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抗战中胜在企图心、执行力
来源： 澎湃新闻 作者：黄道炫   2016-07-31 16:51:21

题外话：说说这让人“犯晕”的研究

我没有去做这个研究之前，说到做抗战中的中共，总是觉得有点怪怪的。因为现在已有的认知，抗战应该主要是正面战场，中共在这里面所发挥的作用，一般的认知，和我们的宣传是有距离的。所以有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做之前多少会有怀疑。

我刚才给吕老师说，我最近做的一个《东方历史评论》的访谈，谈的就是冀中的地道，所谓的地道斗争。昨天我们一个年轻的研究人员，我们是好朋友，就跟我说，怎么《东方历史评论》现在这么政治正确。他不好意思说我政治正确，就说《东方历史评论》政治正确。我赶快纠正他说，不是《东方历史评论》政治正确，是我政治正确，因为话都是我说的，不论好的还是不好的，责任都由我来承担。这个访谈被共识网转载了之后，我们有个同事也写信提醒我说，你以前的文章、发言、访谈，一大半的人都是给你肯定的，这一次觉得“犯晕”的人占了80%多，也就是说批评我的占了80%多。这种现象我觉得很有趣，我是尽量把我所知道的史实给呈现出来，我没有立场。我内心有立场，但在做这个问题时没有立场。我跟朋友说我以前也没有想去取悦读者，现在也没有取悦其他，至于大家怎么说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是一个题外话。

今天都是熟人，我就随便讲，题目的框架搭的比较大。第一个框架，放在国际背景下，国家大背景下的抗战，抗战是国际战争，我们不能离开国际背景去讨论其下的话题；第二个话题小一点，回到抗战中的共、国、日之间的博弈，共产党后来成功了，其这一时期面对国民党、日本的作为当然是成功最直接的因素，所以是必须面对的；第三个话题就讲共产党本身。这是大框架，有时间的话我再讲讲更微观的，我们现在可以定义第三个是微观的。
 

日本偷袭珍珠港，他们是不是疯了？

我们首先看看国际大背景。这就要注意到日苏的对立，日美的冲突，冲突和对立我就不多讲了。我想说的是我们为什么要注意这些东西，这些和我们现在讲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注意这些国际背景，首先告诉我们的是，日本进行的这场战争是多面的、多位对手的战争。我们做一个推演的话，假设日本就是面对中国一个对手，日本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灭亡中国的话，我想很多人对结果大概不会有太大的怀疑，中国能不能继续抵抗下去，这是要打疑问号的问题。虽然现在我们不是这样的表述，但如果真的出现那种情况，在那个时代，估计后面的很多事情都不会发生了。

突出强调这个背景是因为这样的因素：日本当时所面临的敌人，在日本人看来不仅仅是中国，他的目标还有更大的，起码是在亚洲地区、在太平洋地区争霸，并获得霸权。按照他自己的话语，“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换句话说就是“亚洲是日本人的亚洲”。所以他的企图心是非常大的，包括后来跟美国的冲突，退出《华盛顿公约》表明了其海上霸权的欲望，当时太平洋的霸权，在太平洋面临的对手当然是美国。所以，看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做出这样的举动，我就会想他们是不是疯了？我们事后看这毫无疑问是自杀式的行为。即便在当时，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每一个国家都力避美国参战一样，把美国拉进战争也是非常不明智的。这一次是日本把美国主动拉进战火，而二战时的美国和一战时的美国国力又不可同日而语，我觉得日本也应该清楚。这个举动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当时也应该有判断，但他还是这样做了。当然可能会有很多的原因，一以贯之的称霸的愿望应该是他背后的最大动力。

这个动力随着战争的进行，各种问题的出现，随着美国的态度、政策的影响与变化，就会刺激他做出这样不理智的举动，背后则有着长期的原因。我们所刚刚有篇博士后论文写的是满铁和国联调查团的关系，最后提到日本退出国联，不少学者认为日本退出国联是因为国联调查团的结论。但如果从日本国际政策的长期的演进看，你会发现这可能只是导火索而已，如果没有国联调查团的事件，也会有另外的事件让日本退出国联。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认为国联对他是约束了。对一个国家，如果这个集体对他不是利益而是约束的时候，你想他能在这个地方待多久？换成一个人也是一样的。日本要打一场国际战争这样的背景，是我们去开始探讨下面一些具体问题的基础。

速战速决背后：日军占领区存在“力量真空”

回到中国战场，国、共、日的冲突，对中共的影响。中日战争的两个主体是很明确的，就是中国和日本。在当时的中国，中国这个主体又有我们现在表述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主体，也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国共之间的关系确实是非常复杂的，抗战时期是在国共合作之下持续的冲突的过程，这是很难改变的史实。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局面，这有很复杂的原因，包括国共两党的企图心，还有就是日本人控制方式所形成的空间。日本人不是以中国为唯一战争对象的，所以他在中国的占领和进攻，基本是有限占领和战略进攻这样的态势。他的占领是为了保持交通线的畅通，交通线的畅通和资源的控制是有关系的。他的占领不是以占领地域为目的，而是以占领重要的交通干线，用来支援运输。这是他的第一个目标，进攻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做的，所以基本都是战略进攻，他的战争目标基本都是这样的。这样的占领方式，就造成了即使在他的占领区里面也有巨大的活动空间。

八路军进入华北，客观上产生了刺激作用

比如1938年华北的状况，基本上是日军的快速推进和国民党军的快速溃败，造成了华北的真空地带。然后共产党八路军正好在这个时候进入华北，在力量真空的态势下意外获得了一个聚宝盆。像中共在冀中建立的政权，可以说是民国以来华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区域性的有效的控制政权。在此之前很难看到这样的政权存在的，包括国民党在华北也没有真正有效的立足，之前基本是各个势力的混战。1938年日军回防以后，对于他的控制区进行清理以后，加重了控制，开始建立碉堡，开始扫荡。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在相当多的地区还是有活动空间存在的，包括在日本的眼皮底下，还会有冀中政权的持续存在。冀中基本是三条铁路线、几大都市之间，离北平也就二三百公里。就这样，日本在华北控制得最严密的地区还会有反抗政权的存在，当然是因为中共做得很努力，日本人呢，似乎常常也是点到为止。正因为有了共产党这样的敌对力量的存在，国民党本来已经退出去了，这个时候一看共产党还能在华北生存，觉得如果全部放弃华北，既没法向全国人民交待，同时战后在华北的主动权也会彻底失去，所以又选择重新回到华北。我觉得必须承认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共产党的进入，才会刺激国民党的回去，我觉得这样的判断应该是符合事实的。

说一个有点悲剧的事情，我前年底在国史馆查档的时候，看到一则材料，陈诚给蒋介石发电报说，我们应该派遣30个精锐师到华北去打游击。我看到这个材料当时非常的吃惊。首先是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派出最好的军队去游击；其次陈诚的胆子也够大的，经过淞沪会战之后中央军的军队打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再调出30个精锐师，不知道他在江南的防守要怎么办。这个电报上去以后是不可能有结果的，首先蒋介石不是破釜沉舟的统帅，即使破釜沉舟，这样的举动也很难做出。不过这个材料起码证明，当时国民党人也有人主张要用最精锐的部队去打游击。当时我正好想写共产党进入华北的文章，看到这个材料非常的激动。看完之后出去散散心，有点激动，平复一下兴奋的心情。回来之后，我以为出去之前已经抄下了，就把它翻过去了。回到北京写文章的时候，再找这个材料找不到了，当时就没抄下来，因为太激动了没抄下来。去年底，我又去台湾，想把这个材料再找到，花了一两天的时间也没找到，这是很遗憾的事情。教训啊，看来搞历史的人永远要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情。

中共军力大发展，赢在企图心、执行力

国共力量的不同，我看冀鲁豫的一些数据印象特别深刻。1939年以后，日军的回防，虽然说它是控制交通线，战略性的控制，但是它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是要尽可能的消除敌对方，这是不用怀疑的。它对国共力量的压缩都是持续进行的，始终把你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要完全消灭它也觉得很难。

1942年前，中共实际上也是一个被压缩的过程，中共当时在冀鲁豫的战斗人员有3万多人，控制了200多万人口。1943年下半年，日本开始准备“一号战役”，从各地，包括冀中、冀鲁豫，撤出部队去集训，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了新一轮的大发展的机会。无论是国还是共，真正出现大发展的可能性，一个就是1938年，这是日本的真空时期，第二个时期就是1943年以后。1939到1942年是艰难的生存期。1942年，国民党在冀鲁豫地区也有3万的武装，控制的人口不如共产党多，因为他是集中驻军，控制区域比共产党小不少。1943年底出现的这个机会，对国共两党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1945年初，共产党武装在冀鲁豫地区发展到了20多万，人口因为三个区合并成晋冀鲁豫，达到2000万，冀鲁豫本身也应该有三倍以上的扩张。国民党什么状况呢？国民党1942年和共产党的兵力差不多，到了1945年是2万多，在机会来临的时候，国民党的军队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同样一个地区，力量的变化，我想这最能证明两个政党的企图心、执行力、战斗力。所以，战争中固然总会有机会，但抓住机会的总是那些有准备的人，我想这是抗战时期国共日三方博弈最后结局的一个总认识。

抗战时期的征兵广告

中共成长的法宝：根据地的稳固，武装的壮大

最后，还是要看看共产党本身。关于共产党，这个话题在大陆说得很多、很深入，我能够说出的也未必太多，只是拿自己的一得之见跟大家交流一下。

抗战中中共的成长，第一个也是我认为最需要提出的还是根据地的创建。根据地是共产党的老传统，在苏区的时候就建立根据地，这跟共产党的宗旨与理念是有关系的。共产党高度强调要和民众结合，是群众中产生力量的，这从马克思开始强调。要表现出人民的力量就要有地盘，这样才能结合。

抗战一开始，中共就面临抉择，中共在陕北也就四五万部队，出兵的也就一两万，这一部分部队开出去怎么办？如果是放在前方，像国民党希望的作为国民党部队中的一支——所谓偏师——放进去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大家也能想象得到。这个时候，毛表现出了超出一般人的定见。毛在这个时候，应该说在党内不能得到很多人支持的状态下坚持了这样的原则：就是要根据地，就是要打游击。

我觉得这是中共后来进入华北，进入河北，在河北有巨大发展的前提。如果去做了国民党部队的偏师，后面的一切怎么会发生？前段时间《王明年谱》出版的时候，有位记者问，为什么王明和毛泽东后来角逐的时候王明好像一败涂地，不堪一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局面？当然可以说毛泽东政治运用方法比别人高出一筹，或者一个军队的掌握者和一个书生的不同。但我觉得有一点不得不承认，毛在这个时期，根据地、游击战、独立自主，不是党内得到众多支持的，这样的决策，后来所发挥的作用在1938年以后就看得很清楚了，党内干部从中看到了实际效果，这应该是毛获得巨大威信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二个还是要讲到武装的壮大，这与根据地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根据地的发展，仅仅依靠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本身也很难有后面的结果，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是一体的。当然我们也会强调它的武装有一套系统的，先是民兵，然后是县一级更大的武装组织，再回到正规军，这也是共产党的一个程序。我倒觉得这并不是那么重要，我们看国民党的征兵程序也是一样的。它也是国民兵、集训兵，再是野战军，也是有程序的。这个程序是大家都知道的，关键是怎么做得到，怎么做得好。看看蒋介石给下面发的电报，怎么去组织、怎么去宣传，他一条一条列得清清楚楚。你要真照他这个做，和共产党的组织是一样的，没有太大区别。所以，关键是怎么做。国民党到最后，就是大批拉壮丁。当然，我们不能说，中共的部队都可以做到自愿加入。

我最近看萧军的日记，他说到柳青，这让我是很意外的。我一直以为柳青是个政治正确的一个作家，他1949年以后一段时间是很被重视的。他到延安找萧军谈一些问题，谈得很深入。柳青说，征兵很困难，所谓母亲送儿子当兵，是非常特殊的案例，没什么代表性的。

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我看四几年太行山区历次征兵的总结资料，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1941年、1942年、1943年、1944年，一路看下来，1941年的时候就说1940年的时候征兵很困难，经过1941年的宣传、动员，今年做得好。总是说去年做得不好，今年做得好。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其实，可能哪一年都不如材料里说的那么顺利。顺利的是37、38年，那个时候北方农民中有一批游民，这批游民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愿意去当兵。我看冯雪峰给毛泽东的电报，他说他在河南，不但有人来，还有人带枪来，来一个人带一支枪。这在世界上都很少，我们不能错过机会。同时不能否认那个时候，还是有带着民族情绪这样的人。无论是在国统区还是共产党控制区，这样的人是相当有限的。到了1939年，这些想当兵的都征完了，面向普通过日子的百姓征兵，困难就来了。我觉得这都很正常。但是，必须得承认，虽然也有强迫，中共征兵会用尽动员的手段、宣传的手段、物质刺激的手段，把这些用到极致，而不是像国民党那样横行拉丁。我们面对历史的时候，经常会理想化、神圣化，不能够容忍任何瑕疵，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我经常说，我们比较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政治力量，中共的控制也会有一定问题，但中共是最有牺牲精神，最愿意干事情，也干出事情的政党，这个我们应该看到。我们去跟别的党比较，比别的做得好，那就足够了。

第三个是组织、动员还有宣传，我放在一起讲。大家都很熟悉，我也没有必要多讲。组织、动员、宣传这一套方法，国共两党都知道，国民党对中共的了解，大家不用去怀疑。两个党互相的了解，知己知彼，这都是没问题的。但是问题是国民党没有中共这样的贯彻者，所以蒋介石抱怨，说没有人了。这是蒋的解释。表现出来的事实就是，确实是没有人去做。再好的设想、架构，没有人去做，就是空的。

中共干部为什么比国民党更厉害

所以，我想组织和动员，关键是要贯彻，要落实到干部身上，中共确实有一批和国民党不一样的干部。我想这个可能是他们最后会有不一样走向的关键。我一直想做这样的实证性研究，但是非常难做。很难找到直接的材料看干部都干了什么，共产党是不讲个人的。吕老师告诉我，吕正操老先生就经常会提到，这些成绩不是哪个人做的，是群众的。当年的共产党人，这种认识不是虚伪的。中共确实是有一批这样的人，特别是中层知识分子干部。我在看中共的材料时，觉得理解中共的作为，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弄清楚，但工作很难做，很难有数据去说明，也苦于不知道该怎么解读。

吕正操地道战纪念馆题词

干部为什么那么重要？你说共产党高中级干部是知识分子，国民党没有知识分子么，国民党的干部也都是受到教育的，他们干部知识分子水平更高，这就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为什么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干部有力量，为什么国民党知识分子干部没有表现出共产党知识分子干部那么大的力量。这就要说到信仰的力量，这个概念讲起来，很多人不大愿意听了，但我们现在仅仅是就历史讲历史。

在北大王奇生老师一次阅读课上，我大谈共产党的理念和信仰。奇生问我，苏区不好的时候，被俘的也有人投降呀！投降的不少还是知识分子。我自己看到1941年的陕西历史文件汇编，这一年陕西省逮捕一百二十几个共产党人，自首的有一百零几个，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自首。我要说明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自首是很简单的，签一个声明就可以了。但毕竟这还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不是动摇了我们的结论，我觉得不会，我想这里面要有一个比较，如果把共产党换成国民党，估计百分之百在那种状况下都会自首，共产党毕竟还有不自首的。而且，人是有弹性的，选择自首和他心怀信仰不一定是完全冲突的，人太复杂了，历史也太复杂了，所以我们面对历史的时候永远要保持谨慎的态度。

以我看到的材料，我们必须得承认，中共的成长，武力当然是第一位的。但是他的政权的建立，党的推进、工作的开展，动员、组织的发挥，这些都离不开干部。当年许多知识分子干部当然也包括工农干部走上革命的道路，很多是经过选择的，他们有这样的理念，所以他们对中共的忠诚度可能超乎我们想象的高。从萧军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延安的文艺界的忠诚度。这是一批可以为事业作奉献、牺牲的人，当然也不是说他们没有利益、私欲，不能说他们任何时候都会做出无怨无悔的选择，毕竟都是人啊。
 

（本文源自黄道炫教授在上海交大讲座上的部分精彩发言）