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纠缠于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是制造陷阱、模糊焦点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张宪文   2016-07-28 15:32:34

为什么会发生南京大屠杀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和国家现代化。但是因为国土面积小，资源贫乏，所以向外扩张、掠夺资源成为日本的重要战略。他们以朝鲜为初始目标，然后又以之为跳板，对主要目标中国进行侵略。

张宪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

日本是强国，但是因为资源和人口等方面的限制，所以他们要速战速决。但是在上海遭遇到了顽强抵抗淞沪会战打了3个月。然后从上海开始，由东往西打。由于在淞沪会战的惨重损失，日本希望通过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压迫中国政府尽快投降。

南京背靠长江，易攻难守，但是作为首都又不能不守。蒋介石在会上询问对防守南京的看法，李宗仁和白崇禧从军事角度上均不主张固守南京。当时任大本营军事训练总监兼任军法执行总监唐生智自告奋勇，言誓与南京共存亡。于是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城防司令，为表示死战决心，唐生智把江面船只全部撤光，不留退路。最后战斗溃败，日军从紫金山方向打来，中国军队拥挤到下关江面，只有少量船只，最14万中国军队只有2万多撤走。从战略上，应该做防守计划。没有有效组织撤退，是导致被集中屠杀的一个外因。

由于无法撤退，当时很多中国士兵脱下军装，隐入城区。日军一进城就进行扫荡战，要肃清便衣兵。当时南京安全区中有25万难民，便衣兵也混入其中。日军进入安全区搜捕士兵，试图从额头（戴军帽有阳光晒痕）、肩膀（扛枪痕迹）和手掌（握枪等造成的老茧）情况来分辨出中国士兵，但是中国很多农民、劳工在上述体征方面和士兵是一样的，很难甄别。于是日本人就扩大搜捕范围，凡是中青年都抓。所以搜捕中国藏匿士兵是发生大屠杀的另一个原因。

而从日本方面看，一是日本在淞沪会战中杀红了眼，又在南京遭遇了抵抗，他们充满着为战友报仇的复仇心理，当时日本第16师团的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的手记（后出版为《进攻南京纪实》）上面写道：“态度激昂的士兵不听从上级军官的阻拦，对他们（战俘）一个个地加以杀戮。回顾许多战友的流血和十天时间的艰难困苦，即使他们不是士兵，也想说：‘都干掉！’”。另外，长期接受军国主义教育，使得日本士兵对生命采取无所谓的态度，从上海过来一路搞杀人比赛，最典型的例子是，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武在日记里写道，“一天中午，一个日本武士来访，恰巧有几个中国军人俘虏，中岛让他试刀，用中岛的军刀来施展，一下子砍下两个头颅。作为高级将领都是如此，把杀人作为儿戏。这些事情比比皆是。”

对于日军在南京的罪行，有三大方面：1、大屠杀。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无辜的民众大量杀害，数量之大令人震惊。2、大规模性暴行。根据西方传教士的记载有2万起，而且手段残忍，令人发指。3、破坏南京城。在南京的繁华地段纵火、抢掠，目的就是要把中国都城毁灭，使中国政府感到压力，迅速跟日本展开谈判、投降，结束战争。

日本为什么在战后不能像德国一样爽快地认罪？

日本从1980年代就开始歪曲战争性质，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宣扬大屠杀只是中国人制造的谎言。日本之所以不能像德国一样有一个良好的认罪态度，首先日本是个岛国，具有很强的岛国心态，所以他们无法像中国、美国一样心胸开阔，而岛国心态则相对狭隘。所以他们不能很好看待自己对待别人的侵犯。

而在日本否认大屠杀的过程中，美国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二战反法西斯胜利后，美苏两大阵营进入冷战状态，亚洲格局也发生变化。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地区反苏反共的主要力量，在194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武装日本，而且天皇制度得以保留下来。所以日本没有很好认罪，和美国的扶持有很大关系。

另外，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争罪行进行了调查，但放弃了索赔，而新中国政府也放弃了索赔。对于我们给予的宽容，日本没有很好理解，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采取对立状态。日本人认为，国家是神创造的，最主要的神就是天照大帝。他们认为天皇就是天照大帝的子孙，天皇就是神，效忠天皇就是效忠神。日本人，尤其是士兵死后进入靖国神社变成神，生前罪行就一笔勾销。这种扭曲的观念，使得日本不可能清算军国主义罪行。

最后，从现实角度考虑，日本不仅要成为经济大国，更要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成为政治大国就要入常，军事大国就要军事装备现代化。三个方面的强盛是日本努力奋斗的目标，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就是他们独霸亚洲的障碍。他们也不信任中国强调的和平崛起。这些是日本不可能承认侵略的重要原因。

八国原始史料成铁证

国内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从南京大学开始，自1960年到现在已有55年。当时南大只有4个老师做这方面的研究，而且主要是研究日本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即便在中国现代史领域，南京大屠杀也不是主线，主线是反映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全国也就几个人在做，没有给予重视。1972年中日建交，中日友好成为主流话语，谈大屠杀不利于中日友好，所以编的小册子最终没能出版。

直到1980年代，日本方面对教科书进行修订，对战争性质加以歪曲，由“侵略”改为“进入”，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制造的谎言。这才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1980年代初在南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主要有学者、干部和幸存者。当时，幸存者还有很多，至少有2000千人（现在仅100余人在世）。他们在会上撸起袖子、掀开衣服露出伤口，控诉日军的暴行。当时南京市市长张耀华随即决定做三样工作：建馆、立碑、编史。于是1983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纪念馆正式破土开建，1985年开馆，又在中国重要军民遇难地立纪念碑，编史主要就由我们来做，出了两卷资料，和一本《南京大屠杀史稿》。整个八九十年代，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进展都相当缓慢，主要是因为资料少。

近些年，国内史学界对南京大屠杀课题的研究更是取得了相当成果，这其中主要著作有：张生著《南京大屠杀史研究》（2012年），王云骏、张连红等编著《解放还是侵略？——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2011年），经盛鸿著《西方新闻传媒事业中的南京大屠杀》（2009年），程兆奇著《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研究》（2008年），孙宅巍著《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2005年），以及南京大学中华民国研究中心组织撰写《南京大屠杀全史》和《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005-2007）等。这其中《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由南京大学联合南京地图约100多位教授、学者，历时十年，先后赴日本、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等8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搜集了8国文字的4千万字原始资料，全面呈现了日本在南京犯下的罪行。而《南京大屠杀全史》全书约110万字，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理性、细致地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的研究。

谈人数问题的三个前提

近些年，中日两国在南京大屠杀上争论的主要焦点是人数问题。2006年，《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已经出版了28卷，不久日本外务省网站进行了报道：“根据现有材料，日军在南京对非战斗人员的杀害是事实，但是对人数问题存在各种说法，外务省不予置评。”

近些年来，日本政府中，即便是极右翼官员，也不敢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了，因为事实摆在这边，如果是谎言，我们能搞到4千万字八国文字的谎言吗？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日记都说杀俘虏就有四五万，你们日本人说是不是大屠杀？这些材料都是铁证，日本抹杀不了。

现在日本否定不了就开始纠缠数字。对于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研究，东京审判判定至少20万人，我们说30万人以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像日本广岛、长崎一样搞一个遇难者名单，主要因为抗战后，国共内战，没精力顾及这方面。而建国后，新中国忙于生产建设，后来又有‘文革’，关注点也不在于此。直1985年以前，我们教科书中连抗日战争正面战场都没有，这是我们开展研究起步晚，研究的困难所在。但教科书里没有这不等于事实没有。

在日本，学界、官方对南京大屠杀数字有各种说法，有如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一桥大学教授藤原彰、吉田裕等认为至少十数万人以上，也有据《冈村宁次阵中感想录》内容认为四五万人，甚至认为仅有数千、数百人死亡在日本占据了主流话语。

日本纠缠数字是制造陷阱、模糊焦点。要谈数字问题，必须回答有三个问题：承不承认是大规模屠杀，承不承认手段是残忍的，承不承认违反国际法、杀害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如果承认这三个前提，那么数字问题可以讨论，但是交给学者讨论，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相信中日学者可以根据史料进行客观研究，比如有一条关于57418人遇难于草鞋峡的史料，和日本战犯太田寿男在战犯管理所释放前两年认罪中说“800士兵30辆卡车运送15万尸体”，我认为不可靠，尽管对中方有利，但是他们不采用。

国家公祭还不够，纪念要走向人类层面

今年12月4日，以《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为底本，推出了《南京大屠杀史》、《见证与记录：南京大屠杀史料精选》、《南京大屠杀重要文证选录》三部新书。这三部新书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让中日广大民众加深对南京大屠杀的了解，书中选录的史料都是比较易读、情节丰富，包括日记、书信、报告、新闻报道等多种形式，并且正在进行日文翻译工作。不仅日本民众对于历史真相不够了解，我们自己的民众对这段历史仍然有很多需要加深的认识。吴子牛1995年为了拍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在北京街头对民众采访，很多人竟然根本不知道南京大屠杀这回事。现在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将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纪念固定下来，无疑也会帮助民众更好地以史为鉴，走向未来。

纪念馆建馆后，共举行了20多次纪念会，但是过去这些纪念活动都是地方性的，尽管很多国家领导人去过，但是从来没有以国家的名义来纪念的。实际上，我们对国家纪念的认识也是在发展的，以前是在12月13日举行悼念、追思活动，但是对此的认识还不够。南京大屠杀不是地方事件，死难军民是为国家民族做了牺牲。日本在南京大屠杀是违反人类的基本道义，这些死难者是为人类做出的牺牲。如果各个国家有共识，应该由联合国对反人类的行为进行警示，以国际公认的形式使国际人民共同纪念，要让纪念南京大屠杀走向人类层面。

（本文源自张宪文教授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的部分发言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