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抗战宣传也刮浮夸风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一期 作者：王奇生   2016-07-31 11:24:29

徐永昌，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中原大战晋绥军的总指挥、抗战时期的军委会四巨头之一

抗战史研究是国内学界的薄弱环节。原因在于，抗战时期国军将领虚构战情、虚报战绩、虚领军饷等情形十分严重，给后来的战史研究带来极大困扰。最近，学者王奇生接连阅读了三部国军高层人士的抗战日记。三人分别是军令部长徐永昌、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陆军第四十一师师长/第二十六军军长丁治磐。三人在抗战时期的职务，分别代表了国军最高作战指挥部、最高军法执行机构和战争前线的高级将领。三部日记中，两部是手稿影印本，字迹极其潦草难以辨认，显示作者下笔时未曾顾及他者和后来人的阅读。与其他“局外”史料不同的是，三部日记可视作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透露了不少外界不甚知悉或不大清晰的军界内情与详情。

日军撤退，国军报捷
 

张发奎，香港崇正总会名誉会长，著名爱国将领及抗日名将

张发奎说，“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一贯思路都是这样。”

张发奎晚年回忆录中，对抗日战争有过这样一段总结性的表述：

我参加了三个重要战役：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桂柳会战。可以说，在战略上这三次会战都是成功的，我们以空间换取了时间；但在战术上，我们失败了。说句真话，我从未取得过一次胜利，可是我延宕了敌人的前进，还多次重创了敌军。在整个抗战中，我们一直采取守势。

张发奎在回忆录中坦承：“为了宣传目的，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中央对此十分了解，这些都是虚假的胜利”；所谓粤北大捷、收复南宁，其实都是日军自动撤退。他虽然声称自己无法评论其他战区的所谓大捷，但仍忍不住指出：“三次所谓长沙大捷(一九三九年秋，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同所谓粤北大捷相似。敌军志不在长沙，犹如它们志不在韶关，它们只不过是佯攻而已。我的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一贯思路都是这样。”
 

何成濬，民国二级陆军上将，湖北省省长

张发奎的说法，在徐永昌、何成濬、丁治磐的日记中得到了更具体、更细致的印证。虚报战绩、夸大宣传，是各国对外作战宣传的惯用手段。抗战时期，国军各高级长官谎报战功更属常态。如敌人攻占某地后，有时无意长期占据，会主动撤出。每当遇此，前方将领均会以“大捷”向上申报和对外宣传。中央虽明知内情，也往往认可。抗战时期的很多“大捷”大体如此。直接与闻军事委员会的最高决策的何成濬，洞悉各高级长官之虚报内情。

蒋介石有意“缩减”国军伤亡

蒋介石高估日军伤亡人数，“缩减”国军损失。

与何成濬相比，军令部长徐永昌对前线作战情形更为了然。他每天会将各地战况和部队的动态记录于日记中。如徐对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伯陵)的谎报军情和虚假宣传，在日记中多有记载。以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为例，对敌我伤亡人数，徐永昌一直未能得到确切的数据。

第九战区在不同场合的宣传口径并不一致，如毙敌人数有“三万几千”和“四万一千”之说，俘敌人数有“八千几”与“二百四十七”之说。到10月25日，军令部次长林蔚向徐永昌转述从蒋介石那里听到的湘北真实情形：

一、湘北战之序幕，敌人扫荡大雪山时，战区所报我军如何转出反包围敌人等等，完全子虚，斯役我第四军吃亏极大。

二、敌人打过汨罗江以后，我军已无有战斗力之军师。三、所报俘获敌人不到十个，枪许有几支，余可想矣。

徐永昌获知这一情形，大为感慨：“由谎报一点看我国军人无耻，可谓达于极点。” 然而，第三次长沙会战时，薛岳故技重演。而这次徐永昌似乎对薛岳所报战绩信而不疑。他在1942年2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第九战区报告，第三次长沙会战，各部实报俘获统计如下：中队长以下一百三十九名，步骑枪一千一百三十八支，轻机枪一百零二挺，重机枪十三挺，山炮十一门。我军真正胜仗，第一次台儿庄，第二次昆仑关，第三次即为此次长沙会战，其俘获尤属空前。

而何成濬日记中对第三次长沙会战则有不同的描述：

(军事委员会)会报时，主席宣布关于湘北三次会战，第九战区薛司令长官之报告云，我军伤亡官兵二万九千余，倭寇死伤五万余，在场诸人均笑斥之，主席亦言其过于虚妄。各处作战报告，本多有不确实处，然向无如此之人之甚者。

不仅前方高级指挥官“宣传太过”，最高统帅蒋介石也很重视战争中的宣传。蒋介石对于日军方面公布的伤亡数字，常以10倍去估算，如1938年5月日本方面发布开战以来日军战死59098人，蒋推断其实际战死者当在59万人以上。当1940年2月日方广播声称在广西击毙国军8000人的战绩，蒋则推断国军死亡“并不过千，损失必不甚大”。

英美称国民党宣传太过

欧洲关于淞沪会战时期上海的专题报道

由于国军的宣传，日方撤出时有意不对外宣告，以免成为中国方面作战胜宣传的机会。

1943年7月驻英大使顾维钧转述，英国方面认为“我国抗战公报多夸大不足信，尤以报告敌人伤亡数目为最，此次湘鄂一役所称敌方伤亡三万，超过不啻十余倍云云。”

美国方面同样对中国处理战事新闻的“不实”颇多訾议……如此宣传之结果，使华盛顿之军火局认为毋庸立即对华增加援助，因中国军队能自击败日本。……故中国每日夸张胜利，对于美国人民仅能产生恰然相反之效果。”

日军方面深知，他们每次撤退时，都会被中国方面宣传为“大捷”，故有时攻占某城而又无意长期占据时，有意不对外宣告，以免撤出时成为中国方面作战胜宣传的机会。

美国学者易劳逸拿欧洲战场的情形相比较：“为国民党军队说句公道话，它在与一个在组织、训练和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八年，与法国(它对德国的抵抗在仅仅六个星期的战斗后便崩溃了)和英国(它从美国得到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比较起来，中国军队的抵抗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本文所呈现的虽多是战时国军若干负面的特质与面相，却无意否认国军坚持八年全面抗战的伟大业绩。

本文选自作者在《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一期发表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