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杀戮暴行何以发生
来源：新浪历史 作者：张连红   2016-07-29 09:16:57

在同幸存者接触交流的过程中，我最突出的感受就是：相对于物质生活状况而言，幸存者精神创伤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们更很少得到有针对性的社会治疗。幸存者战后的生存经历各不相同，因此，在精神创伤上的表现也有很大差异，除了部分自我治疗能力较强的幸存者外，许多幸存者则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精神疾病则日益明显加剧。

首先，大屠杀经历使幸存者无法摆脱恐怖的记忆。南京大屠杀对于每个幸存者个人而言，日军的残暴、恐怖与丧失人道的恶作剧永远也无法从他们的记忆中遗忘消失，每个幸存者都有一个相似而又不同的悲惨记忆，在他(她)们的记忆中那恐怖的一页永远也无法抹掉。家住头条巷的张秀红在其丈夫去世之后，经过多次犹豫还是第一次向笔者讲述了她12岁时为保住爷爷的性命而被迫遭受日本兵强奸的痛苦经历；幸存者张玉英老人尽管在晚年精神一直处于分裂期，但她却能清晰地讲述她的父亲被日军用刺刀刺死倒靠在她身上的那一幕悲剧；在常志强老人的记忆中，刻骨铭心的痛是，她的母亲被日军刺刀刺得全身鲜血，但在临死之前还挣扎着解开衣服为同样受伤不满周岁的弟弟喂奶，乳房旁边伤口的鲜血还在不停地往外流，他的父亲则被日军刺刀刺死而僵硬地跪在不远处的墙角，当时只有10岁的常志强不知他的父亲已死，一把拉他起来去救妈妈的时候，他的父亲却倒了下去再也没有起来。

张连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

其次，幸存者在大屠杀之后的生存经历以及无望的期盼更是一份沉重的精神枷锁。因南京大屠杀而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母的孤儿、失去妻子的丈夫、失去儿女的父母和成千上万被日本兵糟蹋后心中永留伤疤的妇女来说，他(她)们劫后生存经历虽然不是战争创伤本身，但是这无疑也是他们精神创伤的主要内容。杜秀英在其12岁时在孝陵卫遭到一名日本兵的强奸，从此之后她再也没有能够摆脱恶梦般的阴影，三次嫁人都以失败告终。 在大屠杀中，常志强、姜根福、倪翠萍等人都失去了自己的父母亲人，作为大屠杀的孤儿，他们都有属于自己永远无法忘记的生存经历。我在1999年采访中最令人心碎的一例是笔者采访一位84岁高龄的韩秀英老人，1937年12月日军进城时，她已有孕在身，在日军进城后的一天晚上，她的丈夫肖直刚突然被日军抓走了，从此之后，她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期盼她的丈夫回来，儿子生下来后也一直在期盼见到自己的父亲。到笔者采访她的时候，她一直和她的儿子住在一起，终身未再改嫁，我们无法想象失去生活依靠的她，是如何将自己的儿子拉扯长大的，我们更无法想象她是如何熬过这么多苦难的日日夜夜的，漫漫60多年2万多个日日夜夜的等待啊！

第三，由于幸存者年龄越来越大，体质越来越弱，大部分幸存者均未能摆脱过去的阴影，年轻时的精神创伤开始“复活”，他们经常为恶梦惊醒，他们言行开始日益偏离日常生活习惯，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精神疾病的表征越来越明显。据笔者调查观察，幸存者的精神创伤至少有下列3种类型：精神分裂型、自我封闭型、神经质型。精神分裂型的典型代表以张玉英最为代表，她到了晚年之后，精神完全分裂，整天到大街上去捡垃圾过日，尽管她的退休工资足以度日，显然她捡垃圾的目的并不为了去换钱，而是出于对社会不节约的不理解，她所捡垃圾全部堆在自己的一室一厅的家中。她见人整天提起她在战争年代里的生活多么艰苦以及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救命恩人美国传教士华小姐。自我封闭型的幸存者较多，这些幸存者并不愿意将自己的苦难记忆告诉人们，包括试图希望通过搜集资料为历史作证的调查者，甚至包括他(她)们的亲人，他(她)们在心中祈求这种恶梦一样的过去再也不要停留在自己的记忆之中，在他(她)们在内心中，他们不愿别人去触及这一根伤痛的神经。在调查中，笔者为幸存者拒之门外的例子并不少见。他(她)们一直在试图远离甚至躲避任何有可能引起其悲惨记忆的一切导因。有些幸存者的精神状态一直处在高度警觉之中，有一次我去采访下关一位老奶奶，在她讲述了她的大屠杀经历之后，再三叮嘱我千万不要给她拍照，因为她担心日本人会来报复她，这是很典型的神经质型幸存者的案例。

当然，也有部分幸存者通过自我修复，走出了过去的阴影。一些幸存者如李秀英、夏淑琴、姜根福等人愿意接受国内外媒体和爱好和平人士的采访调查，为历史作证。在她们内心深处，她们也试图希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来共享她们悲惨的记忆。还有许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由于无法忍受日本右派对历史事实的挑衅，主动打电话要求讲述他们在大屠杀中的遭遇与经历。下关区安乐村的夏瑞荣和屈慎行夫妇是主动打电话给报社要求接受采访的，他们告诉笔者，看到日本右派的言行，他们再也忍不住了，他们觉得有责任将自己在大屠杀期间的经历告诉年轻人。常志强老人在1997年则主动跑到纪念馆讲述自己一家的悲惨遭遇，而在这之前他没有向其他人包括他的家人讲述过大屠杀恐怖的历史。 还有一位前文提及的张秀红老人，笔者去采访她时，她已从过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其中主要原因，一是她的丈夫非常能够理解她精神痛苦，二是她总认为虽然自己不幸遭到日军强暴，但这却因此救了爷爷的一条命。

在南京大屠杀研究过程中，中方和日方的学者有一些分歧和共识，我主要从如下三方面简单介绍：
        一、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概念”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名称：南京大屠杀是指1937年—1938年间侵华日军在南京所进行烧、杀、淫、掠罪行的总称。但最初发生之时，并无统一专指名称，大多用“日军暴行”、“京敌兽行”、“南京大屠杀”等。战后经过东京审判和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审判基本确定了“南京大屠杀”的名称。但在日本，学术著作中对南京大屠杀的称呼往往有两种：一是南京大虐杀或南京虐杀，其意等同于中文的南京大屠杀，在90年代之前学术著作中较多使用，特别是大屠杀派核心人物洞富雄一直坚持使用；而虚构派则拒绝使用这一名称，如使用时则加上引号。二是“南京事件”，最近几年来日本学者使用“南京事件”一词的频率越来越高。“南京事件”是一个中性的名词，它可以指在南京历史上发生的重要事件中的任何一件，当然它也可以专指南京大屠杀的事件。但毫无疑问，尽管在大屠杀派的著作里“南京事件”所指日军暴行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使用“南京事件”还是不可避免地弱化了“大屠杀”这一事件的性质。这一变化并不仅仅是文字本身的变化，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认识上出现的细微变化。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时空概念。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厘清南京大屠杀的时空概念显得十分重要，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关联到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中国方面学者在80年代时，由于刚刚开始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对南京大屠杀时空概念并没有专门阐述，一般概念的表述是：“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在六个星期中，屠杀了无辜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30万人以上，无数妇女遭凌辱，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焚烧和破坏，全市约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 这里的时间概念是从1937年12月13日开始到日军占领的六个星期，也就是说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底。从研究专著的内容来看，区域范围专指南京市，即包括7个城区和5个乡区。但是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早在日军占领南京城之前，也就是说在向南京进攻的过程中，在南京城郊的乡区甚至包括紧邻南京的江宁、句容等县日军暴行就已经非常严重，而且各种资料显示，直到1938年3月，日军在城、乡各区的暴行仍然相当严重。因此，中国方面的有些学者近几年来认为南京大屠杀上限时间应该定位12月上旬，以日军进入南京地域范围为起点，下限时间应为1938年3月。在地域范围方面，有学者认为考虑到暴行的时间相同、施暴部队相同、发生地点邻近等各方面的因素，“似以在南京市区12个行政区的基础上，外延至与市区直接相邻的江宁、江浦、六合为宜。” 但大多学者在研究南京大屠杀时还是以当时南京特别市的辖区(即7个城区和5个乡区)为讨论的基点。

日本方面，大屠杀派以笠原十九司为代表，认为南京大屠杀时间上限为日本大本营下达攻略南京命令、中支那方面军进入南京战区的12月4日；下限应为1938年3月28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他认为尽管南京攻略战结束的日期是1938年2月14日，但南京日军的残虐行为仍在继续。关于区域范围，他认为应包括南京特别市行政区域及其周边六个县(江浦、六合、江宁、句容、溧水、高淳)。目前，尚未发现虚构派方面的专门论述，一般他们将“南京”的概念限定在南京城内(甚至将南京城区同南京安全区混淆)，由于他们一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所以更少明确大屠杀的时间概念。

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

在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中，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人数争论最为激烈。在中国，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人数也经过了一个不断求证和确认的过程。在战后国民政府所进行的各种社会调查过程中，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有29.5万、39万、50万等多种过程性的数字。 1947年南京国防部战犯军事法庭在《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及附件》中判定：“我被俘军民被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南京的暴行》的判决书中称日军在南京屠杀20万人以上。80年代以来，在人数问题上，中国学者基本上依据南京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同时辅以新发现的资料进行论证研究。其计数方法有两种：一是将集体屠杀的遇难人数195000人和分散屠杀的77000余人相加，再考虑到其他未统计的数字，遇难人数已达30万人左右。二是根据慈善机构、私人、伪政权和日军掩埋的尸体数，得出遇难人数在30万人以上。在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中方主席步平也明确表示，只要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牺牲者的人数不会成为共同研究的障碍。

在日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却有不同的看法。据2001年日本《诸君》杂志2月号对大屠杀派、中间派和虚构派的问卷调查， 在接受调查的23人中，认为死亡人数无限接近于零或因史料不足无法回答者有11人，这些人都是一直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虚构派重要成员，如渡部升一、铃木明、阿罗健一、田中正明、松村俊夫、藤冈信胜等。中村粲、冈崎久彦、樱井等4人认为死亡人数在1万人左右，原刚认为死亡人数在2~3万人。此5人同上述11人有一定的区别，他们承认日军在攻占南京期间，曾发生过小规模屠杀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俘虏。中间派代表人物秦郁彦没有参加这次问卷调查，但他一般认为死亡人数在4万人左右。

参加问卷调查的大屠杀派代表人物如藤原彰、江口圭一、井上久士、姬田光义、笠原十九司、吉田裕、高崎隆治等都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但对死亡人数也有不同的选择，除井上久士选择30万人以上(但作了补充说明称至少10多万)，其他大都认定在10数万人到20万人之间。不过笠原十九司回答尚留有余地，笠原说：“从现有的研究和资料能推测是十几万到二十万人前后上下，随着今后资料的发掘、公开和研究的进展，被屠杀者数有可能增加。” 笠原的这一观点在他的《南京事件》和《南京事件与日本人》等书中一直都非常明确，其表述前后没有发生过变化。 不过笠原十九司认为，中国官方一直强调30万以上数字的绝对性反而为日本否定派所利用，导致大多数日本国民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方面的虚构和夸张。

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从无限接近于零到10多万、20万、30万人以上，其数字悬殊如此巨大，这在历史学研究中可能是亘古未有的。造成这种奇特现象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第一手历史资料的欠缺，大部分资料均为战后调查的证人证言或战犯口供。其次是在讨论死亡人数问题时，对于处死被俘士兵是否合法有不同的观点。日本虚构派认为日军攻占南京城后，大量便衣兵藏匿在难民区，失去了交战资格，逮捕和处死这些便衣兵是合法的战斗行为，不能将这一数字计算在大屠杀死亡的人数中。 而肯定派和中国学者则认为，不经过审判程序、屠杀放下武器且丧失战斗力的中国俘虏是违反国际法的，而且日本兵在搜捕俘虏的过程中，只是根据外貌、口音等进行甄别，导致许多普通百姓也被当作俘虏处死。

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原因

探讨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对历史学者来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近几年来，随着学者们研究的不断深化，对南京大屠杀的成因有了更多的历史解释。

中国学者在分析南京大屠杀原因时各有侧重。高兴祖著文重点论述了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有预谋的恐怖政策，其主要表现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大肆宣传种族优越论，蔑视中国和亚洲的其他各民族；在战场上无视生命的尊严，无视国际法准则，下达了“应全部杀掉俘虏”的指令；发表“膺惩暴支”声明，企图用暴力手段消灭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论文强调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必然性。王卫星则从日军官兵战场心态视角进行了分析。他说：日军士兵因中国军民在战场上的反抗产生了报复心态；由于无条件执行上级命令而产生大肆滥杀的心态；在紧张枯燥的战争中形成了以杀人施暴取乐的心态；由于军国主义宣传，士兵们形成了以杀人越多越“光荣”的畸形心态。上述士兵的战场心态，导致了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孙宅巍则综合了各种因素后认为南京大屠杀是由多方面的复杂因素所决定的：基本原因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暴和对中国军民正义抵抗的疯狂报复；直接原因是首都南京的特殊政治地位；唐生智不成功的撤退，使遇难同胞中增加了9万名军人；另外，南京大屠杀的发生还与某些战场条件及日本军人的复杂心态有关。

日本肯定派学者也对南京大屠杀原因进行了研究，一部分学者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官兵有组织的行为。原先那种认为“是由于失控的士兵造成的”主导观点已被修改。“现已认定那些犯罪的士兵当时并没有处于无序状态下。抢劫、纵火以及部分强奸是有组织地进行的。屠杀战俘、脱离部队的士兵以及非战斗人员，则是根据现地指挥官的命令执行的。” 笠原十九司在深入考察南京大屠杀前后发生的日军士兵大规模强奸事件后，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他认为：日军上级军官对强奸的士兵采取“默认”、“放任”和“不处罚”的态度，这种不被处罚、默认的“了解”和“同意”，也是一种集团的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就是有组织的犯罪行为。 笠原在另一篇专门探讨南京大屠杀原因的报告中还分析了另外两大原因：一是历史原因，即日军蔑视中国人的意识、歧视女性、日军中非人权的特质、效忠天皇而丧失人性等；二是直接原因，即日军战争初期形成的“膺惩暴支”战略、南京作战缺乏充分准备、中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攻占南京后的失职等。 还有学者从日本大众思想构造的角度探讨了南京大屠杀的根源，认为“天皇崇拜和基于此的圣战思想与蔑视中国乃至中国人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加上平民利己主义，大屠杀在士兵个人的精神上便被日常化了。”

虚构派一方面不承认有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他们将日军占领南京期间产生人员死亡的原因归结为下面几个方面：一是中国守城司令唐生智指挥无方，贪生怕死，置大批守城部队不顾而只身逃离南京，从而使中国士兵群龙无首，因而失去了俘虏的资格。二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并未遵守诺言，容纳了大批中国士兵进入难民区，并藏匿了许多中国高级军官，这些留在难民区的便衣兵威胁日军的安全。三是中国便衣兵在难民区伪装日本兵实施强奸抢劫，而向国际委员会诬告是日本兵所为。 还有的虚构派成员认为，在攻占南京过程中发生的少数日军抢劫、强奸和杀人的行为是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不值得追究。

在日军攻占南京初期，尽管日军当局要求所有西方人士都必须离开南京，但还是有5位西方记者留在南京报道战争的进展。这5位记者分别来自美、英两国，他们是：《芝加哥每日新闻》的阿奇博尔德•斯蒂尔(Archibald T.Steele)、《纽约时报》的德丁(Frank Tillman Durdin)、美联社的耶茨•麦克丹尼尔(C.Yates Mcdaniel)、英国路透社的史密斯(L.C.Smith)和美国派拉蒙公司的门肯(Arthur Menken)。由于日军当局的禁止西方记者留在南京，15日，斯蒂尔、德丁、史密斯、门肯等4人登上停靠在长江岸边的美国炮舰“瓦胡”号，驶往上海，美联社的耶茨•麦克丹尼尔也于16日离开南京。

由于处在战争期间，对于西方记者而言，南京城内并没有向外拍发新闻的条件。在瓦胡号上，斯蒂尔通过特殊关系立即把日军攻占南京暴行的稿件拍发出去。第二天，《芝加哥每日新闻》(美国当地时间15日，此时中国已是16日)以目击者叙述沦陷城市“四天地狱般的日子”、街道上尸体积有五英尺高的主题作了详细报道，这是南京沦陷后西方记者第一篇现场对南京的报道：“屠杀犹如屠宰羔羊。很难估计有多少军人受困，遭屠杀，也许在5000至20000之间。由于陆路已切断，中国军人通过挹江门涌向江边，挹江门迅速堵塞。今天经此城门过，发现有在积有5英尺高的尸体堆上开车才能通过城门。已有数百辆日军卡车、大炮在尸体堆上开过。城里所有街道都遍布着平民百姓的尸体和被遗弃的中国军队的装备与军装，许多没有找到船只过江的军人径直跳入长江，十之八九遭溺毙。”

与此同时，美国《太阳报》、《每日邮报》分别以“地狱般的南京沦陷，记者离开时看到的残酷的大屠杀”和“我看到300人被屠杀”为题，刊登了报道。斯蒂尔到上海后，又给《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发回了多篇关于南京暴行的报道，如：《记者描绘战争屠杀场景》(1937年12月17日)、《在南京的美国人见义勇为》(1937年12月18日)、《揭示恐怖残暴的场面》(1938年2月3日)、《在南京屠杀惊恐的中国人》(1938年2月4日)等。美国《时代周刊》1938年2月14日还专门发表了题为《目击者》的报道，介绍了《芝加哥日报》资深记者斯蒂尔关于南京暴行的描述，文章说：

从日本占领南京之时起，留在南京的记者斯蒂尔便试图将这些残酷的细节传给外界。他写道：“所有(中国)都知道，被发现拥有军装或枪支就意味着死亡。摔坏的步枪被扔在街上，并堆成垛以便烧掉。街上满是丢弃的军装和军需品。……日本人致力于血腥屠杀。直到杀掉所有他们能找到的中国士兵或是官员他们才得到满足……一位日本士兵站在不断增大的尸堆上，将步枪子弹倾注在任何还能动弹的尸体上。对日本人来说这也许是战争，对我来说却是谋杀。最准确的估计是日本人在南京城处决了2万人，在上海—南京阶段杀死11万4千名中国士兵。这个阶段日本人损失了1万1千2百名士兵。”

《纽约时报》的德丁、美联社的耶茨•麦克丹尼尔、美国派拉蒙公司的门肯和英国路透社的史密斯到达上海后也向都立即发回报道，如德丁发表了《攻占南京肆意屠戮》(《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和《南京陷落日军施暴》(《纽约时报》1938年1月9日)等。门肯在1937年12月17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目击者描述中国军队溃退时南京的巩怖景象》。1937年12月18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发表了麦克丹尼尔的报道《战地记者的日记描绘恐怖的南京》。1938年1月14日在《世界日报》上发表了史密斯的报道《南京陷落的经过——路透社史密斯记者的目击报道》。除此之外，西方各国驻上海的记者也根据这五位现场记者和南京西方传教士所提供的资料对日军在南京暴行也进行了许多报道。据张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一书收录的英文新闻报道就有40多篇。

2006年12月，我在英国国家报刊图书馆查阅时，发现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泰晤士报》也等都刊有日军南京暴行的报道，特别是曼彻斯特卫报还配发了非常罕见的反映日军暴行的图片。

中国方面的报刊在得知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后进行了全面报道。日军进攻南京之时，国民政府于11月20日开始西迁。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上海、南京等地报业几乎全部停业，中央日报于1937年12月13日停刊，次年3月在长沙复刊。申报(上海版)于1937年12月15日停刊，次年1月15日在汉口复刊。但撤往大后方的各大媒体仍然十分关注沦陷后的首都。国民党中央社于1937年12月22日发出日军入城后进行有组织的劫掠、强奸、屠杀的电讯。12月23日《汉口中西报》等以《南京五万人被日军屠杀》为题进行了报道。内容称：“日军入城，听任军队从事有组织的劫掠，并任意强奸妇女，继复大事屠杀，四日中被杀者约五万人。日军并侵入难民区，而将所有壮丁借口谓系中国士兵，悉数加以枪决，目前尸骸，堆积如山。” 其后，汉口的有关报纸连续不断的对南京日军暴行进行了报道，如仅以汉口《大公报》为例，从1937年12月24日起到1938年3月28日期间，发表有关日军在南京屠杀、抢劫、焚烧和掠夺的新闻与社评就有22篇。

由于无第一线中国记者，因此各大报刊在初期所刊载的中央社讯大都从香港或上海等国际通讯社所获消息。最初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其内容并不完整系统，对南京大屠杀的全貌也可能全部掌握。但从有关报道中，还是能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概况，如12月25日《大公报》报道：“敌军占据南京后，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我国难民中四十岁以下男子被惨杀者达五万人之多。”1938年1月22日转载字林西报21日社评：“驻京日军军纪驰荡，任意屠杀市民，迄最近遇难者已逾万人，自十一岁之幼女，以至五十三岁之老媪，均不免玷污，被强奸者大概有自八千至二万之数，抢劫事件更不胜述，在一星期内尚有此等事件发生，故未可诿为一时现象。”后来，由于有部分幸存者侥幸逃出南京到了大后方后，许多报刊开始刊载他们身陷南京所见所闻的访谈，如李克痕的《沦京五月记》、蒋公谷的《陷京三月记》、郭岐的《陷都血泪录》、林娜的《血泪话金陵》等等， 南京大屠杀亲历者的回忆更加真实、具体，因此这些文章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但是，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日本国内民众却较少知道。一些日本的报刊却不断刊登南京迅速恢复和平的报道。如1937年12月14日，《朝日新闻》以《妇女从公开防空洞里爬出来》为题，刊登了日军官兵引导南京妇女陆续从防空洞里走出来的大幅照片。12月20日以《复苏之南京》为题，以半页篇幅刊登四幅照片，反映居民围观在货摊买东西的士兵、农夫播种施肥、居民络绎不绝返回城内、胳膊上缠着太阳旗袖章的理发师为日本兵理发等情景。又如12月25日，以《南京在微笑——城内特写》为题，围绕南京城内的孩子，刊登了“和孩子们一起玩玩具坦克的日本兵(位于南京中山路)”、“战火一停，炸坏了马车也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于南京住宅区街道)”、“皇军卫生班积极治疗，加强日中亲善(于南京难民区)”、“沐浴和平之光，中国教堂的赞美歌(于南京宁海路)”等。

但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是如何认识的呢？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当时金女大难民所的负责人金女大教授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曾认真辨别了一篇日方关于南京城内状况报道的消息，这篇题为《日本部队安抚中国难民，南京出现令人欣慰的和谐气氛》发表在日军控制的上海《新生报》上，虽然不是发表在《朝日新闻》上，但从中可以窥见一斑。魏特琳说这篇报道全文共有25句话，其中只有4句是真话，即关于太阳的一句、鼓楼的一句、有关宪兵的一句和日本国旗位置的一句；有一句话一半是真的，另外19句全是假的；还有一句魏特琳还无法确定。魏特琳对此十分感慨地记道：“在‘是非题’的测试中，这一得分可不高啊！” 为了能让后人共赏此篇“佳作”，特将此文转载于下：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日本国内媒体报道所呈现的南京当时都是一片“祥和”呢？据学者们研究发现在中日战争开始后，日本内务省、陆军省都曾专门发布法规，实施战时新闻控制的条令。这些法规条文表明：“一、战时日本官方对新闻实行严格控制；二、反映日军暴行的记事和照片的发表受到严禁——所谓‘不许可’；三、不仅严禁反映日军的暴行，反而必须宣传日军的‘仁慈’；四、突出‘支那兵的惨虐行为。也就是说，不仅是严加控制，而且还歪曲宣传。” 事实上，战时日本对各类新闻的控制十分严格，例如日本每日新闻社随军记者所拍摄的照片，大部分以航空寄到总社，总社必须加洗4张送审，其中3张分别由陆军部、海军部、情报局审批，另一张是在审批后退回，盖有“检阅济”印记的可以发表，盖上“不许可”印记的则严禁泄露和发表。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许多不符合新闻控制条令的许多真实新闻都因为“不许可”而胎死腹中。据《出版警察报》统计，被禁的有关文章仅1938年头3个月就达182篇。 一些“漏网之鱼”被查出后则要受到严惩，如石达川三因在《中央公论》杂志1938年3月号发表了反映南京日军暴行的作品《活着的士兵》而被判刑四个月徒刑，缓期三年执行。其罪名是：“记述皇军士兵掠夺、杀戮非战斗人员，表现军纪松懈状况，扰乱安定秩序。”

在日本，不仅国内媒体报道日军占领南京的内容受到严格控制，而且当时凡涉及南京日军暴行的国外报刊的进口也受到严格审查，据日本战时内务省警保局主办的《出版警察报》第111、112号中列出被禁止在日本国内流传的报刊就有数十份之多。另外，当时在上海的西方记者通过无线电台拍发新闻稿的电文中，凡涉及日军在南京暴行也一律遭到扣发，如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田伯烈称他发往《曼彻斯特卫报》的电报稿，由于涉及南京日军暴行而被日本当局驻上海外文电报局的书信检查官扣压，理由是“这些内容过于夸张”。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是当时专门收容妇孺的难民所，金女大难民所曾收容妇孺难民13000余人，负责这个难民所工作的便是美籍教授明妮·魏特琳女士(Minnie Vautrin，中文名华群，亦称“华小姐”)。明妮·魏特琳1886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西科尔镇。1912年，她在伊利诺大学毕业后，前往中国合肥办学传教，曾任合肥三育女中校长。1919年9月至1940年5月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教务主任和教育系主任，并曾代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及其之后，魏特琳一直留在南京，她冒着生命危险，挺身救护了成千上万名受难妇孺，使她们得以勉遭日军性暴力的摧残。在南京大屠杀之后，魏特琳则在金女大校园里继续收容那些失去丈夫和父亲的年轻姑娘，开办职业班，授以生活技能；并救济了无数家破人亡的妇女，使她们能够重新生活。由于魏特琳挺身保护和救济妇孺难民的善举，当时难民咸称之为“活菩萨”、“观音菩萨”。1938年底，国民政府为此曾秘密给她颁发最高荣誉的采玉勋章。南京大屠杀期间，魏特琳女士在保护中国妇孺难民的同时，还以惊人的毅力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反对战争和恐怖、呼唤和平和人性”的珍贵遗产即近60万字的《魏特琳日记》。

为了竭力帮助南京难民，魏特琳却没有时间来照顾她自己的身体。日军在南京城中的暴行使得魏特琳的精神与肉体受到了创伤，在南京大屠杀结束后不久，魏特琳的精神彻底崩溃，她不得不回到美国接受精神治疗。但是，在美国治疗期间，在魏特琳的潜意识里，她总认为自己给别人带来的负担太重，她也认为自己病愈的希望很小，因此，她总是想自杀，以此来减轻别人的负担。1941年5月14日，当魏特琳一个人在联合基督教传教士办公室里时，她突然想得自杀，于是立即仓促地草拟一份并不完整连贯的遗书：“我在中国的传教失败了”，“与其受精神错乱之苦，不如一死为快。” 然后，她打开了厨房里的煤气开关……。

著名报告作家张纯如女士说：魏特琳的去世，是一名英雄之死，她也是一名南京大屠杀的牺牲者，她为了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最终也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正如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宣布魏特琳死讯时说的那样：“我们认为，像在战场上倒下去的士兵一样，魏特琳女士也是在战争中牺牲的。”

美国传教士，魏特琳女士，南京大屠杀中为难民施救，被南京人称为“活菩萨”

魏特琳自杀其病因主要是由于精神抑郁症引起的，但是造成精神抑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受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的刺激。我十分赞成日本著名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笠原十九司教授的观点：

战争的灾难并不限于人类肉体的伤害和死亡，由军队的战斗和占领带来的残酷的非人道的行为，对于直面这种恐怖的人们的神经，更是一种打击和摧残。

造成明妮•魏特琳神经错乱而自杀的，正是日军对南京的攻击和占领，她身处日军攻击和占领下的南京，体验到那种恐怖和冲击，这些都对她的神经造成严重伤害。这种伤害随着日中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的扩大而加深，造成她精神的错乱，并产生破坏作用，最终导致她以自杀结束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也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牺牲者之一。
 

（此文为张连红教授接受新浪历史专访时的部分精彩回答，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