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冀中地区的地道和地道斗争
来源：《近代史研究》 作者：黄道炫   2016-07-31 16:29:05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根据地曾展开大规模的地道斗争，尤以冀中地区最为突出。多年来，尽管由于影视和文艺作品的原因，地道战已在国人中耳熟能详，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却罕见，影视及文艺作品的浪漫呈现和地道斗争的实际运作及其背后蕴含的复杂的政治、军事内涵，相差也不可以道理计。作为中共主导的对敌斗争系列链条中的一环，地道斗争具有强烈的中共军政特质，不仅是研究战争，更是了解中共生存、运作、抵抗方式的一个良好切入点，坚韧的武装抵抗和一个对日充满敌意的氛围，是地道斗争开展的必要条件，这些源自中国面对侵略的民族主义激发，持续发酵则应归功于中共的不懈努力。经由民族精神营造起的敌意，不仅是中共开展地道斗争的利器，事实上也是抗战时期中共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助力。同时，像地道这样一种本质上偏于被动的抵抗形式所以能够存在，与对手露出的空隙不无关联，日本当年在华北地区的统治方式与统治实态，是帮助观察地道和地道斗争不可或缺的一环。
 

地道挖掘在1942年以前主是各地的自发行为，数量有限。1944年后，受到中共组织动员的影响，抗日根据地出现了地道挖掘的高潮。1944年后，中共和日军在冀中开始新一轮拉锯，和“五一大扫荡”前中共在拉锯中不断被削弱不同，这一次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日薄西山，拉锯的结果已经日渐向中共方面倾斜。此时，日军的威胁依然存在，而且随着其补给的日益难以为继，对民众的掠夺有增无已，民众躲避负担的心理迫切;同时中共力量的壮大，日军下乡征发的仓促，也使挖掘地道躲避日本掠夺乃至利用地道打击、警告日伪有了更大可能。在此背景下，中共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地道挖掘运动。

据不完全统计，仅1944年，冀中平原挖掘地道即达2万里以上。河北易县1945年的报告系统阐述了地道的发展过程：“从1942年冬本县号召开展地道，由党政军民各部门主要干部成立县区村地道委员会，以人民武装系统为主，推动这一工作。但从成立到1943年底，这一阶段领导机构多成有名无实，作用甚小。”“自1944年初才走上健全，内部有了正副主任，组织、宣传、研究、警戒、总务等明确分工，并发挥了作用。”这应该是当时各地大体一致的路径。报告进一步具体说到这一时期地道发展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2年冬至1943年底，为地道萌芽时期。那时只有二、三、四、五区少数村庄开始挖单个洞”;“第二阶段，是从1944年初至现在，为地道全面开展时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区都开展起来了。全县除了有据点堡垒及完全是大山大石根本不能挖掘没有开展地道外，其余均普遍开展了地道。挖的成绩：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村庄能容全村男女，一般的村有百分之十五户与户通了。”易县还不是成绩十分突出的地区，但从报告看已相当可观。地道挖掘当时是如此普遍，以致有关报告甚至提到：“有不少的村，群众挖洞情绪颇高，挖的上了瘾。如远台一个老头儿说：‘我挖地道真是有了瘾，什么事也不想干了’。”日方发现，冀中地区地道几乎无处不在：“地下室的入门，在屋内者，多在鸡笼、便壶、灶台及柴薪乱草的下面‘在屋外者，多在马、牛、羊、猪等厩房的底下，及喂猪喂马的槽底下；地下室内，不但可隐匿兵器、粮秣等，又可收容人员及医院的设施，或兵器修理工厂、印刷厂等；于破土房子，或空地下面，掘成地下室，上面堆积农作物或煤炭、马粪等来隐蔽。”负责平津保地区警备的野副昌德中将1945年感叹：“剿共战已变成地道战。”

地道挖掘耗费巨大，动员民众投入其中实非易事：“老百姓大多是不相信，宁跑不钻，也不愿挖。原因是：一则他们不相信地道的用处。二则成天老跑集合不起人来。三则农忙有点可能时间需要作庄稼。”杨成武具体分析了地道挖掘的代价：“除了有良好的土质条件外，还要有丰富物质、人口众多的条件，因为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村村都要有地道，总起来的劳力与夫力是极大的一个巨数。如果以三尺为一工，去冬每村加三里，某村二百夫力，以一千八百尺乘三里等于五千四百尺，五千四百尺除以三尺等于一千八百个工，一千八百除以二百夫等于九个工，就是说今冬每个夫要担负九个工。冀中去冬完成后之地道，可能已达二万五千里，其劳力之大从此可见。此外挖地道时还要很多的家具，如筐子、锄、镐，特别是点灯油，每村均在数万元款的开支。”要克服这些困难，首先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其次则要依靠中共的组织动员，这两方面，当时的冀中都可予以相当的满足。

冀中属于华北平原中心区，资源丰富、生态稳定，和冀东、鲁西北、冀西南等平原地区具有不完全一样的自然和社会生态发育，日军称“冀中地区富产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这为地道挖掘提供了物质上的可能。另外，李怀印在其关于冀中南地区的专题研究中特别强调这一地区官府和乡民的共同治理传统，指出：“这里大多数村落是自耕农占优势的、凝聚力很强的社群。由于生态环境稳定，没有频仍的自然灾害，背井离乡的很少。乡民们在长时间中形成了紧密的血缘网络和强烈的社群认同感。在村规和共同准则的支撑之下，村民们在惠及所有成员的村社事务中互相合作。”尽管不一定可以证明地道的大规模挖掘和这一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但面对一项需要村民合作完成并予以维护的任务，合作和自我管理传统的存在，对地道挖掘或多或少应会释放出一些助力。

作为一个庞大的集体工程，挖掘地道需要全村家家户户的配合，组织、动员乃至适当的物质刺激不可或缺，权衡事物利弊时，利益的考量从来不会在中共的全盘思虑中缺位，这是基于现实环境的实事求是态度。中共饶阳县委发布的关于地道挖掘的指示可以很好显示中共的具体运作状况。首先是确定出夫原则：“第一，冀中武委会指示原则一半人力夫，一半富力夫，出夫年龄十六—五十五。”也就是说，出夫标准按照人力和富力两种条件制定，人力和富力各占一半，财富多者除承担人力负担外，还要出富力负担，富力可以折算为人力，贫穷者完成本身夫力后继续支差，可获得富户所出的那部分富力，得到一定收入。

确定出夫原则、保证夫役相对公平后，有力的领导是地道挖掘能否顺利进行的前提。新乐县的组织领导办法是：“1.有村长、抗联主任、武委会主任和支委二人，共五人组织地道委员会。该五人专为此工作服务并成为推动与完成此工作的推动机。2.根据性情、年龄的不同组织为青、壮、老、少四队。青年六十名、壮年七十名、老年一百二十名、少年二十六名。各队设队长、副队长，下设正副班长，每班编制十人至十五人。问题逐级反映。3.地道委员会根据工作须要在干部群众中抽选对此工作有经验的精干人才组织秘书处、检查股、武装股、分工股等各股长。有地道委员兼为股长。”

奖励和惩罚等精神、物质刺激也是挖掘地道动员中的重要方式。完成较好者予以奖励，完不成任务者则予以处罚。不过，根据中共的谨慎处理方式，处罚措施一般都相当慎重：“为了对落后不积极工作的加以处罚，特别着重政治上和群众的压力。如根据每组每日汇报，在大会上指出落后者的不当处，但不轻易指出其姓名，促其进步。另外村订立了罚约，规定罚约以十斤、二十斤、三十斤米，看其情节而定。但告诉了区干不到必不得已时不准使用罚约。所以在这一县中目前只××庄××营各罚一户。”这和中共在支前动员中慎用处罚措施的方式是一致的，只要不是阶级问题，中共一般均尽力减少打击对象、避免过多伤害。即便如此，重面子的村民们还是激发起争先的本能，报告显示：“由于奖惩办法的公布，不但只把全村青壮年、老、少年动员起来，而全村的妇女也积极的为此工作服务。同时谁也不愿意让自己家中的男子落于人后，除早晨作饭外，并代替男子管理家务，替男子作活。在这几天的生活改善，另外比平时增强。”

除挖掘地道本身的组织外，中共更着眼民生问题，强调只有政治上团结、争取民众，获得民众支持，地道和地道斗争才可能有巩固的基础。他们清醒意识到，挖掘地道“要有一定的劳动力(劳动的计算法以人力夫和富力夫计之)和物力资财。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就是再好的土质与政治条件都不易开展起来。如任河宋庄有八十至一百户，群众非常穷困，又未进行减租，生活极苦，亦要该村挖地道，如果去挖地道则不能赚钱回家吃饭，必然使他全家饿起肚子来。如此必会脱离群众，因此该村直到现在只有一二丈地道。”1944年前后，中共特别重视实行减租政策，强调减租既可改善大部分民众的生活，又可获得民众的拥戴，可谓政治、经济的双丰收：“进行了减租政策发动起了基本群众，并把他们组织起来了，反对了坏分子的破坏(如国特)。只有如此，地道则挖的快，而且能认真的挖，真正在战斗中发挥起其高度的作用。”

除中共本身的努力外，日军对民众的压榨也是逼迫民众挖掘地道躲避日军掠夺的重要动力之一。当时的材料记载了挖掘地道、开展地道斗争后对民众物质上的影响：“虽说在才一挖掘的时候费一部分人力、木头、秫秸，但假如地道开展好了以后，就可以利用地道武装保卫村庄，保卫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不给敌人派联络员，不资敌……假如把一个村庄资敌的消耗和挖地道所费的钱财、人力比较起来，那挖地道所用的人力财力，不过是九牛的一毛。”藁无联合县正是通过实际的地道斗争，与无地道村子形成鲜明对比后，才提高了民众挖地道的积极性：“藁无同志们胜利的坚持了一个多月，击退了××大队的多次突击，迟滞了他的企图，同时又熬过了大‘扫荡’，而没有离开过这几个村子。眼看着周围的村庄都被敌人每天去蹂躏、勒索、威胁。××的据点附近的村子，几天的工夫就各出了几千块线，此外送肉、面、木柴、砖、干草，其数量也是没有限制的。还有所谓‘进门伕’，每村一百二百不等，几乎是每天都去。可是坚持下的几个村子，这些都免脱了……这样明显的对比，给一部分想要支应敌人的群众一个很好的教训。”程子华为此专门算了一笔账：“地道的修筑，较诸改变地形的挖沟，乃是一种更加浩大的工程。据一般估计，每村修筑地道，如果大部有劳动力的人民都参加，需要1个月的时间，而一部顶棚所用的木料，需要1000元至2000元。象这样大的耗费，为什么人民乐于负担呢?显然的这绝非理论上的说服问题，而必须是实际上的斗争过程。修筑地道诚然需要大批劳动力，需要大批的资财，但较之敌人一次的抢掠，却已便宜多了。”

日军对民众的掠夺，既源于其侵略战争的本质，同时和中国的持久抵抗对日军形成的压力不无关系。日本侵华，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抵抗意识，而日军的烧杀奸淫更增添了民众的民族仇恨。中华民族是在和周边民族不断冲突中成长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事后看固然实现了民族的融合，但当时则同样存在着国族危机，以华夷之辨出现的民族主义教育在中华文化中从未缺位，可谓深入人心。对于大众而言，他们接受民族主义教育的途径更多是口耳相传的故事、大众习见的戏剧如岳母刺字、杨家将等，这些朴素的民族情怀尽管未必能够经得住生活的磨蚀，日本长期占领区不可避免会出现顺从日本人的现实，但当民族情怀和中共坚持敌后抗战的现实和宣传鼓动结合，就足以成为日军控制中国的巨大负担，此即黄敬所言：“必须把一切抗日斗争和武装斗争密切结合，才能暴露出敌之异民族的弱点来。”这种坚强的抗战，使日本人不得不长期面对着敌对的人群，消耗其统治资源。

统治敌对的人群往往采用强力的手段，而这种手段反过来又增加被统治者的敌意，成为统治者无法解开的死结。以冀中为例，1941年到1945年日军仅在七分区即设有大小据点96处，修筑碉堡310座，筑公路总长1225公里，挖封锁沟总长1140公里，而七分区总面积为4860平方公里，村庄1566个，人口120多万，几乎每隔两公里左右就有一个碉堡，5公里左右一个据点。根据吕正操1940年的估计：“敌人兵力，在此区域为18300人，每年需在此消耗2万万元。”吕正操作此判断时，日军在整个冀中尚只有181个据点。到1942年，日军在冀中“共计建筑了1753个据点与碉堡，平均每四个半村庄或62.8平方里就有一个据点或碉堡，并将各点中间妨碍瞭望与射击的树木、房屋及丘陵一律削平;原有和增修的铁路为1539里，公路15166里，共计铁、公路为26705里，平均每6.5平方里即有一里铁路或公路;挖掘了8773里封锁沟，平均每1.2平方里即有一里封锁沟。县界都有封锁沟，区、村大部分挖了沟;深宽均在两丈以上，乃至三、四丈不等。”如此之大的消耗是异族征服者面对潜在的反抗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大量的据点、碉堡构筑时要付出高昂的人力、物力，根据日军“现地自给自足的自营主义”的供应方针，这些负担必然要转嫁给当地民众;为维持据点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力，又要在据点和碉堡内投放兵力。1939年，薄一波曾经计算道：“截至现在为止，敌侵占我铁道线约1万里以上，主要大城市在25座以上，估计敌人保持后方联络交通办法，每里需要一个碉堡，每一碉堡至少需一班人(以14人计)轮流守卫，即需14万人在铁道线上站岗。每一大城市亦至少需要5000人守卫，即需12万人。再加上警戒矿山、工厂及汽车路线，总计亦需三四十万人，这是胶着在站岗放哨守卫的工作上，如再深入，这样站岗的警察，将需更多的人来充当。”这些兵力的粮食与物品补给仍然主要取之于当地。根据河北新乐一个村庄的调查，该村在平汉路东，靠近长寿据点，全村212户，“村里雇着12个给敌看铁道的苦力，每人每月45元，1个带班的苦力头每月50元，10个自卫团团长每人每月10元伪钞，10元边钞，4个被敌人打坏的每日每人4元5角，情报员每日去长寿一次，出路费1元，平均每日有55个修筑墙的苦力，每日每人工资6角，轮流供给，给××村两据点敌人的饭每月2次，每次3天，每天最少花洋×元。敌人为了扫荡边区要两辆车，每辆每天雇佣费17元，5个随军民夫，雇佣费每人每日25元。按上面的数目统计，该村每日负担295元6角6分”。这样常年的供给对当地民众的压力可想而知，而这还只是日常负担之外的额外摊派。程子华调查的藁无县赵庄，1942年每亩对日平均负担达到将近40元。控制需要高额的成本，这种成本加之民众头上激起的敌意，又刺激着成本的增加，形成恶性循环。中共的总结恰切点出了问题的要害：“地道工作完成的特点：哪个区里的游击区多，敌人对哪个区抢掠抓捕频繁，哪个区里的地道便开展的普遍，成绩便比环境巩固的地区大。群众开展地道堡垒的情绪，便比环境较好的地区高涨。”

不夸张地说，抗战结束前，冀中的地道已成为一座地下长城。不过，客观看，1944年前，除局部地区、个别地道曾经发挥作战功能外，地道更多还是以其隐蔽功能而存在。地道要具有作战功能，按照中共自己的说法：“战斗地道须具备有物质条件与政治条件。如土质深厚，基本群众发动起来或占优势，这些村庄才能布置战斗地道。因有这些条件的限制，目前不可能普遍做到全面都有战斗地道。因之应先有重点的去布置，以后再逐渐增加，使之普及为全面。”具体而言，“战斗地道在游根地先有重点的开展，逐渐普及游击区。有重点的开展地道逐期普及隐根地，要开展秘密堡垒。在开展战斗地道的村庄要适合以下条件：政治条件好，基本群众占优势；便于打，能转、能走、能藏。”

1944年后，形势明显向着有利于中方方向变化，中共不再满足于挖掘地道用于隐蔽，地道的战斗功能被特别强调，战斗地道逐渐得到推广。中共文件要求：“地道战的开展不要单纯消极的躲避，应从积极进攻方面着眼，不仅单纯的保卫了自己，而且还要积极的杀伤敌人……建设村落战斗工事，增加村落战斗条件，更重要的是把地道、沟道、村落工事的使用结合联系起来进行战斗，更有力的杀伤敌人。”地道要发挥战斗作用，必须和村落战、爆炸战等战斗方式结合，所以，中共提出：“今天敌人普遍的活动特点是，在我积极的打击进攻下，敌人小股不敢出来或出动很短，出动多是大股采取数路合围，重点突击。我们要有效的对付这样的敌人(防止合击奔袭‘清剿’)，进行村落爆炸战是最有效的办法……目前应把广泛的开展战斗地道与开展村落战结合起来，从战斗中推动发展与改造战斗地道，使之更适合于战斗的要求。”“事实证明，单纯地道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必须以武装斗争、爆炸运动来掩护。只有广泛的游击战很好开展起来，地道运动才能广泛开展。”冀中是敌后根据地中最早开发和运用地雷的地区之一，地道战和地雷爆炸战的结合，实属顺理成章。

1945年，随着日军的进一步收缩，力量对比继续向有利中共方向转化，此时，各据点的日伪军给养受到威胁，所谓“清剿”行动更多限于维持自己的生存，人数、行动方式均有限，这使中共利用地道进行小规模狙击有了更多的可能，地道斗争发挥威力主要发生在这一时期。

从档案文献材料看，现有的一些战例集中出现在1945年，兹选取发生于时属冀中行政区的南庄战斗、谦场战斗、小芦昝战斗等战例予以剖析，从中窥察地道战的一些特征。

南庄战斗发生地南庄属献县五区，离臧家桥日伪据点12里路。南庄“是一个与敌人联络着的村子……当时这个村已经开展了地道，但堵街堵门高房堡垒等村落改造工作都还没有做”。由此看，南庄应该属于两面政权村庄，日军保持着对该村的名义控制，但中共在该村有强大的影响力，可以保持对村子的实际控制并领导地道挖掘。1945年1月，“沧县泊镇、臧家桥、张庄之敌伪约五百多名(敌二百伪三百多)，从献县出发经河间到肃宁进行‘扫荡’，驻于肃宁的韩村。韩村离南庄十二里”。中共估计日伪会经过南庄，决定在南庄予日伪以打击。

日军到达南庄后，中共领导的民兵分成三个班，分头利用院落、地雷、地道打击日伪军，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日伪军本来把这个和自己保持联络的村庄当成休息和补给地，骤然遭受打击，明显惊慌失措，“原来的计划是在这村吃饭。在战斗进行当中，敌伪就在村里捆猪、抓鸡，并坚持堵我们作战的屋子。地雷响了之后，敌人害怕了，动摇了，没敢吃饭就撤走了。没有抢东西，也没有烧别人的房子”。

南庄战斗相当顺利，其直接结果就是结束了该村对日军的支应，“南庄村分两头，仗是在大村打的。大村的老百姓说：‘民兵真保护咱们，敌人也没有抢，也没有烧房，还是打好!’小村被敌人抢去了一些东西。小村的老百姓说：‘再来了咱们也打!’马上动员起来，改造村落……这村从这个战斗以后就和敌人断绝联系了，不再资敌了”。为鼓励民兵的地道战斗，“分区传令嘉奖，县奖了三个木雷，区奖了十五个地雷”。

谦场战斗发生于1945年5月。谦场村位于宁晋县城东北25里，“东南五里有大陆村据点(住伪军大队部伪警察所共一百五十人)。西六里有唐邱据点(住伪一中队伪警察所共七十人)。村西五里有宁晋至大陆村的汽车路”;“全村约二百多户，一千三百多口人，中农占多数，群众生活富裕。地道全长约三千二百丈”。无论从人口、经济和地道挖掘状况看，谦场都是一个很有分量的村庄，“是围绕唐邱和大陆村据点斗争最尖锐的一个村，依靠武装斗争，已经断绝资敌”。全村有青壮年240人，其中民兵14人，拥有地雷1个，手榴弹30个，撅枪2支，子弹40粒，牛腿炮9门，抬枪3支，土枪6支，和当时大多数民兵一样，武器装备相当简陋。

谦场战斗是中共武装围攻大陆村伪军据点战斗的一部分，发生于中共开始对一些突出于根据地的日伪据点发起反攻之时。为掩护遭中共围困的大陆村据点伪军撤退，高邑、赵县、宁晋日伪500多人向大陆村进发，5月27日途经谦场，分三路将谦场包围，意图打击此地中共武装，并趁机抢掠。谦场地道“全长约三千二百丈”，“洞口一百多个”，虽然存在着“战斗地道与群众地道混淆不清，防毒防水的设备都不够”等缺点，但长达万米以上的地道，仍使该村获得与日伪周旋的后盾。该村驻有“小队的一个班，于发现敌情后，小队即鸣枪射击，退到民兵队部”;“小队和民兵二十多人隐蔽在队部的房上”。日伪军从东西南三个方向企图进入村内，均遭堵截，“见东西南三面都没法进村，便在村边点火烧房，共烧着一百三十二间，柴草也都烧了”。战斗结果，“抗击了敌伪五百名以上的兵力，坚持了七小时，击退敌人两次冲锋，始终没放敌人进村，伤亡敌伪六名。我只消耗地雷一个、手榴弹二个、子弹二十粒、自伤二名”。

由于日伪军重点在于撤出遭受围攻的大陆村据点伪军，对谦场的进攻只是进兵途中的顺带之举，因此，日军遭受阻击后即选择知难而退，这侧面印证了单个村落的地道斗争必须和周边村落的斗争环境结合开展才能获得成功的判断。由于日军没有继续攻击村庄，中共武装在战斗中实际上没有直接利用地道，但庞大的地道网络的存在，是少量的武装敢于在村里展开阻击战的重要支撑。地道的存在起到心理上和实际上的支持作用。无论是南庄还是谦场战斗，日伪都是路过式的骚扰，以地道为后盾的村落伏击战，针对这样的敌手相对具有迷惑和震慑作用，容易获得成功。

如谦场战斗显示的，随着地道战的开展，日军遭遇打击后，不断调整策略，在谦场日军采取报复措施，放火烧毁房屋，旨在打击民众通过抵抗减少损失的意愿。同时，日军也在研究破坏地道和地道战。中共注意到，日军摸索出一套“扫荡”与剔抉破坏的方法：“(1)集中兵力迅速行动突击一点，直扑都是剔抉村庄，做驻屯性的“清剿”。(2)以日本军与伪治安军为主力，一部分地方性伪军特务配合。(3)不进街，从村边，掏墙穿院，进到街中，上房。(4)白天剔抉地道，挖掘粮食财物。晚上则加强警戒，围村建筑工事。警戒岗伸出一、二里地，并在村边、沟野地，遍撒鹿砦，防好突围与袭击，已改变了过去的一套。”

如果日军有意识地针对某一村落地道实施打击，客观看，作为一种相对被动的抵抗形式，地道还是有其局限性，小芦昝村战斗是日军采取驻点进攻时有可能对地道形成巨大压力的一个案例。雄县小芦昝是中共武装的一个基点村，十分区“分区武委会和地分委城工部都在小芦昝住着。”5月下旬，日军开始对这一地区展开“扫荡”，中共方面对日军的行动目标多少有点低估，按照事后总结就是：“在思想上轻敌麻痹，过低的估计了敌人。由于过去几次村落战的胜利，认为敌人一打即跑，不敢住，见到鬼子还误认为伪满军装假鬼子。”但是，日军这次显然是有备而来，目的就是打击中共的地区领导核心，进村时遭受中共武装的地雷、爆炸、伏击等打击后，不但没有撤退，反而加紧攻势，并在村里驻扎过夜，这使藏身地道中的中共武装、城工部工作人员及民众陷入被动。其间，部分武装和民众突出地道，趁夜离开村庄。

第二天，日伪军继续驻扎村庄，并且布置剔抉地道，“把战斗院的地道掘开了”;“作战地道被切成数十段，五米到十米就有一处掘开了。有一个堡垒院的地道被切成几段”。日军这一行动针对的正是地道斗争软肋之所在，当地面的支持被切断后，地道单独作为一个战斗体，应付不易。按照当时的一般要求，地道挖掘“高一米至一米二，宽八十生的即足”，在地道内只能依次弯腰行进，作家柳杞记载其经历的地道战实况是：“发现敌情，钻入地道。地道潮湿而黑暗、低矮，只能躬身前进。”地道的这种条件，使战斗人员在地道内活动、转移并不容易，对地面情形也不了解，一旦隐身之所暴露，难免被动挨打，小芦昝村的状况正是如此。由于日伪军把村里地道掘开，民众转移行动困难，“大部干部和群众已经被捉上去了”。好在小芦昝村地道纵长，行动较快的部分干部和武装人员得以躲过搜捕。

入夜，日伪军依然没有撤走，地道内还在坚持的干部和武装人员决定突围。此时，地道纵长的优势再次显现，百余个出口让地道内的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中共干部和武装人员突出地道后，虽然被敌军发现，但分散的敌军不敢过于迫近，他们且战且走，艰难突出日军包围。

小芦昝村战斗，不能算是十分成功。日伪军虽被“打死数十人”，但中共干部和民众的损失也不小：“城工部干部(受训的在内)除少数同志出外，四十来人有的被俘，一部光荣牺性”;“群众损失，牺牲11个人(3个妇女)，伤9个人(妇女1)，被俘□□3人”;“烧房57□间，牲口13个，粮食4308市石，砸锅178口”。这次战斗凸显了日军采取驻点剔抉的办法时，地道斗争有可能遇到的困境。此战带来的最大问题还是信心，小芦昝村的损失影响到民众对地道的看法，以致“个别村不能坚持住，看见小芦昝受损失，民兵拉着走到别村去。有的村把枪坚壁……右倾情绪滋长”。所幸由于日军兵力有限，加之其总体上已日暮途穷，像小芦昝村这样的战例难以连续进行，民众的情绪在中共努力下很快恢复。当时的资料形象记载了中共开展工作的过程：“战后在地委会上决定，组织救济委员会调查慰问，安置无房住的老百姓，发给救济粮。分区、县、区干部，安慰救济，募集木材、日常用具。组织建设委员会，分区、县、区干部参加，专员为主任委员，计划盖房，从各处募木料、秫秸、苇子。麦熟时，分区武委会全体帮助麦收，工厂停工工人全部去，地委机关十多人口帮助两天，部队也去人帮助……群众反映很好。起初是无精打采，不爱说话是不满意表现，后来由不爱说话到爱说话，从苦闷的脸上，换出欢笑的乐容。”

抗战时期，地道斗争之所以能够进行，就中共本身言，民众的支持不可或缺；就对手方言，其被牵制的现实则是中共力量可以发挥的关键。在普遍的敌意和有领导的武装反抗下，日军有限的兵力，决定了其只能局限于控制交通要道和核心地区，达到全面控制力所难能，这就给中共各种形式的抵抗提供了空间，地道斗争是其中富有效能的一种。但是地道斗争毕竟有其被动挨打的一面，因此和各种形式的斗争结合显得至关重要，对环境和条件的要求也相当严格，否则，就难免遭遇挫折。如中共规定的：“地道战以民兵为主，配之以区小队或县大队支队分散之班(一般的限于班的兵力)为辅助，密切结合担负之。主力部队数量多，不适于进行地道战。”地道战一般投入的都是小兵力，如果遇到对手大兵力、持久性的袭击，而又无法顺利转移，周边村庄也不具备协助打击敌军的实力，则也有可能遭遇困难，和中共所有的敌后抵抗措施都环环相扣一样，地道斗争必须放在中共抵抗系统中的一环予以使用，小芦昝村的经验侧面提示了这一事实。

小芦昝村的经验提示了地道战的局限，而整个地道斗争的展开，则告诉我们中共在敌后之所以能够持久抵抗，关键在于其有一整套的造成持久的办法，其中，保存实力、尽可能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是地道斗争所以产生的缘由，也是整个敌后战场对敌的重要方针。黄敬1943年底谈到：“积蓄保持力量，进行熬时间的坚持，为反攻及战后作准备，为我今天坚持敌后的方针。不过分刺激敌人，为上述方针手段之一。”当然，避免正面冲突，绝不是放弃抵抗，如地道斗争显示的，中共的抵抗绵里藏针，以各种方式、不放过一切机会持续进行，即便像地道这样一种偏于被动的斗争形式，也被赋予了抵抗的功能，尽管到抗战结束，这种功能还在持续改造、发展、升级中，还有其相当局限，有时甚至会像小芦昝村这样遭受损失，但正是这种全方位的抵抗不断牵制、消耗着日军的实力，使自身在艰难的环境下生存下来，而在这样一场多方较量的国际战争中，生存就有机会，生存就是对对手方的威胁，生存本身就是一种韧性的抵抗。以日军有限的兵力，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面对中共韧性的坚持，其在小芦昝村的行动事实上很难被大规模复制。南庄、谦场的惊魂更像是国际战争中败局已定的日本人在冀中的挽歌。

纵横于冀中地下的地道是中共这样一个高度追求效率的政治力量创造的奇迹，也是怀有世界梦想的日本人难以想象的脚底下的噩梦。对日本人而言，过大的战争企图使他们很难脚踏实地，以有限的兵力，从事一场没有边界的战争，其捉襟见肘几乎不可避免。冀中地底下的坚持更本质的是一场关乎士气的较量，中共放下身段，以一切方式保存自己，通过自身不妥协的存在，宣示征服者的局限;而对于征服者而言，征服一个地道或许不难，要征服成百上千的地道就难上加难，何况在这死的地道后面，鲜活着的还有最令征服者胆寒的普遍的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