危险。

从上述历史与现实的考察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历史教育维系着东亚和平；第二，历史教育存在着争夺年轻一代的激烈斗争。值得庆幸的是，我今天阐述的观点正是许多人的共识。事实上，仍然是在南京，两年之前召开的首届“东亚和平论坛”，中日韩三国的朋友们就已经开始了历史教育方面的合作。我由衷地希望，这种已经开始的合作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可以预料的是，在历史教育问题上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因而我真诚地期待，有更多的年轻朋友加入到斗争的行列里来。最后我想说，青年朋友们，为了你们肩负的维护东亚和平的责任而努力吧，因为你们是未来的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